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約黃昏》之八：異鄉荊棘

《人約黃昏》之八：異鄉荊棘

辛夷楣

 

作為家庭觀念很強的中國人，告別家人故土隻身飛往海外，可是人生大事。與蓋瑞當初離開倫敦相比，我的出國顯然需要更大的勇氣。行前的數月很忙，顧不上擔心，坐在飛機上，看見厚厚的雲層，我開始心慌了：澳洲是什麽樣啊？我能適應那裏的生活嗎？我雖經曆了一些坎坷，可那是在祖國、在故鄉、在家人身邊呀！現在，不論前路平坦還是荊棘叢生，隻有靠我自己了。

1987年4月初的一天，我下了飛機，看見墨爾本如此空曠靜謐，心裏就更不安了。澳洲人的英語又快又難懂，我簡直不知人家在說什麽。我也不知該如何找工作，如何找房，如何生存。我像個沒有生存能力的弱智者，自信心降到了最低點。

 

布朗一家

在對異鄉的惶恐中，一位在澳居住多年的華人潘夫人幫我從報上的廣告找到了布朗一家，他們正在找人做家務。布朗夫妻倆都是醫生，兩個女兒艾亞、露茜已上中學，小女兒朱利亞則上小學三年級。我聽懂了這些，也用我的蹩腳英文簡單介紹了自己。潘夫人極力誇獎我，並且說我特別會做飯。

布朗夫婦似乎對我很滿意，讓我兩周後開始上班。我下了課，先到學校接九歲的朱利亞，然後回家打掃衛生，洗衣服，做各種零碎家務，一周5天，一天3小時，周五給他們做一頓中餐，這份工對我太合適了。每天當英語語言中心放了學，我就急急地趕到巴士站，巴士再轉電車，就能到達朱利亞的小學。語言中心的同學都羨慕我，能找到這份不耽誤學習又可以練習英語口語的工作。

我第一天去學校接朱利亞時，她很興奮，一看見我馬上就跑過來了。我倆一路說一路往家走，朱利亞長得很健壯，大腿比我的還粗，紅撲撲的小臉上長滿了雀斑，挺逗人愛。

回到家裏，我開始吸塵。女主人莎拉已教過我如何使用吸塵器、洗衣機，如何打掃廁所等。她說，這些家務活哪天做什麽，你隨意安排就行了，最好抽時間陪朱利亞玩一玩。

朱利亞很喜歡講話。盡管我的英文很差，我倆常有交流障礙，但她仍告訴我許多事。她的姐姐們回家晚，她的父母則要6點之後才進家。她像小大人似的對我說：“如果你不在，我一人在家不安全。”她還告訴我，她最要好的朋友是一個日本女孩雅庫妮，她們是在新西蘭認識的。如今，他們一家從新西蘭搬到墨爾本，那一家也已回日本，但她一直與雅庫妮通信，互寄禮物。看來，朱利亞對亞洲人倒沒有種族偏見。

可是，第二天，當我興衝衝地趕到小學校時，朱利亞卻一言不發，不理睬我，隻是低著頭往外走。直到走出學校老遠，她才說：“你以後別在學校跟我講話了。”我立刻明白了，她嫌我英語不好，怕同學們聽見了笑話她。（多年以後，她母親莎拉告訴我，同學們嘲笑她了。）我說：“朱利亞，我做這份工，就為能跟你們講英語。如果，你不讓我跟你講話，我以後就不來了。”她連忙說：“你說吧，你說吧，你可別走！”說完她還歎了口氣。

有一天，我聽見朱利亞扯著嗓子喊我。他們全家人都叫我的中文名，發音怪怪的。我一看，她坐在她房間的地毯上，屋裏亂得一團糟。她說要我幫她找樣東西。我問：“什麽東西？”她連喊三遍：“Stapler! Stapler! Stapler!”我怎麽也想不起來這單詞究竟是什麽意思。朱利亞是個急性子，此時她手舞足蹈，臉已漲紅了。我急中生智，問她：“是不是把紙釘在一起的東西？”她拍手大笑：“就是，就是，你真聰明！”我如釋重負，她想要釘書機！不一會兒，我就在客廳裏幫她找到了。

我徹底地征服了布朗一家是在第一個星期五——我的烹調日。潘夫人告訴我，澳洲人喜歡吃炸的。我於是精心設計了菜譜：炸茄盒、宮保肉丁、紅燒肉和煮米飯。等我把飯菜端上桌，他們的眼睛都亮了。三個女孩一連聲地叫：“真香！真香！”他們的父親伊恩一邊跳舞，一邊轉到酒櫃那兒去拿酒。三個女孩胃口真好。狼吞虎咽一陣之後，他們全家開始七嘴八舌地問我，這是什麽？那是什麽？我拿出小字典，飛快地翻著，盡量一一回答，莎拉還詳細追問做法。他們的欣賞激發了我烹飪的興致，從那以後，我挖空心思變花樣，幾乎三個月沒重樣。

朱利亞和我越來越親。我做飯，她總是要求幫忙。我包餛飩、包子，她也學，竟學得很快。他們家來了客人，她總是搶先向人家介紹我，並且教人家怎麽念我的名字，生怕父母、姐姐搶了她的專利權。作為留學生，我不免常搬家。莎拉總是很主動地開車幫我搬家。小朱利亞每次都要跟著去幫忙，樓上樓下地跑個不停。她也很喜歡我的朋友們。有時，星期五晚飯後，我說我要去看朋友，她就要求跟我一起去。

    艾亞是朱利亞的大姐，在三個女孩中最漂亮，最像她媽媽。1987年，我到她家時，她正上中學12年級，鄰居男孩都喜歡圍著她轉。

那年11月，她一考完中學畢業考試，就開始找工。我的學校也將放長假，我也正在千方百計地找工，我倆因此有了許多共同語言。她找工的方法是走進她家附近的每一間商店，挨家問。終於，有一家服裝店說可以要她，但她興衝衝幹了兩天就辭了工。我很不理解，替她惋惜。她卻說：“那家店生意不好，我站一天沒幾個人進店來，太寂寞了，我必須得換份工作。”

後來，她在市中心的意大利餡餅連鎖店找到賣貨的工作。那份工很辛苦，常常忙得她大汗淋漓，路途又遠。但她幹得挺高興。和她相比，我找工要困難多了，但她總是鼓勵我：“沒關係，繼續努力！”

艾亞獨立性很強。他們全家去塔斯馬尼亞島旅遊3周，她卻決定一人坐巴士繞島一周。我挺擔心：“為什麽要一個人？你不害怕嗎？”她說：“一個人旅遊，可以有更多機會接觸生人，了解到許多有趣的事情。”他們回來以後，艾亞就給我講她豐富的旅行經曆。

露茜是朱利亞的二姐，性格在三姐妹中最隨和。她愛講話，又耐心，我英文有問題，常常喜歡問她。有一天，她說，她與同學去中餐館喝茶，吃了一種東西，特好吃，但是她怎麽也說不清是什麽東西。過了一天，她帶了一張紙條給我，她的華裔同學用中文寫了“叉燒包”三字。我說：“這容易，可惜你們家沒有蒸鍋。”晚上，她就對她媽媽講了，莎拉當即給我錢，讓我周末去唐人街給他們買蒸鍋。買了蒸鍋，我就常給他們蒸包子，蒸餃子，他們全家樂不可支。

露茜告訴我，她參加了一個國際中學生交換計劃，她希望能到加拿大學習一年。後來名單公布，她被分配到巴西。她一麵加緊學習葡萄牙語，一麵拚命打工賺錢。她說她希望賺夠自己的機票錢，不想增加父母的負擔。

露茜找工的方式與艾亞不同。她自己寫了好多紙片，然後散發到附近的幾條街。此後幾天，家中電話鈴聲不斷，全是找她的。露茜高興得不得了，小記事本記得滿滿的。我很好奇，問她紙片上到底寫了什麽，一下子就找到這麽多工。她高興地把紙片遞給我，隻見上麵寫著：“你有一個十分能幹的鄰居，她什麽都會做，鋤草、澆水、吸塵、看孩子，每小時隻收5元錢，請電露茜……”

離開布朗一家去悉尼讀書之後，我最想念的就是莎拉。她既是精明強幹的放射科醫生，又是溫柔的母親，美麗的妻子，我們很快就處熟了。每天她一回家，總是先衝到廚房裏找我。我就一邊做蔬菜沙拉，一邊告許她我和朱利亞做了什麽，然後就和她聊天。我的英文不好，常常張口忘詞，她就邊聽邊猜，後來她竟猜得極準。比如我說：“我媽媽的信寫得很……”她馬上接嘴說：“detailed(詳細)。”

她對我很滿意，經常向她的同事、鄰居吹噓。後來，她的兩個同事也請我去家裏打掃衛生，我還介紹一位同學給她的鄰居做家務。我在她家幹了半年之後，我覺得我該要求漲工資了。我想我不能和他們夫妻倆一起談，如果他們有一人不同意，另一個一附和，我就失敗了。於是我挑伊恩不在的時候和莎拉談，沒想到莎拉很痛快地說：“你剛來時沒有經驗，現在，我覺得是該給你漲工資了，我會和伊恩說。”果然，那個星期五發工資時，伊恩對我說：“我們同意給你加工資。”

我很幸運地在她家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館找到晚上刷鍋洗碗的工作。因為時間銜接得好，我十分珍惜，拚命想保住這份工。有兩天，餐館的洗碗機壞了，我找了一位同學來幫忙。我倆硬是用手洗，趕上了洗碗機的速度，沒耽誤事。沒想到不久後的一天，我的腰劇疼起來。當晚我告訴莎拉，她說，第二天讓我到她醫院看急診，她會安排好一切。那是我第一次進澳洲醫院看病，生怕英語不好講不清病情。沒想到，細心的莎拉給我找了一位華裔醫生。檢查之後，醫生說，你不能再去餐館做了，全休兩周後可以幹輕活，你的腰肌嚴重損傷了。

莎拉和丈夫伊恩感情極好。據說他們的父母是朋友，他倆從小一起玩，還曾在一個澡盆裏洗澡。後來，他倆又先後進入悉尼大學醫學係。每天早上，他倆一起開車上班，晚上一起返回。有時，他倆偶然分別回來，一見麵就擁抱親吻。三個女兒就“喲！喲！喲！”地起哄。星期五晚飯後，伊恩特別喜歡和我談中國。但有時，他看見莎拉在洗碗，就馬上起身說：“我得去幫她。”有一個周末，三個女兒都跟著學校野營去了。他們倆互相摟抱著，很興奮地告訴我，他們要出去度周末，享受二人世界。

伊恩很關心中國，常常向我問這問那，從中國的政局到經濟體製，從風俗習慣到文化傳統。他聽我說起我們在中國也跳交誼舞，不禁驚訝地睜大了眼睛：“中國男女在公共場合不是很少有身體接觸嗎？”我常恨自己英語不佳，不能向他解釋清楚。他卻總安慰我：“你已經告訴我們很多事情了。”

伊恩和莎拉也喜歡和我談文學、談音樂、談曆史。當他們意識到我幾乎和他們一樣熟悉西方文學名著和西方古典音樂，熟知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時，他們大為驚訝地問：“中國有多少人像你這樣？”我說：“在中國，上過中學的人都讀過世界曆史、世界地理。當然，我受父母影響，從小喜歡文學藝術，讀了不少書。”莎拉說：“澳洲的曆史、地理課本卻強調澳洲和英國，對世界其他地方很少提及。因此，我們對中國的曆史、地理了解很少，這真太遺憾了！”

 

從山背後往上爬

那時，留學生們的日子很艱難。中國剛剛改革開放，經濟還相當落後，大家帶來的錢不多。既要保持學校的出勤率，又要掙到足夠的學費和生活費，這個矛盾非常尖銳。我們語言中心的第一個學期結束，班上八個中國同學就黑了四個。他們沒有足夠的錢再交學費，學生簽證無法延續，淪為逾期居留的黑民，隻好四處躲避移民局的搜捕。

    同學們為了掙錢，紛紛到工廠去打工，個別的幸運者甚至找到在工廠做中班的工作。這樣，白天上學，下午放學後做工，錢掙得不少。但是我不想去工廠，我寧願晚上與周末四處做些零工，也不想辭去莎拉家下午這份工。這份工不僅使我有機會練習英語口語，還給了我了解澳洲社會的機會。我來澳洲的初衷不就是想好好了解外部世界嗎？

那一時期，為了掙海外學生的錢，澳洲各類學校應運而生，但是政府卻對它們缺乏管束，這勢必使海外學生大受其害。有一天，我突然接到維省海外學生辦公室的一封信，說我就讀的計算機學校匯報我出勤率不夠，我的學生簽證被取消了。我大驚失色，趕緊給我的一位堂姑打電話。

堂姑剛從香港移民此地不久，在維省東部一間中學任教。她驅車200公裏，趕到我的計算機學校，鎮靜地與校方交涉，要求查找我的出勤率。結果查找的結果是我的出勤率是85％。堂姑立即帶我去維省海外學生辦公室。海外學生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說，學校顯然搞錯了，當即恢複了我的學生簽證。如果不是堂姑幫我與學校交涉，我差點就走投無路了。我不禁想到，不知有多少同學被這些缺乏管理的野雞學校坑害，又沒有人幫忙啊！

到墨爾本的第二年，我開始聯係大學，準備上研究生。莎拉希望我既找到合適的大學，又能留在墨爾本。她很為我能給教授寫英文信，能用英語給係裏的秘書打長途電話而驕傲。她總說：“你的英文真比以前強多了！”

按照澳洲的政策，我隻有進正式大學念書，丈夫才能拿到陪讀簽證，與我團聚。澳洲的大學一般規定，你念完本科，可以念此科的研究生；否則你讀研究生前，要補讀一些本科課程。而學時的延長，就意味著我得交更多的學費。我不得不放棄學社會學的想法，選讀東亞研究係的研究生，因為我有大學中文係的文憑。

我幸運地申請到海外學生津貼名額，但即使這樣，一年的學費也要交6000多澳元，再加上生活費，我一年至少要掙12000澳元以上。真不知除了打工賺錢，我還能有多少時間念書、寫論文？

相比之下，澳洲學生的境況要好多了。他們可以申請助學金及政府貸款，理工科研究生有時還有獎學金可拿。當然，他們哪像我曾經荒廢了14年光陰？“文革”3年，下鄉4年，工廠7年，整整14年寶貴的青春啊！還有很重要的一點，英語不是我的母語，我想在異鄉的大學進修真是難於上青天。

瞻前顧後，我發現自己走在一條布滿荊棘的道路上。墨爾本一位管理研究生的大學老師對我說：“我理解你們的困境。你們不是從山前的大路上山，而是從山背後往上爬。”這句話我至今記憶猶新。自從父親被打成“右派”，山前的大路就不屬於我了。幾十年了，我差不多一直是在從山背後往上爬，想在無路的荊棘中踏出一條路來。

後來，當我終於選定了悉尼大學，我告訴莎拉，我要離開時，她幾乎哭出來：“你不能走！兩年來，你已經成為我們家庭的一部分了。我真太難過了！”聽說我要走，三個女孩的第一反應是：“星期五的晚餐怎麽辦？”

離別對我們大家都是痛苦的。兩年來，他們一家給了我這麽多溫暖，使我逐漸融入澳洲社會。多年之後的2006年，我與蓋瑞去墨爾本參加親戚的婚禮，我終於與布朗一家重聚。他們已經搬了家，艾亞與露茜都帶著丈夫和小兒小女來聚會，莎拉大顯身手，做了小羊腿款待我們。

蓋瑞非常喜歡他們。回來以後，他從網上發了一封長信給朱利亞，他寫道：“我私下裏意識到，你和楣的關係大大改變了她對西方的態度，而且比你知道的大得多……布朗一家向她證明，東方世界與西方世界是何其相似……和她共度餘生是一種有價值的、增長知識的和使我變得謙虛的經曆。”

朱利亞、露茜和莎拉都給我們回了信。莎拉在信中說：“蓋瑞：收到你的可愛的信，謝謝！我們很高興見到你們……實際上，楣是寬宏的。我不認為，我們應該受到你如此的讚揚，一半都不到。然而，我欣慰地聽到她欣賞與讚同我們蹣跚向前的生活方式。對我們雙方來說，那一段兒生活並不容易。因此，我很高興，留給她的是如此愉快的記憶。”

 

尊重不同

我在悉尼大學一注冊，就開始一邊準備做論文，一邊心急火燎地找工。一家找工代理給我找到幾份家庭清潔工，有一家又離我特別的近，我歡喜若狂趕快去這一家麵試。主人是一位年輕英俊的男子，他非常和氣友好，知道我在悉尼大學讀研究生，他十分信任地說，你每個星期二來打掃一次，我把工錢給你放在餐桌上，這是我的房門鑰匙。

   幾天後我第一次登門去清掃衛生，我高高興興地開了門，拿出吸塵器就開始在客廳吸塵。吸完了客廳的地毯，我就把吸塵器拖進臥室。進了臥室，我抬頭一看，立時嚇了一跳，牆上到處掛著大幅的男性裸體照片。我扔下吸塵器，本能地奪路而逃。沒想到他竟是同性戀！要是在中國這可是要進監獄的呀！跑到門口我猛然停住了，突然領悟——他是同性戀，那他對女人就沒有興趣，我不是更安全了嗎？我跑什麽呀？我多需要這份工啊！我怎麽能跑啊？我回到臥室，拿起吸塵器埋頭吸塵，盡量不看那些照片。做完了這一間，我又進了第二間臥室。它的陳設略有不同，但同樣掛著大幅男性裸體照片。

我心中始終懷著警惕，擔心會出什麽意外。但是，這份工做了幾個月，一直順遂得很，一點差池都沒有。有一天，我又獨自開了門，來做衛生。廳裏的餐桌上擺了一包東西，上麵放著一個信封，寫著我的名字。我打開一看，裏麵不但有工錢還有聖誕卡，上麵寫著：祝你聖誕快樂，這包東西是送給你的聖誕禮物。

我立時衝出房門，下樓去買聖誕禮物與聖誕卡。我真糊塗，竟忘了聖誕節快要到了，既沒有買聖誕卡也沒有給他準備聖誕禮物。這是多麽失禮呀！他的禮物和卡提醒了我，我給做清潔的幾家都寫好聖誕卡，那周帶了去。那幾家也都送了我聖誕卡，有的還送了我禮物。但是，他可是這幾家中第一個送我聖誕卡和禮物的人呀！

這位男子使我對同性戀者從此有了不一樣的認識，他們隻不過是性趨向與常人不同而已，他們並沒有值得譴責之處。在悉尼住長了，我才知道，悉尼是澳洲的同性戀之都。因為在一些小城市或鄉村，人們仍然歧視同性戀，所以他們就自然而然地聚居到悉尼來了。我因之對悉尼增加了親近之感，因為這個城市包容不同，尊重不同。

我從小在中國接受的是一分為二的哲學和階級鬥爭學說的教育。無論什麽事，非白即黑，非錯即對，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哪講什麽求同存異，哪講什麽尊重不同，哪講什麽尊重少數或是尊重弱勢群體。在澳洲遇到同性戀這件事使我意識到，世上的事是複雜的多側麵的——你不喜歡的事，不見得就是不好的；你不理解的事，不一定就不合理。

 

投身中文報業

謝天謝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我到澳三年之後，我的丈夫終於與我重聚。但是，他不能適應這種披荊斬棘的艱苦生活。此時，恰逢澳洲政府允許我們申請正式工作，我不得不放棄讀完研究生的打算，全力掙錢養活我們兩個人。事有湊巧，我找到在一家中文日報當翻譯的工作，每周工作六天，將每日的新聞從英文翻成中文。

    報社的工作量很大。我的英文不夠好，對澳洲情況又不熟悉，剛開始翻譯十分吃力。總編是香港來的，脾氣很大，我動轍挨罵。但半年以後，我的英文有了很大進步；我原先的編輯記者經驗也發揮出來，工作比較得心應手了。報社的工作大大增進了我對澳洲社會的了解。

當時，幾年來陸續抵澳的幾萬大陸留學生處境艱難，引起了當地華人、澳洲民眾甚至澳洲政府的關注。這家日報為了吸引讀者，就經常編發一些留學生新聞。我是留學生出身，又有采訪經驗，總編就經常派我出去采訪或出席重要的記者招待會，然後在一版留下大塊版麵給我。如果是移民部的記者招待會，我問的問題總是留學生們最關心的。如果是留學生有難，我必飽含同情，聲情並茂地給以報道。每當我匆匆趕回報社，往往是我寫一張，打字員打一張，貼版員貼一張。第二天消息見報，總是引來很大反響。雖然，我天天忙得像打仗，但我感到自己的工作與讀者息息相關，我自然更加勤勉努力。

澳洲的中文傳媒競爭激烈，我先後在日報、周報、周刊及月刊任職，但是最讓我懷念的還是在《東華時報》工作的6年。《東華時報》的老板李偉林是馬來西亞華人，他英文好，了解澳洲社會，非常善於經營，又十分熱愛中國文化。他尊重我們這些編輯記者，給予我們充分的支持與極大的自主權。李偉林老板接手後，《東華時報》的質量不斷提高，漸漸成為澳洲華人最喜歡的一份中文周報。

我們不但刊載大量新聞，還刊發關於澳洲時事與人物的深度報道。我發現，華人讀者迫切渴望深入了解澳洲社會，他們不僅需要知道新聞，還很想了解新聞背後的故事。我於是下功夫收集材料，每周抓住重點，用生動的筆法寫一整版時事大特寫，還配以照片。後來，我寫的大特寫成為了很受讀者歡迎的“招牌菜”。我也采訪了很多澳洲各界的名人，包括華裔社會的名人，將他們的故事詳細報道出來。

我們的報紙還大量發表澳洲作者撰寫的小說、散文、隨筆、評論以及詩歌等，特別強調澳洲特色。這些作者的文章反映了海外華人在異鄉拚搏的苦樂，我讀來感同身受，所以特別珍愛，總是不遺餘力地與他們聯係，熱情洋溢地鼓勵他們，耐心地編發他們的稿件。他們的文章成為我們報紙吸引讀者的亮點，他們中的許多人也成為我的朋友。

我自己能在寫作與編輯工作上不斷進步，有賴讀者的長期幫助與鞭策。中文報刊的編輯部就在悉尼唐人街，我每天上下班，買東西，吃飯，都會碰到一些華人讀者。他們總說：“你這篇大特寫寫得好，題目我們關心，文筆也生動。上周那一篇，議論太多了。”或者“你們發的那篇小說好看，那篇隨筆有意思……”我的作者朋友也經常給我提出建議與批評。這種經常的反饋與鞭策，對我彌足珍貴，我是悉尼讀者培養起來的。

中文報刊工作繁重，壓力很大，要想始終如一精神抖擻地工作，意氣風發地開創新天地，並不容易。在爸爸受難的那些年，媽媽多次對我說：“我一到了辦公室，所有煩惱都忘得幹幹靜靜，腦袋裏隻剩下工作。”言傳身教潛移默化的力量巨大無比。我發現我也象媽媽一樣，不管我的生活中發生了什麽，我的丈夫離去也好，我與男友分手也罷，我始終保持了鎮定的情緒和充沛的工作熱情。往往事情過去了好久，我的同事們才知曉。

1996年下半年，澳洲掀起一股攻擊亞裔和澳洲土著的種族主義妖風，華人僑領黃肇強決定成立團結黨予以回擊。我與我的一些作者朋友立刻意識到他的主意很好但困難很大，就決心群策群力予以支持。我充分運用自己在中文傳媒工作多年的優勢，與這些作者及報社同人一起，組織了一浪又一浪規模龐大的宣傳戰役。

我深知，與澳洲的其他族裔相比，華人一向是埋頭工作不問政治的，許多澳洲人對華人的評價是華人隻知賺錢隻懂做生意。一百多年前，來澳淘金的華人像可憐的羔羊般被白澳主義者屠殺驅趕，毫無自衛能力。現在，要想喚起華人參政的熱情，非得掀起持續的大規模的宣傳運動不可。

在北京這樣高度政治化的城市長大，被政治運動折騰了這麽多年，我對政治不免有些厭倦，當然無意在異鄉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了。但是我認為，對於我來說，反對不反對種族主義已經超出了一般政治的範疇。一個人連自己的尊嚴都不想維護，那就連動物也不如了。中國已經不是清末，我們也不是一百多年前的老華人了。我們必須學會運用澳洲方式在澳洲生存，過有尊嚴的生活。我知道，這又是一搏的時候了。這時，在北京這個政治漩渦裏翻滾掙紮的幾十年可就沒有白過了，我的政治敏感這下有了用武之地。

1999年3月紐省選舉，黃肇強被選進了州上議院。他與團結黨在澳洲政壇發出了反對種族主義的最強音。此後，種族主義越來越不得人心，澳洲政府製定了反對種族主義的法規。十幾年下來，已經很少有人再敢公然宣揚種族歧視了，輿論在漸漸轉向。作為移民與有色人種，也作為一名有政治敏感與新聞敏感的人，我清楚地感知了澳洲社會的這種變化。

 

 

廣告征婚

1990年，正當我越來越喜歡中文日報的工作也對澳洲社會漸漸適應之時，我丈夫卻在澳洲呆不下去了，他決定回京。當時，我出來時我們借的債還沒還清。我好不容易有了一份對口的工作，既可以增進英文水平又可以攢錢還債,我們怎麽可以放棄呢？然而，分居三年之後，我們之間的矛盾明顯增多,隔閡日漸加深。其實我知道，他也很痛苦。我們之間已經很難溝通了，幾經折騰，最後不得不以分手告終。

女友們敦促我趕快在報上登廣告征婚，不要再耽誤自己了。我那時已抵澳數年，找工找房一直都靠廣告，對廣告征婚倒也並無太大反感。我知道，一般人對廣告征婚心有抵觸。但是我並無閉月羞花之貌，年齡又這麽大了，假如不借助廣告擴大尋找範圍，找到合適伴侶的希望將非常渺茫。

一位很熟的澳洲朋友對我說：“廣告征婚會遇到很複雜的情況，甚至陷阱。不過，你經曆過很多事情很有社會經驗，可以試一試。要是別人，我會勸他們三思而後行。”我這人一向顧慮較少。要不也不敢在中年之時遠離故土隻身飛到萬裏之外的澳洲。我就這樣不知深淺地一腳踏進了澳洲的廣告征婚市場。

有的朋友勸我仍找華人。當時，澳洲大約有二三十萬華裔，但來自中國大陸的僅數萬而已。我感覺，如果我僅在人數甚少的大陸華人中尋找，恐怕隻有矮子裏麵拔將軍了。

我的眼光自然而然地轉向周圍比比皆是的澳洲人,特別是與布朗一家相處兩年，使我對澳洲人漸生好感，風俗習慣與文化背景不同並不影響我與他們有許多共同語言。我決定在英文報上登廣告，找西人。幾經折騰，我終於碰到一位心儀的澳洲男士特裏（Terry）。我以為自己找到了真愛，其實是再次陷進了愛情沼澤地。同居四年之後，我終於下決心掙脫出來。

與特裏分手之初，我對伴侶關係已經完全喪失信心，頗欣賞單身生活的自在隨意。兩年之後，在家人親戚幫助下，我買了一個兩室一廳的單元。我一人在收拾好的單元裏走來走去，突然就覺得這個家太空落了，突然就覺得我需要一個日日相守的伴侶。

我相信世間有真愛，也相信我能找到合適的人。在異鄉的事業成功是我自己披荊斬棘幹出來的，婚姻的幸福不也得我自己披荊斬棘地去爭取嗎？遠離故鄉家人，我覺得自己隻有勇敢地麵對異鄉荊棘一法。

2001年下半年，一位會算命的朋友說：“你今年不要再登廣告了，你2002年才會遇到合適的人。”我對她的話不甚相信，我一向對算命采取半信不信的態度。那時離聖誕節還有好幾個月，我為什麽不再繼續登廣告試它一試？為什麽要浪費大好光陰等待明年？一年多來，我一直在《悉尼晨鋒報》（Sydney Morning Herald）上登廣告。這次，我決定換一家報紙。沒想到，這一換就遇到了蓋瑞。

 

選自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書《人約黃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