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子阿姨

鳳子阿姨

辛夷楣

 

1955年，我家搬進史家胡同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大院後，我每天都可以見到美麗的女演員們穿梭來去。但是，當媽媽把鳳子阿姨介紹給我的時候，我立時被她的優雅風度吸引。她五官秀美，普通話帶著柔和的南方口音，微笑的時候嘴唇的線條特別好看。

我那時快十歲了，正是十分好奇的年紀，忍不住問：“媽呀，鳳子阿姨風度怎麽這麽好呀？”

爸爸媽媽都笑起來。爸爸說：“你沒見過鳳子阿姨年輕的時候呢！抗日戰爭時期在昆明，鳳子真是漂亮得驚人呐！”

媽媽提起：“那時，鳳子在曹禺的《原野》裏演金子。聯大的同學們說，這下才明白了什麽叫

 ‘驚為天人’啊！”

 

相識於舞台

 

原來，媽媽與鳳子阿姨早已認識多年了。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華北的大片土地很快被日本人占領。共產黨領導的“民先”（即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通知媽媽想辦法轉移到大後方的昆明去讀大學。那時，北大、清華和南開正準備南遷，成立西南聯大。1938年9月，媽媽從天津輾轉千裏，到達昆明，投考西南聯大。

   在等待發榜期間，“民先”領導指示她參加“抗先”領導的金馬劇團，搞抗日救亡宣傳活動。金馬劇團正在排演石淩鶴寫的反映抗日的話劇《黑地獄》。媽媽就介紹她的堂姐去演女主角。沒想到，堂姐看了劇本，卻死活不肯演了。

她說：“定華，你知道嗎？女主角金姑娘是個暗娼。我要是演了這個，家裏人知道了可不得了！”媽媽左勸右勸，說張家人大多遠在南京和四川，未必會知道，還是宣傳抗日要緊，堂姐卻執意不肯。

媽媽覺得很對不起組織。民先的董葆先就拿話激她：“張定華，咱們劇團演不了戲，影響可就太大了！”

媽媽隻得說：“我也沒有辦法。我要會演我就演了。”

董葆先馬上接茬：“我就等你這句話！你為什麽不可以演？”18歲的媽媽鼓足勇氣，答應試一試。

首演那天，觀眾踴躍。一位聯大同學到後台來告訴媽媽：“聯大的好幾位名教授都在下麵看戲呐！你看，那個有胡子的是聞一多；那個穿西裝的是孫毓棠；他旁邊是他的夫人著名演員鳳子……”

那是媽媽第一次看見鳳子。她那天穿著旗袍，非常漂亮。因為她姓封，聯大學生都叫她封先生。

演出結束了，觀眾熱烈鼓掌。教授們好奇地問：“你們從哪兒找來個說著標準普通話的年輕姑娘？”

金馬劇團裏的大多數演員是雲南當地人，能講標準普通話的人很少。媽媽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顯得很突出。

此後不久，聯大已經開學，兩位男同學來找媽媽說：“一些聯大師生準備排演一出抗日話劇《祖國》，是陳銓教授根據外國劇本改編的。女主角教授夫人由封先生扮演。幾個女同學去試演教授夫人的年輕女仆，結果都不合適。老師們和封先生看過你的戲，希望你去試試，你總不能不去吧？”

媽媽怕影響功課，可又推卻不過，隻得跟他們走。到了排演場，聞一多、孫毓棠、陳銓幾位教授和鳳子都在那裏。

孫毓棠先生是導演。他給媽媽講解了劇情，讓她做一個小品。女仆在打掃房間，電話鈴響了，是夫人的年輕情人劉先生打來的。

媽媽回憶說：“那天，我也不知怎麽福至心靈。我先是懶懶散散地打掃屋子。鈴響了，我慢慢滔滔地拿起電話，一聽是劉先生，就騰地站起來，高興地說：‘我上樓去叫夫人！’結果，老師們都很高興，說我演得好，演出了小女仆自以為是教授夫人心腹的心態。鳳子高興地拉著我說：‘我就知道你能演！’”

鳳子阿姨1912年生於廣西，在漢口二女中時就參加了戲劇活動。30年代，她在複旦大學念書時，參加複旦劇社，先後在名導演應雲衛、歐陽予倩指導下，在曹禺的《雷雨》、《日出》裏擔任主角，在上海引起極大轟動，後來，還到日本演出過《日出》。

但是，媽媽發現，鳳子阿姨沒有一點大演員架子。她排戲十分認真，而且總是耐心地幫助點撥聯大這幫初出茅廬的新手。有一天，鳳子阿姨發高燒打擺子，在後台披著大衣還冷得發抖，上台去卻照樣精神抖擻，演戲一絲不苟。

《祖國》的演出獲得巨大成功，不但場場滿座，每次劇終，台下觀眾自動全體起立，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抗戰必勝！保衛祖國！”

《祖國》演出結束，臨近1939年春節，劇組老師同學一起聚餐。擔任舞美設計的聞一多先生舉杯邀請大家共祝抗戰早日勝利；並說抗戰勝利的那天他要剃去自己的飄然長須。

鳳子阿姨不善飲酒，又難卻同學們的盛情，喝了一點兒，已滿麵通紅。有位同學請她在紀念冊上題字留念。她寫了一句：“眾人皆醉我獨醒”，引來哄堂大笑。

在《祖國》排演之中，地下黨領導同學們成立了聯大劇團。《祖國》演出之後，聯大劇團陸續排演了一係列宣傳抗日的大戲小戲，這使媽媽與鳳子阿姨的接觸不斷增多。

1939年暑假，熱心戲劇的聯大老師和同學邀請曹禺來昆明排戲演出。那時，曹禺在重慶附近的國立劇專教書。

地下黨領導決定由聯大劇團發起，組織國防劇社、金馬劇團、藝專、雲南省劇教隊等單位舉行聯合公演。上演的劇目有曹禺的《原野》和曹禺、宋之的聯合編寫的《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總動員》）。鳳子在兩個戲裏都演主角，在《原野》裏演金子，在《黑字二十八》裏演富商的女兒瑪麗。曹禺親自執導《原野》，又在《黑字二十八》裏演小漢奸楊興福。

   兩出戲的演出獲得極大成功。《原野》更是轟動了山城。鳳子的大幅劇照掛在昆明馬市口的照相館櫥窗裏，常常引來人們圍觀。鳳子走在街上，常有人驚呼：“金子——鳳子！”多年以後，曹禺曾說：“鳳子是所有演過金子的人中，最好的一個！”

此後不久，鳳子決定去重慶演戲。那時，重慶聚集了大批影劇界人士。她參加了中國電影製片廠、中國萬歲劇團，成為一名職業演員，演了一些舞台劇，還拍了夏衍編寫的電影《白雲故鄉》。

 

香港又重逢

 

1941年1月，國民黨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又一次掀起了反共高潮。此前，媽媽已在1939年3月加入了共產黨。這時，地下黨領導通知她迅速離開昆明，轉移去香港。到達香港後，媽媽在地下黨辦的《女光》雜誌工作。不久，她聽熟人說，鳳子也到了香港，住在太子道，就跑去看她。

原來，皖南事變發生後，中共南方局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有計劃地撤退進步文化人士。一天傍晚，鳳子被通知到重慶《新華日報》社附近的一家小飯館等一位同誌。她做夢也想不到，來和她見麵的竟是周恩來副主席。周副主席詳細詢問了她的撤退路線，還給了她300美元，以備不時之需。

鳳子阿姨與媽媽在香港相逢，真是他鄉遇故知了。兩人促膝談心，從國事到家事，從熟人到自己。媽媽對鳳子阿姨與孫毓棠教授分手感到惋惜，但是也意識到，他們的想法確有很多不同。

那時，在廖承誌、夏衍等領導下，撤退到香港的大批文化人成立了“旅港劇人協會”，鳳子是台柱子之一。他們一連演出了《霧重慶》、《北京人》和《馬門教授》三台大戲，一時間，轟動了港島。鳳子阿姨曾來找媽媽，說演員不夠，要她去參加演出。但媽媽那時的工作任務是隱蔽的，怎能在舞台上拋頭露麵呢？所以，她隻好婉言拒絕。

當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後，日本人大舉進攻香港，鳳子與王蘋等很多人從九龍逃到媽媽的上級——曹亮夫婦家裏來躲避，她們又有機會在一起。後來，廖承誌安排一些文化人從廣東東江遊擊區去桂林，鳳子阿姨曆盡周折回到重慶。在那裏，她參加了地下黨領導的“中國藝術劇社”，繼續演戲。1943年，媽媽到重慶生我姐姐，她們劫後餘生，又再次重聚。

   抗戰勝利之後，鳳子阿姨到上海，先做報紙，後又編輯《人世間》雜誌。有一天，媽媽在報上看到鳳子阿姨結婚的消息：“美人已屬沙博理。”盡管當時有許多議論，但媽媽相信鳳子阿姨的選擇一定是對的。她們兩人的再次見麵則是在全國解放之後的北京了。

 

患難見真情

 

1952年，媽媽就職的《大公報》社遷京，她一人先來，爸爸和我們還在上海。她去看望北京市文藝處的負責人王鬆聲。1942年初，媽媽自香港回到昆明繼續在聯大讀書後，一直與王鬆聲一起從事進步戲劇活動，排演了《霧重慶》等一係列抗日劇目，所以他們十分熟悉。

王鬆聲得知我母親當時在報社工作，就說：“定華，你怎麽跑去搞報紙了，而且搞私營工商業？你應該去搞戲。鳳子在人藝，你也去人藝吧！”雖然媽媽當時未置可否，但知道了鳳子阿姨的下落，她十分高興，馬上就去看望鳳子阿姨，她們已經有五、六年未見麵了。

後來，王鬆聲跟北京人藝的書記趙起揚一說，調令就下來了，《大公報》卻不放媽媽走，拖了一年多，1954年上半年，媽媽終於進了人藝。

鳳子阿姨當時在人藝擔任藝術處處長。那時，人藝筆杆子少，許多文字工作都堆到她身上。她一心一意撲在工作上，不知休息。有一天，她竟暈倒在辦公室，說是腦血管痙攣症引起的。

   人藝領導安排媽媽到藝術處搞文字工作。鳳子阿姨高興地說：“定華，這下好了，文字工作有人與我分擔了。”本來，藝委會開會，都是鳳子阿姨召集組織，媽媽去了以後，就由媽媽擔任記錄、整理，分擔了鳳子阿姨的一部分工作。

媽媽的辦公室在史家胡同人藝大院海棠院正房西屋，鳳子阿姨的辦公室和她的緊挨著，在西屋後的小套間。

1955年，人藝成立了總導演辦公室，媽媽擔任秘書。人藝的總導演是大名鼎鼎的焦菊隱。焦先生才大脾氣也大。媽媽新來乍到，處處生疏。但有鳳子阿姨這位認識多年的老師幫助提攜，工作很快就上手了。

鳳子阿姨主要負責找劇本，聯係作者，向人藝的藝委會推薦劇本。後來，她調到中國劇協去擔任《劇本》月刊副主編。他們的編輯部就在距首都劇場數步之遙的文聯大樓裏。她不僅常常到人藝來看戲，也常常把劇本方麵的信息通知人藝。

媽媽與鳳子阿姨雖然不在一個單位了，她們的友誼卻日益加深。記得有一次，媽媽帶我去看鳳子阿姨。他們當時住在東四附近。鳳子阿姨的女兒沙亞美比我小幾歲，我們很玩得來。鳳子阿姨和媽媽在客廳裏說話。亞美把我帶到她屋裏。我倆把她的玩具攤了一地。等到媽媽說，我們該走了，我倆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了，爸爸被打成右派，送去勞動改造，爸媽兩人的工資一下子減少了一半。奶奶（我們管外婆叫奶奶）和我們4個孩子都要依靠媽媽一人的工資養活。家中還有一位保姆是我們從上海帶來的，關係親如家人。在她沒找到工作之前，媽媽自然要繼續付她工資。撇開政治壓力不說，單是經濟壓力就把媽媽壓得透不過氣來。

有一天，焦菊隱拿了一個點心匣子到媽媽的辦公室，對媽媽說：“定華同誌，這是給你的！”媽媽打開一看，裏麵是一滿盒雞蛋，雞蛋上麵放著一個存折，裏麵有200元存款。

媽媽馬上說：“焦先生，太謝謝您了！雞蛋我收下了，但是，存折我不能要！”焦先生沒說什麽，隻好把存折收回去了。

事後，媽媽把此事告訴了鳳子阿姨。鳳子阿姨說：“定華，你不收焦先生的存折是對的。我和沙博理的工資都比較高，我以後每月補貼你20元，你得收下！”媽媽當然不肯要，但鳳子阿姨一再堅持，媽媽就同意了。從那以後，大概有兩、三年之久，鳳子阿姨每月都給媽媽20元補貼家用。

爸爸遭受打擊時，我雖然小學還沒畢業，但是對於世態炎涼、人情冷暖已經很敏感了。鳳子阿姨對我們家的幫助，我深深記在心裏。多少年後的2006年，焦先生與鳳子阿姨都已經作古。一次，媽媽爸爸提起這些往事，仍是無限感慨。爸爸說：“那時，人們對我們這樣的人避之惟恐不及，像焦先生和鳳子這樣主動幫助我們，實在是太難得了！”

後來，鳳子阿姨的一位領導對她說：“你這樣做是幫助了張定華，但是政治影響不好。”鳳子阿姨隻得改變做法。那時，《劇本》月刊總是收到大量各地寄來的劇本投稿，編輯們看不過來，她就讓媽媽幫助審閱劇本，寫出評語意見，並給作者回信。然後，根據媽媽的工作給一些報酬，大約也是每月20元。

 

溫馨的家庭

 

我上初中時的一個暑假，媽媽對我說：“鳳子阿姨想請你這個暑假去幫亞美補習數學。放假了，亞美一個人在家寂寞，也想你去陪陪她。”

那時，鳳子阿姨家已搬到後海前街；我家也從史家胡同的人藝大院搬到演樂胡同，與焦先生為鄰。我去鳳子阿姨家，隻要從燈市東口坐上十一路無軌電車，就到了後海，很方便。能夠幫人補習功課，我覺得很高興，特別是能幫鳳子阿姨的女兒做一點事，我頓生欣慰之感。

我第一次去的那天，鳳子阿姨特地晚去上班，在家等我。一見我，她就說：“我怕她一人在家不專心做作業，就說暑假期間找個姐姐教她、陪她。我提出好幾個人讓她選，結果，她就選了你！我給你買張月票，以後，你每天上午都來。你們先做作業，然後再一起玩兒。”

那時，亞美在上小學三、四年級，一雙眼睛又大又亮，眼睫毛特別長。她性格安靜，為人善良，我們十分合得來。每天，我總是先督促她做作業，然後再和她聊閑天，玩遊戲，她告訴了我學校裏的許多趣事。

在家裏，鳳子阿姨對亞美說話總是很親切而且帶著鼓勵的語氣，沙博理伯伯則喜歡開玩笑。有時，他給我講亞美小時候的笑話、趣事，講完了還要問：“亞美，是不是啊？”亞美就不好意思地笑了。

   有一天上午，鳳子阿姨在家裏做事。她對我說：“今天下午，我要去單位開會。一會兒，你在這兒吃飯，吃完飯，咱倆一起走。”

鳳子阿姨特別平易近人。她和我什麽都談，亞美的學校啦，她自己的愛好啦，人藝最近演出的戲啦……

吃完飯，我們倆走出來，上了無軌電車。一上車，鳳子阿姨就說：“咱們往前走，前麵有風，視野開闊。我一上車，就總是往前麵走。”那天，她穿著短袖襯衫和薄薄的黑褲子，頭發挽在腦後，風度優雅，一看就是一位文化素養很高的女士。清風吹拂著她的頭發，窗外掠過故宮筒子河的美景。我不禁想，鳳子阿姨一生成就了很多事情，她大概就是這樣永遠往前走，一路向前闖的吧。

那個暑假，使我對他們一家比較了解了。沙博理伯伯總是梳著整齊的背頭，戴著眼鏡，文縐縐的，身材卻像運動員般健美。他和藹可親，普通話講的比較慢，仍帶著外國味兒，但十分清楚。沙博理是他的中文名，他是美國人。

二次大戰前，沙博理從法學院畢業，曾在律師事務所工作。戰爭中，他被應征入伍，服役期間被調去學中文。戰後，他想到中國繼續學中文。1947年，他一到上海，就帶著鳳子阿姨朋友的介紹信，來找她。鳳子阿姨當時正在編輯《人世間》雜誌。

   因為認識了鳳子，沙博理也就認識了許多文藝界的進步人士。1948年的一天，上海《文匯報》突然登出一條小消息：鳳子將定於某月和美國律師沙博理結婚。原來，這是鳳子阿姨的老朋友馮亦代開的一個玩笑。他倆原打算簡簡單單旅行結婚，這樣一來，朋友們都知道了，每天電話不斷，而且禮物也源源不斷地送來，他們不得不舉行了一個比較正式的婚禮。

解放後，沙博理在外文局工作，先後翻譯了《李有才板話》、《家》、《保衛延安》等大量中國文學作品。在家裏，他們都說中文。我注意到，沙伯伯的生活習慣幾乎中國化了，他穿中式布鞋，吃中餐，喝綠茶。他隻是不喜歡吃米飯，每頓飯總是讓阿姨給他烤一點饅頭片。

一次，鳳子阿姨笑著告訴我：“我們認識之初，我教他中文，他教我英文。結果，他的中文越來越好，現在還成了外文局的專職翻譯，能翻譯中國文學名著，我的英文卻一直沒有學好。”

他們家的房子並不大。坐北朝南，陽光充沛的那間是客廳兼書房；中間一間是臥室兼餐廳，在大床之前擺了一架屏風，屏風外麵擺了一個小餐桌。鳳子阿姨對我解釋說：“他們外國人不習慣在臥室吃飯。所以，我們用屏風隔開，把床擋在裏麵，外麵就算做是餐廳了。”再往後走，有個小房間是亞美的，還有一間衛生間。後院是廚房和阿姨住的房間。鳳子阿姨喜歡種花，他們的小院裏種了不少花，不同的季節總有不同品種的花在開放。

大約是1963年吧，沙博理伯伯參加了電影《停戰以後》的拍攝。這部描述抗戰勝利後北平軍調處的電影在當時可謂紅極一時。印象中，中共和談代表是張平扮演；國民黨的代表是項堃演的；美方首席代表由擔任過宋慶齡秘書的美國人譚寧邦扮演。他們三人和趙子嶽扮演的國民黨縣長都演得活靈活現，相比之下，沙伯伯演的美國教授就顯得比較呆板。鳳子阿姨笑話他是“活道具”，他卻一點也不生氣，開玩笑說：“鳳子嫉妒我，她解放後一直都沒有再演戲！”

沙伯伯上下班，都是騎自行車。他的自行車前有一個小筐，裏麵放著書什麽的，如果買了東西，也放在裏麵。有一年春節，他們家的阿姨回家過年，沙伯伯負責燒取暖的鍋爐，鳳子阿姨和亞美做飯。媽媽帶我去拜年時，沙伯伯十分詳細地給我們介紹他怎麽燒鍋爐，充滿了對生活的樂趣。

 

劫後重聚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切都亂了套。媽媽怕影響連累別人，幾乎和所有的親戚朋友都斷絕了來往。有好多年，我們沒有見到鳳子阿姨一家。媽媽聽說，鳳子阿姨被整得很厲害，關在文聯大樓不許回家，因為她和田漢、夏衍、陽翰笙等“四條漢子”很熟。後來，她又被送到“五七”幹校。到了70年代中期，幹校的人幾乎都走光了，鳳子阿姨還在那裏養雞種菜，幾年不許回家，還聽說……

“四人幫”終於被粉碎了，中國近代史上最荒謬的噩夢結束了。“文革”中，媽媽的老同學、老朋友、老同事幾乎都被扣上“反動學術權威”、“黑幫份子”、“聯合國特務”等嚇人的大帽子，一個個被整得人仰馬翻，幾乎無一幸免，有的甚至家破人亡。到“文革”結束，他（她）們才陸續恢複自由，開始走動，為了落實政策奔走相告。“文革”前，我和他（她）們就很熟悉；“文革”後，我覺得他（她）們更可愛了。這群老知識分子年輕時經曆抗戰，他們當中有許多是老黨員，在敵後、在戰場出生入死，而中年時卻經曆了一係列政治運動，更增添了幾分坎坷，但花甲之年他們仍然是朝氣蓬勃。每當他們聚在一起時，那童心未泯的心態，真讓人感歎他們可真堅強啊！

我急於想看到鳳子阿姨，想知道她身體精神可好？1977年春節，媽媽帶我去給鳳子阿姨一家拜年。那天，鳳子阿姨穿了一件藏青色對襟棉襖罩衣，臉色又紅又白，梳著發髻，風度仍然是那麽好。當時，她已有60多歲了，又受了多年折磨，當然顯老了。但是，她精神、鮮活、愉快，沒有一點消沉的痕跡，對受過的折磨，鳳子阿姨對我們沒有絲毫的訴苦或者抱怨。

    我們不知說起什麽，她仰頭大笑。沙伯伯趕緊說：“鳳子，小心一點，你的頭差點碰到後麵的窗框！”隔了一會兒，鳳子阿姨又仰頭大笑，沙伯伯又提醒她。聽到鳳子阿姨爽朗的笑聲，看到他們倆惺惺相惜的情景，我心中升起陣陣暖意。

十年不見，沙伯伯竟一點不顯老，仍然腰板挺直，身手矯健。亞美仍是那麽文靜善良，她先在工廠當了幾年工人，後來進入醫學院學醫，現在已經在醫院工作了。

那天，從鳳子阿姨家出來，媽媽帶我去建國門的社科院宿舍看望她的聯大老同學。我們正走著，迎麵走來一位清瘦的老人，旁邊一位女士扶著他。媽媽立即高興地迎上去：“孫先生，您好，孫師母，您好，給您拜年！”她又趕忙對我說：“快叫孫爺爺、孫奶奶，這是我的老師孫毓棠先生。”媽媽和他們談了好一會兒，才告別了。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孫毓棠先生。等他們走遠了，我不禁笑著說：“孫先生可真老呀，顯得比鳳子阿姨老多了！鳳子阿姨還是嫁給沙伯伯好！”

媽媽也笑了：“你哪裏知道，當初在昆明，孫先生可帥了，現在幾十年過去了，又經過文化大革命，他能不顯老嗎？”世界上真是有那麽巧的事，分別十年之後我們在見到鳳子阿姨的同一天，竟然會遇到了久聞大名的孫先生。

從那以後，媽媽每年都帶我去鳳子阿姨家拜年。鳳子阿姨總是很樂觀。有一次，不知我談起什麽事，鳳子阿姨指著我對媽媽說：“我喜歡她，她性格明快。”

亞美結婚了，和她的大學同學。他們一直住在家裏，陪伴著爸爸媽媽。鳳子阿姨很欣慰地說：“他們擠在後院原來阿姨住的那間小屋裏，一點都不嫌棄。他們如果搬出去，我們可太寂寞了。”後來，他們生了女兒，三個人仍然擠在那間小屋裏。我們每次去，都看見沙伯伯在和小孫女玩。

沙伯伯翻譯的《水滸》接近完成了。他很高興。我從心眼裏佩服他，能把這麽難的古典名著翻成英文，太不容易了。當然，其中少不了鳳子阿姨持續不斷的幫助。

鳳子阿姨談起他們去美國探親的事。那時，出國留學風已經掀起，許多年輕人都走了。我問：“沙伯伯，你會不會回美國長住啊？”

他連連搖頭：“我已經不習慣美國的生活了。我覺得這裏好。我想鳳子也喜歡在中國生活。”說完，他看著鳳子阿姨微笑。

沙伯伯還談起，他正在做調查，準備翻譯一本關於猶太人在中國的書。他說，一千多年前，猶太人沿著絲綢之路來到中國，他們中的一些人在開封等城市定居下來。當地人管戴白帽的回民叫白帽；管戴藍帽的猶太人叫藍帽，他們已經慢慢地與當地人融合了，這在猶太人的曆史中是一個十分特殊的例子。他匯集了中國學者的12篇文章編輯翻譯成《中國學者論述中國古代猶太人》。

 

他鄉遇故知

 

1987年初，我赴澳洲留學。下半年，媽媽寫信告訴我，鳳子阿姨夫婦要來澳洲訪問。沙伯伯關於猶太人在中國的書在美國出版後，引起了世界各地猶太人廣泛的興趣。澳洲的猶太人社團邀請他們來訪問。媽媽把他們在墨爾本下榻的旅館的地址、電話都告訴了我。

對於在異鄉艱難拚搏的我，能見到從小就認識喜歡的人，我真是欣喜若狂。我按約定時間趕到他們住的旅館。鳳子阿姨親切地對我說：“你的情況媽媽都告訴我們了，留學生活都是很辛苦的，以後語言進步了就好了。”

她告訴我：“今天晚上，沙伯伯要去一個地方講演和回答問題，他正在加緊準備呢！你如果願意，可以跟我們一塊去。待會兒，有車來接我們；演講完了，我們找人送你回家。”我當然很想去了。

鳳子阿姨又很關心地說：“這會兒，你最好吃點東西。你想吃什麽就要，旅館的服務員會送來。我們倆中午吃多了，現在不想吃了。”

鳳子阿姨談到，接待單位很周到，因為她是搞戲劇的，就請他們去看話劇。但是，演員的英語講得很快，她聽不懂。沙伯伯馬上從桌邊回過頭來說：“你別喪氣，連我都聽不懂！”

演講是在一個猶太教堂裏，聽眾踴躍，把教堂擠得滿滿的。沙伯伯先講，然後回答問題。很有趣的是，聽眾問得最多的是，沙伯伯如何遇到鳳子阿姨，兩人的關係如何發展，他們在中國的的家庭生活是什麽樣子？有一些女聽眾還點名要鳳子阿姨回答。

會場氣氛熱烈親切，觀眾時時爆發出笑聲。散場時，已經很晚了。沙伯伯找了一對猶太年輕人開車送我回家。我們在車上愉快地交談了一路。我沒接觸過（除沙伯伯之外）猶太人，對他們的宗教、文化、習俗很感興趣。他倆也對我，對中國人很感興趣。

我抵澳八年之後，1994年底才有機會回京探親。由於時間緊，我沒有來及去探望鳳子阿姨夫婦。媽媽告訴我，鳳子阿姨曾想讓媽媽為她寫傳記，但媽媽早幾年仍未退休；這幾年媽媽退休了有時間了，但鳳子阿姨的身體已經越來越虛弱了。

 

最後的歡聚

 

媽媽最後一次與鳳子阿姨歡聚是在1995年下半年。那次，鳳子阿姨的老朋友，也在北京人藝當過演員的淩琯如從上海來了，她約了人藝的演員呂恩一起去看望鳳子阿姨。鳳子阿姨就邀媽媽和原《劇本》月刊主編張穎一起到家裏聚聚。媽媽特意買了一盒西點帶去。

    那天，這些老朋友見麵特別開心。沙伯伯笑著說：“鳳子見了你們這麽高興，她和我在一起就沒有這麽高興。”媽媽就說：“您也來和我們一起聊嘛！”沙伯伯幽默地說：“你們今天是婦女會，我不便打擾！”大家又請他來吃點心，吃了點心，沙伯伯又回到書桌前去做事了。

那次見麵後不久，鳳子阿姨住院了。媽媽趕到協和醫院去探望，沙伯伯坐在病床邊。後來，醫生說，鳳子阿姨需要靜養，就不讓朋友們去探望了。

1996年1月21日，鳳子阿姨去世了。媽媽去參加了追悼會，又給《北京日報》寫了一篇文章寄托哀思。

文章見報那天，媽媽打電話到鳳子阿姨家。亞美接的電話，她一聽出媽媽的聲音就說：“張阿姨，爸爸和我們都好。今天報上還有一篇紀念媽媽的文章呢！”媽媽說：“那是我寫的，我就是打電話來告訴你這件事的。知道你們和爸爸都好，我就放心了！”

如果說，人的外貌主要來自父母的基因遺傳；那麽，人的風度與氣質則得益於後天的環境與個人的修養。鳳子阿姨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二十多年了，我卻常常想起北京後海前街那個花木扶疏的小院，想起風度優雅的鳳子阿姨。

 

選自《記憶深處的老人藝》一書

 

照片說明，1，1939年，在昆明，鳳子（左）在《原野》中扮演金子，孫毓棠扮演常五爺

          2，1948年，鳳子（左）與沙博理結婚照

          3，鳳子夫婦在北京

          4，1989年春節，母親與鳳子阿姨（右）攝於鳳子阿姨家

[眸影搖紅]

情真意切。。。感人的往事！

[balancedview]

情真意切。謝謝分享。

[梅華書香]

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