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邊風景

本欄將發表一些紀實文章,描寫澳洲華裔知名作者、畫家、書法家、歌唱家的人生故事以及一些澳洲中國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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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約黃昏》之八:異鄉荊棘

(2021-09-16 19:08:22) 下一個

《人約黃昏》之八:異鄉荊棘

辛夷楣

 

作為家庭觀念很強的中國人,告別家人故土隻身飛往海外,可是人生大事。與蓋瑞當初離開倫敦相比,我的出國顯然需要更大的勇氣。行前的數月很忙,顧不上擔心,坐在飛機上,看見厚厚的雲層,我開始心慌了:澳洲是什麽樣啊?我能適應那裏的生活嗎?我雖經曆了一些坎坷,可那是在祖國、在故鄉、在家人身邊呀!現在,不論前路平坦還是荊棘叢生,隻有靠我自己了。

1987年4月初的一天,我下了飛機,看見墨爾本如此空曠靜謐,心裏就更不安了。澳洲人的英語又快又難懂,我簡直不知人家在說什麽。我也不知該如何找工作,如何找房,如何生存。我像個沒有生存能力的弱智者,自信心降到了最低點。

 

布朗一家

在對異鄉的惶恐中,一位在澳居住多年的華人潘夫人幫我從報上的廣告找到了布朗一家,他們正在找人做家務。布朗夫妻倆都是醫生,兩個女兒艾亞、露茜已上中學,小女兒朱利亞則上小學三年級。我聽懂了這些,也用我的蹩腳英文簡單介紹了自己。潘夫人極力誇獎我,並且說我特別會做飯。

布朗夫婦似乎對我很滿意,讓我兩周後開始上班。我下了課,先到學校接九歲的朱利亞,然後回家打掃衛生,洗衣服,做各種零碎家務,一周5天,一天3小時,周五給他們做一頓中餐,這份工對我太合適了。每天當英語語言中心放了學,我就急急地趕到巴士站,巴士再轉電車,就能到達朱利亞的小學。語言中心的同學都羨慕我,能找到這份不耽誤學習又可以練習英語口語的工作。

我第一天去學校接朱利亞時,她很興奮,一看見我馬上就跑過來了。我倆一路說一路往家走,朱利亞長得很健壯,大腿比我的還粗,紅撲撲的小臉上長滿了雀斑,挺逗人愛。

回到家裏,我開始吸塵。女主人莎拉已教過我如何使用吸塵器、洗衣機,如何打掃廁所等。她說,這些家務活哪天做什麽,你隨意安排就行了,最好抽時間陪朱利亞玩一玩。

朱利亞很喜歡講話。盡管我的英文很差,我倆常有交流障礙,但她仍告訴我許多事。她的姐姐們回家晚,她的父母則要6點之後才進家。她像小大人似的對我說:“如果你不在,我一人在家不安全。”她還告訴我,她最要好的朋友是一個日本女孩雅庫妮,她們是在新西蘭認識的。如今,他們一家從新西蘭搬到墨爾本,那一家也已回日本,但她一直與雅庫妮通信,互寄禮物。看來,朱利亞對亞洲人倒沒有種族偏見。

可是,第二天,當我興衝衝地趕到小學校時,朱利亞卻一言不發,不理睬我,隻是低著頭往外走。直到走出學校老遠,她才說:“你以後別在學校跟我講話了。”我立刻明白了,她嫌我英語不好,怕同學們聽見了笑話她。(多年以後,她母親莎拉告訴我,同學們嘲笑她了。)我說:“朱利亞,我做這份工,就為能跟你們講英語。如果,你不讓我跟你講話,我以後就不來了。”她連忙說:“你說吧,你說吧,你可別走!”說完她還歎了口氣。

有一天,我聽見朱利亞扯著嗓子喊我。他們全家人都叫我的中文名,發音怪怪的。我一看,她坐在她房間的地毯上,屋裏亂得一團糟。她說要我幫她找樣東西。我問:“什麽東西?”她連喊三遍:“Stapler! Stapler! Stapler!”我怎麽也想不起來這單詞究竟是什麽意思。朱利亞是個急性子,此時她手舞足蹈,臉已漲紅了。我急中生智,問她:“是不是把紙釘在一起的東西?”她拍手大笑:“就是,就是,你真聰明!”我如釋重負,她想要釘書機!不一會兒,我就在客廳裏幫她找到了。

我徹底地征服了布朗一家是在第一個星期五——我的烹調日。潘夫人告訴我,澳洲人喜歡吃炸的。我於是精心設計了菜譜:炸茄盒、宮保肉丁、紅燒肉和煮米飯。等我把飯菜端上桌,他們的眼睛都亮了。三個女孩一連聲地叫:“真香!真香!”他們的父親伊恩一邊跳舞,一邊轉到酒櫃那兒去拿酒。三個女孩胃口真好。狼吞虎咽一陣之後,他們全家開始七嘴八舌地問我,這是什麽?那是什麽?我拿出小字典,飛快地翻著,盡量一一回答,莎拉還詳細追問做法。他們的欣賞激發了我烹飪的興致,從那以後,我挖空心思變花樣,幾乎三個月沒重樣。

朱利亞和我越來越親。我做飯,她總是要求幫忙。我包餛飩、包子,她也學,竟學得很快。他們家來了客人,她總是搶先向人家介紹我,並且教人家怎麽念我的名字,生怕父母、姐姐搶了她的專利權。作為留學生,我不免常搬家。莎拉總是很主動地開車幫我搬家。小朱利亞每次都要跟著去幫忙,樓上樓下地跑個不停。她也很喜歡我的朋友們。有時,星期五晚飯後,我說我要去看朋友,她就要求跟我一起去。

    艾亞是朱利亞的大姐,在三個女孩中最漂亮,最像她媽媽。1987年,我到她家時,她正上中學12年級,鄰居男孩都喜歡圍著她轉。

那年11月,她一考完中學畢業考試,就開始找工。我的學校也將放長假,我也正在千方百計地找工,我倆因此有了許多共同語言。她找工的方法是走進她家附近的每一間商店,挨家問。終於,有一家服裝店說可以要她,但她興衝衝幹了兩天就辭了工。我很不理解,替她惋惜。她卻說:“那家店生意不好,我站一天沒幾個人進店來,太寂寞了,我必須得換份工作。”

後來,她在市中心的意大利餡餅連鎖店找到賣貨的工作。那份工很辛苦,常常忙得她大汗淋漓,路途又遠。但她幹得挺高興。和她相比,我找工要困難多了,但她總是鼓勵我:“沒關係,繼續努力!”

艾亞獨立性很強。他們全家去塔斯馬尼亞島旅遊3周,她卻決定一人坐巴士繞島一周。我挺擔心:“為什麽要一個人?你不害怕嗎?”她說:“一個人旅遊,可以有更多機會接觸生人,了解到許多有趣的事情。”他們回來以後,艾亞就給我講她豐富的旅行經曆。

露茜是朱利亞的二姐,性格在三姐妹中最隨和。她愛講話,又耐心,我英文有問題,常常喜歡問她。有一天,她說,她與同學去中餐館喝茶,吃了一種東西,特好吃,但是她怎麽也說不清是什麽東西。過了一天,她帶了一張紙條給我,她的華裔同學用中文寫了“叉燒包”三字。我說:“這容易,可惜你們家沒有蒸鍋。”晚上,她就對她媽媽講了,莎拉當即給我錢,讓我周末去唐人街給他們買蒸鍋。買了蒸鍋,我就常給他們蒸包子,蒸餃子,他們全家樂不可支。

露茜告訴我,她參加了一個國際中學生交換計劃,她希望能到加拿大學習一年。後來名單公布,她被分配到巴西。她一麵加緊學習葡萄牙語,一麵拚命打工賺錢。她說她希望賺夠自己的機票錢,不想增加父母的負擔。

露茜找工的方式與艾亞不同。她自己寫了好多紙片,然後散發到附近的幾條街。此後幾天,家中電話鈴聲不斷,全是找她的。露茜高興得不得了,小記事本記得滿滿的。我很好奇,問她紙片上到底寫了什麽,一下子就找到這麽多工。她高興地把紙片遞給我,隻見上麵寫著:“你有一個十分能幹的鄰居,她什麽都會做,鋤草、澆水、吸塵、看孩子,每小時隻收5元錢,請電露茜……”

離開布朗一家去悉尼讀書之後,我最想念的就是莎拉。她既是精明強幹的放射科醫生,又是溫柔的母親,美麗的妻子,我們很快就處熟了。每天她一回家,總是先衝到廚房裏找我。我就一邊做蔬菜沙拉,一邊告許她我和朱利亞做了什麽,然後就和她聊天。我的英文不好,常常張口忘詞,她就邊聽邊猜,後來她竟猜得極準。比如我說:“我媽媽的信寫得很……”她馬上接嘴說:“detailed(詳細)。”

她對我很滿意,經常向她的同事、鄰居吹噓。後來,她的兩個同事也請我去家裏打掃衛生,我還介紹一位同學給她的鄰居做家務。我在她家幹了半年之後,我覺得我該要求漲工資了。我想我不能和他們夫妻倆一起談,如果他們有一人不同意,另一個一附和,我就失敗了。於是我挑伊恩不在的時候和莎拉談,沒想到莎拉很痛快地說:“你剛來時沒有經驗,現在,我覺得是該給你漲工資了,我會和伊恩說。”果然,那個星期五發工資時,伊恩對我說:“我們同意給你加工資。”

我很幸運地在她家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館找到晚上刷鍋洗碗的工作。因為時間銜接得好,我十分珍惜,拚命想保住這份工。有兩天,餐館的洗碗機壞了,我找了一位同學來幫忙。我倆硬是用手洗,趕上了洗碗機的速度,沒耽誤事。沒想到不久後的一天,我的腰劇疼起來。當晚我告訴莎拉,她說,第二天讓我到她醫院看急診,她會安排好一切。那是我第一次進澳洲醫院看病,生怕英語不好講不清病情。沒想到,細心的莎拉給我找了一位華裔醫生。檢查之後,醫生說,你不能再去餐館做了,全休兩周後可以幹輕活,你的腰肌嚴重損傷了。

莎拉和丈夫伊恩感情極好。據說他們的父母是朋友,他倆從小一起玩,還曾在一個澡盆裏洗澡。後來,他倆又先後進入悉尼大學醫學係。每天早上,他倆一起開車上班,晚上一起返回。有時,他倆偶然分別回來,一見麵就擁抱親吻。三個女兒就“喲!喲!喲!”地起哄。星期五晚飯後,伊恩特別喜歡和我談中國。但有時,他看見莎拉在洗碗,就馬上起身說:“我得去幫她。”有一個周末,三個女兒都跟著學校野營去了。他們倆互相摟抱著,很興奮地告訴我,他們要出去度周末,享受二人世界。

伊恩很關心中國,常常向我問這問那,從中國的政局到經濟體製,從風俗習慣到文化傳統。他聽我說起我們在中國也跳交誼舞,不禁驚訝地睜大了眼睛:“中國男女在公共場合不是很少有身體接觸嗎?”我常恨自己英語不佳,不能向他解釋清楚。他卻總安慰我:“你已經告訴我們很多事情了。”

伊恩和莎拉也喜歡和我談文學、談音樂、談曆史。當他們意識到我幾乎和他們一樣熟悉西方文學名著和西方古典音樂,熟知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時,他們大為驚訝地問:“中國有多少人像你這樣?”我說:“在中國,上過中學的人都讀過世界曆史、世界地理。當然,我受父母影響,從小喜歡文學藝術,讀了不少書。”莎拉說:“澳洲的曆史、地理課本卻強調澳洲和英國,對世界其他地方很少提及。因此,我們對中國的曆史、地理了解很少,這真太遺憾了!”

 

從山背後往上爬

那時,留學生們的日子很艱難。中國剛剛改革開放,經濟還相當落後,大家帶來的錢不多。既要保持學校的出勤率,又要掙到足夠的學費和生活費,這個矛盾非常尖銳。我們語言中心的第一個學期結束,班上八個中國同學就黑了四個。他們沒有足夠的錢再交學費,學生簽證無法延續,淪為逾期居留的黑民,隻好四處躲避移民局的搜捕。

    同學們為了掙錢,紛紛到工廠去打工,個別的幸運者甚至找到在工廠做中班的工作。這樣,白天上學,下午放學後做工,錢掙得不少。但是我不想去工廠,我寧願晚上與周末四處做些零工,也不想辭去莎拉家下午這份工。這份工不僅使我有機會練習英語口語,還給了我了解澳洲社會的機會。我來澳洲的初衷不就是想好好了解外部世界嗎?

那一時期,為了掙海外學生的錢,澳洲各類學校應運而生,但是政府卻對它們缺乏管束,這勢必使海外學生大受其害。有一天,我突然接到維省海外學生辦公室的一封信,說我就讀的計算機學校匯報我出勤率不夠,我的學生簽證被取消了。我大驚失色,趕緊給我的一位堂姑打電話。

堂姑剛從香港移民此地不久,在維省東部一間中學任教。她驅車200公裏,趕到我的計算機學校,鎮靜地與校方交涉,要求查找我的出勤率。結果查找的結果是我的出勤率是85%。堂姑立即帶我去維省海外學生辦公室。海外學生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說,學校顯然搞錯了,當即恢複了我的學生簽證。如果不是堂姑幫我與學校交涉,我差點就走投無路了。我不禁想到,不知有多少同學被這些缺乏管理的野雞學校坑害,又沒有人幫忙啊!

到墨爾本的第二年,我開始聯係大學,準備上研究生。莎拉希望我既找到合適的大學,又能留在墨爾本。她很為我能給教授寫英文信,能用英語給係裏的秘書打長途電話而驕傲。她總說:“你的英文真比以前強多了!”

按照澳洲的政策,我隻有進正式大學念書,丈夫才能拿到陪讀簽證,與我團聚。澳洲的大學一般規定,你念完本科,可以念此科的研究生;否則你讀研究生前,要補讀一些本科課程。而學時的延長,就意味著我得交更多的學費。我不得不放棄學社會學的想法,選讀東亞研究係的研究生,因為我有大學中文係的文憑。

我幸運地申請到海外學生津貼名額,但即使這樣,一年的學費也要交6000多澳元,再加上生活費,我一年至少要掙12000澳元以上。真不知除了打工賺錢,我還能有多少時間念書、寫論文?

相比之下,澳洲學生的境況要好多了。他們可以申請助學金及政府貸款,理工科研究生有時還有獎學金可拿。當然,他們哪像我曾經荒廢了14年光陰?“文革”3年,下鄉4年,工廠7年,整整14年寶貴的青春啊!還有很重要的一點,英語不是我的母語,我想在異鄉的大學進修真是難於上青天。

瞻前顧後,我發現自己走在一條布滿荊棘的道路上。墨爾本一位管理研究生的大學老師對我說:“我理解你們的困境。你們不是從山前的大路上山,而是從山背後往上爬。”這句話我至今記憶猶新。自從父親被打成“右派”,山前的大路就不屬於我了。幾十年了,我差不多一直是在從山背後往上爬,想在無路的荊棘中踏出一條路來。

後來,當我終於選定了悉尼大學,我告訴莎拉,我要離開時,她幾乎哭出來:“你不能走!兩年來,你已經成為我們家庭的一部分了。我真太難過了!”聽說我要走,三個女孩的第一反應是:“星期五的晚餐怎麽辦?”

離別對我們大家都是痛苦的。兩年來,他們一家給了我這麽多溫暖,使我逐漸融入澳洲社會。多年之後的2006年,我與蓋瑞去墨爾本參加親戚的婚禮,我終於與布朗一家重聚。他們已經搬了家,艾亞與露茜都帶著丈夫和小兒小女來聚會,莎拉大顯身手,做了小羊腿款待我們。

蓋瑞非常喜歡他們。回來以後,他從網上發了一封長信給朱利亞,他寫道:“我私下裏意識到,你和楣的關係大大改變了她對西方的態度,而且比你知道的大得多……布朗一家向她證明,東方世界與西方世界是何其相似……和她共度餘生是一種有價值的、增長知識的和使我變得謙虛的經曆。”

朱利亞、露茜和莎拉都給我們回了信。莎拉在信中說:“蓋瑞:收到你的可愛的信,謝謝!我們很高興見到你們……實際上,楣是寬宏的。我不認為,我們應該受到你如此的讚揚,一半都不到。然而,我欣慰地聽到她欣賞與讚同我們蹣跚向前的生活方式。對我們雙方來說,那一段兒生活並不容易。因此,我很高興,留給她的是如此愉快的記憶。”

 

尊重不同

我在悉尼大學一注冊,就開始一邊準備做論文,一邊心急火燎地找工。一家找工代理給我找到幾份家庭清潔工,有一家又離我特別的近,我歡喜若狂趕快去這一家麵試。主人是一位年輕英俊的男子,他非常和氣友好,知道我在悉尼大學讀研究生,他十分信任地說,你每個星期二來打掃一次,我把工錢給你放在餐桌上,這是我的房門鑰匙。

   幾天後我第一次登門去清掃衛生,我高高興興地開了門,拿出吸塵器就開始在客廳吸塵。吸完了客廳的地毯,我就把吸塵器拖進臥室。進了臥室,我抬頭一看,立時嚇了一跳,牆上到處掛著大幅的男性裸體照片。我扔下吸塵器,本能地奪路而逃。沒想到他竟是同性戀!要是在中國這可是要進監獄的呀!跑到門口我猛然停住了,突然領悟——他是同性戀,那他對女人就沒有興趣,我不是更安全了嗎?我跑什麽呀?我多需要這份工啊!我怎麽能跑啊?我回到臥室,拿起吸塵器埋頭吸塵,盡量不看那些照片。做完了這一間,我又進了第二間臥室。它的陳設略有不同,但同樣掛著大幅男性裸體照片。

我心中始終懷著警惕,擔心會出什麽意外。但是,這份工做了幾個月,一直順遂得很,一點差池都沒有。有一天,我又獨自開了門,來做衛生。廳裏的餐桌上擺了一包東西,上麵放著一個信封,寫著我的名字。我打開一看,裏麵不但有工錢還有聖誕卡,上麵寫著:祝你聖誕快樂,這包東西是送給你的聖誕禮物。

我立時衝出房門,下樓去買聖誕禮物與聖誕卡。我真糊塗,竟忘了聖誕節快要到了,既沒有買聖誕卡也沒有給他準備聖誕禮物。這是多麽失禮呀!他的禮物和卡提醒了我,我給做清潔的幾家都寫好聖誕卡,那周帶了去。那幾家也都送了我聖誕卡,有的還送了我禮物。但是,他可是這幾家中第一個送我聖誕卡和禮物的人呀!

這位男子使我對同性戀者從此有了不一樣的認識,他們隻不過是性趨向與常人不同而已,他們並沒有值得譴責之處。在悉尼住長了,我才知道,悉尼是澳洲的同性戀之都。因為在一些小城市或鄉村,人們仍然歧視同性戀,所以他們就自然而然地聚居到悉尼來了。我因之對悉尼增加了親近之感,因為這個城市包容不同,尊重不同。

我從小在中國接受的是一分為二的哲學和階級鬥爭學說的教育。無論什麽事,非白即黑,非錯即對,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哪講什麽求同存異,哪講什麽尊重不同,哪講什麽尊重少數或是尊重弱勢群體。在澳洲遇到同性戀這件事使我意識到,世上的事是複雜的多側麵的——你不喜歡的事,不見得就是不好的;你不理解的事,不一定就不合理。

 

投身中文報業

謝天謝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我到澳三年之後,我的丈夫終於與我重聚。但是,他不能適應這種披荊斬棘的艱苦生活。此時,恰逢澳洲政府允許我們申請正式工作,我不得不放棄讀完研究生的打算,全力掙錢養活我們兩個人。事有湊巧,我找到在一家中文日報當翻譯的工作,每周工作六天,將每日的新聞從英文翻成中文。

    報社的工作量很大。我的英文不夠好,對澳洲情況又不熟悉,剛開始翻譯十分吃力。總編是香港來的,脾氣很大,我動轍挨罵。但半年以後,我的英文有了很大進步;我原先的編輯記者經驗也發揮出來,工作比較得心應手了。報社的工作大大增進了我對澳洲社會的了解。

當時,幾年來陸續抵澳的幾萬大陸留學生處境艱難,引起了當地華人、澳洲民眾甚至澳洲政府的關注。這家日報為了吸引讀者,就經常編發一些留學生新聞。我是留學生出身,又有采訪經驗,總編就經常派我出去采訪或出席重要的記者招待會,然後在一版留下大塊版麵給我。如果是移民部的記者招待會,我問的問題總是留學生們最關心的。如果是留學生有難,我必飽含同情,聲情並茂地給以報道。每當我匆匆趕回報社,往往是我寫一張,打字員打一張,貼版員貼一張。第二天消息見報,總是引來很大反響。雖然,我天天忙得像打仗,但我感到自己的工作與讀者息息相關,我自然更加勤勉努力。

澳洲的中文傳媒競爭激烈,我先後在日報、周報、周刊及月刊任職,但是最讓我懷念的還是在《東華時報》工作的6年。《東華時報》的老板李偉林是馬來西亞華人,他英文好,了解澳洲社會,非常善於經營,又十分熱愛中國文化。他尊重我們這些編輯記者,給予我們充分的支持與極大的自主權。李偉林老板接手後,《東華時報》的質量不斷提高,漸漸成為澳洲華人最喜歡的一份中文周報。

我們不但刊載大量新聞,還刊發關於澳洲時事與人物的深度報道。我發現,華人讀者迫切渴望深入了解澳洲社會,他們不僅需要知道新聞,還很想了解新聞背後的故事。我於是下功夫收集材料,每周抓住重點,用生動的筆法寫一整版時事大特寫,還配以照片。後來,我寫的大特寫成為了很受讀者歡迎的“招牌菜”。我也采訪了很多澳洲各界的名人,包括華裔社會的名人,將他們的故事詳細報道出來。

我們的報紙還大量發表澳洲作者撰寫的小說、散文、隨筆、評論以及詩歌等,特別強調澳洲特色。這些作者的文章反映了海外華人在異鄉拚搏的苦樂,我讀來感同身受,所以特別珍愛,總是不遺餘力地與他們聯係,熱情洋溢地鼓勵他們,耐心地編發他們的稿件。他們的文章成為我們報紙吸引讀者的亮點,他們中的許多人也成為我的朋友。

我自己能在寫作與編輯工作上不斷進步,有賴讀者的長期幫助與鞭策。中文報刊的編輯部就在悉尼唐人街,我每天上下班,買東西,吃飯,都會碰到一些華人讀者。他們總說:“你這篇大特寫寫得好,題目我們關心,文筆也生動。上周那一篇,議論太多了。”或者“你們發的那篇小說好看,那篇隨筆有意思……”我的作者朋友也經常給我提出建議與批評。這種經常的反饋與鞭策,對我彌足珍貴,我是悉尼讀者培養起來的。

中文報刊工作繁重,壓力很大,要想始終如一精神抖擻地工作,意氣風發地開創新天地,並不容易。在爸爸受難的那些年,媽媽多次對我說:“我一到了辦公室,所有煩惱都忘得幹幹靜靜,腦袋裏隻剩下工作。”言傳身教潛移默化的力量巨大無比。我發現我也象媽媽一樣,不管我的生活中發生了什麽,我的丈夫離去也好,我與男友分手也罷,我始終保持了鎮定的情緒和充沛的工作熱情。往往事情過去了好久,我的同事們才知曉。

1996年下半年,澳洲掀起一股攻擊亞裔和澳洲土著的種族主義妖風,華人僑領黃肇強決定成立團結黨予以回擊。我與我的一些作者朋友立刻意識到他的主意很好但困難很大,就決心群策群力予以支持。我充分運用自己在中文傳媒工作多年的優勢,與這些作者及報社同人一起,組織了一浪又一浪規模龐大的宣傳戰役。

我深知,與澳洲的其他族裔相比,華人一向是埋頭工作不問政治的,許多澳洲人對華人的評價是華人隻知賺錢隻懂做生意。一百多年前,來澳淘金的華人像可憐的羔羊般被白澳主義者屠殺驅趕,毫無自衛能力。現在,要想喚起華人參政的熱情,非得掀起持續的大規模的宣傳運動不可。

在北京這樣高度政治化的城市長大,被政治運動折騰了這麽多年,我對政治不免有些厭倦,當然無意在異鄉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了。但是我認為,對於我來說,反對不反對種族主義已經超出了一般政治的範疇。一個人連自己的尊嚴都不想維護,那就連動物也不如了。中國已經不是清末,我們也不是一百多年前的老華人了。我們必須學會運用澳洲方式在澳洲生存,過有尊嚴的生活。我知道,這又是一搏的時候了。這時,在北京這個政治漩渦裏翻滾掙紮的幾十年可就沒有白過了,我的政治敏感這下有了用武之地。

1999年3月紐省選舉,黃肇強被選進了州上議院。他與團結黨在澳洲政壇發出了反對種族主義的最強音。此後,種族主義越來越不得人心,澳洲政府製定了反對種族主義的法規。十幾年下來,已經很少有人再敢公然宣揚種族歧視了,輿論在漸漸轉向。作為移民與有色人種,也作為一名有政治敏感與新聞敏感的人,我清楚地感知了澳洲社會的這種變化。

 

 

廣告征婚

1990年,正當我越來越喜歡中文日報的工作也對澳洲社會漸漸適應之時,我丈夫卻在澳洲呆不下去了,他決定回京。當時,我出來時我們借的債還沒還清。我好不容易有了一份對口的工作,既可以增進英文水平又可以攢錢還債,我們怎麽可以放棄呢?然而,分居三年之後,我們之間的矛盾明顯增多,隔閡日漸加深。其實我知道,他也很痛苦。我們之間已經很難溝通了,幾經折騰,最後不得不以分手告終。

女友們敦促我趕快在報上登廣告征婚,不要再耽誤自己了。我那時已抵澳數年,找工找房一直都靠廣告,對廣告征婚倒也並無太大反感。我知道,一般人對廣告征婚心有抵觸。但是我並無閉月羞花之貌,年齡又這麽大了,假如不借助廣告擴大尋找範圍,找到合適伴侶的希望將非常渺茫。

一位很熟的澳洲朋友對我說:“廣告征婚會遇到很複雜的情況,甚至陷阱。不過,你經曆過很多事情很有社會經驗,可以試一試。要是別人,我會勸他們三思而後行。”我這人一向顧慮較少。要不也不敢在中年之時遠離故土隻身飛到萬裏之外的澳洲。我就這樣不知深淺地一腳踏進了澳洲的廣告征婚市場。

有的朋友勸我仍找華人。當時,澳洲大約有二三十萬華裔,但來自中國大陸的僅數萬而已。我感覺,如果我僅在人數甚少的大陸華人中尋找,恐怕隻有矮子裏麵拔將軍了。

我的眼光自然而然地轉向周圍比比皆是的澳洲人,特別是與布朗一家相處兩年,使我對澳洲人漸生好感,風俗習慣與文化背景不同並不影響我與他們有許多共同語言。我決定在英文報上登廣告,找西人。幾經折騰,我終於碰到一位心儀的澳洲男士特裏(Terry)。我以為自己找到了真愛,其實是再次陷進了愛情沼澤地。同居四年之後,我終於下決心掙脫出來。

與特裏分手之初,我對伴侶關係已經完全喪失信心,頗欣賞單身生活的自在隨意。兩年之後,在家人親戚幫助下,我買了一個兩室一廳的單元。我一人在收拾好的單元裏走來走去,突然就覺得這個家太空落了,突然就覺得我需要一個日日相守的伴侶。

我相信世間有真愛,也相信我能找到合適的人。在異鄉的事業成功是我自己披荊斬棘幹出來的,婚姻的幸福不也得我自己披荊斬棘地去爭取嗎?遠離故鄉家人,我覺得自己隻有勇敢地麵對異鄉荊棘一法。

2001年下半年,一位會算命的朋友說:“你今年不要再登廣告了,你2002年才會遇到合適的人。”我對她的話不甚相信,我一向對算命采取半信不信的態度。那時離聖誕節還有好幾個月,我為什麽不再繼續登廣告試它一試?為什麽要浪費大好光陰等待明年?一年多來,我一直在《悉尼晨鋒報》(Sydney Morning Herald)上登廣告。這次,我決定換一家報紙。沒想到,這一換就遇到了蓋瑞。

 

選自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書《人約黃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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