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究竟是一種什麽樣的模式？

自從經濟危機在全球暴發並不斷延續，一個新的名詞愈來愈頻繁地躍入人們的視線，這就是所謂“中國模式”。那麽什麽是中國模式？或者說到底有沒有中國模式？事實上，中國模式在實踐上究竟指的是什麽？目前並沒有人能夠說得清楚。關於這種模式的諸多說法既源於美國智囊們的創造，也源於中國自豪的經濟學家的模糊說辭。

然而，隨著這場危機的逐步升級，世界對中國模式的關注也有增無減。幾個月來，《新聞周刊》，《華爾街日報（亞洲版）》等媒體都直接提到了中國模式。最新一期的美國《時代》周刊還發表了專欄文章，標題就是“中國模式”。該文除了羅列了許多數據和經濟現象，也未提出更新的觀點。說來說去，中國模式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人們相信它的存在。

對許多西方國家來說，中國模式的誘惑力是顯而易見的。的確，當大多數經濟杠杆及手段都掌控在政府手中，處理經濟衰退自然會更加得心應手。西方國家對於中國模式更為廣泛的議論是，這種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高儲蓄率和高出口率相結合的基礎之上，而這恰恰與缺少儲蓄同時又渴望廉價外國貨的美國模式形成了天然的一對。那麽，人們不禁要問，如果沒有美國模式這個對應物，中國模式還會存在嗎？或者說中國模式還能持久嗎？

最近偶然在網上看到了一篇文章，題為“中國要自檢自警不可自我膨脹”。文中的許多觀點雖不敢完全苟同，但覺得確實有些新意。轉帖於下。該文的論點並不代表本人的觀點。

 

中國要自警自檢 不可自我膨脹

在當代世界經濟發展中，中國探索出了一條既融入國際社會、又自主發展的“中國模式”。這一模式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不斷蔓延的情況下，以其獨有的競爭力、效率和適應性愈益吸引著世人目光——

　　這次世界性經濟危機，被稱為金融海嘯，人人談“嘯”色變，唯獨有一特殊現象，就是連西方許多人都重看中國的發展，都在爭說“中國模式”，認為“一場金融海嘯反使‘中國模式’的吸引力越來越大”，並拿“中國模式”來和其他發展模式（包括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相比。對於“中國模式”，不少有見識的西方人大都欣賞中國的改革是先經濟後政治，就是先使政治穩定下來，然後大膽發展經濟，創新經濟體製，甚至不怕采用某些資本主義的方式推進經濟的發展，特別用大力使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經過了一場激烈持久的鬥爭，保守勢力曾在這一領域反複進行爭奪。一位西方評論家就此回顧前蘇聯的先政治後經濟的改革，說“蘇聯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協作之下，甚至刪去憲法第二條，即取消了蘇共的領導地位，這就為索羅斯等世界金融巨頭製造了很大的溫床”。

　　但中國的經濟先行並不是政治絲毫不動，不給經濟提供助力，事實並非如此。誠如一位中國青年評論家俞可平所說，中國是采取“增量民主”的辦法，“增量民主”表征為漸進的積量變為部分的質變。這從基層普選和上層采取的某些使人民有“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等措施可以看出來。這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地區情況各異的大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此外，中國的市場有一個有效的保護層，這就是國家（國務院）有一個宏觀調控市場的機製（當然要以有效率的政府為前提），使之少受市場自發起伏的影響。（這裏我認為必須指出：市場經濟本無所謂姓“社”姓“資”之分，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指在社會主義國家遵照價值規律進行宏觀調控為培育社會主義因素而進行的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則是在資本主義國家主導之下的市場經濟，包括采取福利政策的國家在內）。

　　在評論中國發展模式時，最使國外學者們感興趣並引起討論的是關於民主的問題：沒有西方式民主能否使經濟得到發展？一場金融海嘯和使世界矚目的中國發展模式使人們重新反思這個問題。發展中國家體會深切，塞內加爾總統阿卜杜拉耶·瓦德說：“雖然西方國家抱怨中國在推進民主改革方麵步履緩慢，卻無法掩蓋中國人比批評者更具競爭力、更有效率、更能適應非洲商業環境的事實……不僅是非洲需要向中國學習，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國學習的地方”。美歐政客和輿論，一直意圖以印度的“民主道路”把中國道路比下去，但並不如願。2007年11月下旬，溫家寶總理在新加坡一次演講中強調中國繼續改革開放。幾天後，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在一次集會上，向印度政要熱情推薦這個演講還特別指出“希望印度能維持良好的民主機製，但民主也有缺陷”。早在2006年9月，一位俄羅斯經濟學教授波波夫就說：“中國的發展模式對所有發展中國家具有無法抗拒的誘惑力，因為這種模式引發了世界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輪增長，這種模式與美國開出的西方民主和新自由主義處方可謂背道而馳”。（以上均摘自香港《鏡報》月刊）最近《鏡報》月刊又有一篇文章指出，西方一些政治人物總喜歡將“民主是普世價值”一語掛在嘴邊，事實是否如此呢？當然，民主是一種非常正麵的東西，沒有人會否定它，但是民主有各種各樣，說“西方式民主是普世價值”顯然是言過其實。德國前總理施密特最近在日本《讀賣新聞》上撰文說，西方的民主價值完全是西方的東西，它既源於“啟蒙思想”，也源於基督教教義，因此，在亞洲並不行得通。就以美國來說，正像有人指出的，美國自身的選舉製度和民主形式早已不適合現代社會的民主訴求，選民不能直接投票給自己屬意的總統候選人，人民投完票後便一無所有，選舉總是以金錢為主導並且充滿偽善和貪婪。所以現在一場金融海嘯促使人們的注意力開始轉向中國，他們注意到：“中國模式”既融入國際社會，又不依附西方；既借鑒吸取資本主義因素，又堅持獨立自主道路；既促進順勢的發展，又顯示逆勢的承受力。民主的漸進，經濟的高速，社會的穩定，日益產生強大的吸引力，這種吸引力不僅見之於龐大的發展中國家，也在一些發達國家的輿論中表現出來。

　　就拿漸進民主一項來說。2008年2月7日德國《新德意報》文章說：“目前中國正在進行當代最偉大的社會實踐……中國定將實現一種特殊的民主，這種民主將考慮到這個大國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特點。這種亞洲‘社會主義民主’所涉及的是史無前例地繼續思考，不是抽象的複製西方資本階級民主。”2008年2月，美國“軟實力”概念提出者約瑟夫·奈說：“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僅使發展中國家獲益巨大，中國的特殊發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發達國家稱為可效仿的模樣，更重要的是將來，中國倡導的民主價值觀、社會發展模式和對外政策做法，會進一步在世界公眾中產生共鳴和影響力。”

　　以上是所見所聞的一方麵。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變的發展模式，中國模式也處在不斷的發展、完善之中。關於這些方麵，總括起來說，第一是認為中國在保持國內穩定的前提下對適合於自己大國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特點的民主還沒有一個清晰的遠景規劃出來，相反，在這方麵倒不時聽到一些不協調的雜音；第二，在居民生活得到實質性提高的情況下，貧富差距拉大的趨勢還未得到有效遏製，改革不到位造成了一定的經濟和社會不平衡，這種不平衡存在於城市和鄉村之間以及不同的經濟部門之間，導致實質性的收入差距和社會分化。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在這場全球經濟危機中麵臨嚴峻的考驗，看來中國不能獨善其身；第三，認為當今中國已經強大到沒有任何外來敵對勢力可以打敗，“台獨”、“藏獨”、“東突”、邪教組織，都不足懼，唯一能夠打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隻有來自內部的腐敗。我們黨曆來高度重視反腐敗工作，盡管近年來我們的反腐敗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績，但也應當清醒地看到，反腐敗鬥爭具有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權力私相授受、賣官買官等腐敗現象仍然存在，有的在一定範圍內還有蔓延之勢。許多腐敗源於用人不當，監督不力。不能治人，焉能治國？

　　“中國模式”被世人熱議，我們應如何回應。回答是：應當更加自警自檢，如實估量自己，謹行審思，決不可自我膨脹，自誇“盛世”。須知我們確確實實尚處在發展之中，離發達還很遠。當此危機降臨之際，正是我們自我警惕、自我檢察之時。度過危機為當前急務。尤其腐敗盛行使“中國模式”麵臨生死考驗。我們必須慎之又慎，一失策成千古恨。功過榮辱，在此一舉。

　　（作者吳江為資深理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