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中關係的開路先鋒梅卓琳

澳中關係的開路先鋒梅卓琳

辛夷楣

 

她是發展澳中關係的開路先鋒，是澳洲首任駐華文化參讚，是長期駐在北京與香港的澳洲外交官，她與華人丈夫攜手並進

 

梅卓琳生在英國長在澳洲，但是她人生最寶貴的三十年是在中國度過的。她作為澳大利亞外交官長期駐在北京與香港，她把北京視為自己的第二故鄉。中澳兩國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建交以來，一代代中國與澳大利亞外交官孜孜不倦地了解對方，一點一滴地縮小分歧，把兩國的關係一步步地推進到康莊大道上。梅卓琳就是這樣一位發展澳中關係的開路先鋒。因為是女性，是妻子，是母親，梅卓琳的工作更為艱難辛苦。她的生涯折射出澳洲走向亞洲的蹣跚身影，同時也折射出中國打開國門走向世界的曲折道路。梅卓琳是在她學習中文之後，她的老師陳哲給她起的中文名字。她的英文名是Jocelyn C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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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學中文的幻想家

1940年，梅卓琳出生在英格蘭。她的父母都是知識分子，父親是應用物理學教授。她的家庭與教會關係密切，外祖父曾在印度傳教。梅卓琳對傳教故事很感興趣，幻想著自己長大也能去異鄉闖蕩。她十四歲那年，機會來了。父親接受聘任，攜全家赴澳大利亞，擔任理工大學（後來改名紐省大學）應用物理學創立教授。

他們全家乘坐海輪穿越大洋，陸續停泊在亞丁、孟買和科倫坡。梅卓琳和弟弟妹妹被異國情調深深吸引。到達悉尼，梅卓琳進了北悉尼女子中學，完全接受的是英國式傳統教育。學校裏開設的外語課是法語和德語，卻沒有任何亞洲語言。這使梅卓琳有些失望。她想，澳大利亞明明被亞洲國家環繞著，我們應該學習亞洲語言，了解亞洲文化呀！

1956年，梅卓琳中學畢業，考入悉尼大學。她決心要在大學學習亞洲語言和文化。這時，正好有位劍橋大學的年輕教授戴維斯 (A.R. Davis)來開設中國文學及語言課。此前，悉尼大學的中文課已經中斷了好久。梅卓琳特別高興，她除了主修人類學之外，選學了中國語言與文學。

戴維斯是研究唐詩的，他對中國文化非常欣賞，也特別注重研究東西文化的交融與相互影響。1957年，他訪問了中國，尋訪了唐代大詩人杜甫的故居與流連之地。他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熱愛深深地感染了他的學生們。

但是，中文實在太難學了，好多學生半途而廢。大學第一年時，梅卓琳所在的中文班上有二十幾個同學，後來卻逐漸減少，五年後，隻有四個學生獲得了中文專業的畢業證書。梅卓琳就是這四個學生之一。她也是從澳大利亞大學中文專業畢業的第一位女生。

那時的大學生們崇尚意誌自由、自由戀愛、自由表達自己的觀點，反對社會的許多保守傾向。但是，還很少有人認識到了解亞洲，學習亞洲語言及文化的重要。梅卓琳一心一意地學習中文，同學們覺得她有些怪，有些反常，簡直象個幻想家。

這位幻想家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卻越來越大。她對戴維斯教授說，她想申請獎學金，讀中文專業的碩士學位。這位教授就建議她，申請香港政府的獎學金，到香港大學念碩士。

1960年底，20歲的梅卓琳與父母及弟弟妹妹還有大群的同學好友告別。父母知道她獨立性強，支持她去海外增長見識。但是，他們沒有想到，此後的三十年梅卓琳基本在海外，與他們聚少離多。梅卓琳乘海輪先去日本，然後再到香港。海輪在日本停靠了十天，她一個人坐火車到處觀光，第一次享受了在異鄉探險的滋味。

 

在香港與華人聯姻

 梅卓琳隻身一人到達香港。港大學生宿舍當時沒有位置，她隻得先住在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宿舍裏。那裏人來人往，非常噪雜，很不適合讀書。更加麻煩的是，最初的幾個月，她無法在香港教育廳領到獎學金，不得不向父母求援，請他們給她寄來生活費。基督教女青年會宿舍的夥食以米飯、蔬菜、鹹魚為主，很少吃肉，這也使梅卓琳很不習慣。幸虧，她有一位要好的華裔同學，家在香港，經常接她去家裏改善夥食。還有一位在教會學校工作的熟人也常常邀請她去家裏吃飯。

那時候，悉尼大學中文係偏重教授古文，對聽說卻沒有顧及。大學五年下來，梅卓琳可以讀古文，卻聽不懂中國話，更不會說。她一到香港，就鬧了笑話。她看見街上有牌子，寫著“巴士站”。她就想：四川古稱“巴”，“士”在古文裏意為青年男子，那麽這就是四川人的意思囉！同學們告訴她這是公共汽車站，她才知道自己鬧了笑話。她意識到，不能光埋頭做論文，一定要盡快去學中文的聽說。

那時，香港大學附屬的語言學院設有中文課，學生都是一些英國以及英聯邦國家的外交官，也有從澳洲來的。梅卓琳就跑去聯係，要求入學。她的老師陳哲是北方人，講一口標準的普通話。陳老師還把她請到家裏去。他的妻子和孩子們剛從北京到來不久，不會講英文，這樣就逼著梅卓琳非與他們講普通話不可。她用磕磕絆絆的普通話給孩子們講“三個小豬”的故事，孩子們瞪著眼睛專心地聽。老師們還常常組織學生們一起去中餐館吃飯喝茶。席間，如果誰說了英文，就要付罰金。作為窮學生，梅卓琳總是小心地管住自己的嘴。

梅卓琳的碩士論文題目則是研究十九世紀的晚清詩人黃遵憲。黃遵憲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被清政府派駐日本、美國、英國、新加坡等地，曾參與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後回到家鄉廣東梅縣興辦教育，是晚清重要的政治家、教育家、詩人。梅卓琳找到一些有趣的材料，包括黃遵憲與家人的通信。這使她對這位詩人的研究更為深入具體。

梅卓琳性格活潑開朗，不管男生女生，隻要談得來的，她都交往。她喜歡在學生餐廳裏與其他學生聊天。有幾個醫學院的男生來自馬來西亞，英語比較流利，她與他們很談得來。當時，港大的西方學生很少，而華裔學生還分男女界限，一些華裔女生對她常和男生聊天，很看不慣。

一般人認為，澳洲人都擅長體育。港大的一些澳洲學生也確實是運動場上的健將。所以，學校開運動會時，同學們非要梅卓琳去參加比賽。她不得已，代表學院去參加遊泳比賽，結果她是最後一名。這使她和同學們都覺得很可笑。

兩年的學習結束後，1963年初，梅卓琳回到悉尼，她申請了一些工作，但是沒有成功。她就決定仍回香港，去英國地區信息辦事處就職。她的工作是閱讀大量中國大陸的報刊，了解各方麵的情況，然後撰寫有關中國的文章，提供給香港及海外報刊發表。

長期充當窮學生之後，梅卓琳現在第一次有了工資。她很興奮，一攢夠了錢，就買了輛車，開著在香港到處跑。她的普通話講得越來越流利，她也結交了很多華人朋友。她還與一位華人男子墮入情網。他叫齊夢麟，他們家是從中國北方來的。齊夢麟的母親很喜歡這個講普通話的澳洲女孩，但是他的父親不讚同兒子的選擇。梅卓琳遠在澳洲的父母也有些擔心。但是，兩顆年輕的心已經緊緊地連在了一起。

1964年8月1日，他們在香港結婚。他們本來想去中國大陸度蜜月，但是發現，按當時的規定，外籍人與華人不能住在旅館的同一個房間。於是，他們決定，去澳門度蜜月。第二年，他們的兒子在香港出生。

兒子的出生沒有降低梅卓琳繼續深造的熱情，她向堪培拉的澳洲國立大學提出讀博士的申請。就在她與丈夫已經收拾行裝之時，澳洲國立大學給她來了一封信。信中提到，大學注意到她的孩子很小，大學沒有托兒設施，希望她能寫一份保證書，保證全日學習。梅卓琳很不高興。她和丈夫決定，先回悉尼再說。回到悉尼，她就去看望老師戴維斯。戴維斯一聽堪培拉國立大學的要求，就說：“你不用理他們，我給你獎學金，你在這兒讀博士好了。”這樣，梅卓琳一家就在悉尼安頓下來，她就在悉尼大學讀博士。

澳洲的環境對齊夢麟來說，相當不易。六十年代，澳洲仍然實行“白澳”政策，亞裔人士想獲得澳洲居留權相當困難。齊夢麟是在梅卓琳的朋友幫助下，才獲得了入境許可。那時悉尼華人很少，隻有唐人街才有華人雜貨店。他們想買中國食品和中文報紙，都得去唐人街。齊夢麟的父母那時移民到巴西去了。他想去探望他們，但是必須等入了澳籍才成。

1966年，他們的第二個兒子在悉尼出生。梅卓琳一邊照顧兩個小兒子，一邊寫博士論文，每天都疲勞不堪。她的父母想盡辦法幫她，特別是她的母親，抽出許多時間，幫她照料孩子。齊夢麟獲得澳籍後，就去巴西探望父母，還要做生意，很少在家。梅卓琳幸虧有母親幫助，否則哪有精力念書？晚上，她把兩個小兒子放在床上，給他們講故事，講著講著，常常是她自己先睡著了。

梅卓琳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尋找現代中國唯物主義的土生祖先。她著重分析為什麽很多中國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些基本元素可以在中國曆史的長河中找到，唯物主義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並不僅僅是外來的或從天而降的。梅卓琳的論文厚達600頁，都是她花錢請打字員打出來，上麵的中文字是齊夢麟寫的。

 

初涉澳中貿易

1970年，梅卓琳完成了博士論文，留校任教，在悉尼大學教授中國近代史。但是，她不喜歡教書。雄心勃勃的梅卓琳想站在增進澳中關係的風口浪尖。那時，因為對參與越戰有疑問，很多澳洲人開始關注澳洲的國際地位，以及澳洲與亞洲鄰國的關係。中國正在開展“兵乓外交”。中國的一個兵乓球代表團訪問了澳洲，梅卓琳也到悉尼機場去夾道歡迎。1972年，澳洲工黨領袖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作為反對黨領袖訪問了中國。他宣布，如果當選，將與中國建交。這成為當年大選爭論的議題之一。

與此同時，悉尼大學教育係的一位教授正在組織一個二十人的訪華團。梅卓琳非常興奮，報名參加。1972年12月中旬，就在他們到達中國之後，工黨贏得了大選。12月20日，他們在北京時，聽到了中澳建交的消息。代表團的人員都很興奮，他們互相祝酒，又從北京飯店給惠特拉姆政府發賀電。

自從1956年梅卓琳在悉尼大學學習中文開始，她就盼著有一天能去中國。她後來又在大陸的大門口——香港生活了幾年，還嫁給了華人，現在，十六年過去了，她終於撩開“竹幕”，踏上了中國的土地。丈夫齊夢麟和家人朋友都等著她回去講述中國印象。當然，文革中的中國氣氛令人壓抑。

1973年，梅卓琳終於如願以償，她進入澳洲海外貿易部貿易關係局，負責澳中貿易。她把家從悉尼搬到堪培拉。那時，中澳貿易處於從無到有的初創階段。澳洲商人急於打開中國市場，向中國出口羊毛等農牧產品，但是中國當時僅有的一點點外匯幾乎都用來購買歐美的高科技產品。這使梅卓琳和她的同事們十分苦惱。

中國第一個訪澳貿易代表團是由白相國率領的，梅卓琳全程陪同。她注意到，白相國在回答記者提問時，特別謹慎小心。澳洲發起的第一個大項目則是1974年在北京舉辦的第一屆澳洲貿易展覽會。梅卓琳編寫了一本英漢對照的中國常用單詞與短語小冊子，發給赴京的澳洲人員。展覽會非常成功，觀眾踴躍，最受歡迎的是剪羊毛表演。

1973年初，朱啟禎率領一個先遣組來堪培拉建立中國大使館。後來，他們找到一個旅館，辦公與人員住宿都可以滿足。中國大使館在那裏一待十幾年，直到後來在市中心的湖邊建起了新大使館。作為主管澳中貿易的官員，梅卓琳常常造訪中國大使館，也常常邀請中國大使館的官員到她家來。他們還在周末一起出外遠遊、釣魚。中國大使館的宴會更是使梅卓琳夫婦難以忘懷。

 

澳洲首任駐華文化參讚

梅卓琳越來越意識到，如果自己想為增進澳中關係作出貢獻，那就必須深入了解中國，去中國生活工作。她讀了很多中文書，但是她對這個國家的了解仍然太少。她覺得，工作起來有點紙上談兵隔岸觀火的感覺。她向澳洲海外貿易部申請派駐中國，但是當時沒有位置。

這時，梅卓琳聽說，澳洲駐華使館正在擴大，澳洲首任駐華大使費思棻（Stephen Fitzgerald）認為應該設立文化參讚，來負責文化與科學事務。費思棻曾在港大語言學院與梅卓琳一起學中文。他很珍愛他的中文老師給他起的中文名——費思棻。梅卓琳調皮地告訴我：“我們開玩笑管他叫肥皂粉。”梅卓琳很願意去北京與“肥皂粉”一起工作，她趕緊申請文化參讚的位置，結果她被選中了。

1975年，梅卓琳獲準攜帶全家去北京赴任。他們的兩個兒子斯提芬（Stephen）十歲，喬納森(Jonathan)才八歲，自然特別興奮。丈夫齊夢麟也很激動。但是，他遠在巴西的父母卻憂心重重。那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還未結束，兒子一家去了，會不會有什麽麻煩？齊夢麟的母親決定親自去堪培拉阻止他們。她先拍了一封電報，然後坐上飛機，從巴西飛越大洋。沒想到，電報很慢，等她飛到澳洲，電報才到，而梅卓琳一家已經到達北京了。齊夢麟隻好到香港與母親匯聚，並且把她接到北京。老人意識到，兒子一家不會聽她的話離開北京，隻好回巴西去了。

但是，很快，梅卓琳夫婦就明白，老人的擔心並非多慮。那時的北京，氣氛比較緊張，對外籍人士也多有不便。因為沒有宿舍，梅卓琳一家隻好先下榻北京飯店。北京飯店不許中國人進入。齊夢麟講一口標準的北京話，怎麽看都象地道的北京人。他幾次要回北京飯店和進入澳洲大使館，都被警衛阻攔。警衛懷疑他的澳洲護照有假。有一天，齊夢麟去逛故宮。他競被拘留了幾個小時。梅卓琳見他過時不歸，非常焦急，正打算報警，他才回來了。這種情形經常發生，當然讓梅卓琳夫婦憂心不已。

斯提芬和喬納森進入了芳草地小學。那是當時北京專收外籍子弟的學校，老師們很努力地教育學生，但是政治內容特別多。斯提芬和喬納森不久就學得滿口政治口號。有一個周末，梅卓琳一家與其他人陪來訪的澳洲官員去北京郊外十三陵野餐。斯提芬和喬納森爬上一個小山包。當大人們走過來時，他們高喊：“站住，我們是少年無產階級革命軍的先頭部隊！”來訪的澳洲官員嚇了一跳。

1975年，梅卓琳經手的一件大事是澳洲兒童合唱團訪華。中澳雙方經過反複磋商篩選，才確定了這項互訪。梅卓琳猜測，合唱團的曲目中有《音樂之聲》選曲，因此才被選中，因為江青喜歡這個電影。這是文革開始以來澳洲第一個訪華藝術團，中國接待規格很高。合唱團的指揮是虔誠的基督徒，她把這次訪問當作一次重要的傳教之旅。梅卓琳知道，中國當時對宗教管束很嚴。她生怕有什麽摩擦，因此全程陪同，小心安排，去了上海，又去廣州，直到把合唱團送出境，才放下心來。

1975年度和1976年度在中國舉辦澳洲風景畫巡回展一事，也讓梅卓琳費盡心思。她發現，在挑選畫家與畫作時，中國官員有許多難以言傳的微妙框框。這就使挑選工作變得空前複雜艱難。除了不能有裸體，不能有抽象派傾向外，畫家的階級出身、畫作所傳達的微妙社會信息，都在考慮之列。經過反複磋商掂量，當最後名單終於確定下來，梅卓琳與澳洲策展人幾乎要歡呼起來。

作為駐京外交官，1976年中國發生的一係列大事，讓梅卓琳記憶深刻。年初，周恩來逝世，舉國哀悼，天安門廣場擺滿了花圈。芳草地小學的老師經常開會遊行，學生沒人管了。澳洲大使館隻好請一位擔任過教師的職員家屬來組織使館小學。梅卓琳的兩個兒子特別高興，使館小學生動活潑，更加自由。

那年暑假到來，梅卓琳帶著全家都去北戴河避暑。7月28日深夜，他們突然在夢中驚醒，隻覺得房子好像變成了一個大篩子，不停地搖晃。梅卓琳和齊夢麟翻身下床，到另一個房間抓起兩個兒子，就跑到外麵。第二天，中國外交部告知，北戴河附近的唐山發生了大地震。那天，來訪的澳洲前總理惠特拉姆由澳洲前任大使費思棻陪同，正在天津訪問。天津離唐山很近。結果，他們從旅館房間逃出時，被家具砸傷，幸好，傷勢不重。

梅卓琳全家回到北京。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已經搭滿了地震棚。幸虧是炎夏，幾百萬老百姓都住在了露天。大使館的院子裏也搭滿了帳篷，使館人員都從外交公寓搬進帳篷。他們不得不重新做了分工。有人負責做飯，有人負責打掃衛生，有人組織娛樂活動。齊夢麟包的餃子最受歡迎，大人小孩爭相讚美。

為了減輕對北京的壓力，外交部要求各使館將非必需人員盡量撤出。澳洲大使館決定由梅卓琳帶隊，將大隊人馬與家屬撤到香港。梅卓琳的兩個兒子剛到香港覺得新鮮，可沒過多久就不耐煩了。梅卓琳夫婦怕兒子們整日閑逛，荒廢了學業，就商量把他倆送回澳洲上學。

8月底，大使館突然通知梅卓琳馬上回北京。教育口也是她的管轄範圍，在西安任教的澳籍女教師蘇姍·戴（Susan Day）出事了。梅卓琳馬不停蹄趕到西安。蘇姍·戴在西安外語學院教英語。她與學院的一名姓宋的職員談戀愛，並且向學院申請結婚。學院不但不批準，還把宋給轉移走了。隨後，蘇姍·戴又被有排外情緒的西安人砍傷了。但是，她不屈服，養好了傷，仍然堅持要與宋結婚。梅卓琳與蘇姍·戴交談後，答應盡量提供幫助。

梅卓琳回到北京，就與正在北京的有影響的外國人士聯係，請求他們與中國政府斡旋。斯諾的遺孀洛伊斯·斯諾(Lois Snow)和新西蘭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都答應幫忙。澳洲總理弗雷沙訪華時曾當麵對鄧小平言及此事。後來，中國政府終於點了頭，他們倆人才結婚了。這是第一對中澳聯姻。此前的第一對中法聯姻是由周恩來點頭的。這些軼事在北京傳得沸沸揚揚。

1976年10月初的一天傍晚，梅卓琳等使館官員在長安街上的鴻賓樓飯莊等待文化部副部長劉慶棠。劉慶棠將要赴澳訪問，梅卓琳按照慣例設宴為他餞行。等了半天，劉慶棠沒有來，文化部的幾位工作人員到了。等坐下吃飯時，他們才說，發生了大變故，劉慶棠不能出國了。宴會的氣氛一反往常的輕鬆，賓主談笑甚歡。第二天，梅卓琳聽到消息，“四人幫”被粉碎了，劉慶棠等爪牙也被逮捕了。

“四人幫”粉碎之後，中國的大氣氛不再那樣緊張，中方工作人員也比以前開放，梅卓琳的工作相對容易了一些。1977年初，中國古代文物展覽在澳洲開幕。中國文物局局長王冶秋率團訪問澳洲，梅卓琳趕回澳洲，陪同王冶秋一行。兵馬俑和金縷玉衣等展品引起澳洲公眾的極大興趣，共計60萬人參觀了展覽，也就是說澳洲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參觀了這個展覽。展覽本來預定隻在悉尼與墨爾本兩地舉行。南澳省長把王冶秋一行請到南澳，用烤全羊和南澳出產的葡萄美酒招待，結果王冶秋同意展覽也在南澳舉行。梅卓琳非常欣賞王冶秋的博學、文雅與開放。他們相處得十分融洽愉快。王冶秋給他們講述了許多中國文物的有趣故事。

 

澳中理事會首任執行主任

1976年，澳洲總理弗雷沙訪華後，他要求澳洲外交部對中澳雙邊關係做一個回顧與總結。這個總結提出，應該建立一個委員會，來協助駐華大使館增進兩國關係。1978年底，澳中理事會在堪培拉建立，剛剛從駐華文化參讚位置上卸任的梅卓琳被任命為澳中理事會首任執行主任，主席是傑弗裏·布萊尼(Geoffrey Blainey)，副主席是費思棻。

梅卓琳的第一個行動是對澳中關係的現狀做一全麵調查。調查發現，建交幾年來，澳中關係在兩國政府層麵已經全麵展開，但是澳洲的商界人士與民間社團參與得非常少。雖然，澳中理事會意識到，中國有可能成為澳洲最大的貿易夥伴，但是澳洲公眾對中國仍然缺乏了解，甚至存在很多誤解。

為了改變這種狀況，理事會製定了全麵推進中澳交流的龐大計劃。梅卓琳跑遍澳洲的各個省份，向省政府、地方政府及民間社團推銷這些計劃，敦促他們參與澳中交流。梅卓琳也與中方對口單位——中國對外友協加強聯係與合作。當時的對外友協主任王炳南非常活躍，對與澳洲來往十分積極。負責澳洲事務的是段津。梅卓琳與段津建立了親密的工作關係。90年代，段津就任中國駐悉尼總領事，梅卓琳夫婦與這位老朋友再度相逢。

在澳中理事會的推動組織下，兩國的互訪範圍越來越廣。比如1981年，澳洲博物館代表團、婦女代表團和登山代表團訪問了中國。中國新聞界代表團訪問了澳洲。兩國還舉行了新聞采訪會議，探討如何對雙方的國家進行報道。此外，兩國方方麵麵的人士進行了互訪。當時，澳中關係十分活躍，其他西方國家爭相向澳洲取經。梅卓琳被請到加拿大介紹澳中理事會的經驗。

澳中理事會還邀請了一些中國文化界人士訪澳。梅卓琳總是親自接待，與這些中國文化人建立了很深的友誼。1982年，理事會邀請中國作家協會代表團來參加阿特雷德文化節，其中包括著名翻譯家楊憲益、戴乃迭夫婦。許多澳洲讀者讀過他們翻譯的《紅樓夢》、《魯迅小說選》等，見到他們歡喜異常。他們被澳洲人的熱情友好感動，此後一直鼓勵其他朋友與澳洲交往。他們也成為北京澳洲大使館的常客。梅卓琳還邀請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吳作人與夫人蕭淑芳訪澳。這對畫家在澳洲見到他們五十年代在中國認識的澳洲友人，特別高興。梅卓琳也邀請書法家黃苗子與夫人、畫家鬱風訪問澳洲。他們對澳洲印象很好。後來，九十年代他們曾在澳洲居住了好幾年。

 

駐華使館商務公使

1985年，梅卓琳即將在澳中理事會卸任，她又被任命為澳洲駐華使館商務公使。能夠回到北京工作，她和丈夫非常高興。此時，他們的兩個兒子都在澳洲上大學了，相當獨立了，不需再帶在身邊了。不過，兩個兒子都說，要去中國旅遊，探望他們。梅卓琳夫婦發現，八十年代的中國到處充滿活力，與十年前大不相同。而令他們最為高興的是，對中外人士交往的各種有形的與無形的限製放鬆了，他們可以與大群的中國朋友自由交往了。

那時，澳洲的工黨總理霍克（Bob Hawke）正想大力推進中澳貿易，向中國出口鐵礦石。所以，梅卓琳到北京赴任之前，先去西澳的大鐵礦視察了一圈。當時，澳洲與日本的貿易額相當高，但是日本人工越來越高，這勢必會使雙邊貿易大受影響。澳洲、日本與中國希望發展三邊貿易，也就是中國從澳洲進口鐵礦石與煤炭，在中國煉鋼，然後把鋼出口到日本。那時，中國正在上海建設寶山鋼鐵廠。但是，巴西鐵礦石正與澳洲競爭。澳洲的大礦產公司派出代表，與中國對手展開談判。作為商務公使，梅卓琳經常與中國的鋼鐵工業部打交道。經過長期艱難的談判，終於達成了中國向西澳的錢納(Channar)鐵礦投資的協議，這是中國當時最大的海外投資項目。

澳中貿易的道路是艱難曲折的。作為商務公使，梅卓琳與中國的各部委、各進出口公司頻繁接觸，千方百計地為澳洲商界鋪平道路。她與中國的有色金屬總公司聯係密切，經過一段時間的貿易來往與談判，中國做出投資澳洲波特蘭（Portland）煉鋁廠的決定。此後，中國在澳洲建立了這方麵的分公司，又有其他投資項目。

梅卓琳對澳洲商界一再強調，中國人喜歡與個人及公司建立長期關係。隻有願意建立長期關係的公司，才可能有所收獲。中國市場潛力巨大風險也大困難更大，澳洲公司必須既有信心又有耐心。在一次澳洲商界在北京舉行的晚宴上，梅卓琳與澳洲大礦產公司斷山（BHP）集團駐京代表爭執起來。這位代表說，梅卓琳應該警告澳洲公司遠離中國，因為中國有太多困難與陷阱。梅卓琳則堅持自己的觀點，並且不斷努力為澳洲公司披荊斬棘。

為了了解情況，尋找商機，梅卓琳夫婦跑遍了中國大地，不管是東北還是西南，到處都有他們的足跡。因為八十年代的開放，齊夢麟不但不再因為滿口北京話遇到麻煩，還因此與陌生的中國人相處得十分融洽。有一次，他們去新疆考察世界銀行支持的項目，齊夢麟與維族人、哈薩克人都相處得很好。這段時間，梅卓琳夫婦還養成了收集中國古董的愛好。在北京，他們經常去逛古董店；到外地，也不忘收集喜歡的小古董。他們的大兒子斯提芬來北京探望他們以後，去西藏旅遊，住在廟裏，了解藏族文化。

此時，中國已經開始大量進口澳洲羊毛。而江蘇省的毛紡小企業發展速度很快，卻得不到穩定的羊毛供應。澳洲政府有意搞一個援助項目，在江蘇省會南京建一個巨大的羊毛倉庫。梅卓琳與中國對外貿易部、紡織部、江蘇省及南京市的官員反複聯係交談，但有的中方官員戒心很重，拒絕提供梅卓琳需要的數據。這使澳方難以做出判斷，工作一度躊躇不前。梅卓琳沒想到，援助項目也這麽難搞。有一次，她火了，忍不住對那位對外貿易部的中方官員說：“你是不是仍然把我當作間諜呀？”那位中方官員也很生氣，他們的合作顯然無法繼續下去了。幸虧，後來，對外貿易部將這位官員調走，合作得以繼續。

 

羊毛局主任與香港總領事

1988年，梅卓琳仍在北京忙於商務公使的工作時，國際羊毛局找到她，希望她在商務公使任期結束後，擔任國際羊毛局中國辦事處主任。當時，中國辦事處設在香港。這樣，梅卓琳一結束在北京的商務公使任期，就馬不停蹄與丈夫飛到香港上任。

國際羊毛局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成立的一個國際組織，它旨在世界範圍內保護毛紡業的利益，對成員國羊毛組織提供市場信息，促進毛紡業的技術改造，以便與棉紡、化纖等產品競爭。上任之前，梅卓琳很有遠見地提出，必須改變現在中國辦事處直屬亞洲辦事處的做法，而改成直屬倫敦總部。當時，亞洲辦事處設在日本。她敏銳地意識到，由於曆史原因，中日之間存在複雜的矛盾，設在日本的亞洲辦事處有可能偏重日本的利益而忽視了中國的利益。值得慶幸的是，國際羊毛局高層立即接受了這位中國通的意見。

梅卓琳上任伊始，就努力把中國辦事處從香港搬到北京。在1988年的倫敦年會上，盡管初來乍到，她卻大膽指出，近幾年國際羊毛市場的最大變化是中國進口羊毛的數量大大增加。國際羊毛局必須意識到，中國市場與歐美市場需求不同，並且增加中國辦事處的經費。她還努力加強澳洲羊毛公司與中國的關係。經過她的努力，1990年，國際羊毛局中國辦事處搬到了北京，澳洲羊毛局也在北京設立了辦事處。

1988年底，梅卓琳運籌經營數年的南京羊毛倉庫終於竣工。她代表國際羊毛局中國辦事處去出席慶典。在下榻的南京金陵飯店，梅卓琳對自己的老上級，此時擔任澳洲羊毛局中國顧問的費思棻談起她的興奮。她忍不住把許多人熟悉的聖誕頌歌換了新詞，高聲唱起來：“在聖誕節的第一天，我的愛人送來禮物，是南京羊毛倉庫！”她的同事們大笑。在場的國際羊毛局主席大衛·阿西姆斯(David Asimus)讓她答應，一定在倫敦的年會上，再唱一次。後來，梅卓琳在年會上，介紹了中國羊毛市場的情況，又唱了這首歌，結果大受歡迎。

梅卓琳善於唱歌，也善於講話。為了推銷羊毛產品，梅卓琳在中國大做電視廣告。他們還與上海電視台合辦了毛衣編織比賽，並且連續數周播映。其中最吸引觀眾的花絮是，澳洲女裁判梅卓琳講一口妙趣橫生的普通話。他們還在北京的一個大百貨店做毛衣展銷。因為宣傳聲勢大，吸引來大批中國顧客，櫃台差點被擠壞。

作為澳洲外交戰線有數的中國通和經驗豐富的實幹家，三十年來，梅卓琳馬不停蹄，一個崗位接著一個崗位，一直工作在第一線。1992年，當她在國際羊毛局中國辦事處的任期屆滿時，她又被任命為澳洲駐香港總領事。

香港是梅卓琳熟悉的城市。她和丈夫在這裏有大群的朋友。她馬上敏銳地意識到，與六十年代初她念研究生時相比，三十年來，香港發生了巨變。香港的人口從一百五十萬增加到六百萬。香港已經成為世界最富裕的地方之一。

雖然，香港人口的98％是華人，但此前的曆任澳洲駐香港總領事沒有人會說中文。梅卓琳發現，領事館宴會邀請的客人，絕大多數仍是駐港澳洲人與英裔人士。她意識到，領事館必須盡快完成工作重心的轉移，迅速麵向廣大華裔。特別是，香港正在迎接97年回歸中國，這種工作重心的轉移更是必要與緊急。

早幾年，她在設在香港的國際羊毛局中國辦事處工作時，就開始學習廣東話；現在當了總領事，她抽出更多時間學習廣東話，努力擴大與香港各界華人的接觸。另外，梅卓琳亦發現，雖然已經是九十年代了，但是過去澳洲長期奉行“白澳”政策的陰影仍然留存在香港人的印象中。作為總領事，她應該盡快展示澳洲正在努力靠攏亞洲的新形象。

 

退而不休的中國通

1995年夏天，梅卓琳完成駐香港總領事任期，退休回澳。她與丈夫決定賣掉在堪培拉的房子，在悉尼她的父母家附近買房子。三十年來，她一直在中國與香港工作，現在，她很想好好陪伴父母家人。

梅卓琳的妹妹傑西卡·戴維斯(Jessica Davis)看到姐姐終於歸來十分高興。她是研究幽默的。她很幽默地建議：“我們兩人應該一起研究。你懂中文，我懂幽默。我們可以一起來研究中國幽默，從古代中國的幽默開始，一直研究到現代。”

梅卓琳立刻被這個想法吸引。她是一個樂觀幽默的人。在學習研究中國文化幾十年之後，集中研究中國的幽默，該是多麽有趣。姐妹倆開始動手收集資料。後來，她倆決定將收集到的英文論文編成兩本書。一本是從中國古代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另一本是現代。經過十年的努力，這套巨著終於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去采訪時，梅卓琳剛剛收到樣書。

我翻開這套嶄新的巨著。第一本的論文有論述孔子的幽默、《詩經》的幽默、道教的幽默、中醫中的幽默、元雜劇中的幽默、《紅樓夢》中的幽默直到林語堂的幽默。第二本現代部分內容亦相當豐富：有針對“小日本”的幽默、政治幽默、廣告中的幽默、教學中的幽默、相聲中的幽默及賀歲片中的幽默等等。

起先，我很好奇，想不出梅卓琳姐妹的研究將從何入手。一翻這兩本書，古往今來的中國幽默都被點醒了。梅卓琳對我說：“我們也研究了中國幽默的特點。比如，中國人在什麽場合、對誰可以幽默……”我忍不住說：“是呀，澳洲的葬禮上，人們的悼詞往往很幽默。中國的葬禮可不許這樣……”梅卓琳馬上說：“看，你很快就理解了。”她告訴我，意大利一個刊物約她寫文章，介紹中國幽默。

除了研究工作，梅卓琳退而不休，十幾年來精神抖擻地廣泛參與各項工作與活動。她曾到悉尼大學商學院代課一年；又到悉尼大學東亞研究係教中翻英一年；還擔任該係畢業生與碩士生的輔導；她又經常應各方麵的邀請去做有關中國的報告。

梅卓琳大學時代的老師戴維斯教授當年成立了一個澳洲東方學會。他去世以後，有人建議梅卓琳接手，辦好會刊與年會。2006年是該學會成立五十周年。梅卓琳他們組織召開了一個大型國際研討會，非常成功。

悉尼大學再教育中心聘請梅卓琳來組織赴中國的學習考察團。這個考察團每年一次，有明確內容，要編寫教材，還要親自帶隊。梅卓琳已經組織了五個考察團：兩個中國曆史考察團，兩個絲綢之路考察團，一個長征之路考察團。今年，七十五歲的梅卓琳還要再次帶領中國曆史考察團奔赴中國。

北京中國外國語大學於2019年底編輯出版了一套書——《澳大利亞人看中國》。其中一本是梅卓琳的自傳——《北望中國》，由戴寧翻譯。

我每次采訪梅卓琳，她都開著一輛鮮紅色的小車到火車站來接我。如果可以用顏色來代表一個人的話，我想，梅卓琳就是鮮紅色的。她的人生鮮紅明亮，她總在向前衝鋒，象一道彩虹。

 

選自在澳出版新書《這邊風景》。

[東西相遇]

她的經曆很有意思，不知她怎樣看現在的澳中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