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怡然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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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亞.伍爾夫（1882年1月25日—1941年3月28日）英國作家，被稱為二十世紀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的先鋒。在一戰與二戰期間，她是倫敦文學界的核心人物，同時也是布盧姆茨伯裏派（Bloomsbury Group）的成員。最知名的小說包括《達洛維夫人》《到燈塔去》《雅各的房間》《海浪》《奧蘭多》《牆上的斑點》以及散文集《一間自己的房間》《伍爾夫讀書隨想錄》等。
女性與小說
文 | 伍爾夫
“女性與小說”其實有兩層意思，既可以指女性和她們所寫的小說，也可以指女性和關於女性的小說。我在這裏故意含糊其辭，是因為談論女性作家需要盡可能大的伸縮性，必須給自己留點餘地，以便討論她們的作品之外的其他事物，因為這些作品常常深受一些與藝術毫不相幹的因素的影響。
隻要稍微留意一下女性寫作，就會引出一連串的問題。我們當即會問，為什麽在十八世紀以前幾乎沒有女性作品出現？為什麽自十八世紀以後，女性不僅像男人一樣寫小說，而且還寫出了一部又一部經典之作？為什麽女性寫作——不論當初，還是今天——都一直以小說作為主要表現形式？
稍加思索就會明白，我們若想自己來回答上麵這些問題，那隻會徒勞一場。因為它們的答案一直被鎖在一些陳舊的抽屜裏，塵封在古人留下的那些破舊的日記裏，或者是殘存在一些老人模糊的記憶裏，而且很快就要被徹底遺忘了。所以，我們要想得到答案，隻能返回到曆史的幽深之處，到那些昏暗的過道裏，到往日平凡乃至卑微的女性生活中去尋找。
女人世世代代生活在昏暗之中，隻有極少數幾個偶爾露一下身影；因此，關於過去普通女性的生活，人們知之甚少。英國的曆史，曆來就是男性的曆史，而不是女性的。我們對於自己的父輩，多多少少總有點了解，特別是他們的非凡之處。他們曾當過步兵，或者曾加入過海軍，或是出任公職或是製定法律。如此等等。但是，對於我們的母親、祖母和曾祖母們，我們又知道什麽呢？隻有一些傳說留下來。說她們中的某一位長得很漂亮；某一位長著紅頭發；某一位曾被王後親吻過，如此而已。除了她們的名字、她們結婚的日子和生過幾個孩子，我們對她們幾乎一無所知。
正因為這樣，如果我們想知道在某個特定的時期裏女人們為什麽做這件事而不是那件事，為什麽她們不動筆寫作，或者相反，為什麽她們創作了傳世佳作，每每很難找到答案。不過，假如真有人去考察那些陳年的書信筆記，去把曆史裏外顛個個兒，並能準確地再現出莎士比亞時代、彌爾頓時代，以及約翰遜時代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情形，他肯定不但會寫出一部極為有趣的書，而且將為批評家提供一種他們迄今尚缺乏的武器。出類拔萃的女性是依賴平凡的女性的。唯有對普通女性的生活狀況有所了解——譬如，她有幾個孩子，她本人是否有經濟來源，她是否有一間自己的屋子，她在養育兒女時是否得到幫助，她家裏是否有仆人，她是否要承擔部分家務，等等——也就是說，隻有當我們考察過普通女性所可能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經驗，我們才能揭示那些不尋常的女性作為小說家成功或失敗的原因。
在曆史上，似乎有一種奇特的現象，那就是，在兩個女性活躍期之間常有一個女性沉默期。公元前六世紀，在希臘的某個島嶼上有薩福和一小群女人在寫詩。後來她們沉默了。然後到了公元十一世紀，我們發現在日本有一位宮廷貴婦，即紫式部夫人，寫了一部篇幅浩瀚而且非常優美的小說。接著，在公元十六世紀的英國，男性劇作家和詩人雖然無比活躍，女性卻噤若寒蟬。當時正值伊麗莎白女王時代，可文學卻是清一色的男性文學。此後，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同樣在英國，我們看到女性又開始寫作。這一次不僅寫得很多，而且成就卓著。
毫無疑問，女性的這種奇特的間歇性的緘默與發聲，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律和習俗造成的。如在十五世紀，一個女人若不肯嫁給父母為她選中的男人，父母就打她，強迫她出嫁。在這種情況下，簡直不可想象她會搞什麽藝術創作。又如在斯圖亞特王朝，一個女人嫁給哪個男人也不是由她本人決定的，而她一旦嫁給了某個男人，“至少依據法律和習俗”，那個男人“理所當然”成了她的主人。這樣的女人恐怕也不大可能有時間和勇氣去進行寫作了。在我們這個精神分析的時代，人們已經開始意識到，社會環境和社會導向會對人的心靈產生巨大的影響。從藝術家的回憶和書信中，我們也開始理解，藝術創作不僅需要有非凡的才能，而且還需要社會的嗬護。這一點，隻要讀一讀濟慈、卡萊爾、福樓拜等人的傳記和書信便可知曉。
所以，很顯然，十九世紀英國女性小說非同尋常地興起，是以法律、習俗和日常生活中無數細微變化為前提的。當時的女性已稍有閑暇，還受到某種程度上的教育。中上等階層的女性自主選擇丈夫，也不再是稀罕事。值得注意的倒是，四位偉大的女性小說家——簡·奧斯汀、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和喬治·艾略特——都不曾生育子女，其中兩位還從未結過婚。
那時，不準女性寫作的禁令雖然已經解除，但看來似乎仍存在相當大的社會壓力，使得當時的女性即使要寫作，也隻能寫寫小說而已。這四位女作家的天分和性格大相徑庭，相互之間的差異甚至超過任何四個普通女性。簡·奧斯汀和喬治·艾略特截然不同；喬治·艾略特與艾米莉·勃朗特也毫無相似之處。可是，她們的教養使她們都進入了同一種職業；當她們寫作時，她們都選擇了寫小說。
對女人來說，小說曾經並仍然是最容易掌握的一種文體。道理很簡單，因為寫小說不太需要精神高度集中。與戲劇和詩歌相比，小說寫作比較隨便，有時間隨時可寫，沒時間隨時可放下。喬治·艾略特就曾一邊寫作，一邊照料父親；夏洛蒂·勃朗特也經常為了削土豆而暫時擱筆。女性生活通常局限在起居室，那裏因為有客人來來往往，這才使她有可能觀察形形色色的人，了解人們的不同的個性。也就是說，她的生活使她被訓練成小說家而非詩人。
即使到了十九世紀，女性的生活仍僅限於家庭生活，女性的情感也僅限於家庭情感。在這方麵，十九世紀英國女性小說固然表現得非常出色，但由於當時的女性小說家因性別而被排斥於某些生活領域之外，她們的小說也確實有生活經驗偏狹的缺憾。毫無疑問，小說家的生活經驗對於其寫作來說意義重大。假如康拉德不曾當過水手，那麽在他小說中最精粹的部分就會喪失。假如托爾斯泰不曾當過兵而且親身經曆戰爭，假如他不是那麽有錢而且受過良好教育，不曾接觸過社會各個階層的人物，沒有那麽豐富的人生經曆和社會閱曆，那麽《戰爭與和平》就會變成一大堆空空如也的廢話。
然而，對於《傲慢與偏見》《呼嘯山莊》《維列特》和《米德爾馬契》的作者來說，除了中產階級起居室和客廳的場景以外，其他生活領域的每一扇大門都是關閉的。對於戰爭、航海、政治和經商，她們都不可能有第一手的經驗。甚至連她們的感情生活也受到法律和習俗的嚴格製約。當喬治·艾略特冒險和路易斯先生未婚同居時，公共輿論一時嘩然。迫於壓力，艾略特不得不到郊外閉門隱居，這無疑極大地損害了她的創作。她寫道，她從不邀請客人上門，除非有人主動來看望她。與此同時，在歐洲的另一個地方，托爾斯泰正活躍於軍界，在和各個階層的男男女女交往，生活散漫而無節製過，卻從未受到公眾輿論的指責。而他的小說所具有的驚人的廣度和生氣，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來自這種經驗。
小說家生活經驗的不足當然會影響其作品的質量，但並不是唯一的原因。就十九世紀英國女性小說而言，還有另一個與小說家性別有關的原因。在《米德爾馬契》和《簡·愛》中，我們能感受到作者的個性，就像能感受到狄更斯的個性那樣，但與此同時，我們還能感受到一種在狄更斯小說裏所沒有的東西，這就是女性意識——一種因自身受到歧視而感到憤怒，因自身不受重視而想大聲疾呼的女性意識。這就使當時的女性小說比一般的男性小說多了一種額外的因素，而這一因素通常會使小說扭曲，或者說，是這類小說的一大缺陷。小說家一想為自己的切身利益申辯，或讓小說人物做傳聲筒來發泄小說家個人的不滿情緒，無疑會產生一種令人不安的副作用。那就是，讀者不能單純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小說本身，而必須雙重地關注那些與小說無關的問題。
簡.奧斯汀和艾米莉·勃朗特則不然，她們既不熱衷於這類女性籲求，也不理會男性的蔑視和責難，可謂我行我素。不過，這隻能歸因於她們不尋常的個性。對於一般女性來說，要想克製自己的憤怒情緒，不僅需要明澈的心境，還需要堅強的意誌。女性從事寫作，總不免要遭人嘲笑或受人指責，總會有人以種種方式來證明她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這就很自然地使她們感到憤憤不平。我們在夏洛蒂·勃朗特的憤怒和喬治·艾略特的隱忍中便可看出這種反應。
至於在一些二流的女作家那裏，就更容易看到這樣的情緒反應了。有時，她們選擇的小說題材就是情緒化的；有時，她們極不自然地逞強好勝，而有時又極不自然地溫良馴順，以至於處處都顯得虛偽做作。她們受製於男性權威，其想象力不是太男性化，就是太女性化，唯獨沒有人性的自然本色。所以，她們的作品也就沒有什麽藝術性可言，因為藝術的根基恰恰在於人性的自然流露。
由此看來，女性寫作若要發生什麽變化的話，首先應該是寫作態度的變化。將來的女作家不應再那樣憤憤不平，因為她們已不必再為自己的性別請命，也不必再對男性提什麽抗議。這樣的時代雖說至今尚未到來，但我們至少正在接近這個新時代，即：女性寫作將極少，甚至完全不受非藝術因素的影響，女作家將隻專注於藝術想象而不受其他事物的幹擾。過去唯有那些個性非凡的天才女性才能達到的超然境界，現在對於普通女性來說也不再是不可企及的了。因而，現在的女性小說遠比一百年或五十年前的女性小說，更加名副其實，更加生趣盎然。
然而，即使現在，一個女人若想自由自在地寫作，也仍將麵臨許多困難。首先是語言問題。也就是說，現有的語言形式對她來說並不適用。這看起來似乎非常簡單，實際上卻極為棘手。現有的語言是由曆代男性創造的，它們過於規範，過於繁瑣，過於沉重，並不適合女性使用。而小說的覆蓋麵是如此之大，小說家必須找到一種自己使用起來得心應手的語言，才能輕鬆自如地把讀者從書的第一頁帶到最後一頁。所以，今天的女性作家不得不自己創造語言，或者說，不得不將現有的語言大大地加以改造，使之適合於女性思想的自然表述，使之既不壓垮、也不歪曲她的思想。
當然，這隻是實現目的的一種手段而已。要真正實現這一目的，還需要女性作家具有不畏艱難的勇氣和百折不撓的自信心。小說歸根結底是關於千萬不同的事物——關於人、關於自然、關於神——的陳述，是一種力圖將不同事物聯係在一起的嚐試。在任何一部有價值的小說中，各種不同的事物雖然都經小說家的想象而重新獲得秩序，但事物的另一種秩序，即生活中的常規秩序，依然不可忽視。由於常規秩序的仲裁者曆來是男性，即生活中的一係列價值秩序是由男性製定的，而小說在很大程度上又有賴於生活，所以男性價值觀在小說創作中曆來占主導地位。
但不論在生活中還是在藝術中，女性的價值觀都可能與男性的有所不同。於是，，女性在寫小說時，就會發覺自己總想更正現存的價值尺度——有些被男性認為毫無價值的事物，她覺得應該認真對待，有些被男性認為價值重大的事物，她卻覺得無聊至極。這樣一來，她自然會因此而受到指責，因為批評家都屬於另一性別，他們對她試圖改變現行價值尺度的做法確實感到大惑不解，甚至驚詫萬分。他們從中看到的不僅僅是見解不同，而是一種和自己的價值觀截然相反的女性價值觀，於是便一致認定，這樣的價值觀是非理性的、武斷的和混亂的。
盡管如此，女性在這方麵卻變得越來越有獨立見解了。她們開始尊重自己的價值觀，由此她們的小說題材也開始顯示出某種變化。她們似乎變得不再那麽專注自身，而是開始更多地關心其他的女人。在十九世紀初的女性小說大多是自傳性的，女性寫作的最大願望就是想傾訴自己所經曆的苦難，並借此抒發自己的理想。如今這種願望已不再那樣迫切，女作家已開始冷靜地反省自己的性別，而且以一種全新的方式來塑造女性自身的新形象。這是前所未有的，因為直至最近，曆代文學中的女性形象都是由男性作家塑造的。
這裏，女作家又遇到了一個棘手的難題。因為從總體上講，女性不像男性那樣容易觀察，她們在日常生活過於平淡，很少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可以說，女人生活中的每一天都不留痕跡地消失得無影無蹤。煮好的飯菜被吃掉了，養大的子女離家走了。有什麽引入注目的地方呢？有什麽事情可以讓小說家大做文章呢？幾乎沒有。她們生來默默無聞，就如一些隱姓埋名的人，簡直讓你無從查找。而現在，女作家首次要在小說中探訪的，就是這樣一個鮮為人知的國度。此外，由於現代女性已經開始躋身某些社會職業，女作家還要關注這一新的動向，觀察它對於女性思想和生活習慣的影響。同時她需要觀察，女性暴露於外界後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如此等等。
所以，如果有人想總結當前女性小說的基本特征的話，那麽不管此人屬於哪一性別，都會說這些小說是大膽的、真誠的，是與現代女性的所感所知息息相關的。她們不再憤憤不平，也不再一味強調自己的女性風格。但它們的寫法，又確實和男性小說大不一樣。這樣的寫法，如今在女性寫作中已相當普遍，因此，即便是現在的一些二流乃至三流的女性小說，也不無價值，也同樣令人感興趣，因為它們至少是真誠的、坦率的。
關於當代女性小說，除了上述優點以外，還有兩個特征也值得進一步探討。英國女性過去一直生活在一種不可名狀的昏暗中，現在她們已成為合法選民、有薪俸的雇員和有責任感的公民。
這一變化無疑會使她們的生活和藝術都趨於非個人化。她們的人際交往不再僅限於個人情感，而更多地滲入了知識的成分，甚至政治因素。以往，她們隻能通過丈夫或兄弟的眼睛模模糊糊地了解世事和表示疑問，如今她們不再訴求於他人了，而是為自己的實際利益直接采取行動。既然如此，她們的注意力也勢必要從過去唯一關注的個人生活轉向非個人的社會問題，她們的小說自然就更多地傾向於社會批評，而不再那麽具有個人色彩了。
“牛虻”的角色過去一直由男性扮演，但我們可以料想，女性在不久的將來也將扮演這一角色。她們的小說除了揭露社會弊端，還將提出整治措施。她們筆下的男男女女，將不再單純地糾纏於個人情感，還將直接卷入種種社會爭端、階級衝突和種族矛盾當中。這是一方麵的重要變化。但對於那些不大喜歡“牛虻”而更喜歡“蝴蝶”，也就是不太喜歡批評家而更喜歡藝術家的人來說，
另一方麵的變化也許更讓他們感興趣。那就是，迄今為止女性小說中最薄弱的一麵——即缺乏詩意——將隨著女性生活的日益非個人化而大為改觀。因為非個人化的生活更有助於詩性的培養。女作家將不再像以往那樣一味注重事實，不會再滿足於準確地描述自己偶然觀察到的一些生活細節。她們會越過瑣碎的個人生活和乏味的政治活動，會把目光遠遠地投向詩人的領地，去關注過去唯有詩人予以關注的大問題，即：人類的命運如何，人生的意義何在。
當然，詩意態度的根基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物質生活的富裕。要有閑暇，要有一小筆錢，要有超越個人得失而靜思萬物的可能。有了一點錢和足夠的閑暇，女性自然會比以往更多地用心於文字的技藝。她們會更加自信、更精妙地寫作。她們的技巧會更加嫻熟、更具創意。
以往的女性小說，其長處大凡在於天籟自發，就如山鳥或畫眉的啼囀，不是學來的，而是生來就有的。不過，這樣的鳴叫有時過於隨意，過於冗長——往往隻是在紙上饒舌，把一些隻言片語連在一起罷了。將來的女性，若有時間和書籍，若能在家裏有一小塊屬於她們自己的空間，那麽文學對於她們來說，就像對於男性一樣，也會成為一種可以研習的藝術。女性的天賦將得到培養，而且將發揮得更好。那時，女性小說將不再是傾倒個人情感的場地；女性小說的地位將大大超過今天，將成為和其他文學體裁一樣受人重視的藝術品，而且其曆史和現狀也將得到充分研究。
由此隻需再往前走一小步，女性就踏入了至今還極少涉足的精深寫作領域——即散文、批評、曆史和傳記的寫作。就小說來說，女性涉足這些領域肯定是有益的。它不僅有助於提高女性小說本身的質量，還能把那些本來不想寫小說，隻因為寫小說容易可行才寫小說的女性疏散開。而當那些多餘的曆史遺留物一旦清除後，女性小說也就不會像現在這樣魚目混雜了。
所以，我們或許可以預言，將來女性小說的數量會有所減少，但質量卻會更好；將來的女性不僅寫小說，同時也會寫詩歌、批評和曆史。當然，這一預言無疑包含了女性對一個美好時代的向往，到那時，女性將擁有她們長期以來被剝奪的東西——閑暇、一小筆錢和一個屬於自己的房間。
(本文選自《伍爾夫讀書隨想錄》，譯文校改：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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