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曹禺

憶曹禺

張定華口述     辛夷楣執筆

 

 

我第一次見到曹禺先生是1939年夏天在昆明。那時，昆明聚集了許多文化人，特別是清華、北大、南開南遷組成西南聯大後，更是匯聚了一批優秀的文化精英。大家不約而同地想到用話劇來宣傳抗日。聯大教授聞一多、孫毓棠、陳銓等指導聯大學生排演了由陳銓根據外國劇本改編的多幕話劇《祖國》。

1939年1月，《祖國》在昆明市內新滇大舞台上演，獲得巨大成功，不但場場爆滿，且極大地激發了觀眾的抗日熱情。每次劇終，觀眾自動全體起立，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保衛祖國！抗戰必勝！”《祖國》轟動了昆明，連重慶的報紙都發表了該劇上演的消息和通訊，上海的畫報也刊登了《祖國》的劇照和介紹文章。

 

抗戰時同台演戲

 

這時，聞一多、孫毓棠、孫毓棠的夫人鳳子醞釀邀請在重慶附近國立劇專教書的曹禺，趁暑假來昆明指導推動話劇運動。當他們找到昆明市長裴存藩時，裴同意以雲南省國防劇社的名義邀請曹禺，並承擔路費等花銷。

那時，已經發表了《雷雨》、《日出》及《原野》三大名劇的曹禺在全國確實赫赫有名。聯大的同學們聽說要請他來昆明，一片歡呼雀躍。

曹禺原名萬家寶，1910年生於天津一個沒落的官僚家庭。他出生後三天，生母就去世了。他的童年是十分孤寂的。田本相寫道：“他的父母在樓上抽大煙，他的哥哥在樓下抽，曹禺起床去上學時，家裏和墳墓一樣，放學後，回到家裏還是和墳墓一樣，因為一點聲音都沒有。”任何缺乏想象力的人都能明白，那是一個多麽令人窒息的環境。何況，曹禺又是如此敏感熱烈如此充滿激情的一個人呢！

幸虧，曹禺12歲時就讀的天津南開中學卻是一個充滿民主精神的地方，那裏的南開新劇團更一下就吸引了他的全部心神。老師張彭春不但給他們排戲，還鼓勵曹禺修改劇本。在南開的幾年，曹禺不僅常演主角，還以男扮女的形式出演易卜生的名劇《娜拉》中的娜拉，轟動了校內外。

1929年，進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係讀書後，曹禺讀遍了莎士比亞、易卜生、奧尼爾和古希臘戲劇及其他古典名著。也就是在這時，他開始醞釀《雷雨》的寫作，花了許多功夫寫劇中人的小傳和劄記。晚年時，他帶著女兒萬方來到清華的圖書館，指著他當初常坐的位子說：“不知廢了多少稿子呀，都塞在床鋪下邊……”

1933年，由於在清華排戲，他認識了法律係漂亮的女學生鄭秀。兩人很快墮入情網，曹禺說，自己愛得非常熱烈，像入了迷一樣。1933年的暑假，曹禺決定動筆寫《雷雨》。他勸鄭秀也不要回家，在學校陪他。他把鄭秀比作“創作的無可比擬的動力”。

他在清華圖書館寫一頁，鄭秀就謄寫一頁，就這樣《雷雨》誕生了。23歲的曹禺把手稿交給正在辦《文學季刊》的朋友靳以。靳以把它放在抽屜裏一年，卻沒有讀。後來，他向另一位編輯巴金提起這個稿子。巴金拿去通宵讀完，非常激動，主張立即發表，不要連載，一次登完。曹禺與巴金從此成為知交。後來，抗戰時期，曹禺又把巴金的名作長篇小說《家》改成了話劇。他們兩人的友誼持續了半個多世紀。

    《雷雨》發表後一鳴驚人，當時各地的劇團爭相排演。唐槐秋的中國旅行劇團在上海最著名的卡爾登劇院連演三個月，場場爆滿。沈從文說：“一個垂死的階級的文明往往就像熟透的深秋，參天大樹上每一片葉子飄零著，腐爛著，帶著人類的心智一同消沉，可是，能夠流傳百世的文學巨著往往也在此時誕生。遠看《紅樓夢》，近看《雷雨》，莫不如此。”

《雷雨》奠定了曹禺在中國話劇史上傑出劇作家的地位。繼之，他創作了《日出》（1936）和《原野》（1937），同《雷雨》一起，被稱為三部曲。他的劇作標誌著中國話劇的成熟。

昆明的地下黨領導得知曹禺要來昆明的消息後，決定團結各方，盡全力把曹禺來指導戲劇活動的事情搞好。於是，在地下黨的組織下，由聯大劇團發起，邀請國防劇社、金馬劇團、藝專、雲南省劇教隊等單位舉行聯合公演，同時排演兩出大戲——曹禺的《原野》和曹禺、宋之的聯合編寫的《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總動員》）。

曹禺在昆明期間，除了親自執導《原野》外，還與孫毓棠一起導演了《黑字二十八》，並在戲中扮演一個受威脅欺騙當了漢奸的小職員楊興福，我則演他的女兒小雲。

聯大的老師有的跟曹禺是南開中學同學，更多的人跟他是清華大學同學。他們跟他很熟，親切地叫他家寶，我們學生則管他叫萬先生。這樣叫慣了，就改不了了，沒想到，這個稱呼我一直沿用了幾十年，一直到見他的最後一麵。我初一是在天津南開女中上的。那時，萬先生早已從南開畢業，在清華大學深造呢！不過，我們南開的同學都一直把這位老學長當作我們南開的驕傲。

1939年，萬先生才29歲，瘦瘦的，圓圓的眼睛又黑又亮。他戴副眼鏡，文質彬彬，老穿一件灰色長衫。我隻不過是個聯大的學生，和這樣的名家同台演對手戲，心裏緊張得怦怦亂跳。萬先生給我們排戲非常認真，他自己在排練中也一絲不苟，而且很注重與其他演員的交流。我發現，他的台詞背得很熟，演戲很有激情，與他演對手戲並不難。幾次排練下來，我漸漸地不緊張了。

《黑字二十八》中有一場戲，父女二人在公園裏相遇。父親楊興福是受了大漢奸的指使，去安放定時炸彈，破壞慰問抗日將士義賣會的會場。女兒小雲是來會場賣花為抗日捐款。如果炸彈爆炸，父親不但是民族罪人，也是殺害女兒的凶手。萬先生真實地表現出人物驚懼、焦急、惶惑、慚愧的複雜心情，使扮演他女兒的我，由衷地為他的痛苦而忐忑不安，最後潸然淚下。每逢演到這場時，常有一些同學躲在大幕兩旁看，大家都被他精湛的演技所吸引。

    排《原野》時，我清楚地記得，萬先生反複啟發演員們理解角色，耐心地給他們說戲，還一遍遍地給扮演女主角金子的鳳子矯正台詞。後來，《原野》的演出獲得巨大成功，可以說達到了職業劇團的演出水平，這與萬先生善於啟發指導演員有很大關係。

那個暑假，整個昆明城被萬先生掀起的戲劇旋風震撼了。聯大同學編了一個順口溜：“家寶，家寶，真是一寶，又會寫又會演又會導！”

 

山城看《家》

 

其實，萬先生不僅會寫會演會導，還會教。他真是一位戲劇全才。他在國立劇專教書，主講編劇與西洋戲劇史等課程，很受歡迎。北京人藝的演員呂恩當時正在劇專念書。她回憶說，曹禺講課很精彩，學生們非常喜歡聽他講課。隻要是他講課，學生從來不缺席，甚至窗子外麵也裏三層外三層圍了許多外班的同學在聽。

抗戰期間，曹禺又寫了《蛻變》和《北京人》。前者被洪深列為抗戰十大名劇之一；後者被史學家認定是他創作的高峰之作。另外，在此期間，他根據巴金的同名小說改編的《家》，被譽為小說改編話劇的典範。

1943年，我躲在重慶附近的北碚生孩子。聽人說金山和張瑞芳在重慶演萬先生改編的《家》，我就抱著隻有幾個月大的女兒去看戲。金山演覺新，張瑞芳演瑞玨。張瑞芳演得太好了。有一場戲，瑞玨把綠豆湯和洗臉手巾拿給覺新，覺新的眼光中透露出無限的愛意。我當時想，他倆演得是否有點兒過了？後來才聽說，當時他們正在戀愛，不久就結婚了。

那天劇場裏，空氣很不好。但是，小小的女兒一直沒有哭。也許，她明白，戰爭時期她的媽媽能看到這樣高水平的演出是多麽不容易，她的媽媽對萬先生有多麽崇拜！

那時，黃宗江和葉露茜在重慶附近的北碚也演出了《家》，我丈夫看了，可惜我帶著孩子沒能去。後來，一位朋友把黃宗江和藍馬帶到我們在北碚的家中吃飯。黃宗江和我是天津南開中學同學，他比我高一班。那是抗戰時期，家裏隻有粗茶淡飯。但是，我們談起南開舊事，談起他們正在演的《家》，談起萬先生，大家是那麽興奮，滔滔不絕。事情過了幾十年，當時的情景仍曆曆在目。

    最近看人藝拍的記錄片《曹禺·《雷雨》與北京人藝》，黃宗江在裏麵講，他把曹禺稱作自己的“奶師”。他說：“你賜給我的奶我用了一輩子。”黃宗江17歲演《雷雨》裏的周衝，是曹禺的劇本滋養了他，使他與戲劇結緣，認識人生。他說：“我現在84歲了，還能周衝一番”，於是就大段大段地背起了《雷雨》裏周衝麵對四鳳談理想的台詞。他顫顫巍巍地說：“我如今仍想對我的四鳳這樣講，這仍舊是我的理想。”許多演員都認為曹禺的劇本是金礦，培養了中國一代又一代演員。我認為，說曹禺的劇本滋養了中國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恐怕也並不為過。曹禺的戲把舊社會的腐敗掰開了給你看，你覺得這樣下去中國一點出路都沒有，不推翻它不行。

在這段時間，曹禺不僅與重慶的進步劇人接觸較多，也與中共駐重慶的負責人周恩來建立了較密切的往來。他倆是天津南開中學的先後同學。老校長張伯苓此時將南開中學遷到重慶。周恩來與曹禺在南開新劇團時的共同的戲劇導師張彭春也在重慶。大概有了這一層關係，周恩來對曹禺這位小學弟格外關心。另外，我覺得，從年輕時就從事戲劇活動的周恩來也特別愛才惜才，珍惜這個中國稀有的戲劇天才。

    吳祖光曾經回憶起1946年元旦前夕，他在準備回上海前去看周恩來，他們談了兩個多小時。他說：“我記得很清楚。他幾乎用了一半時間詢問曹禺的情況，問他的寫作情況、家庭問題、婚姻問題，問得相當詳細。從這件事可看出周總理對曹禺的愛護和關心。”

當時，曹禺的婚姻確實出現了問題。他與鄭秀戀愛三年之後，1936年11月在南京舉行了隆重的訂婚典禮，並於1938年結婚。可是，兩個女兒萬黛和萬昭出生後不久，他們熾熱的愛情就被煩瑣的日常生活與性格的衝突、無休止的爭執，消磨得支離破碎。

曹禺愛上了來江安國立劇專看望妹妹的方瑞。劇專的學生都或多或少地知道此事，一見二人在一起散步就自覺回避。方瑞出身書香門第，性格溫柔嫻靜，頗通詩文，又寫得一手好字。曹禺在這一時期寫的名作《北京人》，就拿她來做愫方的原型。顯然，淑女型的方瑞比脾氣執拗的鄭秀更合曹禺心意。但曹禺幾次提出離婚，鄭秀堅決不同意。她十分痛苦，她堅信曹禺會與她和好如初。但是，她顯然是一相情願，曹禺見離婚不成，就與方瑞同居了。

1951年，曹禺與鄭秀分居幾近十年之後，在組織的安排下，於北京離婚。鄭秀對曹禺的同窗好友張駿祥說：“過去，我愛曹禺，嫁給了他，現在我還是愛他，我同意離婚，因為我希望他幸福。”鄭秀在北京燈市口的女十二中（現在的166中學）教英文多年。

 

熱情與尷尬的院長

 

十幾年後的1954年，我來到北京後的第二年，調進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才又見到了已擔任人藝院長的曹禺。見到他，我張口就叫：“萬先生，你好！”他很高興地說：“啊，小雲，你也來了！”

我發現，萬先生特別客氣謙虛，平易近人，一點大戲劇家、大院長的架子都沒有。他不常到劇院來，平時藝委會開會，一般由總導演焦菊隱或書記趙起揚主持；有特殊事情時，萬先生才來參加。劇院希望他有充裕的時間寫作。當時，他還是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

    盡管這樣，劇院大政方針的製訂萬先生總是親自參與。他每次在全院大會上的講話總是熱情洋溢激動人心。記得在1954年6月的一次全院會上，他提出，要逐步實現總導演製，要爭取在五年內培養出一批有獨立工作能力的導演，一批名副其實的演員，一批真正的舞台藝術工作者和熟悉業務、懂得藝術、懂得如何為藝術創作服務的行政管理人員。

我剛到劇院時，導演夏淳、柏森正在排《雷雨》。那時，各劇團都隻演反映新社會生活的現代戲。直到1953年9月全國第二屆文代會提出了繼承五四傳統，對優秀的話劇作品要有選擇地搬上舞台時，劇院趕緊打了報告給北京市委、文化部甚至周總理，說我們要排《雷雨》，我們認為它就是現代戲。

戲劇界有“人保戲，戲保人”一說。也就是說，有的戲特別容易出彩，即使演員陣容不太強也能打動觀眾；有的戲則必須有好演員、名演員來擔綱才能抓住觀眾。從三十年代開始，《雷雨》一向是戲保人的，無論哪個團演幾乎一律成功。在話劇界大家都知道，哪個劇團沒飯吃了，就演《雷雨》。

可是，在新社會，怎樣分析與處理這出戲呢？觀眾還能不能接受這出戲？大家心裏都沒有譜，萬先生也很緊張。他急切想知道新中國觀眾對他三十、四十年代的作品采取什麽態度。當然，他也十分擔心新中國的各級領導們到底怎麽看。

在人藝的排演場內外，確實亂了套。多數人認為應該用階級分析方法來分析《雷雨》。於是把周家與魯家的八個人分了左中右。魯大海是左派；周樸園是極右；周萍是他的接班人，將來比他還壞；繁漪吃剝削飯，而且陰險亂倫，根本不值得同情……

飾演周樸園的鄭榕老琢磨怎麽表現封建社會的腐朽，資產階級的醜惡。演繁漪的呂恩過去演過這個角色，可是現在完全不知道怎麽演了。演周萍的於是之曾經在文章中描述了他的為難與緊張：“就記得有一次在排練中，我因為站著的兩條腿不對，導演竟蹲下來掰我的腳，而我居然因緊張過度而沒能叫他掰動——現在寫起來覺得像笑話，然而我當時是非常難過的……”

人藝的黨政工團還常在晚間與周末開會幫助《雷雨》劇組的演員認識角色。這時，萬先生卻非常謹慎甚至近乎超然。他在排演場很少講話，很少分析人物。這和我1939年在昆明認識的萬先生簡直判若兩人。

    飾演周樸園的鄭榕回憶說：“有一次彩排時，我和侍萍的一場戲，為了表現我對她的恨，我每說完一句話都要運氣，節奏極慢。那時候曹禺是院長，一般他對藝術問題不發表意見，但那次我一下場他就跑過來說：‘快！快！快！受不了！受不了！我的戲裏沒有這麽多東西。’”

盡管如此，《雷雨》公演後卻受到了廣大觀眾的喜愛。有的人甚至帶著鋪蓋卷來熬夜排隊買票。劇場裏的女觀眾一邊看一邊哭。當時，此劇連演幾十場，場場爆滿。萬先生對此非常高興。其他文藝界人士也鬆了一口氣。有北京人藝打頭陣成功，今後他們也可以演《雷雨》了。

鳳子當時是人藝文學組組長，負責挑選劇本。她興奮地對我說：“這下就可以豐富我們的劇目了，不光可以演反映新社會的現代戲，《雷雨》等過去的優秀劇目也可以演。看，觀眾這麽熱愛！”

我覺得是觀眾的熱愛給了導演夏淳也給了演員們信心，使他們不斷地深入角色，一點一點地拋掉一些框框，逐漸地接近角色，使戲越演越出彩了。後來，《雷雨》成為人藝的保留劇目，幾乎每年都演，常演常新。

1956年和1957年，人藝又先後把《日出》和《北京人》搬上午台，同樣大受觀眾歡迎，後來也成為保留劇目一演再演。應該說，這三出戲演員陣容極強，導演工作出色，布景服裝成功地烘托了時代氣氛，確實是話劇舞台上難得的精品。

對於曹禺的另一名作《原野》，人藝卻沒敢碰，其他劇團當然也如此。評論文章和文藝界上級領導說它宣揚複仇。《原野》的被肯定是在幾十年之後，那可真是後話了。

《雷雨》、《日出》、《北京人》演出大獲成功，萬先生的困惑卻持續了好多年。田本相介紹說：“曹禺甚至自己對《雷雨》和《日出》做了修改，在《雷雨》裏加強了階級對立的成分，在《日出》裏加入了反映帝國主義的東西。這些是以前有人批判過他的地方，現在他自願地修改了，並且在開明書店出版。但沒有被排成戲，後來不了了之。”

“文革”之後，萬先生回憶說：“建國初期，周揚的話，我佩服得不得了，我修改《雷雨》和《日出》，就是開明書店出版的那本劇作選，我基本上是按照周揚寫的那篇文章改的……”

正當《雷雨》的演出轟動京城之時，總導演焦菊隱和另一位導演梅阡正在排萬先生新寫的劇本《明朗的天》。劇院的人都很想排好這個戲，不僅萬先生自己在協和醫院長時間體驗生活，演員們也都去了很長時間。但是，戲排得很不順利，幾乎每排一次，就要改。萬先生和焦菊隱都傷透了腦筋。有一次，我忍不住地說：“萬先生這個戲可真費了力氣！”焦先生就說：“他老模仿易卜生、奧尼爾！”

    今天看來，這不是萬先生模仿易卜生、奧尼爾的問題。解放前，他模仿易卜生、奧尼爾的手法，寫自己熟悉的中國生活，名著一個個產生。現在，要他拋開原先多年的生活積累，來寫眼前日新月異的新社會，就很難了。他深切地痛恨舊社會，真誠地熱愛新社會，對領導全國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共產黨愛戴到一種虔誠敬畏的程度。他急於寫出反映新社會的作品，但是他又對身邊的巨變沒有深刻的理解，沒有通透的認識，如何能上升到藝術的境界呢。

這其中的甘苦與真相，萬先生在當時接受記者采訪時已經曲曲折折地透露出來：“曹禺同誌一再地說，他在這次創作中更深刻地體會到創作屬於人民這句話的意義。他認為《明朗的天》實際上是一個集體的創作，他隻不過是集體中的一分子。這與他在舊社會時從事的創作，一個人關在屋子裏麵寫，是完全不同的。”

雖然，周總理極力肯定這個戲；雖然這個戲在1956年的全國話劇匯演上得了一連串獎項，但觀眾與文藝界，包括劇院的人並不認同。萬先生自己也不滿意。多年以後，他對田本相說，這是一部寫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劇本，連我自己都不懂得什麽叫思想改造，不知道怎樣改造，我又怎能寫好改造？

有一年快過新年了，院長辦公室主任劉景毅打電話給我，說《北京日報》要曹禺寫新年祝詞，讓我代筆。當時，我是總導演辦公室秘書。我心想，這該讓曹禺的秘書寫，但是出於對萬先生的尊重，還是馬上寫了，交給了劉景毅。

他一看，就說：“思想性藝術性都不夠。”我心裏不高興了：“那什麽樣的才是思想性藝術性都夠的？”他說：“《誰是最可愛的人》。”我說：“那你說怎麽辦就怎麽辦吧。”那時，人們的思想特別左。魏巍寫赴朝誌願軍的文章《誰是最可愛的人》確實好，可全國不就一個魏巍嗎？

幸虧，萬先生看了稿子，說挺好，就給了《北京日報》。過些天，萬先生寄了一封信給我，向我表示感謝，還把《北京日報》的稿費給了我。一件小事，但可見萬先生為人的善良與周到。

我不記得他是在什麽場合談到語言問題的了。他說，他有一個小本子，平時聽到好的語言，就記在小本上。我覺得，他對語言——台詞特別講究。劇作家要通過語言的升華才能寫出適合人物在特定場合的台詞。他的劇本可讀性非常強，人物的語言是真正性格化的。

記得抗戰時期我在昆明演《雷雨》裏的魯媽。在整個排演過程中，我一直不斷地思索咀嚼人物的台詞。有一句台詞是：“你是萍，……憑——憑什麽打我的兒子？”每當說到這一句，台下總是一片掌聲。觀眾不是給演員鼓掌，而是在給精彩的台詞鼓掌。

1956、1957年間，人藝排練和演出郭沫若先生的《虎符》時，郭老經常來看連排、彩排和演出。郭老每次來，萬先生一定來陪，趙起揚、焦先生、梅阡、蘇民和我也都陪著。

有一次，看完戲，郭老請大家到東四拐角的一家小飯店吃宵夜。到大家已吃完時，萬先生說：“我要帶點兒點心回去。”然後，他說了一句很文的詞：“歸遺細君。”有人不懂，問：“帶點兒給孩子吃吧？”其實是帶給他夫人方瑞吃的，“細君”同“內人”之意。一件小事，可見萬先生與方瑞感情之好。

每年人藝的春節晚會，萬先生一定來，周總理也經常來。總理跟他特別熟，對他特別親切，和他講話有點像老師與學生講話的方式。

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各行各業爭著放“衛星”，劇院人人寫劇本個個報提綱，還要到文化部去獻禮報喜。我們藝術室這部分人報了一個劇本，可人藝小劇場一位看門房的師傅一下就報了3個劇本。聽說，青藝報了100多個劇本，大家都有些著急。

後來，去文化部報喜的人回來說，青藝報了200多個。很多人就著急地說：“那咱們也得往上加！”還是人藝的黨委書記趙起揚說：“咱們別加了，等出了劇本再說。”有個小青年還不幹，大聲說：“多加一個也得加！”

在那種氣氛下，萬先生當然也希望人藝能多出一些劇本。他就帶著夫人方瑞來劇院聽提綱，提意見。他先對大家熱情鼓勵一番，然後請他夫人方瑞先談意見。方瑞談完了，他讚揚說：“談得好！談得好！”

這些提綱當然都是很粗糙、很不像樣的，但是，萬先生對它們一律大加讚揚，說這都是來自生活的，各有各的好。至於缺點，即使一目了然的缺點，他都一字不提。我當時很困惑，不明白萬先生怎麽會變成這樣？在昆明時，他有什麽說什麽，對藝術多認真呀！

三年暫時困難時期，為了配合中央“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號召，全國各地竟然一下湧現出70多部反映越王勾踐“臥薪嚐膽”精神的戲曲劇目，卻沒有一個話劇劇本。在羅瑞卿等領導人的建議下，萬先生與梅阡、於是之組成寫作班子，動筆寫《膽劍篇》。那時，我已調出人藝。聽人說，萬先生寫得很艱難，老讓別人給幫著想情節。有人就說他江郎才盡了。後來，戲公演了，但並不討好。

大約在準備寫《膽劍篇》的同時，萬先生從周總理那裏接受了寫作《王昭君》的任務。劇院派年輕的編劇藍蔭海協助他。他們不僅搜集了許多史料，還到內蒙草原去體驗生活。但是不久，事情就擱淺了。

萬先生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之後說：“好景不長。沒過多久，不知從哪裏吹來一股陰風，把廣州會議說成是‘黑會’，從此大家又耷拉腦袋，不大敢寫東西了。”

我感到，從50年代初直到60年代中期的萬先生是熱情洋溢的，又是尷尬謹慎的。盡管他如此謹言慎行，基本上成了一個遵命文學的樣板，誰也不得罪，躲過了一係列政治運動，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劫難仍然狠狠地向他襲來。

 

曹禺在劫難中

 

1966年12月的一個晚上，發生了轟動全國的“活捉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事件。萬先生也被從床上拖走，押到中央音樂學院為這幾個大人物陪鬥。還是總理的一句話“曹禺算什麽呢？他又不是走資派”，才開脫了他。

隨後，在批判劉少奇的大批判文章中，又出現了曹禺的名字。罪名是1956年劉少奇在曹禺的陪同下觀看了人藝演出的《雷雨》，連聲稱讚：“深刻，深刻，很深刻。”北京師範學院革委會《文藝革命》編輯部，還把1968年第五期辦成了“打倒反動作家曹禺專號”，把他說成劉鄧黑司令部的禦用文人、老反革命。

萬先生在多年後曾經談到他在運動初期的慘境：“有一段，我住在家裏，不敢出房門。大院（他當時住在戲劇學院宿舍）裏也是兩派在罵，夜裏也在鬥走資派，一天到晚，心驚肉跳，隨時準備著挨鬥。我覺得我全錯了，我痛苦極了。我的房間裏掛著毛主席像，貼著毛主席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我跪在地上，求著方瑞：‘你幫助我死了吧！用電電死我吧！’真不想活下去了，好幾次都想從四樓跳下去，我哀求著方瑞，讓她幫著我死。方瑞說：‘你先幫我死好不好？’我真是太脆弱了，還有老人，還有妻子，還有孩子，又怎麽能把她們拋下？難為了方瑞，伴著我一直受苦。……她也是我的精神支柱。”

2006年，人藝的老同事梁秉堃到家裏來看我，向我和丈夫、女兒講述了“文革”中他怎麽替萬先生捉刀代筆寫檢查的事。當時，秉堃年輕、出身好，人藝的軍宣隊讓他當組長，管理黑幫。萬先生就在他的管理之下。那時，總理打招呼讓解放曹禺，可是他寫了多次檢查都通不過。秉堃急了，他悄悄地對萬先生說：“你這樣寫不行，我來給你寫，你偷偷抄好交上去。”

萬先生很害怕：“小聲點兒，小聲點兒，那怎麽行呐？”“怎麽不行，但是你得給我一些材料做參考，我才好寫，我知道你有。”過了幾天，萬先生悄悄從家裏拿來一些材料給了秉堃。秉堃開夜車寫好，又讓萬先生抄了，然後秉堃把這份“曹禺的檢查”交給了軍代表。

軍代表一看就念起來：“我從三十年代起就用資產階級思想腐蝕人民……”一邊念，軍代表一邊連聲稱讚：“這個檢查寫得好，說到點子上了……”就這樣，萬先生總算被解放，可以回家了。

“文革”開始後，我有好幾年沒見到萬先生了。大概是在六八、六九年間，我們北京文化局的一些人被下放到北京附近的南口農場勞動。那天，我們正在火車站等著乘火車去南口，突然有一個人走出隊列，大叫：“定華同誌！定華同誌！”我一看，也高興地叫起來：“萬先生！”他興奮地拉著我的手，說了好一會兒話。要知道，在那時能跟大家一起去勞動，就說明已經是被解放了，即使有問題也並不嚴重。他的興奮之情溢於言表，我當然也替他高興。我聽說，他在南口管放羊，一人放五隻羊。

後來，我們從南口農場勞動回來了，我不記得為辦什麽事去人藝的首都劇場。我走到傳達室門口，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仔細一看竟是萬先生。那是夏天，他穿著短褲、圓領衫，頭上圍了一條白毛巾，打扮得像個日本人似的。看見我，他挺高興的，一句怨言都沒有。他說，他身體還好，下了班，就從食堂買些飯，帶回去給妻子方瑞吃……

    我聽了這些，心裏像打翻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在我的心中，萬先生是中國最傑出的戲劇家，在世界戲劇史上是完全可以和易卜生、奧尼爾平起平坐的人物。幾十年來，我眼看著他一天天老去，眼看著他的性格變得扭曲，也耳聞了不少他運動初期的慘況。現在，造反派竟讓這位大戲劇家在首都劇場看傳達室！這不僅是對他，而且是對中國話劇的褻瀆。雖然那天我們聊了很長時間，但現在已無法回憶起他還和我說了些什麽，因為我的大腦一直被一種困惑、痛苦、憤懣充塞著。後來聽說，終於有一天，曹禺在人藝首都劇場看大門被來訪的日本人發現了，並把這條消息登在了日本的報紙上。為了消除在海外的不良影響，於是就把他調到了人藝宿舍大院的傳達室去，負責分發報紙。

70年代初，我們曲藝曲劇團的一部分搬到北三環薊門橋附近的原政法學院辦公。我們單位占了一座樓的樓下一半，另一半則是所謂的“北京革命文藝指揮部”。市文化局所屬各單位的人員要輪流到那裏參加學習班。

有一天，我正在辦公室上班，突然聽到有人說，曹禺剛來到學習班就不舒服，被送到我們團的醫務室看病來了。我一聽說，心裏十分焦急，趕緊跑到醫務室，看到他靠在不寬的床上，臉色灰白，團裏的醫生正在給他量血壓。他看到我，有氣無力地點點頭。我在旁邊站了一會兒，想了想，就跑到“革命文藝指揮部”，找了一個平常熟悉而心地善良的負責人說：“曹禺有心髒病，年紀又大了，在這裏如果犯病是有危險的，你還是讓他回家休息吧！”那時，萬先生已經60多歲了，“革指”的人大概也是怕真出了事，責任承擔不起，就連忙安排了車，送他回家。我攙扶著把他送上車，他拉著我的手，什麽也不說，隻是用力地握了握。我心裏明白，學習班給予他的痛苦，不比疾病對他的折磨少，這一次他又算暫時解脫了。

2006年，曹禺逝世十周年，他的女兒萬方寫了一篇文章《透明的生命》來祭奠他。其中有一段話很深刻也很確切：“我了解我爸爸，他不是一個鬥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個很容易懷疑自己否定自己的人，他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他的生命是一種半感官半理智的狀態，始終被美好和自由的情感所吸引鼓動。但他的情感和思想又都是充滿了矛盾的，而且都加倍地放大了。‘文革’時期，當美好的東西被徹底打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而他覺得自己沒有任何的力量，絕望和恐懼就把他壓垮。而這種可怕的影響貫穿了他後來的整個生活。”

 

晚年曹禺

 

“四人幫”粉碎之後，70年代末期，我與同事去上海觀摩演出，想挑選適宜我們改編的劇本。沒想到，碰見了萬先生，我驚訝地問：“您怎麽也來了？”

這一次，我們總算可以輕鬆而放開地聊一聊了。萬先生告訴我，愛人去世了，他的生活亂了套，養病養了好久，女兒、女婿跟他住，對他很好，女婿還幫他洗澡。他還說，他很久都沒有出來了，這次是來上海看看，順便辦些私事。

“文革”後期，方瑞身體垮掉了，每晚必須服用大量的安眠藥片才能入睡。1974年的一天，方瑞突然在自家床上離開了人世。事後懷疑，是因為過量服食安眠藥所致。妻子方瑞的去世，給萬先生帶來了沉重的打擊。幸好有學醫的女兒萬黛細心地照料他的生活。女兒們希望他能與鄭秀複合，鄭秀也有此意。她與萬先生離婚之後，一直沒有再結婚。但是，某一天，萬先生突然向家人宣布，自己要再婚了，對象是上海京劇院的著名京劇演員李玉茹。

他這次到上海來，就是來看李玉茹的。原來，他們早在40年代就認識。1978年10月，萬先生終於完成了《王昭君》的寫作，北京人藝演出了，《人民文學》也發表了劇本。李玉茹打電話給他，要求將《王昭君》改編成京劇。後來，兩人互通書信，不斷往來，終於成婚。知道晚年的萬先生有了相悅相知的伴侶，我為他感得寬慰。

後來，我的小兒子因工作關係，與萬先生經常見麵。他也跟從我對萬先生的稱呼，稱他為萬先生。80年代初期，萬先生很活躍，時常與李玉茹攜手參加各種社會活動。聽我的小兒子講，萬先生參加他們組織的活動，高興時還會主動勸說李玉茹登台表演，清唱京劇。

1981年，葉帥的女兒葉向真（她化名淩子）把曹禺的《原野》改編成電影，請了劉曉慶來演金子，楊在葆演仇虎。片子拍得很好，電影局卻不讓公演，一直作為參考片在內部放映。直到七年之後的1988年，這部片子才得以公演，並且在1988年的中國電影百花獎評選中，獲最佳故事片獎，劉曉慶獲最佳女演員獎。

2003年，葉向真在接受鳳凰台的陳魯豫采訪時，談到當時拍這部片子的事兒，很有意思。她說：“當時我拍這個片子的時候，曹禺老原來是我們戲劇學院的老校長嘛，他那時候給他本子他不看，不見我們，也不看，沒辦法，我們就硬著頭皮上了。後來我們片子都拍出來了……請他老人家去看……他一連看了七遍，就跟我說，你這個大小姐呀，我跟你說實話吧，你那時候給我的本子，我根本就不看，他說你想想看，我原來，就是說曹禺三部曲，《原野》是一部，後來解放後就批判這個，就把它拿下來了，就換成了《北京人》，就是《雷雨》、《日出》、《原野》就改成了《雷雨》、《日出》、《北京人》，他說好不容易人家都忘了這件事了，說你這個大小姐非要把它拎出來，你再搞一搞的時候，我不又跟著倒黴了嗎，他說所以我連看都不看你劇本，他說我現在看了以後，你把我將近四個小時的話劇，你改成這樣的話呢，我太沒想到了，他說祝賀你。……他說沒想到你這大小姐還能幹出這事來，他說原來我就覺得你是造反派呀，文化大革命前是學生會主席，後來的時候你是挺有名的紅衛兵啊。他說你差點讓我嚇出心髒病來，他開玩笑了。”

其實，曹禺哪是開玩笑啊！了解他的人，知道他多麽謹小慎微，知道多年來他活得多麽辛苦！

    有一次，我們曲劇團排演了一出新戲，就請萬先生來看戲指導。那天，我偏巧有事不在。後來，團裏的人告訴我，起先，萬先生盡說好話，後來終於忍不住了，說：“你們就是有一個問題，字幕錯別字太多，你們得改改。你們團不是有個張定華嗎？她看不出錯字嗎？你們回去跟她說，讓她管管錯別字！”

團裏的小青年一邊向我學說，一邊問我：“曹禺怎麽跟你這麽熟？”我覺得心裏陡然透亮起來：萬先生，你總算又敢於說心裏話了，總算敢於批評人了！你這才是我年輕時認識的萬先生！也許，你又可以揮動如椽大筆，為我們寫出精彩紛呈的戲劇了。

1983年，著名畫家黃永玉曾給萬先生寫了一封誠懇、尖銳的長信，說你解放後寫的本子與你年輕時的本子沒法比，希望你發自內心去寫。萬先生把這封信鄭重地裱起來，珍藏在一個大本子裏。

不久之後，人藝把英若誠翻譯的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的名作《推銷員之死》，搬上舞台。排演期間，阿瑟·米勒被請到北京。他由人藝演員英若誠陪著去看望萬先生。萬先生拿出那個大本子，開始念黃永玉的那封信，並且讓英若誠給翻譯。英若誠在人藝拍的紀錄片裏回憶說：“我翻一句就看曹禺院長一眼，意思是，這句還翻嗎？曹禺院長毫不猶豫地說：‘翻，翻’。等這封信翻完了，米勒半天都沒說話。後來他說：‘曹禺不但是一個優秀的藝術家，也是一個很好的人。’”

萬方在《透明的生命》一文中提到，晚年的曹禺心心念念想寫出好東西。他說：“我痛苦，我太不快樂了，我老覺得我現在被包圍著，我要說心裏話，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說的話。”他還說：“我痛苦，我要寫一個大東西才死，不然我不幹！”

在北京人藝攝製的紀錄片《曹禺·<雷雨>與北京人藝》裏，人藝的演員蘇民回憶說，80年代中期的一天，曹禺突然把他叫去，說他要寫一個劇本，寫孫悟空，最後一幕的構思都有了。蘇民說願聞其詳。曹禺就講：最後一幕他們西天取經回來，孫悟空也封了佛。他跟如來佛說，我不想當佛爺，我要回花果山。如來佛說：行！孫悟空說：你得把緊箍咒給我摘下來。如來就讓觀音給他把緊箍咒摘了。孫悟空一個跟頭就翻了十萬八千裏。他一看，來到五座大山下，周圍景色十分秀麗。他就在山根底下撒了一泡尿，還提了字：“孫悟空到此一遊。”這時畫外音：哈哈哈。孫悟空問：“誰在笑？”畫外音：善哉善哉！閉幕。蘇民說，我聽完了老院長的講述，很久都不敢跟別人講，怕傷害了老院長。

年輕的曹禺有著氣衝山河的勇氣否定他深惡痛絕的舊社會，以不朽的戲劇向舊中國宣戰，成就了他的藝術才華。而中年和老年的曹禺卻難以跳出時代的局限，排除左的幹擾，寫出他心中想寫的東西，枯竭了他的藝術生命。這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話劇藝術的悲劇，更是我們一代文化人的悲劇。很明顯，直到晚年，他仍在痛苦，仍在努力，仍在掙紮……

萬先生走了，走的那樣匆忙。我想告訴九泉之下的萬先生，您給中國和世界留下的優秀文化瑰寶——您的戲劇，將永遠地活躍在舞台上和千千萬萬觀眾的心裏，您的戲劇所詛咒的舊社會已經一去不複返了，中國正以驚人的速度在現代化的路上迅跑。

安息吧，萬先生！

 

選自《記憶深處的老人藝》一書

 

照片說明：1，青年曹禺

          2，1939年8月，《原野》、《黑字二十八》演出結束，演職員們在昆明金碧餐廳歡送曹禺。前排左四為聞一多、左五為曹禺、左六為鳳子、左七為孫毓棠、右二為張定華

          3，老年曹禺

          4，曹禺（左）與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