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約黃昏》之三：上海時代

《人約黃昏》之三：上海時代

辛夷楣

 

1946年5月，不滿四歲的小蓋瑞還在英格蘭東部的海灘上玩耍時，我在太平洋岸邊的東方名城上海出生了。我的出生非常神速，當時正是下午六點左右，醫院的醫生護士都去吃晚飯了。他們回來一看，我媽媽的產門已經開了，可接生的準備工作還沒做好。他們就對我媽媽說：“你慢點，你慢點！”我媽媽急了：“我怎麽慢得了？”當時，離預產期還有幾天，但我這個小家夥急於出世。

 

圓圓

我剛生下來，醫生照著我的小屁股就打了幾下，想讓我哭，可我偏不哭。醫生就在我的屁股上狠狠地擰了一下，還說：“這個丫頭這麽強！”護士小姐則說：“你看她的頭發又黑又長，可以馬上去電燙了！”上海那時是很時髦的，而女人時興電燙頭發。

我的不愛哭，就從生下來一直保持著。這使我相信性格的一部份一定是從娘胎裏就帶來的。我幾個月時得了百日咳，打針吃藥成了家常便飯。每逢打針，我都不哭，盡管周圍的嬰兒哭得山響。醫生護士無不稱奇，家裏人則非常得意。

對於我的出生，最高興的大概要算奶奶（外婆太拗口，我們從小管外婆叫奶奶）了。她二十幾歲守寡，帶著兩個年幼的女兒，不管住在娘家還是婆家，雖然衣食無憂，卻嚐盡了封建大家庭的人情冷暖。1938年，18歲的母親不願做亡國奴，隻身從上海去昆明報考西南聯大。奶奶帶著患肺癆病的小女兒蝸居在淪陷區。她一提起“小日本兒”來，就恨得咬牙切齒。後來，她的小女兒、我的唯一的姨媽病逝，剩下了奶奶孤身一人。

1945年8月，“小日本兒”終於投降了。奶奶從合肥鄉下趕到上海，我媽媽已經住進醫院待產。奶奶第二天與女婿趕到醫院時，不僅見到分別八年的唯一的女兒，還看到女兒身邊站著年輕英俊的女婿，女兒懷裏則抱著像個小肉團的我。奶奶心中的歡喜真是無法形容，她給我起了個小名“圓圓”，取一家團圓之意。這個名字起得好，團圓從此成了全家人的執著願望。

媽媽奶水不足，爸爸決定給我吃美國進口的奶粉。這美國奶粉一吃，我便象氣吹的一樣，幾個月就長得奇胖而且奇醜。俗話說，就是小孩長橫了長趔了。奇胖不要緊，人人都喜歡胖娃娃。可這奇醜，對於一個女孩來講就很麻煩了。我媽媽很美，我爸爸也長得很英俊，我則完全不像他們。爸爸一位老朋友的母親把我抱在膝上，一邊打屁股，一邊說：“這個醜八怪，這個醜八怪！”

不過，因為家中當時的特殊情況，我這醜八怪卻仍然受寵。姐姐1943年生在重慶，幾個月時被帶到昆明我的爺爺奶奶（這位是我父親的媽媽，真的應該叫奶奶的）身邊。爺爺奶奶把姐姐奉為掌上明珠。抗戰勝利了，爸爸媽媽準備離開昆明去上海找工作時，媽媽已經懷了我。爺爺奶奶就說：“你們都又有了，這個大的一定要留給我們，否則不讓你們走！”於是，姐姐就留在了昆明我的爺爺奶奶身邊。

所以，當我在上海出生後，爸爸媽媽把對姐姐的愛也給了我，奶奶對我的愛更是不由分說。我小時還有一個怪毛病，每天晚上一定要爸爸抱著搖著才肯睡覺，媽媽奶奶都不行。如果爸爸回來晚了，我就咿咿呀呀地鬧；但是隻要一聽見爸爸上樓梯的腳步聲，我就乖乖地一聲不響了。這種對爸爸的特殊依戀，大概大大地激發了他的父性。他也特別愛我。

2007年，我回北京探親，我已經過了60歲，爸爸媽媽也都年近90了。一次聊天時，他倆又和我說起小時候的這件事兒。爸爸聳起長長的卷曲的眉毛，笑著說：“小孩真怪，你那時才幾個月大，怎麽就知道是誰的腳步聲呢？”這真是一個難解的謎。難道小孩的耳朵也像狗一樣靈？不過，我想我所以要爸爸抱著搖著睡覺，倒很好解釋：我這麽胖，爸爸比媽媽奶奶身強力壯，抱得舒服，想必給我更多安全感。

那時，我們住在上海虹口區北四川路底狄司威路（今溧陽路）1114弄的一幢洋房裏，三層樓，爸爸家的許多親戚都住在一起。我的老祖祖，也就是爸爸的爺爺奶奶，還有爸爸的三叔一家都住那裏。我們住在三樓上。

我一歲零兩個月時，大弟出生了。我爸是徐家的長房長孫，大弟就是老祖祖的長重孫了。一聽說大弟出生了，老祖祖立刻對他的夫人女老祖說：“快去樓上看看圓圓，看有沒有人照顧她？是她帶了弟弟來！”

媽媽說，奶奶對我的偏心真是到了頂了。一般老人都極盼望早生孫子，但大弟一生下來，奶奶卻笑著對他說：“夾著膀子擠，你姐姐剛生下來你就擠來幹什麽？”可見，大弟的出生並沒有使我失寵。

   我會走之後，就在樓上樓下到處轉。堂姑、堂叔都喜歡我，管我叫“小熊貓”或“熊貓小姐”。有一次，我到了一個親戚的房間裏，看見一個鍋，張口說：“這是我們家的！”那位親戚就斥責道：“這麽小就知道你們家的我們家的，不許亂說！”我那時候就嘴無遮攔，想什麽就說什麽，而且已經有了私有觀念。看來，私有觀念是太容易培養起來了。

媽媽說，我從小就極愛說話（這一點倒是與蓋瑞相似）。晚上，躺在床上該睡覺了，我卻七說八說不停嘴。媽媽一邊在桌上改卷子，一邊對我說：“圓圓睡覺了，明天再說吧！”我懇求道：“我還有一句話……”媽媽隻得說：“那你就說吧！”可我隻說了半句，就睡著了。

 

上海解放

1948年下半年起，解放軍先後發動了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蔣介石的幾百萬大軍被打得落花流水。爸爸的二叔一家決定去香港。爸爸與二叔一向關係親密。二叔與他深談兩次，要他一起走。二叔說：“共產黨不會信任知識份子的，一定會整你們的！”

爸爸不信。他深知國民黨的腐敗，他相信共產黨會給中國帶來新生。他說：“共產黨是絕對不會整我的。我幫過他們。定華（我媽媽的名字）的同學被抓進淞滬警備司令部，是我找朋友把她放出來的。”

媽媽自然更不會走了。那時她正在參與上海地下黨準備迎接解放軍的起義行動，但爸爸和家中的其他人不知道媽媽是地下黨。

爸爸媽媽不走，3歲的我就有幸親曆上海解放這樣重大的曆史事件了。也許，那一段的日子與平日太不相同，給一個3歲孩子的印象太深了。有關上海解放的印象，是我有生以來第一個有圖像有聲音有色彩的比較完整的記憶。

    我們家住的北四川路底，離國民黨的凇滬警備司令部很近。爸爸媽媽認為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軍隊可能會在這一帶大打一仗，決定把奶奶、我和弟弟送到親戚家去。他們則和媽媽的表弟——我的二舅以及住在那裏的爸爸的朋友等看家留守，以防不測。他們說，亂兵也可能會來搶劫，什麽事都可能發生。那時，爸爸的爺爺奶奶與三叔一家已經搬到別處，二叔一家已經轉道福建去香港了。

爸爸媽媽把我們送到親戚李家老祖家就走了。這可把我樂壞了，我最喜歡到李家老祖這兒來。他們家人對我們特別的好，我還特別喜歡我的玩伴兒——外國小阿姨。他們的房子也挺有趣。這李家老祖是誰？外國小阿姨又是誰呢？

我奶奶（外婆）出身合肥大家，她嫁到肥東的張家。這張家與同鄉李鴻章家世代結親。李鴻章的大妹嫁給了媽媽的高祖張紹棠，張紹棠的子孫們又與李家結親。李家老祖原名張繼芬，是張紹棠的孫女，也是我外祖父的姑姑。她被許配給李鴻章的孫子、李經方的大兒子李國燾。李國燾是李鴻章的大兒子李經方與法國妻子生的，藍眼睛高鼻梁，英國劍橋大學畢業，我們管他叫外國老太爺。

外國老太爺與妻子的這一樁不幸婚姻的內情，我們稍大之後，就聽奶奶反複述說。李國燾在劍橋念書時，已有了英國女友。但他一畢業，父親李經方就命令他立即回國，與張繼芬成婚。他本打算告別英國女友，回國去說服父親，沒想到一回上海，就由不得他了。

他雖然遵從父命，與張繼芬辦了婚禮，但是拒絕同房。後來，他要娶張繼芬帶來的陪房丫頭，張繼芬馬上同意了。她後來對我奶奶說：“他要娶幾房姨太太都是可以的，與其讓他娶外邊的，不如讓他娶我自己帶過來的。”

後來，這位姨太太（小阿姨叫她好婆）生了外國小阿姨的父親李家騂。外國老太爺又娶過其他的太太，生了一男一女，但是，他感情上始終不如意。他對自己的原配夫人張繼芬一直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既尊重她的夫人地位與人品，對她的親戚們也很好。

張繼芬與我奶奶的婆婆也就是她的嫂子一向關係很近。她從小被琴棋書畫地培養起來，一肚子古詩古文。我奶奶也喜歡古典文學。這在當時的婦女中實不多見。這一對姑姑與侄兒媳婦，年齡相差不太遠，一見麵就親近起來。加之，我奶奶年輕守寡，李家老祖過著一種事實上的寡居生活，她們的共同語言也就越來越多了。許多年來，我奶奶每到上海，常常就住在李家老祖家。

當時，3歲的我自然不知道這些，更不知道李鴻章何許人也，隻曉得和年齡稍大的外國小阿姨玩得開心。她的皮膚又紅又白，眼睛又黑又大，滿頭的卷發。我雖不懂自己奇醜，卻覺得這位長得像外國人的小阿姨是極漂亮的。她有很多好看的洋娃娃，她的媽媽特別和氣，不時來招呼我們，給我們吃餅幹。

奶奶總是在二樓李家老祖房裏聊天。李家老祖方方的臉盤，大大的眼睛，身材較胖。她老是坐在她的房間裏，很少下樓。外國老太爺住在三層樓，他顯得很嚴肅，我們小孩子從不敢上三樓去。好婆則總是樓上樓下忙個不停。二樓樓梯拐角處有個很大的衛生間。那衛生間不但有美麗的瓷磚、大澡盆和大鏡子，窗台上、水池邊還擺著一些漂亮的小花瓶、小瓷缸。

大概是住進來兩三天後的一個晚上，大人們說，今天晚上要打仗了，不能睡在樓上了。他們就拿來許多席子，鋪在樓下客廳裏。那是1949年5月下旬，天氣很熱。奶奶讓我和大弟都躺在席子上。

我看別人也都躺在席子上。可我怎麽舍得睡呢？客廳裏躺滿了人，外麵又熱鬧得很，砰砰亂響，天上一會閃紅光一會閃綠光，還有一道道白色光柱，我看得眼花繚亂。奶奶說，那是照明彈和探照燈。奶奶生在1900年，從年輕時起，她就常“跑反”，也就是躲避戰亂——軍閥混戰、抗日戰爭還有現在的解放戰爭，她全趕上了。所以，她一點不慌。

幾天後的一個早上，爸爸媽媽來了，說是仗打完了，我家門口並未大打，國民黨兵無心戀戰都逃跑了，要接我們回家。亂哄哄中，我們回到了家。第二天，幾個解放軍戰士就來敲門，說要借我們家的大灶煮餃子。我和大弟高興壞了，好奇地圍著這幫年輕的解放軍叔叔轉，看他們煮餃子。奶奶怕我們添亂，要把我們領走，我們死活不肯離開廚房。這時，解放軍戰士把煮好的餃子端到我們麵前，我和大弟受寵若驚。奶奶連聲致謝，又用勺子把餃子切開讓我們吃。那一天，我和大弟跑前跑後，非常興奮。

當然，革命的成功並不那麽容易，也不是像大鍋煮餃子那麽好玩。連3歲的我都記得，剛解放那陣兒，上海很亂。國民黨的飛機時常來轟炸搔擾，我們經常聽到警報聲。晚上，我家後門的弄堂裏經常傳來喊“救命”的聲音。我嚇得要命，不知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有一天晚上，媽媽下班回家被壞人跟蹤，要搶她的錢。家裏還遭了一次竊。

 

幼兒園

後來，外麵的市麵總算平靜一些了，大人們決定送我去幼兒園。他們說，弄堂口的這家幼兒園辦得不怎麽好，但是離家近，所以，就先去那裏試試吧。

在這之前，爸爸曾堅持要送我去市裏一家很好的寄宿幼兒園。他的好友沈伯伯的兩個兒子——大哥哥、小哥哥在那裏，他們說很好。我隻記得，幼兒園的老師讓大家一起上廁所，小朋友們在尿盆上擠來擠去。晚上，我想小便，又怕黑不敢下床，最後隻好尿在床上。這當然很不舒服，更可怕的是要挨罵。

奶奶說，周末我被接回來時，象個小傻子，不說不笑，手心滾燙。爸爸仍堅持要送，所以又送去了。但是，三周之後，奶奶堅決不同意再送了。誰也搞不懂，怎麽歡蹦亂跳的我上了寄宿幼兒園會變成呆若木雞的小傻子了？

我則永遠對寄宿幼兒園、寄宿學校畏懼三分，以至幾十年後遇到蓋瑞，聽他講到對寄宿學校的反感，我從心裏同情他。我把我的這段故事講給他聽。他果斷地說：“很明顯，你的個性被壓抑了！”

弄堂口的這家幼兒園果然辦得不怎麽好。每天的中飯都是一樣的——一搪瓷碗紅菜湯，一搪瓷碗米飯。米飯可以添，紅菜湯卻不可以添。因此，我就覺得那湯好吃得要命，每天中午都很稀罕這碗湯，舍不得吃，可一會兒就喝完吃盡了。我對紅菜湯的喜愛從此終身不變。幾十年後，我跟蓋瑞一起生活，我總是接長不短地煨上一鍋紅菜湯。他不怎麽喜歡喝湯，但紅菜湯裏有多種蔬菜，他喜歡。

這家幼兒園的老師恐怕真是有點疏忽。有一天下午，有一個比我大的女孩子爬上樹去。她招呼我也爬上去，我就跟在她後麵往上爬。沒想到，她不小心摔下來了，正好砸到我身上，我也摔下來了。樹枝把我的大腿劃破了一個大口子，鮮血淋漓。

我從小再疼也不哭，這次也一樣。老師看我連哭都沒哭，就把傷口隨便地塗了些紅藥水，讓我回家。奶奶那一陣子不在家，大概是回合肥老家了。我自己回了家，就對家中的阿姨說，我在幼兒園爬樹，從樹上摔下來了，大腿劃破了。我穿著裙子，她沒看見傷口。她見我連疼也不喊，就沒有在意。

晚上媽媽下班回來，我已經睡覺了。她聽見我在床上哼哼，心想這孩子是這麽回事？她撩開被子一看，我的大腿上有傷，那血口子很長，肉往外翻著，把她著實嚇了一跳。她趕緊找了藥來給我塗上，又為我包紮好。媽媽決定再也不送我去弄堂口的這家幼兒園了。這件事我很難忘記。因為大腿上的這個長傷疤一直伴隨我，而且我越長大，傷疤越長，後來竟與我的小拇指一樣長。

我的大腿劃破之後，家裏就決定送我和大弟進另一家隔了兩三條弄堂的稍遠一點的幼兒園。那時，我大概快5歲了，大弟也快4歲了。那家幼兒園很好，我們班的鄔老師尤其好。她年輕漂亮，人又和藹可親。我非常崇拜她，她說什麽，我就聽什麽。她讓我們做什麽，我總是努力去做，從此我變成一個很聽話的好孩子。每個學期結束，奶奶去幼兒園開完家長會，總是笑嗬嗬地回來說：“圓圓又得了優良獎狀，還免了學費！”

有個學期，奶奶又去開家長會，我卻什麽都沒得到。奶奶奇怪地問鄔老師：“圓圓犯了什麽錯嗎？”“她打人！”“打誰？”“打她弟弟三三，三三報告我們的！”奶奶回來就笑著把詳情講給其他人聽。家裏人都笑，既笑我性格如此蠻橫，竟然打弟弟耳光；也笑大弟人小主意大，不向家裏人告狀，卻向幼兒園老師告狀。

這件事的內情是這樣的：那時，我可能5歲了，奶奶就讓我放學帶弟弟走回來。那是冬天，外麵很冷，我倆把手揣在棉袍袖筒裏往家走。到了家門口，我倆嫌冷，都不願意把手伸出來拍門。我說：“你拍！”大弟說：“你拍！”這樣耗了一會兒，我突然伸出手來，給了他一記耳光。他就把門拍開了，我倆就進了家。

我很為這件事後悔，想不到自己那時竟如此蠻橫！既然伸出手來，就該拍門，怎麽能打弟弟呢？那麽，我又為何如此蠻橫？我不敢再沒良心地追根朔源責怪美國奶粉了。奶粉的產地與質量應該對嬰兒的性格沒有太大的影響吧？

大弟的狀告幼兒園老師卻真值得大書特書。他如果告訴媽媽爸爸或奶奶，他們頂多罵我一頓，而絕不會有免除優良獎狀的處罰，而我也許就不當一回事，很可能下次再犯。那時，我長得比他強壯，性格又蠻橫，如果他不給我一個深刻的教訓，是不足以保護他自己的。

    還應提到的是，吃中國飯幾年以後，我終於漸漸瘦下來。大人們開始說我長得像爸爸。像爸爸就好，我也不敢寄希望自己長得像風姿綽約的媽媽。總之，我總算擺脫了“醜八怪”的名聲。這是多麽不容易啊！

我的大弟（他吃奶媽的奶長大）則從小秀氣，長得像我媽媽，成年以後他十分英俊，有人說他長得像中國著名電影演員王心剛。蓋瑞自2002年見過大弟之後，總是常常誇他長得好，說如果大弟來了澳洲，澳洲女人會緊追不舍。

那一段兒，我的舅爹爹、舅奶奶（奶奶的弟弟、弟妹）住在三樓上。他們很喜歡我和大弟，一見我們就笑得合不攏嘴，老給我們糖吃。我於是一從幼兒園回家，就帶著大弟上樓。一邊上樓，我還一邊念叨著：“下學就上樓，上樓就磕頭，磕頭就拜年，拜年就給糖吃。”

大弟想必當時心中無限讚同，我說一句，他就答應一句：“唉！”我們那時說上海味兒的普通話，舅爹、舅奶在樓上早就聽見了，早早地打開門笑著迎接我們。這個故事是多年後舅奶奶屢講不厭的。

有一陣，他們的兒子——我們的二舅也住在那裏。二舅那時大學剛剛畢業，大人們就老在說要給二舅介紹個對象。有一天，他們又在說這個話題，我聽懂了，就插嘴說：“我給二舅介紹個對象！”大人們都很驚訝：“你介紹誰？”我理直氣壯地說：“我介紹我們幼兒園的鄔老師！”奶奶連連點頭：“嗯，小二子這回說得不錯！”我行二，奶奶喜歡叫我小二子。

我從小喜歡聽大人談話。家裏來了客人，我就總是湊過去聽大人談話，但討厭的是我還愛插嘴。我的插話常常令大人們啼笑皆非，媽媽總是斥責說：“大人講話，小孩不許插嘴！”這一次，恐怕是我有數的幾次插了嘴而未被斥責的。

可惜，這件好事後來沒有進行下去，大概是二舅決定去北方找工作的緣故。我不知自己為何從小就這麽積極入世，非要早早地摻合到大人堆裏去？自己還在上幼兒園卻非要管大人的閑事給大人介紹對象？這是一種多麽惹事生非的性格啊！

爸爸說我那時候還特別喜歡表演，家裏來了客人，他和媽媽就讓我和大弟表演在幼兒園學到的唱歌跳舞。最初，他們大概為我們學會了唱歌跳舞而感到得意。後來卻發現他們的鼓勵使我的表演欲大大增強，幾乎到了失控的程度。每次表演完後，我總是要求說：“我再來一個吧，我再來一個吧？”

有一次，我的一位堂姑結婚。因為那時剛剛解放，不興大擺宴席，就采取茶點形式。記得在一間大房間裏，來賓很多。節目之一是我和大弟表演我們的拿手好戲跳舞。

我們正跳著，大弟蹲著，我的手放在他的頭頂上轉圈。可是，我還沒轉夠應有的圈數，他卻蹲不住了，想站起來。我就在眾目睽睽之下很自然地把他的頭往下重重一按，又繼續若無其事地圍著他轉圈。他一聲不響，隻得繼續蹲著，周圍的大人們卻哄堂大笑起來。

 

兩件大事

1952年的下半年,我們家發生了兩件大事。媽媽大肚子了，她問我和大弟想要小弟弟還是小妹妹。我說小妹妹，大弟卻說小弟弟，還是他說對了。10月份的一天下午，我們從幼兒園回家，奶奶說，媽媽和小弟弟從醫院回家了。

我們急忙跑到媽媽的床前。在她的大床旁邊，有一個小床，小床裏躺著一個嬰孩。他的頭很大，身子結結實實地被包在小被服卷裏。我剛剛伸手想摸摸他，奶奶就喝道：“弄醒了你帶啊？隻許看不許摸！”

好在沒有一會兒，小弟弟醒了，他的奶媽就把他抱在懷裏喂奶。他的小嘴很有勁，一下一下地蠕動著，他的小腿還在被服包裏蹬動著。我忽然就對這個小生命產生了濃濃的憐愛之情。我看看身邊的大弟，他也無限憐愛地盯著小弟。我意識到，這下我們有了一個共同的使命：照顧小弟弟，疼愛小弟弟。60年過去了，但那一刻我被憐愛衝擊的感受，至今記憶猶新。人類的手足之情也許就是這樣開始的吧。

小弟的奶媽長得很好看，她身材高大，皮膚白皙，高顴骨，大眼睛，頭發又黑又亮，在腦後盤了一個圓形的大髻。從那以後，我們一從幼兒園回家，就惦著去看小弟，就圍著小弟和他的奶媽轉。小弟一點兒一點兒地長大，這一切都看在我們眼裏。生了小弟不久，媽媽就去北方了，她任職的大公報社遷往天津，然後又遷往北京。

這年底，也就是小弟剛剛兩個多月的時候，爸爸去雲南把我姐姐接回來了。姐姐穿著一件新棉襖，頭上紮了一個絳紅色的蝴蝶結。她教我和大弟唱歌跳舞，還給我們講故事，可把我和大弟樂壞了。

姐姐講雲南話，可是沒有關係，我們能聽懂，我覺得，雲南話既清楚又甜美。她反複講的一個笑話叫“香香屁，屁屁香，我給老爺熏衣裳”。這個笑話我至今都記得，我也至今喜歡聽雲南話，認為它是最好聽的中國方言之一。

姐姐說，有一個很聰明的人，在街上走來走去地喊著：“香香屁，屁屁香，我給老爺熏衣裳。”有錢的地主老爺聽見了，就說：“咦，這可是個好主意，我叫他來給我熏衣裳。”聰明人走進老爺的屋子，老爺打開衣箱。聰明人噗噗噗地放了一陣臭屁，還劈裏啪啦拉了一大泡稀屎，把老爺的好衣服都給弄髒了。

姐姐每講到此處，就眯著眼睛笑起來，我和大弟也咯咯地笑個不停，然後就學著姐姐的雲南話說：“香香屁，屁屁香……”這真是那時我們聽過的最可樂的笑話了。我們過去聽的笑話都是大人講的，隻有這一個出自孩子之口，有那種孩子才能欣賞的幽默。

姐姐比我大三歲，那時才九歲多。但是，說起她的英雄事跡，家中的親戚朋友無不稱奇。解放戰爭開始之後，爸爸媽媽一直想接遠在雲南邊境的爺爺奶奶和姐姐來上海，但是因為戰爭阻絕，他們一直來不了。有好長一段時間甚至音信斷絕，爸爸媽媽憂心如焚。1952年快年終時，爸爸在昆明的朋友突然來信告知，爺爺奶奶都已去世了，姐姐終於被找到了。

爸爸決定立刻去接姐姐。那時，上海昆明之間沒有直達的火車，路上要走很長時間，路費不是一筆小數目，聽大人們講，是賣了我奶奶的幾件首飾給爸爸做的盤纏。

我的爺爺徐世錡於20世紀20年代就讀於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文學係，他與朱自清、羅常培、傅斯年及陳公博等同級。畢業後，他先後去煙台、寧波及揚州教中文。在揚州教書時，因軍閥孫傳芳勊扣教育經費，教師們長期拿不到薪水，爺爺無以養家，他隻好遠走四川另謀出路，最終在雲南立腳。

1929年，爺爺先後擔任雲南普洱縣縣長及景穀縣縣長，1931年至1937年，擔任車裏（今景洪）縣縣長數年。據2000年出版的景洪縣縣誌記載，爺爺在這邊陲蠻荒地區大力發展教育，修築公路，貢獻良多。1931－1934年，全縣共有縣立初級小學10所。1936年，該縣還設立了簡易鄉村師範學校和一所省立小學。

1937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之後，爺爺調到昆明，出任雲南憲兵司令部兼防空司令部軍需處長，後來又擔任昆明警備司令部秘書長兼軍法處處長。

抗戰勝利之後的1946年，爺爺到地處邊境的南嶠（今猛海）縣，擔任縣長。1949年2月，爺爺在南嶠縣縣長任上參加了地下黨策動的起義。但是，雲南全境解放之後，當時的省委卻執行極左路線，對解放前雲南的地下黨組織及其領導的武裝鬥爭及起義概不承認，致使大批人員受到長期迫害。爺爺竟被逮捕，不久病死獄中，奶奶在爺爺被捕之前已病逝。（直到20世紀80年代，雲南人民自衛軍邊境縱隊及廣大地下黨員才得到平反，死去三十多年的爺爺獲頒一張起義人員證書。）

爺爺被捕後，在猛海無著無落的姐姐由家中一位親戚兼男仆照管，但此人居心不正。他先用我爺爺的名義向爸爸要錢，後來索性把姐姐賣給了一對緬甸商人。機靈的姐姐聽到他們的對話，明白這對夫婦要帶她出境去緬甸。有一天，她趁這對夫婦上街買東西，拿床底下的磚頭砸破了玻璃，逃出來，跑到一位她熟識的醫生家中。後來，這位醫生與爸爸的朋友聯係上了，他們安排姐姐乘長途汽車去昆明，住進爸爸的朋友家中。

實在難以想象，年僅9歲的姐姐已然經曆了如此曲折驚險的人生，而她又是如此智勇雙全。我覺得她真是一個小英雄，太了不起了。人說性格決定命運，這話肯定有一定道理。如果姐姐不是小小年紀自己有本事逃出來，她還怎麽能做一個中國人呢？她還怎麽能做我們的姐姐？如果去了緬甸，她的一生不是會有完全不同的內容與情節了嗎？ 姐姐到上海以後，爸爸帶奶奶和我們四個孩子去照相館照了一張照片，寄給遠在北京的媽媽。照片上，姐姐就穿著那件新棉襖，頭發上係著蝴蝶結。

 

告別上海

姐姐到後不太久，爸爸突然提起我們全家要搬到北京去。我和大弟都不讚成，一連聲地說：“上海多好啊！我們不去北京！”連剛到上海不久的姐姐都同意我們的看法。爸爸卻說：“你們沒去過北京，你們不知道，北京可好啦！北京動物園裏的老虎會飛，北京的小孩兒說話像唱歌。”

“老虎會飛？真的嗎？”我們三人立刻揪住這個話題不放。爸爸繼續描述：“北京的動物園比上海的大多了，動物多多了。你們將來去了就知道了。北京還有許多名勝古跡和美麗的公園，比上海的西郊公園大多了！”去北京的話題此後一再提起，但是我們再也不反對了，爸爸的計謀輕易取勝，我們都盼著早日去北京。

1953年暑假的時候，媽媽回來接我們。大人們忙著收拾東西，我們則忙著跟小朋友告別。奶奶自然要帶我們去向李家老祖一家告別，我和外國小阿姨依依不舍。她的媽媽買了花布，請裁縫給我和姐姐一人做了一件連衣裙。我的一件是白底上有絳紫色的碎花；姐姐的一件是白底上有棕色藍色小斜格。我們是穿著新連衣裙上火車的。後來，我的那件漸漸穿不下了，我又穿姐姐那件。我珍愛這兩件連衣裙，它們使我想起上海，想起童年，想起我親愛的玩伴外國小阿姨。

誰想到，我們這一走，就意味著上海時代在我們的生活中徹底結束了。實際上，奶奶後來再也沒有離開過北京，她和李家老祖再也沒有機會重聚了。許多年以後，倒是外國小阿姨來北京看過我們。

那是“文革”初期，外國小阿姨在上海音樂學院鋼琴係當學生，她到北京串聯，來到家裏。奶奶和媽媽急於向她了解李家老祖及他們全家人多年來的遭遇。我注意到，外國小阿姨講普通話帶有些微的安徽口音。聽著她的講述，我不禁想，她真是李合肥（李鴻章是合肥人，所以人稱他為李合肥）的後代啊。因為這一身份，她和她的家人可是付出了不少代價。他們家是李鴻章的嫡親子孫呢！她的人生可是非同一般的艱難呀！

我呆呆地望著外國小阿姨，想要找回我記憶中小時玩伴的印象。但是，她變了，我也變了，十幾年過去了，我們都長大了。她長得比從前健壯了，而我覺得她陌生了，沒有小時候漂亮了。看著她穿的當時頗為流行的人造棉襯衫，我忽然就想起了那兩件連衣裙。可惜自那以後，“文革”中他們在上海又搬家了，不知被轟到哪裏去了。我們兩家的聯係中斷，怎麽也找不到他們了。

2006年，我回北京探親，媽媽說，她買到兩本宋路霞寫的《李鴻章家族》，可以給我帶一本回澳洲。回到澳洲，我細細地從頭看起，當然也看到李家老祖張繼芬與她的丈夫李國燾的故事，還從李氏家族世係簡表上找到了外國小阿姨的父親和她的名字。書後，有李家的網址。我想，這下好了，我可以從網上找到外國小阿姨了。

但是，直到看了此書的後記我才知道，外國小阿姨李道蘊為此書提供了材料，但是卻未看到此書於2005年出版就已辭世。我不禁掩卷歎息：我現在與她不是隔著太平洋，竟是隔著陰陽兩界了，她隻活了一個甲子，就匆匆離別人世。我隻能在心中遙祝——但願她在彼岸活得不那麽辛苦。

我長大之後雖然經曆坎坷，但是我始終生活在家人的親情之中，生活在母愛的懷抱裏。在父親橫遭迫害的二十多年中，母親表現出超凡脫俗的忘我精神，把偉大的愛心奉獻給我們四個孩子，奉獻給年邁的奶奶。我要自豪地說，我一生都不缺少母愛，不缺少親人之愛和手足之愛。在這一點上，蓋瑞的遭遇與我不同，寄宿學校的幾年給他留下了一生中永遠的創痛。

 

選自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書《人約黃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