在不同的地點和時代,人們對“好男好女”的標準都不盡相同。記得當年有部轟動一時的電影《我們村裏的年輕人》,其中的插曲《人說山西好風光》唱響了幾代。中間有一句“男兒不怕千般苦,女子能繡萬朵花”;堪稱是點睛之筆。
好女子要“豐碩”
山西曆史悠久,很多地方雖然交通不便,人卻都活得很有底氣。在我看來,山西男子的相貌,普遍比女子更好。我前年重返山西些,在平遙和當地信徒一起吃飯,同席的弟兄都像連環畫裏走下來的,深膚色、長方臉,骨架勻挺,沒有贅肉。
山西人給男孩起名,多用“反義詞”,如“醜牛、屎蛋、憨小”;是不想讓孩子被鬼魔惦記,或者叫“鐵蛋、鐵柱、石頭、石鎖”,能對抗疾病、災難。
山西女子的名字,卻更重審美,多是“英、珍、花、梅、蘭、芳”等等,在這些字之前再加一個“好”或者“改、變”字,像是“好英、好珍、好梅…改花、改蘭、變芳、變菊”。“好”是對女兒的祝福,“改、變”則是父母期望接下來能“改變”為生男孩。
曆史上,山西男子中出了介子推、關雲長這些忠臣武將;女子中則有一門忠烈的“楊門女將”。不過,最出名的還是美女楊貴妃,她體態豐盈;因此有“環肥燕瘦”之說。山西人審美,與江南人差異很大,他們不太認同柳眉杏眼、纖足細腰。大同雲崗石刻中的女子,都豐碩頎長,有雙下巴,沒有曲線,也沒有嬌弱之態。
李敖大師對美女的五字標準“瘦、高、白、秀、幼”,與山西人的標準簡直背道而馳。當年沁源人形容漂亮女孩是:紅臉臉、毛眼眼(長睫毛),肉咯蛋蛋。豐滿紅潤的少女,才招人稀罕。盡管很多女子在婚後都會變瘦,鄉人說“麻人(瘦人)多養孩兒”,也多精力旺盛。比如我的生產隊長,四十多歲,滿臉皺紋,幹瘦幹瘦的,遇到半人高的斷牆,她拄著鋤頭,一個撐杆跳就已經出牆;我這種“笨”女子,就得手腳並用的爬半天。
經過“革命”洗禮的女子,敢說敢做,麵紅體壯,降得住男人,唱得響“邦子/地方戲”。梆子演唱者通常緊鎖眉頭,圓睜雙眼,挺胸握拳,唱出的高腔穿雲裂帛,八路軍裏就不乏這樣的女戰士。
五十年代有個著名歌劇“劉胡蘭”,是鏗鏘的梆子腔,郭蘭英主演。雖然土,卻很有感染力。江蘇人周恩來就最愛這個調調。您打開這個視頻鏈接,可以體會一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0pi95tj7MA
當時的老人,不太見過南方女子;見我細胳膊細腿,臉上沒有大紅色彩,總以為我在生病,至少是個“另類”。隻有啞巴“待見”我,幫我擔水砍柴,常會護著我,怕我跌倒(我好像平衡能力較差);又怕我拿不動重物、隨時幫一把手。同院的嫂子們開玩笑說:“啞巴實在稀罕(喜歡)妳,想娶妳當‘婆姨’呢”!想想也蠻好笑:這不是“殘疾”找“另類”嗎?
好女子不露腳
在1970年代,當地的習俗是女子不可以露出腳,“光腳”是非常下賤的舉動。比如夏天有時候去河對岸幹活,水不高時,可以踩著河裏的大石頭過河。下雨之後水已經過膝,女子又不能脫鞋露腳,就得找男人把自己背過河去。有時候女子找不到熟悉的人,隻好求過路的行人背她過河。
我之前在雲南河口兵團,那裏的女人一年四季都光著腳,到太熱的時候,脫了衣服就下河洗浴,也不管旁邊有沒有男人。
我剛到山西,不懂當地的規矩。有一次出工時,大家踩著大石頭過河。到晌午回村時,河水已經漲了。我二話不說脫了鞋、卷起褲腿就趟水過去了。岸上一群女子捂著口笑,我不知道她們是在笑我。
不過,在地裏幹活,實在熱得不行時,女子們可以脫掉光板棉襖,光著上身,有些沒結婚的女子(姑娘)有時候也會卸下棉襖,露出上身,甚至還互相比胸部的形狀,和平常嘮嗑,比誰納的鞋底、繡的花怎樣,同樣的稀鬆平常。隻是再熱,對腿腳的禁忌卻一刻不能鬆懈,不能卷起褲腿,更不能脫去厚厚的棉布襪子。
除了保護腳之外,許多女子在男女關係方麵相當的開放。比如鎮上很有名的“一枝花”,在小飯館裏當招待,她和所有手中有權的男人都“有一腿”,因此在物質缺乏的年代,活得很滋潤。人們傳說她家的一個笑話:有一次她正和某位男人在家辦事,他先生回家了,見門從裏麵反鎖著,就敲門。這位老婆大聲喊著說,我在洗腳呢,你先去街上逛一圈,等我洗完了腳再回來。
對這些混亂的男女關係,鄉人的解釋是:當年跑反(躲避日本人掃蕩)的時候,
誰都不知道還能不能活到明天,大家躲在在山洞、草稞子裏,男女混雜,把每天都當成最後一天過,根本不在乎誰和誰是一家了。
金貴的“女兒家”
相比於南方鄉村的女子,山西稱未婚的女子是“女兒家”,比嫁了人的女子更“金貴”。這倒是很像《紅樓夢》裏麵描寫的習俗:“探春”的母親並非正室,卻敢理直氣壯地罵正室的兄弟和嫁入正室的嫂子們。
文革期間,“女兒家”初中或者高中畢業後,如果不能在城裏找到一份工作,就得下地幹活掙工分。這些女子很明白自己 “高人一等”的時間有限,連成年男子都得讓她們三分,一旦不小心得罪了“女兒家”,會當眾遭罵,還不可還口,不然群眾會覺得著男人不上道,會群起而攻之。
女人在地裏或者在炕頭聊天,如果說的話不合適,通常都是未婚的“女兒家”當場變色,甚至可以開口教訓長者:“嬸子(嫂子),妳這叫什麽話,讓我叔(哥)聽見,妳還不得吃板子……”。 通常被罵的女人都不敢回嘴,趕快陪好話。欺負“女兒家”的女人,會被認為粗魯而沒有婦德。
出嫁的女子,常常回娘家。還會特別和出嫁前的女友一起在炕上“拉話話”,傾訴自己如何想家、念著“女兒家”的日子;對夫家的習俗,甚至口音都不適應。
好女子有好針線
女子一旦嫁了人、生了孩兒,就不下地了。山西女子的針線活,是極其細致綿密的。她們互相交換新得來的繡花樣式,手巧的女子,不用人教,一看就學會了,還能做些改動,比原樣繡得更美。電影插曲唱的“女子能繡萬朵花”還是挺寫實的。稱讚“好女子”,通常不是稱讚體力好,而是指針線和人品。
到了冬天農閑時,婦女一起坐在炕上納鞋底,她們手中拿著活,口也不閑著,議論哪位當了主任的婦女,不會做“針線”和“飲食”;調侃某婦女勞動模範,褪下衣衫,毛發甚濃密,像男人等等。還說在偏遠的山莊,有的女人一輩子沒下過山,自己織布,沒穿過“洋布衫衫”;女人們輕聲細語,瑣瑣碎碎,卻很溫馨。
好女子少“受苦”
當年南方女子和男人一樣插秧、打穀、幹重活,拚的是體力,越能吃苦耐勞的女子,才越“牛”;山西女子卻常常抱怨自己體力差,“實在受苦不下,躺炕上就成了炕席了”,似乎如此才顯得“金貴”。
我剛到村裏時,努力向貧下中農學習“吃苦耐勞”,不明白“能吃苦”藏著貶義:沒人疼的女人才會吃苦。婦女們表麵稱讚我“有眼色,能受(能勞動)”,其實卻暗藏著不理解:為什麽“金貴的”城市女子,要自卑自貶地學“受苦”的活法。
“文化革命”在城裏鬧得天翻地覆,偏遠鄉村的人們,卻還守著兩千年來祖宗傳下的那些根深蒂固的觀念。對毛主席提倡的“農業學大寨”,他們是不明白的。
尤其是對大寨的“鐵姑娘”,他們認為,“那是跟男人胡混呢,沒個女人的樣樣”。
城裏人怕說錯話被抓去坐監,他們根本不在乎,對門的嫂子有一次閑聊說:“前日有個貓崽崽,跑到我家炕櫃櫃上,照照(準準)地把一泡尿撒到毛主席頭上咧”;她說的是牆上的毛主席畫像。有人告誡她“可不敢胡說,要被關監獄咧”。她滿不在乎地說“那倒是好咧,不用在地裏曬日頭受,不用怕口糧不夠吃咧。”那個時代,也就是偏遠地方的人敢說實話、做實事。
那時候工分不值幾分錢,村裏的副業是挖煤和造紙。
小造紙作坊的紙漿來源, 都是來自小紅書“毛主席語錄”。在城裏,誰敢把寫了最高指示的紙張攪碎了、再泡爛成紙漿?把紅色塑膠書皮拿來放零錢和零碎物件,或者剪成鞋底樣?這還不得成了“現行反革命”。可在這“天高皇帝遠”的小山村,大家都覺得“物盡其用、利民生財”是天經地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