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躍的文化使者周思

活躍的文化使者周思

辛夷楣

 

十九世紀末，他的曾祖父母曾在中國傳教10年，如今，他是活躍的文化使者，他當過駐華文化參讚，他寫作，寫他眼中的中國，他教書，在英國、美國和澳大利亞教授中國文學

 

我是1992年認識周思的。那時，他的小說《長安街》（Avenue of Eternal Peace）被拍成兩集電視電影《龍的傳人》，在澳洲公映，很是轟動。這實際上是西方人創作的第一部以現代中國生活為內容的英文小說，電影當然就更是如此。我當即去采訪他，把他的故事告訴讀者。後來，凡有中國或其他地方的華裔作家來澳，周思常常擔任講座的主持人。我去采訪，也總是碰見他。1995年，他出版了一本散文集《中國傳聞》（Chinese Whispers）。我去參加首發式，請他給我在書上簽名。他先用英文寫，然後又用英文與中文簽名。他的英文字寫得漂亮純熟，中文字競也寫得相當端正。“周思”兩字，很有點顏體風韻。

當然，“周思”是他學中文之後，起的中文名。他的英文名叫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 Jose）。十九世紀末期，他的曾祖父與曾祖母去中國寧波傳教十年，他的祖父出生在寧波。他告訴我：“我的曾祖父有一張中國身份證明，那上麵他的姓就是中國字‘周’。”總之，他的姓“Jose”翻譯成“周思”，是再合適不過了。他笑著對我說：“我常常開玩笑說，我是寧波人！”周思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既廣又深，他的中文也說得相當流利。假如你不看他的臉，隻聽他說中文，也許你真的可能把他當成寧波人呢！不過，他可是一副典型的西方人長相，而且相當英俊。

 

中國淵源

周思家的祖先住在英格蘭西部的大城布裏斯托爾（Bristol)。他曾祖父的哥哥年輕時移民到了澳洲。他是教師，對這塊新大陸印象很好。這樣，曾祖父就跟隨哥哥的足跡，在1885年，來到墨爾本。他是建築方麵的工程師，工作十分好找。1891年，曾祖父偶患感冒，不久競轉成肺炎。他的肺本來就比較弱，所以肺炎一直拖延不愈。

他遠在英倫的父母十分焦急，就常常去教堂為他祈禱。父親許願說，如果兒子康複，就去做傳教士，為上帝效勞。曾祖父在新婚妻子的精心照料下，六個月後，終於恢複了健康。他們家是很虔誠的教徒，他當然得忠實執行父親的誓言。他的年輕妻子決心與他同赴英倫受訓，再一起去傳教。這樣，曾祖父就帶著妻子離開澳洲遠涉重洋去英國接受傳教士培訓。

他們到達倫敦之後，教會指定他們去中國傳教，並安排他們到牛津去接受一年培訓。培訓課程包括兩單元醫學、一單元神學和一單元中文。這對年輕夫婦學得相當認真。培訓一結束，他們倆就登上了駛向中國的遠洋巨輪。岸上的親人與他們依依惜別。不管是家人還是他們自己都沒有想到，一次偶然的疾病與祈禱許願，競把他們送向遙遠的東方。尤其對於年輕的曾祖母來說，這一切就更帶有挑戰意味。她生長在南半球的墨爾本，先坐遠洋巨輪到了英國，現在又要跟隨丈夫去中國。但是，兩個年輕人不畏艱難，意氣風發。

經過幾個月的航行，曾祖父夫婦終於到達上海，在英國海外教會總部住下。他們剛剛洗去長途旅行的疲勞，就又乘坐江船沿長江朔流而上。他們住在船上的頭等艙，但是與擠滿旅客的下等艙近在咫尺。這也是他們第一次看到在江水淺顯處，中國苦力在岸邊一步一步地拉纖。這段行程，使他們清楚地看到中國普通百姓生活的艱辛。在漢口，他們住下來，接受進一步培訓，了解中國的情況。然後，他們被分配到浙江寧波南麵的台州。

台州位於浙江中部沿海，寧波以南，地處椒江出海口，背靠鬱鬱蔥蔥的天台山，號稱“海上仙子國”。唐代大詩人杜甫曾經寫下：“台州地闊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的詩句。十九世紀末葉的台州落後閉塞，交通十分不便。在此之前，天主教與基督教派去傳教的人都失敗了，不得不铩羽而歸。英國教會的負責人這次所以派曾祖父夫婦去那裏，是發現這個年輕人意誌堅強；而且他有年輕的妻子陪伴，可以安心開拓。

曾祖父夫婦一到台州就愛上了這裏的青山綠水，也與當地人相處得很好。盡管，他們發現台州話非常難懂，但是經過刻苦努力，他們終於可以和當地人交談了。台州話是他們與當地人溝通的唯一途徑。那時的台州，沒有人會說英語。

如果說，別的傳教士一心向當地人傳教，因此失敗了；他們的成功恰恰是因為他倆專心致誌地要在當地建起一座醫院。他們從設計圖紙開始，一磚一瓦地與台州人一起蓋好了房子，又培訓了一批中國醫生護士。這是當地第一家醫院，它給當地人帶來的好處自不待說。

曾祖父有一架非常好的相機。他照下了一些珍貴的照片。從照片上看，醫院是一幢白色的建築，有一個毗鄰的教堂，他們夫妻倆和中國醫生護士站成一排，背景是起伏的山巒。曾祖父還有寫日記的習慣。他的日記記錄了他每天忙於看門診、做手術、培訓醫護人員、講解衛生常識，日程非常忙碌，一周七天，幾乎天天如此。主持做禮拜與傳教則成了他的次要工作，僅僅占據很少時間。他們倆人的這種傳教方式顯然更容易被當地人接受。

曾祖母在台州的生活則更加豐富多彩。她在台州先後生下三個男孩。她除了協助丈夫在醫院工作之外，還要照顧教育孩子，並且向中國女仆學習做台州菜。她還經常與女仆一起去附近的河裏澇魚。當她的台州話流利自如之後，她與周圍的鄰居，特別是婦女們的來往也密切起來。

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影響廣泛。在台州這樣偏僻的地方，西方教會與當地人的關係也緊張起來，曾祖父夫婦接到指令撤出。在台州生活了十年之後，他們帶著三個兒子匆忙來到上海，又從上海乘船返回澳洲。曾祖父的一張老照片是在船上拍的，他的兩個男孩站在甲板上，身旁有幾個中國竹筐。

曾祖父一家回到南澳阿特雷德市安家。周思生於1952年，他小時候，曾祖父還活著。家裏有一些中國字畫，還有一個銅質水煙壺。祖父與他的兩個兄弟都是在台州出生的。童年記憶也許是不準確的，但是卻長久揮之不去。所以，祖父他們常常談起中國，提到台州。

那天，在周思家裏，他拿出那個銅質水煙壺給我看。他說：“中國字畫都沒有了，就剩下這個了。”那個暗綠色的銅質水煙壺上，刻著一首七言古詩。雖然是一百年前的遺物，字跡卻依然清晰。我見過銅製水煙壺。我小時候，在上海，我父親的祖母（我叫她女老祖）吸水煙。她一吸，銅製水煙壺裏的水就呼嚕呼嚕響。我覺得很好玩，就喜歡蹲在她旁邊看。女老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就去世了。現在，在異鄉看見周思家的這個水煙壺，我的思緒不禁跑遠了。

 

學中文之路

盡管家中有這樣的中國淵源，周思確是在澳洲的典型英語環境中長大的。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般的澳洲人很少想到中國，周思也沒有想到要與中國發生任何關係。他從小就喜歡閱讀，不論是詩歌，還是小說，甚至莎士比亞的戲劇，他讀起來都如饑似渴。六十年代末期，他進入堪培拉的澳洲國立大學進修英國文學。1973年，他大學畢業之後，去意大利教了一年英語。這一年，他跑遍了意大利的城市與鄉村，盡情飽覽文藝複興以來的建築與繪畫。

在意大利生活一年之後，周思來到牛津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在牛津這個學術氣氛濃鬱的小城，他結識了一位正在研究中國文化的朋友亞曆克斯·克爾(Alex Kerr)。克爾的父親是澳洲人，二次大戰後，在駐日美軍中擔任牧師。克爾在日本長大，在日本上小學與中學，學了一點兒中文。後來，他回到美國上大學，現在又獲得獎學金來到英國。克爾特別喜歡中國文化，極力鼓動周思學中文。周思也意識到，澳洲的地理位置與中國相當接近，應該學習一些東方文化。他想起曾祖父曾祖母八十年前曾在牛津學過中文，就開始到夜校去學中文。但是，撰寫博士論文工程浩大，他深感分身無術。

1978年，周思在牛津念完了博士，回到堪培拉，進入澳洲國立大學教授英國文學與澳洲文學。這時，他發現，中澳建交之後，兩國關係明顯升溫。堪培拉教育學院開設了現代漢語課。他非常高興，教書之餘，每周都去上兩個晚上的課。開始的時候，他覺得中文真難，但是很快，他就被中文深深吸引。

堪培拉教育學院的老師特別好。一位姓李的老太太滿口北京腔，給他們講北京，講老舍。周思對我說：“她的口音完全是王府井兒的。”另一位老師是在上海長大的俄羅斯人。她翻譯過很多東西，掌握中俄英法等多種語言。還有一位孫老師教漢字，這是周思感到最難學的。在這幾位老師幫助下，周思的中文進步很快。

1983年，堪培拉教育學院組織學生去中國學習旅遊一個月。那時，周思已經學了幾年中文，對中國文化有些了解了。他們先到北京，在北京第二外語學院學習三周中文，然後，又去了上海和南京。二外的老師給周思印象很深，中國的風土人情更是讓他興奮不已。

1992年，我第一次采訪周思的時候，他就激動地對我說：“北京、承德的古建築，還有黃河、長江，都給了我偉大的印象。中國有那麽多人，那麽長的曆史，而且在中國發生的事，不論好壞，規模都那麽巨大，使我最感興趣的還是中國人。我們碰到的人都很熱情友好，很願意與我們交談。我當時就決定，我要再去中國住長一點時間。我對中國是那麽好奇，我要把一切都搞搞清楚。我想起了曾祖父母和祖父在中國的生活，我很想去台州尋根。就在那時，我開始構思一部小說。我想寫中國的現代生活，也想寫我的先人的中國經曆。”

中澳建交之後，中國派了兩位教師來悉尼大學學習澳大利亞文學。這兩個人學成歸國之後，就在北京第一外語學院和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開設了澳大利亞文學課。中方感到這一領域師資短缺，資料又少，希望澳中理事會給與支援。位於堪培拉的澳中理事會就開始尋找能去中國教授澳大利亞文學的人手。周思在堪培拉的澳洲國立大學既教英國文學，又教澳大利亞文學，還會中文，正是合適人選。他一爭取，就被選中，得到這個到中國教書一年的位置，先在北京第一外語學院，然後在上海華東師大，各教半年。

1986年年中，周思興致勃勃來到北京。他住在友誼賓館，離一外不遠。周思性格活潑思想活躍，與中國學生很快就熟識起來，他的普通話也越說越流利了。八十年代，正是中國人思想空前活躍的時期。大量的西方文學、曆史、哲學以及社會學書籍被翻譯介紹進來。人們從各個角度思索中國曆史，總結“文革”教訓。北京城濃鬱的文化氣氛吸引著周思，中國這個多姿多彩變化萬千的社會吸引著他。

     周思經常騎著自行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轉悠，有時就在小飯鋪吃飯，聽旁邊的人聊天。他聽到許多故事，越聽越對北京普通老百姓感興趣。周思不但迷戀文學，也愛好藝術與美術。他看到報上說，中央美院有畢業生美展，就趕去參觀。他對那些畫很感興趣，很自然地與美院學生聊起來。那些人都很年輕，很有才華，很有思想。周思與他們越聊越深，後來通過他們還認識了一些年輕的詩人、作家。這些年輕人喜歡一邊喝酒一邊聊天。周思和他們很快就無話不談。

在北京教了半年書，1987年初，周思又來到上海華東師大。在北京的時候，他就知道澳洲大使館的文化參讚即將任滿，朋友們都敦促他去申請這一位置。那時，霍克（Bob Hawke)任總理的澳洲工黨政府很想大力推動澳中關係。澳洲外交部的新政策是要選拔文化界人士來擔任文化參讚。周思提出申請，很快就被選中。他知道上任之後，將會非常繁忙，所以就在上海一邊教書，一邊趕寫長篇小說《長安街》。

1986年，周思還去寧波和台州尋根。曾祖父夫婦參與建設的醫院和教堂已經找不到了。但是，讓他喜出望外的是，他竟然找到一位九十多歲的老人，老人還記得他的曾祖父母。老人在十九世紀末年，也就十歲左右，但是兩個藍眼睛高鼻子的外國人給他印象太深，不容易忘記。周思從此對台州有了一種牽掛，1989年，他又去那裏。

 

忙碌的文化參讚

1987年底，周思從上海飛到北京，到澳洲駐中國大使館走馬上任。1988年是澳大利亞建國二百周年，中澳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活動空前活躍，規模也空前龐大。周思這個文化參讚一上任，就忙得不可開交。

1988年，在中國舉辦了澳大利亞電影節，幾部澳洲電影在中國的幾個大城市上映。這幾乎是澳洲電影第一次在中國公映，中國觀眾特別踴躍。澳洲幾位著名的男女影星來了，周思把張藝謀、鞏俐和劉曉慶都請來與他們見麵交流。

北京京劇四團在那一年訪問了澳洲，周思為他們的行程做了細致的安排。他因此常常去看京劇，不知不覺就不嫌鑼鼓太吵，還覺得京戲真是熱鬧好玩。他以西方人的口胃，幫助四團挑選劇目，果然收到很好效果。

還有一個大項目，是故宮宮廷服裝到墨爾本展出。周思多次去故宮挑選展品，研究布展方案，推敲、審查解說詞的翻譯。1988年，還在中國舉行了第一屆中澳學術討論會。中澳間的體育交流也歸他這個文化參讚管。中國作家王蒙、楊憲益和芒克等也都先後訪問澳洲。周思認識了大批中國文化人。他與吳祖光、新鳳霞、黃苗子、鬱風、方掬芬經常往來。為了工作，周思經常飛到中國各地出差。那幾年，中澳之間的文化交流空前活躍，到1990年，中國已有十四所大學開設了澳大利亞文學課程。

使周思最感困難的任務是，中國答應選送兩個大熊貓去墨爾本動物園展覽半年。周思與中國林業部的官員反複研究商談。大熊貓吃什麽，喝什麽，住的房子應該有什麽設施，溫度如何，濕度如何，怎麽運送，飛機上要有什麽設施……如此種種，他們都是談了又談，議了又議。周思最苦惱的是，由於澳洲大使館經費不足，未給文化參讚配備中文翻譯，所有文字工作甚至簽署協議，都要他一手操辦。一些相關的動物學或植物學中文詞匯，他隻好依靠字典，現學現用。一本新華字典，被他翻來翻去，變得破爛不堪。他感到責任重大，深怕因為自己的疏忽，給可愛的大熊貓帶來不適，造成不好的國際影響。那些天，他日夜焦慮，寢食難安。半年後，兩個大熊貓從墨爾本平安回到四川，周思才放下心來。

一般的外交官沒有太多機會與平民百姓接觸。周思與他們不同，他在擔任文化參讚前，在北京教書半年有餘，已經認識了大群的中國人。盡管，他忙得四腳朝天，但是他不能忘了老朋友。他住在建國門外交公寓，房子很大。他就在自己家裏給年輕的中國畫家們開畫展。那時，中國還沒有畫廊，這些不出名的年輕畫家鮮有在正式展覽獲展的機會。但是，北京的外國人很想看到他們的作品，周思家的展覽非常受歡迎，來中國訪問的澳洲人也對這些畫很感興趣。後來，畫家關偉、阿仙、林春岩與攝影家小仙等都先後被邀請赴澳展覽及學術交流。

外交官的生涯與駐在國的國情緊密相連。盡管，“六·四”之後，周思已經請示了澳洲外交部，決定繼續兩國的文化教育交流，但是大氣氛變化了，好多交流項目還是受到了影響。周思閑下來了。這時，澳洲副大使要去湘西鳳凰訪問，他不會說中文，邀請周思同去。周思當然願意一同前往。他很喜歡沈從文的小說，也認識沈從文的侄子畫家黃永玉，當然想去尋訪他們的故鄉。鳳凰那時還沒有向一般的外國遊客開放，交通也不方便。不過，也許正是如此，周思才覺得湘西行更富魅力。

1989年秋天，周思與副大使先到達湖南省省會長沙。然後，他們坐火車去湘西的小城懷化。在火車上，陪同人員警告說，要把行李綁在貨架上，因為這一帶盜匪猖獗，有的旅客睡了一夜醒來，競發現行李不見了。不過，他們非常幸運，並未遭遇盜賊，平安抵達懷化。在這個小城，周思竟然看到了目連戲。他已經對京戲很熟悉，所以對中國這個古老的劇種與表演的宗教故事很感興趣。

從懷化，他們乘汽車前往鳳凰。這個建於清初的小城，四周環繞著城牆，蜿蜒流過的沱江，將小城一分為二。他們跨過沱江上美麗的石橋，發現它竟建於1554年。主人引領他們登上一座古色古香的寶塔，在寶塔上層的餐廳請他們吃午餐。窗外沱江波瀾不驚，兩岸店鋪鱗次櫛比，遠山淡淡的影子朦朦朧朧。

餐廳的牆上是黃永玉畫的壁畫，一隻隻仙鶴美麗安詳。主人端來湘西米酒，裝酒的壇子也是黃永玉設計燒製的。他們吃著苗族和土家族美味，話題也一直圍繞著苗族與土家族的曆史與文化。

周思參觀了沈從文的故居。他看到1982年沈從文最後一次返回故居，與妻子張兆和一起在沱江泛舟的照片。那一次，沈從文小說的英譯者楊憲益、戴乃迭夫婦也一同前來，並留下合影。周思還去了黃永玉的家，品嚐了他家樹上的葡萄柚。他們又去附近的苗寨參加篝火晚會。

鳳凰的一切使周思更加驚歎沈從文成長道路的艱辛。一個目不識丁的土家族婦女的兒子，一個念了幾年書就四處征戰的少年，竟然能把邊城的一切描繪得如此浪漫淒美純樸動人。周思認為沈從文是中國近代最優秀的文學家之一。他在《中國傳聞》中寫道：“正如湯瑪斯·哈代、契訶夫和馬奎斯，沈從文的故事與想象造成的印記遠深於文學的影響。”

 

多產作家

1990年底，周思完成了文化參讚的任期，從北京回到悉尼。他當初希望去中國教一年書再旅遊一下，沒想到又當了三年文化參讚，在中國一共待了將近五年，而且是多麽豐富多彩的五年啊！現在，他有許多書要讀，也有許多書要寫。周思的家在悉尼東區伊麗莎白灣，窗外花木扶疏碧水藍天，環境甚為優美，確是讀書寫作的好地方。

要說周思是多產作家，此言一點不虛。赴中國之前，周思已經出版了兩部長篇小說和兩本短篇小說集。從北京回來之後的六年，他連續出版了五部小說，還有一本散文集和一本傳記。其中的兩部小說和一本傳記曾經位列獲獎名單之上。除此之外，周思還發表了大量文藝評論。這些文藝評論範圍廣闊，從文學創作的一般規律到個別作家，從澳洲文學到英國文學，從魯迅到餘華，從澳洲華裔詩人歐陽昱到美國華裔作家哈金，從澳洲土著藝術到華裔畫家關偉的畫。不過，有一點相當明顯，在他的眾多作品中，有關中國的內容占了很大比重。其中最轟動的作品，恐怕還是長篇小說《長安街》。

1989年下半年，周思還在北京擔任文化參讚，《長安街》由企鵝出版社出版全球發行，在澳洲立刻引起轟動。八十年代以來，澳洲公眾越來越關注亞洲，而1989年春天北京天安門的盛況更是澳洲電視台每天必播的重大新聞。我認識的一位澳洲女士是作家，她認識周思。她買了剛出版的《長安街》作為聖誕禮物送給我，我歡喜若狂。那時，我已離京抵澳三年，非常想念家人，想念北京。能夠讀到以北京為背景的小說，對我來說確是極大安慰。

周思的小說以八十年代中期的北京為背景，他不僅描寫了在北京的外國記者、外交官、訪問學者及外國商人，也描寫了北京市民、大學生、知識分子、演員以及幹部的形象。小說主角澳洲醫生沃利（Wally）去北京一所醫學院搞合作，他希望研究中醫治療癌症的方法。經過許多波折，他終於在中國南方找到在這方麵頗有建樹的退休老專家，並且與老專家的孫女金娟墮入情網。他還找到了自己的祖父祖母上世紀曾經傳教的浙江小城。小說情節生動，穿插自然，富有文化底蘊。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作為一個老外，周思對北京人的生活與思想觀察細致，理解深刻；他對北京這座大城的脈搏把握準確。北京曆來是中國文化政治的中心。北京市民中知識分子比例非常之大，你很容易碰上飽讀詩書憂國憂民的人。八十年代，正是北京人思想空前活躍的時期，人們大量讀書，深入思考，很有點第二個“五四”的勁頭。周思把那一時期北京人的思索、苦惱、掙紮、躁動，表現得非常形象生動。後來的許多書評也注意到這一點。這部小說深受讀者喜愛，2008年曾經再版。

1992年，我和周思在悉尼談起這本小說。他說：“我的這部小說是想寫東西方的不同、矛盾與衝突，但小說的主題是東西方文化的交融，小說的結局也是交融。我的男主角是醫生，他到中國去，想研究中醫對癌症的療法。這實際上是想表現，一些西方人對不同體係的科學知識的尋求。”

《長安街》出版過程中，周思還在北京，他的代理人把小說手稿給一位獨立製片人看。這位獨立製片人非常喜歡，立即買下改編製片權。然後，他又把它賣給澳洲一家大電影製片廠與澳洲廣播電視公司。他們聘請了長駐美國的澳洲著名電影劇作家羅伯特·卡斯韋爾（Robert Caswell）來編寫電影腳本。

這部電影投入拍攝時，我正在悉尼的一家中文日報工作。華人社區象澳洲主流社會一樣，對此十分關心，我們的報紙也不斷報道跟進。記得，有一天，澳洲廣播電視公司來電，要我們登報，替該片招募華裔群眾演員。消息一登報，反映相當熱烈，大家踴躍報名，被選上的人歡呼雀躍。

後來，被選中擔任女主角的陳燁從美國飛來，我去采訪她。八十年代，陳燁算是中國影壇的後起之秀。李翰祥執導的一部清朝宮廷片中，劉曉慶演西太後，陳燁演東太後。後來，她去美國留學。這次，選擇她來飾演女主角，與英國男演員配戲。

電影公演後，周思與我談到該電影的演員，他對陳燁相當滿意：“我很喜歡演男主角的佩克（Peck）和演金娟的陳燁。有的人覺得她演得有點冷，但是，我覺得她比較自然，有中國中年知識分子的味道。特別不容易的是，製片組能在這裏找到一些相當不錯的業餘演員。象澳廣中文部的夏雪演的女幹部，真的很象。”

周思對這部電影還是比較滿意的。他說：“電影很好看，場麵大，非常激動人心。在悉尼拍這麽多北京外景鏡頭，搭這麽多外景，真太不容易了。也許，你們北京人仍然覺得不太像，但是，我已經很滿意了。”

然而，談到電影腳本的改編，周思就有些遺憾了，背景與情節改動很大，看起來已經象別人的孩子了。他說：“我覺得，他們把男女主角的關係改編得過於簡單。在小說中，女主角金娟與澳洲醫生沃利是在朋友家遇見後來相愛。這種愛是沒有目的的。電影裏改成，金娟是有目的地接觸沃利，想讓他把自己的女兒帶出國。金娟的形象大大受到傷害，兩人的愛情也變質了。”

 

活躍的文化使者

1990年底，周思從北京的澳洲大使館文化參讚位置上卸任，但是，他從事中澳文化教育交流的熱情未減。多年來，他寫作、編書、還擔任過悉尼筆會主席，並且先後在澳洲、美國及英國的大學教書，然而組織參與中澳文化交流活動一直是他生活的一個中心。稱他為中澳文化教育交流的民間使者，再恰當不過。

80年代末期，澳洲向中國開放教育市場，幾萬名中國留學生一下子湧入澳洲。澳洲的各類學校準備不周，常常貨不對辦。這些中國學生英語還不夠好，對澳洲社會也不熟悉，行為舉止與一般澳洲人當然有異。一時間，澳洲社會對中國留學生以及政府的教育出口政策頗多怨言。周思對於澳洲政府吸引中國留學生的前因後果非常了解，他在一篇論述文化交流的文章《沒有編織者的網絡》（The Web that has no weaver）中指出：文化交流不僅依靠政府間的運作，更依靠千千萬萬民間人士的交往。他說：“為了在中國營造一種澳洲意識，和發展澳洲人與中國大陸受過教育的城市人之間的持久紐帶，澳洲對中國的教育出口，盡管管理失誤，但是從長期來看，或許比1972年兩國建交以來官方在教育、文化與科學方麵花費大量經費達到的成就還要多。”

周思不僅有這樣的遠見卓識，他也親曆親為，千方百計幫助那些中國文化人在澳洲打開局麵。他在北京曾經在自己家裏給一些年輕的中國畫家開畫展。他在澳洲也積極幫助一些中國畫家找尋畫廊、申請讚助，還為他們主持畫展開幕式，在報刊上寫文章介紹他們的作品。1992年8月，關偉、阿仙等六位中國青年畫家在悉尼東區一家著名的畫廊舉行畫展，周思從始至終費力頗多，然後又為他們主持了開幕式。

1986年，周思在北京翻譯家楊憲益的家裏認識了作家桑曄。後來，桑曄來到澳洲訪問，結婚，並且定居。桑曄在中國曾與作家張辛欣合作，采訪了一百位北京人，出版了他們的自述《北京人——一百個普通人的自述》。在澳洲，桑曄也走訪了許多地方許多人，出了書，拍了紀錄片，在澳洲反應強烈。周思對桑曄的成就十分讚賞，多次寫文章介紹。1994年，他還與桑曄夫婦合作，出版了一本旅遊書《終點線》（The Finish Line）。

1993年的悉尼作家節邀請了英籍華裔女作家張戎作嘉賓。張戎夫婦撰寫的《野天鵝》（Wild Swans）1992年在英國出版以來，連續十六周高居暢銷書榜首，也深得澳洲讀者喜愛。這本書講述了二十世紀三代中國婦女的真實故事，引起廣大讀者對中國近代曆史以及中國人命運的關注。作家節特意安排周思來與張戎對話。周思的問題深入細致，發人深省。張戎思維敏捷，談吐風趣。觀眾把大廳擠得水泄不通。後來，主辦者不得不宣布，張戎與周思的對話將在三天後再舉行一次。他們的對話還被多家電台廣播。此後，周思還曾撰文介紹張戎與她的書。

未學中文之前，周思在大學教授英國文學與澳洲文學。現在，他在大學教授的範圍要廣闊得多了。2009年，周思受邀赴美國哈佛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他既講授亞太地區文學以及澳洲、新西蘭文學，也講授英文寫作與中英文翻譯。提起亞太地區的文學，當然首當其衝的是中國文學，這正是周思熟悉的領域。他從大陸講到台灣，從魯迅講到莫言與哈金。當他講授中英文翻譯時，他用餘華的小說《活著》當範本。他在一篇評論中，把餘華比作“中國的牛仔”。哈佛的學生很喜歡周思，周思也發現哈佛的學生眼界寬廣思維活躍。

在哈佛任教三年之後，2012年，周思又回到澳洲的阿特雷德大學，教授英國文學、文學創作與中國文學。他同時還在英國巴斯市的溫泉大學教書。

我問他最近正在研究什麽。他說：“中國近三十年來經濟發展迅速，令人刮目相看，人們甚至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世紀。我想寫一本書，探討我們該從中國文化中吸收什麽養料。我在中國認識了很多有學問的人，相比之下，在澳洲很難遇到這樣的人。我一直在想，作為西方人，我們應該從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中吸收什麽？”我對他的這項研究很感興趣。許多中國人包括海外華人也正在思索，該從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中發揚哪些摒棄哪些。我想，作為一個對中國文化有著深廣了解的中國通，他的研究角度將會發人深省。

周思告訴我，阿特雷德大學與北京第一外語學院合作，正在研究跨文化現象。他笑著對我說：“你現在采訪我，你正在做的這本書，也是跨文化現象。”他認為開闊大學生的眼界，讓他們到不同的國度去學習非常重要。目前，他不僅組織阿特雷德大學中文係高年級的學生到北京第一外語學院學習，又組織北京廣播電視大學英語係三年級的學生去巴斯溫泉大學學習。

周思說：“我馬上要去巴斯，為北京廣播電視大學的學生做一些準備。你知道，巴斯不僅有古羅馬時代的溫泉，還有簡·奧斯汀的紀念館。中國學生在巴斯可以細讀英國文學，研究簡·奧斯汀和哈代等英國作家，並且寫自己的愛情小說。”

提起巴斯，提起簡·奧斯汀，我難抑興奮：“三年前，我隨丈夫去英國尋根，因為時間關係，沒有來得及去巴斯。我們打算明年再去。我非常想去巴斯，想去奧斯汀的紀念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媽媽的單位讓她把家裏的書都交出去，否則，要來家裏抄。媽媽隻好用一個大書包，每天把書背到單位。後來，有幾本書實在舍不得交出去，其中就有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是王科一翻譯的。結果，在文革的十年之中，我就翻來覆去地看《傲慢與偏見》，看到最後，讀了上句就知道下句。後來，我來到澳洲，買了英文版的，讀了仍然非常喜歡。所以，我對奧斯汀特別入迷……”

周思笑起來：“我要給我的學生們講你與奧斯汀的故事……”

 

選自在澳出版新書《這邊風景》。

[劉大仁]

又是一篇高水平的好文章，多謝

這位澳洲學者非同一般，讓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