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方證人：我的父親和《洛麗塔》

本文節選自《洛麗塔重生》---再讀二十世紀最駭麗小說的冒險。

這本書是由珍妮.明頓.奎格利（Jenny Minton Quigley) 組稿編輯，它集合了30位作家對《洛麗塔》這部小說的分析和閱讀記憶。該書試圖揭開《洛麗塔》的主題悖論：為何小說在道德上有爭議，卻能無休無止地激發讀者的熱情？作家們在為納博科夫高超的藝術成就折服的同時，也試圖探究這本書與自己的關係，探究讀者心理和閱讀的秘密。

珍妮. 明頓.奎格利的父親沃爾特.明頓（Walter Minton)在1958年8月出版了第一本美國版的《洛麗塔》，當時他是 G.P. Putnam’s Sons (普特南)出版社如日中天的霸道總裁。在那時，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已經在美國出版了幾本書，但都不叫座。納博科夫於1954年完成了這部小說，但直到1957年沃爾特·明頓找到他之前，他一直找不到願意承接這部小說的美國出版商。在此之前，美國五家出版商拒絕了這本小說。維京出版社(Viking Press ）的帕斯卡爾·科維奇(Pascal Covici)聲稱，“如果這本書出版了，我們都會進監獄。”他不是在開玩笑。這是真的。麥卡錫時代進入尾聲，很多出版社和作家被起訴。出版《洛麗塔》在當時是一種激進的行為。我想放在今天應該也是的。（選自本書的導言）

辯方證人：我的父親和《洛麗塔》 

文 | 艾米莉·莫迪默（Emily Mortimer）

 

我的父親約翰·克利福德·莫迪默爵士從我小時候起就教育我，好人有可能會殺人，而大壞人一輩子都不一定收到過違章停車罰單。父親給我的教誨讓我引以為豪。

他生前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刑事辯護律師——用他自己的話說，“唯一一位曾在老貝利街英格蘭和威爾士中央刑事法院(Old Bailey)為謀殺犯辯護過的劇作家”。他在兩個職業上都造詣非凡，這是因為他能摒棄那些易受攻擊的膚淺道德，尊重真理從不是片麵的事實，藝術因此也不該是片麵的。

我父親說過，他這些見解深受他的父親克利福德·莫迪默的影響。我爺爺是個盲人律師，專門受理離婚和遺囑糾紛，我父親這一輩子花了大量時間書寫爺爺的經曆。我父親自認永遠感激他的父親，僅憑他從未被教導正確和錯誤的區分標準這一點就足夠了——這對作家和刑事辯護律師來說都是寶貴的一課。

作為出庭律師，我父親曾為許多謀殺犯辯護（謀殺犯是他最喜歡的客戶，他曾說過，這些人通常是把世上唯一讓他們不爽的人幹掉了，事後他們就都心平氣和了）；不過他的另一個專長是淫穢案件。他屬於“我可能不同意你說的話，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那一派。他曾告訴我，每當不得不看色情案件中那些令人作嘔的、肮髒的證據時，他一般都會摘掉眼鏡，讓畫麵變成一片模糊的粉色，這樣顯得更單純和勉強可接受。不過，有些他辯護過的反淫穢案件屬於上得了台麵的那一種。他之所以在這個領域小有名聲，是因為他曾捍衛一係列曝光度高的出版物，比如性手槍樂隊的專輯Never Mind the Bollocks（意為“別管那些廢話”，因專輯的封麵被控公共猥褻）、地下雜誌Oz的學童專刊［中頁特寫是深受喜愛的卡通角色魯伯特熊(Rupert the Bear)的勃起照］，還有小休伯·塞爾比(Hubert Selby Jr.)的色情小說《布魯克林黑街》(Last Exit to Brooklyn)。這些出版物在英國都被起訴，除了性手槍樂隊，依據的都是1959年頒布的《淫穢刊物法令》(The Obscene Publications Act)。

我父親於2009年去世，但他每天仍然以各種方式跟我們在一起——我的孩子們會想起關於他的趣事；我和我母親時常談起他；我時常想象他對這樣那樣的事件會發表怎樣的觀點。

前幾年有一段時間，我比往常更多地想起他。那時我在為一部叫《書店》(The Bookshop)的電影做宣傳。電影由加泰羅尼亞電影人伊莎貝爾·克賽特(Isabel Coixet)執導，改編自佩內洛普·菲茨傑拉德(Penelope Fitzgerald)的同名小說。故事發生在1959年，講的是寂寞的寡婦弗洛倫斯·格林（Florence Green，由我扮演）決定在英格蘭西部的一個海邊小鎮開一家書店。

電影在2017年秋季上映，時值第一波 MeToo運動席卷西方世界，這對電影本身的故事來說恰逢其時——電影講述的是一位低調而勇敢的單身中年女性，想通過做個小生意來完成某種自我實現時所麵臨的艱難，她在遇到來自（主要是男性的）權貴們的阻撓時奮起反抗。由女性自編自導，主演是女性，故事也是關於一位女性的鬥爭，電影完全適合當下。但電影發行時，在我與記者的交談中，小說和電影裏的一個有趣的支線情節多次被提起。1959年是《洛麗塔》在英國出版的那一年，弗洛倫斯·格林麵臨一個兩難境地，是否應該在自己的書店上架這本小說。弗洛倫斯深信藝術是個雜亂無章的行當，在深思熟慮後，她決定售賣《洛麗塔》，而最後，這一決定導致她的書店被迫關門。小鎮的權貴們以此為借口，將簡樸、溫和的弗洛倫斯掃地出門，聲稱她對如此不堪的文學作品的興趣是不得體的、危險的。

為了蹭MeToo的熱度，在每一場采訪中，記者都問我關於《洛麗塔》這本小說的想法，問我認為在當下這本小說能否發表。我回想起我的父親，以及在那個時代，小說依然被認為足夠危險，可以被起訴。我想到了一個事實：《洛麗塔》逃脫了《淫穢刊物法令》的荒謬審查。我好奇，這本小說在今天是否比1950年代更難出版，真希望我父親還在世，我可以和他談談這件事。

在大學時我念的是俄語語言文學，作為學業要求，我讀過《洛麗塔》，所以在準備電影版《書店》的角色時偷懶沒有重讀一遍。我已經是納博科夫的鐵粉一枚——大學時，我成捆批發他的回憶錄《說吧，記憶》(Speak,Memory)，送給朋友做禮物；我把他那本《俄羅斯文學講稿》(Lectures on Russian Literature)都翻爛了，納博科夫在書中對俄羅斯文學的評價既尖刻又精彩。（我永不會忘記首次讀到他嚴厲批評陀思妥耶夫斯基時的驚喜，他說陀氏是“一個平庸的作家，充斥著文學陳詞濫調的荒原”。）然而，我對媒體如此誇誇其談《洛麗塔》時，心裏有一種難為情的衝動，想重讀小說，當然是在宣傳完電影之後了。

於是我真就買了一本《洛麗塔》來讀，然後在讀的過程中我發覺，我一定、肯定從未讀過這本書。我不可能讀過。我曾宣稱自己擁有的任何關於《洛麗塔》的專業知識全是捏造出來的。我所有的知識應該來自於文學作品簡介(SparkNotes)、情節梗概和小抄，還可能來自於看電影。因為如果我曾經讀過《洛麗塔》，我肯定記得這段經曆，我就不會對故事內容和描寫如此驚愕和憤慨，讀到相關章節時不會如此驚歎，我的大腦、內心和靈魂不會如此扭曲和煎熬，讓我同時感到如此傷心、如此難過、如此興奮，三觀盡碎。

 

小說開頭那麽緊張刺激，你滿懷放縱和興奮，直接一頭紮進這怪異又美好的故事：“洛麗塔，我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我的罪惡，我的靈魂。洛—麗—塔：舌尖向上，分三步，從上顎往下輕輕落在牙齒上。洛。麗。塔。”你被吸引了，如此驚豔，你目前仍認為可能以前讀過這本書，無論如何，你徹底沉浸其中。

但才剛讀幾頁，亨伯特就（什麽鬼！）受了詛咒，生活在“一種允許25歲的男子向16歲而不能是12歲少女求婚的文明裏”。關於《洛麗塔》，我記得很多，即使我隻是假裝讀了這本書——但是12歲？！我肯定是忘了那個重要的數字，這讓我感到震驚。在這裏，亨伯特高度讚揚“青春期以前的婚配和同居在東印度某些地區仍是常事”。還有這裏，他養成了尋覓非常年輕小女孩的惡習，任何能找到她們的地方，在孤兒院、感化學校和公共場所：“啊，走開吧，讓我獨自待在我春情勃動的公園裏，待在我生滿青苔的花圃中。讓她們永遠在我身邊嬉耍吧，永遠不要長大。”還有這裏，他幻想未來娶了洛麗塔，和她生孩子，然後再強奸她：“我最後或許能用我灌注在她精致血脈裏的血使她生出另一個小仙女，洛麗塔第二，1960年左右她將是8歲或9歲，那時我仍然還是年富力強。”緊接著，這都是些什麽啊，他開始幻想強奸第三代人，自己的親孫女！“古怪、溫柔、流著口水的亨伯特對著超級迷魂的洛麗塔第三練習作祖父的藝術。”

我一邊讀著這一切，一邊思考著我對媒體誇誇其談的所有事情，我開始想知道，當年《洛麗塔》到底是如何成功出版且免遭起訴的？為什麽《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在1960年被起訴，而在早一年出版的《洛麗塔》卻逃過此劫？當然，這並不是說《洛麗塔》進入像弗洛倫斯·格林開的那樣的書店裏銷售的旅程一帆風順。最初美國所有的大出版社都拒絕出版《洛麗塔》，所以納博科夫求助於法國色情出版商奧林匹亞出版社(Olympia Press)，結果書在法國、阿根廷、新西蘭、南非和澳大利亞都被禁售。在英國，從1955年到1959年，所有《洛麗塔》的書都被海關收繳，而最終在1959年出版時，引起了巨大的震動和爭議。但是，據我所知，從未有針對《洛麗塔》的刑事訴訟，這是令人驚訝的，因為在它出世的年代，文學無法擺脫淫穢法案的嚴密控製，因為至今《洛麗塔》仍是人們所能讀到的最令人震驚、最聳人聽聞的書。

1967年，也就是《洛麗塔》在英國出版八年之後，我父親為《布魯克林黑街》辯護。雖然書中的一些描寫相當令人不安，但我不會說比《洛麗塔》的某些段落更甚。讓我們來對比兩本書中的某些語句，《布魯克林黑街》裏最臭名昭著的場景是奸殺雛妓特拉拉(Tralala)，“血從她的胯部滲出來，她兩腿之間的座位上形成了一個小汙點”；再看《洛麗塔》中，“這是個孤獨的孩子，是個徹底無家可歸的兒童，就是和她，一個四肢粗重、氣味惡臭的中年男人那天一早晨就有過三次交媾”。或者這一段，洛麗塔坐在亨伯特車上的副駕駛裏，“抱怨疼痛，說她坐不住，說我撕裂了她體內的什麽東西”。

隨著我繼續往下讀，我的腦海裏閃過很多問題。我想給人打電話，問他們是否真的讀過《洛麗塔》？我想告訴他們立即讀這本小說，哪怕隻是為了能夠討論一下。我需要聽聽他們的想法。由於缺乏樂於助人的朋友，沒有一個人被說動去閱讀或重讀《洛麗塔》，我隻好求助於穀歌。我發現不隻是我在關心這個問題：如果《洛麗塔》是現在創作的，它能否找到出版社。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和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在喬納森·開普出版社(Jonathan Cape)的出版人丹·富蘭克林(Dan Franklin)，也就此議題做了推測：“我不會出版這本書。當今的不同之處在於MeToo運動和社交媒體——你可以彈指間組織表達憤怒的活動。如果現在有人遞給我《洛麗塔》，我永遠不會成功讓它通過收購團隊——委員會裏的成員都30多歲，他們會說：‘你要是出版這本書，我們就集體辭職。’”自稱千禧一代的出版人勞拉·沃德爾(Laura Waddell)在《衛報》(The Guardian)上反駁道：“《洛麗塔》真實的出版史比千禧一代無聊的、自欺的(bad-faith)抨擊要有趣得多。說它在當今社會永遠不會被出版是在轉移注意力。”對此我想了想，我意識到，事實上，鑒於小說內容近乎荒謬地令人震驚，《洛麗塔》在近年來所獲得的對待也相對溫和。

你不禁想知道，為什麽讓丹·富蘭克林如此憂心、差點取消了巴爾蒂斯(Balthus)和畢加索(Picasso)等藝術家作品/展覽的公眾輿論法庭竟然放了《洛麗塔》一馬？在當時，甚至連一幅女性裸體畫都被批為一種潛在的冒犯性政治聲明，這部小說何以成功逃過嚴厲的重新評價的命運？實際上，女性一直是，且將繼續是其最大聲的捍衛者。從多蘿西·帕克(Dorothy Parker)（“《洛麗塔》是一本好書，一部傑作，好吧，是一本偉大的書”）到千禧王國的女王莉娜·杜漢姆(Lena Dunham)（她說這是她“最喜歡的書”），《洛麗塔》讓男性女性都為之著迷。這是一項壯舉，因為它是冥頑不靈的“男性凝視”的終極範例：一個中年男人敘述自己對一個未成年女孩的執念，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他都在性感化、物化和強奸這個小姑娘。

關於《布魯克林黑街》的審判，我父親曾寫道：

我記得站在三位非常有智慧的上訴法院大法官麵前。我試圖描述作家的立場。我告訴他們，你不能跟一個作家說生活中有些領域是不允許創作的，這樣他們根本成不了作家。盡管對於任何從事文學工作的人來說，這全然是陳詞濫調，但是對這些法官來說，這是一個全新的概念。法庭似乎一致認為，既然莎士比亞創造了麥克白夫人這個人物，那意味著莎士比亞對她謀殺自己的客人是讚成的。法官們無法把作者和作者創作的主題分開。

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在納博科夫和《洛麗塔》的情況中，把作家和他的主題分開要容易得多；相比之下，比如，把畢加索和他的畫作分開，把美國大導演伍迪·艾倫(Woody Allen)和他的電影分開，或把巴爾蒂斯和他的小姑娘們分開，就要難很多。納博科夫婚姻幸福美滿，尊敬和寵愛妻子薇拉(Véra)，一生都是一位堪稱楷模的學者和作家。據大家所說，他僅有的婚外調情對象都是些身材豐滿的中年女子。如果納博科夫曾經有過像亨伯特·亨伯特那樣陰暗、貪婪的想法，那麽這些想法仍然隻是想法，或者紙上的文字。 

但我認為《洛麗塔》的經典地位如此持久還有其他原因，盡管與許多同時代的色情小說相比，與許多在我們的時代被重新評價的主題越界的藝術作品相比，《洛麗塔》都要更令人震驚。首先，小說非常有趣。我父親總說，隻要你在法庭上讓人發笑，你就可能逍遙法外：“在淫穢案件中，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讓陪審團發笑，而法官和公訴人的首要目標是阻止陪審團大笑。”亨伯特·亨伯特很有自知之明，很風趣，看上去滑稽可笑。即使在異常艱難的關頭，即使在最戲劇化的情況下，在他走上血腥複仇和毀滅的道路時（一位二流作家興許會迫使主人公變得誠摯），我們的主人公還在講笑話，在逗我們樂。比如這裏，他在看牙醫，試圖找到有關他的一生之敵克萊爾·奎爾蒂(Clare Quilty)的下落——奎爾蒂碰巧是牙醫的侄子。亨伯特讓奎爾蒂的叔叔檢查了牙齒，問了他各種關於手術和費用的問題，然後拒絕了他的服務： 

我的嘴對他來說是個裝滿了無價之寶的輝煌洞穴，但我不準他進去。

“不，”我說，“我想了想，還是讓莫爾納大夫來做吧。他要價更高，當然他比你更高明。”

我不知哪位讀者以後會有機會說這樣的話。這是一種很美妙、很朦朧的感覺。

你對亨伯特報複牙醫的做法捧腹大笑，而這不是可以笑的場合。 

這部小說滑稽可笑，但文筆也精妙無比。納博科夫是用英語創作《洛麗塔》的，給人的感覺是好像英語從未被如此使用過，而且可能再也不會有人如此使用了： 

現在，要追述後來發生的一切時，讀者應牢記的不僅是上麵粗略勾勒的那條主線、許多支路、旅行者誤入的歧道，以及不慎重複和在驚恐中出的偏差；還要記住我們的旅行遠不是一次令人疲乏的遠足，而是一次艱難的、扭曲的目的論演變，它唯一存在的理由（這幾個老法文詞就是征兆）是要靠接連不斷的親吻，讓我的伴侶總保持過得去的心境。

納博科夫自己說，《洛麗塔》記錄了他“對英語這門語言的熱愛”。內容讀起來這麽可怕，卻用令人眩暈的精妙語句寫就，令你歎為觀止。 

正如亨伯特自己坦白的：“你總可以指望一名殺人犯寫出一手妙文。”殺人犯是我父親最喜歡的客戶，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最主動、最順從，他還認為謀殺是最揭露人性的犯罪行為，是我們每個人都可能犯的罪行。我們可能不會搶銀行，可能不會販毒或者偷稅漏稅，但他認為，當我們所有人被逼急了，幾乎都能釋放殺戮的本能。我認為他說這些話一定程度上是在危言聳聽。作為一名作家和叛逆者，他很喜歡悖論，但他也真的信仰發掘人的善，也相信一個樸素的觀點：“多虧上帝開恩，我才逃過一劫。”作為一名刑事辯護律師和作家，我父親所做的就是試圖說服陪審團或者讀者能夠自發與他所代理或呈現的客戶產生共情——無論這些人犯過什麽罪。 

讀《洛麗塔》，你不可能撤退到任何道德高地——部分因為納博科夫雖描繪的是癡戀，卻貫穿了一份情感的真誠和純潔，頗為怪異。因為除了這本書有關的其他一切，《洛麗塔》將是你讀過的最美的愛情故事之一。直到故事最後驚險的、令人震驚的悲劇性部分，你才最終明白這一點。從洛麗塔最終拒絕亨伯特（謝天謝地）——當他最後一次開車離開她時，他在車裏情緒崩潰了（“擋風玻璃上的刮水器正全力以赴地工作，但對我不斷的淚水，它無可奈何”），到他的絕望的念叨（“我愛你，我是個怪物，但我愛你。我卑鄙無恥，蠻橫殘忍，等等等等，但我愛你，我愛你！有些時候我知道你是怎樣的感覺，而知道更是要命啊，我的小寶貝。洛麗塔小姑娘，勇敢的多麗·席勒。”），到他被警察逮捕的那一刻，想起了洛麗塔剛失蹤時聽到的小孩子玩耍的聲音（“我站在這高高的斜坡頂上，傾聽那微微的音樂般的震顫，……然後我明白了，那刺痛心肺、令人絕望的東西並不是洛麗塔不在我的身邊，而是她的聲音不在那和聲裏了”）。亨伯特的痛苦是顯而易見的，讓人深深地感同身受。痛失荒唐的愛，因為你的愛而玷汙了某種純真的東西的感覺——這一切都太熟悉了。小說最令人興奮、最美好、最令人不安的方麵在於，在書頁中除了找到了亨伯特的真心，我們還找到了一點自己的真心，不管你願不願意。 

《洛麗塔》讓我們以一個戀童癖者、強奸犯和殺人犯的眼睛來觀察，我認為這是它自出版後的六十年裏逃過了法院和道德警察的嚴厲指控的根本原因。小說沒有為亨伯特卑劣下流的罪行進行辯護，也沒有將之浪漫化——盡管亨伯特自己有時浪漫得滑稽可笑。作者強迫讀者在每一頁都直麵主人公的惡魔本性。我們無法避開他的醜惡，但我們可以直入他的內心。到頭來，我們不僅同情一個殺人犯和強奸幼女的罪犯，甚至愛上了他。這感覺真的很好，一種如釋重負。這感覺既讓人振奮，又矛盾地讓人情緒被淨化。納博科夫稱《洛麗塔》是他所有書中“最純粹的”。 

我父親永遠不可能讓亨伯特在現實法庭上脫罪，但他會激烈地為他的人性辯護。就像他曾為所有最危險、最不道德的人的人性辯護一樣。 

最終亨伯特知道沒有律師能救他，他會蹲監獄，可能會獲死刑，但他也知道，他和洛麗塔的記憶將被保存在他寫的記錄中。這些記憶將“活在未來幾代人的心裏。我正在想歐洲的野牛和天使，在想顏料持久的秘密，預言家的十四行詩，藝術的避難所。這便是你與我能共享的唯一的永恒，我的洛麗塔”。 

與許多水平不那麽高的虛構作品不同——我父親曾經還為其中一些辯護過，《洛麗塔》受到了“藝術的避難所”的庇護——在藝術的避難場所裏，應該永遠能安穩地探索哪怕犯下了最可怕罪行的人的思想和感受。

《洛麗塔》依然是無懈可擊的，因為它讓讀者破防，超越了評判。閱讀這本書的體驗（如果你真的讀了），就是放棄所有傳統的關於對與錯的擔憂，就像他者一樣來感受事物。我們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就是我們最寶貴的品質之一，也許還是我們人性最偉大的衡量標準。弗洛倫斯·格林在她的小書店裏理解這一點，我爸爸知道這一點，納博科夫也知道，其實任何一個讀者也都知道。

 

當代作家評論家對《洛麗塔》的評論：

 

“《洛麗塔》是一本惡心的書。而且，它不惡心的那天永遠不會到來。” 

——史蒂芬·梅特卡夫(Stephen Metcalf)，Slate自由評論家，2005年

“（《洛麗塔》是）一部完美的小說。” 

——德博拉·特瑞斯曼(Deborah Treisman)，《紐約客》小說編輯，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2005年

“《洛麗塔》是你讀過的最美麗的愛情故事之一。這可能是你讀過的為數不多的愛情故事之一。” 

——布雷特·安東尼·約翰斯頓(Bret Anthony Johnston)，小說家，美國國家公共電台的《全麵考慮》(All Things Considered)，2006年

“《洛麗塔》是一本有問題的書。” 

——勞拉·利普曼(Laura Lippman)，犯罪小說家，《獨立報》，2014年

“在《洛麗塔》出版的時候，評論褒貶不一，但人們普遍認為這是一個被欲望折磨的男人的悲劇；如今，人們從戀童癖的角度來解讀它。” 

——康塞普西翁·德·裏昂(Concepción de León)，《紐約時報》，2018年

“納博科夫在書中的工作是讓你喜歡可怕的亨伯特·亨伯特。在20世紀60年代，當時的讀者們忙著性解放，看不出亨伯特有多邪惡，而現在的讀者們對性大驚小怪，看不出亨伯特有多迷人。” 

——埃德蒙·懷特(Edmund White)，《紐約時報書評》，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