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難以忘卻

記憶難以忘卻

張桐

出差在外，與在北京的家裏通電話，姐姐告訴我今天她去了人藝的首都劇場，還去了人藝的宿舍史家胡同56號大院，並說有人在人藝的網站上給我留言了。晚上到人藝的網站瀏覽，沒想到真有這樣細心的“話劇老觀眾”，還有那麽多的人藝迷。作為曾經的人藝子弟，忙裏偷閑，把記憶中有關人藝的人和事寫出來吧。

兒時的記憶

因為年齡的關係，我對人藝的記憶是從56號大院開始的。

記得我們家從朝陽門的豆芽菜胡同搬到56號大院時，先是住在大院進門後左手的一排平房中，屋門外是一棵高大的桑葚樹，南邊就是那個排演廳。我們家搬來後，林連昆叔叔和梁水（梁秉堃）叔叔也先後搬來，與我們成了鄰居。那時，我們都管林連昆叫小林叔叔，雖然他人高馬大的，但大概是因為年輕吧；梁水叔叔的稱呼我們一直延續至今，好像小時候的記憶是難以改變的。我的姥姥和小林叔叔的母親、梁水叔叔的母親成為了好朋友，三位老太太年齡差不多，都為人隨和，所以相處得特別好，她們常在一起聊天，誰家裏做了好吃的經常互相送。在我的記憶中，林奶奶特別會做菜，我記得她煮的掛麵湯裏放墨魚蛋，使我們感到既好奇又好吃；而梁奶奶是老北京，她炒了麻豆腐讓我們嚐，就是從她那裏我們家才知道北京的麻豆腐應該怎麽做。

   後來我們家搬到大院中間，操場北麵一幢獨立的平房。那幢房子的格局怪怪的，房門朝東，旁邊就是藍蔭海叔叔家。從小時候我就知道，藍叔叔的愛人是電台的播音員，當時就挺有名了。房門的對麵住的就是牛星麗和金雅琴一家，在兒時的眼裏，牛叔叔長的又高又瘦，金阿姨說話嗓門特別大。

56號大院的院子很大，北邊的大門在史家胡同，大門的右手邊也是一排平房，前麵是一座紅磚的四層樓。樓的南麵就是我們家後來住的那一幢平房，前麵是操場，再往南是幾進小院，一直延伸到南麵的甘麵胡同。大院中住的人家很多，我們這些年齡相近的孩子就有幾十個。我還記得那時我最好的玩伴叫辛欣，我們住在豆芽菜胡同時就是門挨門的鄰居。他的父親是搞舞美設計的辛純伯伯，他有兩個妹妹，他們家當時就住在那座紅磚樓西麵單元一樓的左手北麵的第一間。

到了上小學時，我們這些孩子大多數在史家胡同小學就讀，記得與我同班或同年級的就有田幸（田衝的兒子）、宋苗（宋垠的兒子）、李燕（趙起揚的女兒）、童小凱（童弟的女兒）、陳小凡（陳憲武的兒子）、丘磊（丘揚的兒子）等。學校就在胡同的西口，從大院走到學校，有十幾分鍾。

      那時，大院的男孩兒多，又正是“七八九狗都嫌”的年齡，在院裏時大夥天天一起瘋玩。春天，我們爬上牆去“偷”操場西邊那個院子裏的槐花、榆錢兒，還因此和那個院的男孩子們發生了“戰爭”，隔著院牆互相扔石頭打架，最後把比我們大的“哥哥”們都卷入了進來。夏天的晚上玩捉迷藏，經常是要玩的不知誰的爸爸或媽媽到院子裏來喊孩子回家，我們才會一哄而散。下雨了，跑到桑葚樹下去撿滿地的桑葚；到了秋天，就約好了到前麵的幾進院子中去摘海棠，經常被“洋剌子”剌傷，又疼又癢。我還記得，排演廳西側有一棵老核桃樹，有一次我們去摘還是青皮的嫩核桃，被看門的老張大爺捉住了，幾個人想不承認。他把我們的手抓住，手心朝上，指著滿手黃黑色的斑記說這就是證據。然後先是數落我們，後又把我們押到院裏的水龍頭前去洗手，但怎麽洗也會留下痕跡。從此我知道了核桃的青皮是不能玩的。到我有記憶的時候，56號大院裏的排演廳已很少排戲了，經常是大門緊鎖。偶爾開門，也是往裏或往外搬布景之類的東西，我們進去看看，很快就會被轟出來。越是不讓進去的地方就越引起我們的好奇，不知是誰發現的排演廳後麵有一個窗戶可以鑽進去，我們就三三兩兩地約好一起鑽進去玩。那時，裏麵的台上台下堆滿了布景，給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演《智取威虎山》時的那些大石頭。裏麵是幾根木架，外麵蒙著布，刷上灰不灰藍不藍綠不綠的顏色。也許是應了那句看戲不能進後台的老話，當我再坐在首都劇場裏再看話劇的時候，就總覺得台上布景中石頭是“假的”，不像。許多年以後，去延慶的鬆山，當看到山路兩邊的石頭，我才發現記憶中布景的石頭竟然與大自然中石頭太像了，那種顏色，那種質感，惟妙惟肖，真感歎人藝的美工們在五六十年代就有那樣高超的技藝啊。當我從排演廳旁邊的高台上摔下去那次以後，在姥姥的管教下，我就再也不敢去排演廳玩了。

     在小學中，人藝大院的孩子們普遍學習不錯，因為在院裏是鄰居，在學校是同學，所以就是在課間或放學後也經常在一起玩。我記得那時我們這些男孩兒在同學中個子都比較高，五年級時我和邱磊參加了東城體校的籃球班，放學後經常一起去東長安街體育場或東單廣場的籃球場參加訓練；而陳小凡的乒乓球打得好，一直代表學校出去參加比賽。女孩子們則多才多藝，像李燕從小就是經常在學校的演出中跳獨舞的，許多人都是學校合唱隊的骨幹。濮存昕比我們低一個年級，我對他的記憶不深，但是在我同班同學的記憶中，他那時就經常在學校的演出中上台朗誦的。

到六年級畢業時，我同年級的田幸、苗苗考上的是那時東城最好的中學男五中；童小凱好像是為了住校上的是海澱的101中學。我因為是姥姥不願意我上學離家遠，才報考的是隔著一條胡同，走個十來分鍾就可以到達的內務部街的男二中。搞的班主任董老師一百個不願意，幾次追問我為什麽第一誌願不報男五中，說我一定能考上。現在回想起來，我們那時讀書真不感到困難，五年級之前因學校教室少，還經常隻上半天課。五、六年級時下課後不是上東城體校打籃球，就是參加合唱團唱歌，但我們的學習成績都很好。我考上二中後，被分到一班，一報到就被班主任指定為數學課代表。到一年後“文革”開始，學生造反砸了年級老師的辦公室，才知道我進男二中的那一年，全年級六個班二百五六十人，隻有兩個是語文、數學雙百分的，我就是其中之一。苗苗的經曆更有意思，在小學時我們一起打籃球，他到五中後進了校隊。“文革”中我們上山下鄉都去了內蒙兵團，有一次在包頭市的大街上遇到他，互相聊起來，才知道他因為籃球打得好，被抽調到13團的團籃球隊，住在包頭市裏集訓，準備參加全兵團的籃球賽。對於當時整天冒著風沙、頂著烈日幹農活的知青們來說，這真是十分令人羨慕的好差使了。

      到我上小學二年級以後，我們家搬到演樂胡同與焦先生做鄰居，我有時在放學後還回到史家胡同56號的大院去玩。那時我還常去看梁奶奶，她特別喜歡和我聊天，給我個小板凳坐著，聽她講院裏發生的事情。

到我上了中學，去大院的次數就少了，“文革”開始，接著又是上山下鄉，過去的玩伴兒和同學都四分五散了。偶爾路過史家胡同，回大院去轉一轉，物非人非，少了幾分親近感。一晃多年，就再也沒有進去過了。

那時我們年齡相近的孩子們，現在都已是50歲出頭了。子承父業有幾個比較出名的，像導演夏淳的兒子夏鋼，蘇民的兒子濮存昕，方琯德的兒子方子哥、女兒方子春，但大多數經曆了“文革”，上山下鄉，返城後就業、上學，現在從事的工作五花八門。前幾年，田幸曾和我在海澱的薊門裏小區做鄰居，一次閑聊時他提出要組織大院裏的孩子們來次聚會，後來也沒有了消息。真不知五六十年代那些大院中的鄰居和小學的同學們現在可好？

與焦先生為鄰

焦先生至今在我的印象中都是一個不苟言笑的人。

當我們家搬到演樂胡同那個標準的小四合院時，平時就隻有焦先生一個人在家，到周末時宏宏和安安才回來。在我的記憶中，焦先生的個子很高，總是一身藍色的哢嘰布中山裝，上衣所有的扣子都扣得緊緊的，出門時手裏提著一個藍色的布兜，戴著一副深色框邊的眼鏡。冬天了，有時穿上一件長的呢大衣。焦先生早上去首都劇場，經常坐一輛三輪車，蹬三輪的師傅就住在我們院子的東邊。偶爾會有劇院的小轎車送他回來，那時看到劇院的車，多是蘇聯的勝利20或華沙之類。有時下學在胡同中遇到焦先生在前麵走，他的步子不大，但走得很快，也許是高度近視的關係，他總是低著頭。那時，焦先生住在我們四合院的北房，北房有三間正房，兩間耳房。正房中外麵的兩間是他的書房，西麵一間有木隔斷，是他的臥室。焦先生下班回來就總是在外麵的書房中，晚上經常隻能看到書桌前的那個燈是亮的。東房有時是請來的保姆住，但電話裝在那間屋內，所以那間房門是不鎖的。我那時年齡小，如果有電話鈴響起，多半是我跑過去接，然後再到北房去請焦先生接電話。

星期天休息，我們幾個孩子經常要掃院子，焦先生往往會走出來，站在院子中間和我們聊天，那句“白紙上寫黑字，不是鬧著玩的”給我留下不可磨滅的記憶。小時候，記住它是出於對這句話的好奇，但後來以至今天我才慢慢理解了它的含義。如果對焦先生五六十年代的處境多一些了解的人，就會知道當時他對我們這些孩子說這句話時的心境和苦衷了。

      那時，我的奶媽還一直與我們生活在一起。我的奶媽是江蘇高郵人，在史家胡同56號大院居住時就被公認是院內各家阿姨中幹活最幹淨的。她喜歡用搓板洗衣服，在搬到演樂胡同的小院後，西邊廁所中有一個大澡盆，她經常彎著腰在那裏不停地洗這洗那。一次，她將洗完的被裏、床單晾了院裏一繩子就去上班了。焦先生從北房中出來，走到繩子邊伸頭去聞晾在繩上的被單，然後走到南屋門口對我姥姥說：“你們家的阿姨洗衣服真幹淨，沒有肥皂味。”我們後來很長時間說起這件事就要笑，笑他會去用聞的辦法來檢驗衣服是否洗幹淨了。但當我工作後開始與文學作品打交道了，我才懂得了什麽叫“細節”。焦先生對舞台表演藝術的執著和造詣，世人難比，對演員表演的點播讓多少人終身受益，而他數十年如一日的勤奮和對生活觀察的細致入微不都是他高超藝術境界的來源嗎！

做了幾年鄰居之後，焦先生搬走了。不久，聽大人們說，他又結婚了；後來，還聽說他老年得子，很是難得。那時我才十來歲，對許多事情是很懵懂的。

1966年“文革”開始，我曾多次到首都劇場後麵的排演廳看過那些從高處一直垂掛到地麵的大字報，也看到過焦先生在劇場的後院中勞動的身影。在那個斯文掃地的時代，焦先生被揭發的“體無完膚”，從工作上的反動權威、脾氣大到私生活中的你來我往，一件件被寫到紙上，貼在牆上。那時候，像焦先生這樣的名人被送到了風口浪尖上，沒有了隱私，沒有了臉麵，在精神上隻能處於任人宰割的被動境地。後來，還不斷地聽到過傳來的這樣那樣有關焦先生的消息，如他再次離婚了，兒子沒有留給他；他一個人被搬到了56號大院北牆根的一間小屋居住……在我們生活的圈子裏，他始終是讓人們關注的話題。

      我最後一次見到焦先生是在“文革”後期了。那時我已去內蒙兵團，一次冬天回京時和媽媽一同到東四去，在十字路口西北麵的新華書店門口與他相遇。焦先生仍是一身已經洗得泛白的藍色哢嘰布中山裝，上衣的扣子和領鉤都扣的緊緊的，手裏提的仍是那種藍色的布兜，還是那樣的眼鏡，隻是眼鏡片比以前我記憶中的多了些圈。他很瘦，背已有些佝僂，個子也顯得沒有過去那樣高了，臉色很深。媽媽問起他的身體近況，還聊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他看到我，問媽媽這是小四嗎，還問我是否在北京工作。他講到宏宏去外地插隊，安安在北京的一個工廠，自己眼睛的視力越來越差……天慢慢黑了，他與我們告別，我把他攙著扶下台階，送到步行道上。我和媽媽站在那裏，久久地看著他的背影。在昏暗的路燈下，他已沒有了過去那樣的健步如飛，無情的歲月已將他變成了一個步履蹣跚的老人。走在街上的路人，誰會想到他曾經是造就中國話劇舞台藝術幾十年輝煌的一代大師呢。

90年代中，《海南日報》曾開辟了一個有關四合院的專欄，那些朋友知道我曾住過北京標準的四合院，就約我寫一篇。我在那篇文章中介紹了演樂胡同這個小四合院的布局，還回憶了與焦先生為鄰的有關故事。時間長了，也不知這篇發表過的文章放到哪去了。隻是清楚地記得，我在那篇短文中提到了話劇界導演的“北焦南黃”（黃佐臨）之說，談到了焦先生給我們講的那些發生在排戲過程中的故事，還說如果我現在多少懂的看一點話劇，就是受焦先生啟蒙的。

     兩年前，中央電視台“大家”欄目的一位編導，輾轉地通過蘇民叔叔找到我母親，說是要采訪有關焦先生的事情。他們去我母親家的時候是周末，我剛好回家。那位編導在采訪完我母親後就又和我聊了起來，我就告訴了他記憶中焦先生在小院中的生活，包括講“白紙黑字”等事情。在那期節目播出之前，那位編導專門打電話來通知播出時間，並抱歉地表示采訪內容在編輯完成後被剪掉了。那期節目我看了，看到了秦瑾阿姨剛好從美國回來接受了采訪，她雖然老了但還風姿依存；還看到了許多人藝老演員對焦先生充滿敬意的回憶。但我總感到這個片子缺少些什麽，顯得拍的那樣匆忙，就是在現在可以看到的有關圖書或文章中，也是同樣。

焦先生的一生在中國的話劇舞台上曾經顯赫一時，他所導演的《龍須溝》《茶館》《蔡文姬》等話劇無疑地占據著今人也無可替代的地位，而他有關話劇藝術的理論和導演風格至今影響著北京人藝，成為一種傳統熏陶著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演員。但是，焦先生的一生是不完美的，他與中國的那一代知識分子一樣，雖然他幸運地躲過了1957年的“反右”，但他終究沒有逃脫“文革”。在他生前的最後幾年，除了病痛和親情的折磨，最大的痛苦莫過於被隔離於他為之奮鬥一生的話劇舞台之外。他的孤獨，他的踟躇，他痛苦的內心……被今人所忽略和忘記了，而這些也是造就他特殊的藝術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吧。在我難以忘卻的記憶中，至今浮現在我腦海裏的仍是那個冬天的黃昏，那個佝僂、蹣跚的老人，那個厚厚的鏡片之後，訴說兩個女兒境況的父親……

還有一句題外的話，宏宏的先生是我們在“文革”中結識的玩伴兒，停課鬧革命時他經常到演樂胡同的小院來玩，那時誰會想到多年後他卻成為這個小院曾經的主人的女婿呢？也許，這就是緣分。

                                

與英叔叔的一段忘年交

許多年中，在我的印象裏英叔叔(英若誠)就是《茶館》中的小劉麻子，他那句已成為經典的“好……”，變成了我們日常調侃時的口頭禪。

我第一次去英叔叔家就是跟著母親去參觀他們家的取暖爐。當時，他們家住在箭廠胡同路南的一所小院中，倒座的北房，東屋是客廳，那個學習的樣板就在東屋之中。未想到，幾年之後因為工作的關係，我經常到這裏去看他和吳阿姨（吳士良，英若誠的夫人）。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我曾在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工作，英叔叔把那時美國駐華大使的夫人包柏漪寫的小說《春月》介紹給我們出版，由吳阿姨和他來做翻譯。我早從媽媽那裏就知道他們倆的英文特別好，更知道英叔叔有著深厚的家學淵源，他們翻譯此書確實是最適合的人選。為了聯係這部小說的翻譯工作，我去他們家裏的次數就勤了，英叔叔很健談，我們聊天的範圍也越來越廣。例如，英叔叔就和我談到那時經常在文字中出現的“滿清”一詞是不對的，帶有民族歧視的意味。我感到十分有道理，在我的編輯工作中就開始留意這個詞匯，並避免使用。後來，才開始有文件講到不應在出版物中使用這個詞。有一次我去時，英叔叔剛從拍片現場回來，一邊洗臉，一邊感歎代溝會使人們遺忘往事之快。原來那天他去拍一個片子的一場戲，地點是人民大會堂的東門，他和一些演員扮演成“文革”中的黑幫，一些青年學生扮演“文革”中的紅衛兵，批鬥他們。當導演讓那些“紅衛兵”給他們“做飛機”時，這些學生大笑起來，並不停地相互開著玩笑或打鬧。不知費了多少膠片，這場戲也未拍成。英叔叔不顧臉上的肥皂沫，仰起臉眯著一隻眼睛對站在旁邊的吳阿姨和我憤慨著，他擔心再過幾年，“文革”給全國人民曾經帶來的苦難將會在下一代人的心中淡去，這樣的遺忘將會造成過去苦難的延續。我站在一邊，完全理解英叔叔的憤慨，“文革”的混亂，他和吳阿姨三年牢獄生活的無妄之災，他怎麽能忘記呢？！

有時英叔叔不在，我就和吳阿姨一個人聊天，她給我講《春月》中的故事，還談到一些詞匯或情節的翻譯細節，或者讀一段她剛譯完的小說。包柏漪的小說是用英文寫給外國人看的，在美國曾轟動一時，但翻譯成中文時就會有許多細節需要與真實的中國生活對應，如何保持原文的風格又與中國的實際生活貼切，在我的記憶中，這是他們花費精力最多的地方。

這本書的翻譯工作延續了較長的時間，英叔叔與我們的業務聯係也範圍更廣了。1984年的年底前後，有一天下午他急著給我打電話，說有重要的事情要麵談，我們約好了晚上在北京飯店的七樓餐廳見麵。那天晚上他和吳阿姨一同來的，我們四個人聊了很多，也聊到了很晚，他給我們提出了一項十分重要的建議，避免了工作中的重大失誤。

那時，我經常去英叔叔家，有一次遇到了於是之伯伯，他的夫人與我母親也曾經是同事，而且私交很好。於伯伯先和我閑聊了一會兒，然後就和英叔叔坐在房間東南角的書桌前，兩個人為排戲的事情高談闊論起來。我和吳阿姨坐在房間的另一側，先是談書稿翻譯的事情，但不一會兒就不約而同地被他們兩人的談話所吸引，靜靜地看著他們。英叔叔說到高興時，就站起來模仿什麽，手舞足蹈的。我現在已無法回憶起他們所談的是哪出戲，但對照一下人藝那個時段所演的劇目，應該是《洋麻將》，於伯伯和朱琳阿姨兩個人演一台戲，現在是很難再看到這樣的“話劇”了。

人藝在80年代之後演出的幾個翻譯劇目，我的記憶中有好幾個是英叔叔翻譯的，如《推銷員之死》《請君入甕》《嘩變》。我在出版社工作，深知翻譯工作的難度，特別是文學作品的語言風格和保留原著的精髓比其他種類的作品更難，好的翻譯作品不僅是要求文字通順，更需要的是“神似”，是一種翻譯成中文後的“原汁原味”。看英叔叔翻譯後的外國話劇，仍然是一種中國語言的享受，他的翻譯是被大家推崇備至的。有一次，社科院的老曹和我談起英叔叔，他對英叔叔的英文功底讚不絕口，說英叔叔連一些一般字典上沒有的俚語、俗語也能了如指掌。是英叔叔翻譯的話劇他都要看，而且是在看了英文的劇本後再看話劇，要體會英叔叔是如何將一些有難度、有含義或一語雙關的語句翻譯成中文的。我對這段話記憶深刻，那是在一天的午飯後，在北京飯店的一樓，我們兩人從新樓往舊樓走。因為我知道，講這個話的人本身就是他們那個所的中英文頭一號“筆杆”，他對英叔叔的這番評價，沒有恭維或吹捧，而是發自內心的佩服，是文人相重。

    《春月》翻譯到一半左右的時候，那年夏末秋初我去上海開會，順便把有關此書的情況和翻譯的近況寫了一篇文章給《文匯報》。從上海回到北京，一天在演樂胡同的媽媽家吃完晚飯，我拿著刊登這篇文章的《文匯報》去英叔叔家。那天他和吳阿姨都在，他們也是剛吃完飯，我們就在北房中聊天。談到了書稿翻譯的進度，也談到影響進度的原因是作者包柏漪要聽他們念翻譯後的書稿，然後還要和他們討論中文稿的文字，而她因為忙，常常不能及時安排時間見麵，譯過的稿件往往又要反複修改，他們也都為此事著急。我擔心的是這本書的計劃出版時間被一再推遲，社裏的安排和一些相關工作都要受到影響。但未翻譯完全稿，我們都也束手無策。當我要告別時，我猶豫了一下，還是問了英叔叔是否真要調動工作，離開人藝。他先是一愣，馬上問我從哪裏聽到的消息。我看到他那錯愕的表情，意識到他對要去的單位並不了解，於是就把我已知道的事情向他講了，並建議他不要離開人藝。在此之前，我和英叔叔在有些事情上表麵諱莫如深，但又都心照不宣，誰也不願意捅破而已。英叔叔靜靜地聽我講，一直未說話，還是吳阿姨在一旁偶爾說一兩句。當我告別時，他們一齊送我出門，英叔叔走在我的後麵，用右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他想說的，我已明白了。

因為那時我已自立門戶，搬到了海澱區居住，也因為工作忙和瑣碎的事情增多，我有一段時間未到英叔叔家去了。入冬後的一天，突然在我的辦公桌上看到一份唁函，打開一看，竟然是吳阿姨的。唁函隻是通知吳阿姨走了，喪事從簡，是什麽病等語焉不詳。我感到十分突然，坐在那裏久久回不過味來。那個周日的下午，我陪母親再次去英叔叔家，開門的是他的女兒，說英叔叔已經在辦完喪事後出國拍電影去了。我們問到吳阿姨得病的經過，說是誤診，等到去協和醫院確診為直腸癌時已經是晚期，很快就陷入昏迷了。還說到發病是因為感冒，吃了一種中西藥混合的膠囊……距我那次晚上來這個小院，我們三個人的長談，不過是幾個月的時間，但已是物是人非，誰會相信啊！我現在已難以再回憶那個冬天下午的情景，隻是記得坐在那間熟悉的客廳中感到了在這裏從未感到過的淒清和寒冷。

吳阿姨走了，我以為《春月》一書的翻譯會被擱置，英叔叔那麽忙，不僅是國內、國外的演出，他還到文化部擔任了領導工作。在一段時間中我們雖然也有見麵，但我不好再催問此稿的翻譯情況。又到了冬天，他突然通知我在周末的上午去他那，並告訴了我搬家後的新地址。當我如約來到金台路附近他的新居時，看到他給我拿出的是《春月》小說的全部中文譯稿，真一時無言了。我們兩人對坐在客廳中，我靜靜地聽他講對此書出版中文版時的一些建議，講吳阿姨未翻譯部分和他繼續翻譯的過程……在冬日灑滿陽光的客廳中，玻璃上有著一層水氣。曆盡多年，小說《春月》的中文版終於出版了，但我已經沒有了當初對此書的熱情，隻是在心底保留了一種懷念的感情。現在，在我的書櫃中除了凝聚著吳阿姨和英叔叔兩人心血的這本中文版的《春月》之外，還有一本台灣版的，書頁已經發黃。那是吳阿姨給我的，當時是為了供我參考，未想到現在成為了懷念的一部分。

後來幾年，因為工作的變化，我與英叔叔見麵的機會越來越稀疏。我聽說了他生病住院，也看到過他住院時那瘦消的麵容。那天下午我去醫院看他，他說要出去走走，後來我們坐在門診大廳的椅子上聊了許久，他的笑聲依舊，但音量已不同以往。

在我的感情上，更希望在記憶中保留的是他那些在舞台上、銀幕中和那個小院裏的身影——《茶館》裏的小劉麻子，《駱駝祥子》中的劉四爺，《推銷員之死》中的威利·羅曼，《白求恩》中的童翻譯，《馬可·波羅》中的忽必烈……他那談話時抑揚頓挫和詼諧的語調，沉思時那微微的蹙眉，還有那開心時爽朗的笑聲……這一切已成為記憶，但始終令我難以忘卻。

2006年十一前後，姐姐從澳洲回京，我們一同到首都劇場看新排演的《嘩變》。對我來說，與其說是看戲，不如說是為了再次體味英叔叔的翻譯作品。我坐在那熟悉的劇場之中，聽著那多年未變的鍾聲，在燈光淡淡暗去的瞬間，眼前浮動著英叔叔的身影。我在想，他的一生其實並不隻是活躍在可以看到的這個舞台上，他的一生比他扮演過的任何一個角色都更精彩，但是又有誰能把一個真實的英若誠告訴給大家呢！

選自《記憶深處的老人藝》一書

照片說明：1，總理在人藝的春節晚會上，與人藝的孩子們在一起，曹禺（後右），夏淳（後左）

     2，焦菊隱（左）與人藝的書記趙起揚

     3，英若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