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才多藝善良方正的蘇民

多才多藝善良方正的蘇民

張定華口述   辛夷楣執筆

 

1955年，北京人藝宣布實行總導演負責製，正式成立了總導演辦公室。總導演由副院長焦菊隱兼任，蘇民是辦公室主任，白山是副主任，我是秘書。從那時開始，蘇民就成了我的直接上級。

總導演辦公室牽涉的工作麵相當寬，要管各個劇組，要管宣傳、資料、圖書與對外聯絡，要管劇務場記，要召集和執行藝委會的決議等等。焦先生又是個對藝術非常執著、對工作特別認真的人。你可以想象，在焦先生領導下，我們這個辦公室的工作量有多大多繁重。

蘇民的組織能力相當強，還特別善於做思想工作。劇組裏有了矛盾，或者演員鬧情緒，就常常來找他去調解。他當時一邊演戲，一邊當主任，忙得團團亂轉。好多具體工作，特別是文字工作這兩位正副主任就放手讓我去做，可謂委以重任。

    他倆待人彬彬有禮，對我十分信任尊重。蘇民不但藝術修養高，為人也特別善良方正，對下級相當理解寬容。我要求他和白山給我的工作提提意見。他倆說，我們覺得你很勤，特別勤。

蘇民記性非常好，記得很多典故和故事，又很有幽默感。我們一起下鄉勞動，坐在汽車上，他可以一直給我們講故事說笑話，一路都不停。他說：有個歌劇演員下鄉鍛煉，天天早上在村邊野地裏練嗓子爬音階。老鄉們看了感歎道：“可惜了的，年輕輕的怎麽得了這個病？”蘇民還講到：一個畫油畫的畫家下去畫老鄉。等畫完了，老鄉一看，不高興了：“你要早說，我洗洗臉多好，看你畫的半邊臉黑半邊臉白的！”

蘇民原名濮思洵，1926年生，祖籍江蘇溧水。蘇家是那裏的望族。他的父親曾在東北為張作霖的部下做過兩任縣長。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一家人坐著騾子車，從東北經過熱河，到北京落了戶。

那年，蘇民6歲，剛上小學。白天上學，晚上得跟父親念書。《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漢唐文》，每天得背，短的背一篇，長的背一段。即使父親白天工作很累，晚上也要檢查，背不上來就打手心。但父親從不打右手，因為右手要寫字，寫的字也是要檢查的。

正是這種嚴格的家教，讓蘇民受益匪淺。蘇民的書法，尤其是隸書頗見功力。蘇民能做詩，親朋好友間以詩往來。蘇民能作畫，20年前的一幅山水長卷，被觀者歎其“筆法細膩，氣韻生動”。當然，蘇民的記性好也與從小背誦古詩古文關係很大。這些修養是後來蘇民成為一位好演員、好導演不可或缺的基礎。

    蘇民一直保存著一本珍貴的詩集。那是他的父親73歲時的手抄本。老人用清秀的小楷抄寫了蘇民的高祖、曾祖及祖父的詩句。詩文旁邊有一個章印：“清白吏子孫”。蘇民不知道這五個字是誰刻的？高祖、曾祖、祖父還是父親？但是，蘇民牢牢地記住了這五個字。他覺得這等於是家訓。也就是說，我的祖先是“清白吏”，我們就要嚴於律己，做清白吏的子孫。可以說，蘇民真是這樣來做人行事的；也是這樣來教育自己的子女的。

但是，蘇民對父親的教育絕不是照單全收。父親對孩子們沒有笑臉，嚴厲過分。蘇民卻要破這種父道尊嚴，要做慈父。他和孩子們做朋友，讓孩子們在潛移默化互相尊重的環境裏受到教育，逐漸成長。他不僅對自己的孩子們這樣，連我的孩子們都覺得他和藹可親。人們說，他的兒子——如今大名鼎鼎的演員濮存昕品德好，不鬧緋聞。人藝的人們都說：“那還不是蘇民的家教好，有其父必有其子。”

1942年，蘇民在北京男三中上高二時，一個同學領來一個北大法學院的學生，來給大家排戲。戲演完了之後，他就給出了個主意：“你們這麽喜歡演戲，幹脆組織個劇團吧！”一說組織劇團，大家非常讚同，於是就有了沙龍劇團。

1944年，蘇民考入北平國立藝專學畫，和範曾、李翰祥同學。但他對戲劇的熱愛有增無減，沙龍劇團一直沒有散，後來又把各大學聯係起來，成立了戲劇團體聯合會，蘇民還加入了地下黨。

就在這個階段，蘇民認識了他後來的妻子賈銓。賈銓在中學就愛演戲。有一天，她哥哥說，給你們介紹一個人來幫你們排戲。這人家庭條件挺好的，特別能吃苦。這個人就是蘇民。賈銓對蘇民印象很好，覺得他有才又樸實。1946年、1947年，蘇民在《青春》裏演田喜，在《虎符》裏演信陵君，排《嫦娥》他又搞舞美設計。這就使賈銓對他印象更深了。兩個年輕人很快就在對進步戲劇事業的共同追求中相戀了。

在北京人藝的舞台上，蘇民先後扮演了《雷雨》中的大少爺、《蔡文姬》中的周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中的格路莫夫、《膽劍篇》中的範蠡，人物類型不一，跨度相當之大。

    他演的格路莫夫給我印象非常深刻。《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是俄國大戲劇家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名劇。它深刻地揭示了在腐敗黑暗的帝俄時代，是非顛倒、人妖混淆、壞人得意、好人遭殃的現實。聰明的詩人格路莫夫發現，在這個社會裏用正當手段得不到的東西，用欺騙手段反而唾手可得。

蘇民沒有把格路莫夫當壞人來演，他明白劇作家意在揭露被騙的人們而不是騙子。他堂堂正正地慷慨陳詞，瀟瀟灑灑地達到自己的目的。北京的觀眾是非常識貨的。隻要你演得深刻到位，他們一定能欣賞。這個戲非常叫座。1962年公演後，一演再演，有的角色A製B製輪番上，但格路莫夫一直由蘇民一演到底。他把這個人物演活了，觀眾就是衝著他來的。

   蘇民在《膽劍篇》裏演的範蠡也很有特色。範蠡與西施的愛情故事淵源流長家喻戶曉。加上狄辛演的西施淒清美麗，蘇民演的範蠡飄逸瀟灑，就更讓人為之心動。在這出戲裏，蘇民身上的書卷氣清楚淋漓地體現出來。人藝的老演員趙韞如就說：“範蠡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多少年過去了我忘不了這個形象，主要就深在蘇民穿的服裝上。這是個曆史劇，那套古裝穿在他身上，是‘活’的，是美的，是自然的，就象是他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和他這個人是那麽協調，那麽相配。這主要是在於蘇民身上有種‘書卷氣’。這種氣質，是演不出來，靠化妝也出不來的，他是從人內心深處散發出來的，不是三兩天能學到的。蘇民愛琴棋書畫，愛讀詩寫詩，愛書法，很注意學習中國傳統文化。而‘書卷氣’就是他多年來注重自我修養的結果。”除了趙韞如說的注重自我修養之外，蘇民出身於書香門第官宦之家，他的“書卷氣”自然也是生活環境長期浸染而成的吧。

蘇民的嗓子特別好，又非常用功地練習朗誦。50年代，他的朗誦已非常有名，不但經常在各種朗誦會上表演，廣播電台也經常播放他的朗誦節目。可以說，是他把朗誦提高為一種非常受歡迎的文藝形式，是他把朗誦帶給了千家萬戶。有機會進劇場的人欣賞他的演出，沒有機會進劇場的人就更是迷戀他的朗誦。

那時，我丈夫在一個中學教書。他請我邀請蘇民去他們學校給高中學生朗誦。我跟蘇民一說，他欣然前往，可把學生們高興壞了。丈夫回來告訴我，我們就商量著帶些點心到他家去答謝。

他那時住在燈市口內務部街胡同西口的一座小樓上。一天傍晚，我們從燈市口一家廣東人開的點心店買了一盒點心，就去了他家。沒想到敲門後，他的兒子濮存昕從樓上的窗口伸出頭來說：“阿姨，爸爸媽媽都不在家。”那時，他挺小，大概在上幼兒園大班，可長得特別端正，和蘇民的眉眼像極了。我們就說，我們不上去了，給他們帶了點心，讓他下來拿上去。很有意思的是，他人沒下來，卻從窗口用繩子放下了一個小籃子。我們就把點心放在籃子裏，他又把籃子吊上去了。

第二天，蘇民見了我就說：“感謝你和老徐送給我們這麽好的夜宵！”我說：“你那個兒子可真好玩，跟你像一個模子裏刻出來的。”他笑了：“他當然也大吃。”我提起，他兒子用籃子把點心吊上去了。蘇民才說起，濮存昕一歲上得了小兒麻痹症，經過中西醫聯合治療，已經大見好轉，但走路仍然一瘸一拐的，不大利落。所以他就沒有下樓，而是用小籃子把點心吊上去了。這件事給我印象很深。我覺得這個孩子很有主意，當然，我沒想到他後來戲演得這麽好。

    還有一件事，讓我對蘇民的人品肅然起敬。他的妻子賈銓的姐姐田明後來調到北京曲藝曲劇團當導演，成了我的同事。田明說，妹妹賈銓心直口快，有什麽說什麽，在1957年“反右”時，被打成右派。家人都擔心賈銓經受不住這麽大的打擊，也害怕蘇民看上別人和賈銓離婚。本來嘛，文藝界是有一些人在這方麵比較隨便，蘇民又年紀輕輕風度翩翩。但是，蘇民對她特別好，特別關心。賈銓內心痛苦，半夜睡不著，什麽時候把蘇民捅醒，蘇民就什麽時候給她開導。正是蘇民的理解與支持，幫助賈銓度過了20年的艱難歲月。

80年代初，我們改編了一出曲劇《碧海恩仇》，是講一位女海洋學家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故事，由田明導演。賈銓來看戲，她特別感動，一再誇獎這個戲好。田明對我說：“她特別理解這種受迫害的滋味。1978年底她的右派被‘改正’時，親朋好友來家祝賀。大家舉杯，首先就敬蘇民。要是沒有蘇民，賈銓和孩子們早不知怎樣了？”

我聽人藝的老同事說，“文革”之後，在一次會議上，蘇民說，他要感謝歐陽山尊。“反右”後期，賈銓單位的領導到人藝來商量，說要把賈銓送到西北去勞動改造，讓蘇民也一起去。副院長歐陽山尊當即堅決地說：蘇民不能走，我們需要他，工作離不開。後來，賈銓的單位隻得罷休，沒有把她送到西北。

送到西北的右派在三年糧食緊張時期餓死大半。歐陽山尊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要不蘇民一家受的罪就大了，命都不見得能保住，還談得上蘇民的藝術生涯嗎？今日如此赫赫有名的濮存昕還能成為名演員嗎？

“文革”之後的1977年，人藝決定恢複上演一批保留劇目，第一個就選定了《蔡文姬》。因為那時86歲高齡的郭老病重住院，人藝的人想讓他在電視上看到自己的心愛之作再次上演。原來的導演焦菊隱已被迫害去世，導演工作就由當年的主要演員刁光覃、藍天野和蘇民擔任起來。演員則仍主要是1959年的原班人馬。可惜的是，1978年5月《蔡文姬》正式公演時，郭老已經辭世。但是，這出戲的藝術生命是如此旺盛，北京觀眾歡呼雀躍奔走相告。排隊買票的人們甚至把首都劇場的南圍牆都擠倒了。這當是對郭老的最好祭奠。

自那以後，蘇民不僅參加了《蔡文姬》的幾次重排複演，並且導演了一係列話劇，還負責青年演員培訓工作，在中央戲劇學院當老師，像現在活躍在舞台和影視屏幕上的許多優秀演員陳小藝、江珊、何冰等，都是他的弟子。1979年，他與梅阡一同導演了《王昭君》，後來又成功地導演了《李白》、《虎符》、《天之驕子》等劇。

    特別有趣的是，他導演《李白》時，兒子小濮演李白，這出話劇就成了名副其實的“父子檔”。2001年，引人注目的“父子檔”再次出馬，他又給兒子小濮和徐帆導演了《蔡文姬》。2007年紀念中國話劇百年誕辰時，81歲的蘇民還給小濮和徐帆複排了《蔡文姬》。

濮存昕小時候，人人見了他那張臉，就說：“這是蘇民的兒子。”濮存昕剛進人藝演戲時，人們也常常這麽說。可是，如今知道蘇民的人越來越少，濮存昕的名聲可就有如日月中天似的無人不曉了。有誰提起蘇民，就會在後麵跟上一句：“就是濮存昕他爸。”有人拿這個跟蘇民開玩笑，蘇民朗聲一笑：“父親是不會吃兒子醋的。”

兩三年前，中央電視台的“大家”欄目，要拍攝焦菊隱的故事。蘇民就去演樂胡同找我。後來，他知道我已搬到西三旗了，就介紹攝製組到我家裏來。他的熱心與坦誠一如既往。幾十年時光轉瞬即失，如今回憶起與蘇民共同工作過的那段日子，仍然覺得非常愉快。

 

選自《記憶深處老人藝》一書

 

照片說明：1，在《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中，蘇民飾格路莫夫（左），呂齊飾克魯季茨基

              2，濮存昕、蘇民、辛夷楣（從左至右）攝於蘇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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