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國政治經濟的權威——漢斯

研究中國政治經濟的權威——漢斯

辛夷楣

 

五十年前，萊茵河畔的男孩選學了世界上最難的語言——中文，他成為德中、澳中關係發展的見證人，他給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和朱鎔基當過翻譯，他是悉尼大學中國中心主任，他是澳洲研究中國經濟的權威

 

有的時候，一次偶然的相遇使你牢記終身。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我進入悉尼大學中文係讀研究生。係裏常常組織一些學術活動，老師家裏也時有小型聚會。我因此得以認識了澳洲的一些中國通。有一次，在一位老師家聚會，我聽見背後一個男子用純正的普通話說：“我剛從北京回來……”我轉過身，想看看是誰剛從北京回來。使我大為驚訝的是，說話的人竟是一位黃頭發藍眼睛的老外。我驚訝他的中文說得如此地道。

我的老師介紹說，這是德國來的漢斯(Hans Hendrischke)，是研究中國政治經濟的專家，在麥覺理(Macquarie)大學中國政治經濟中心擔任主任。我與漢斯交談起來。他的普通話異常流利，不論談論多麽寬泛的問題，也不會詞不達意。他的發音非常純正，幾乎沒有外國口音。漢斯駕馭語言的能力讓我吃驚。

90年代初期，中國與西方的關係相當冷淡，然而中澳之間的經濟往來卻顯示出巨大的潛力。作為在澳的華人，我們自然很想知道西方專家對中國經濟走向如何評價，又對中澳經濟往來如何估量。我當時正擔任中文周刊《南半球》的主編。我們就聘請漢斯擔任周刊的顧問，我還在1993年10月采訪了他。這篇采訪記也於10月底發表。從那時開始，二十年來，我一直關注漢斯的學術活動。他是一個有責任感的非常活躍的學者，他不僅是中德與中澳關係發展的見證，而且還是東西方之間的堅韌橋梁。

 

萊茵河畔

1948年，漢斯出生在德國南部萊茵河畔的小城拉爾。萊茵河是西歐第一大河，它發源於阿爾卑斯山，水量非常充沛，沿岸土地肥沃，出產豐饒。自古羅馬時代起，萊茵河上遊就是富饒的農業區，大片的田莊與葡萄園鱗次櫛比，酒廠和製造陶器的作坊點綴其間。二次大戰中，因為這一代沒有重工業，所以很少遭受盟軍轟炸。戰後，漢斯的父親母親不願留在處處廢墟滿目瘡痍的柏林，就搬到了這裏。

漢斯剛出生時，德國還處於戰後的恢複期，百廢待興食品稀少，母親很擔心孩子們營養不良。到了五十年代中期，情況就大大好轉了。每年暑假，父母都帶全家去附近的一個村莊度假。村莊裏人們種菜、種馬鈴薯；養馬、養牛、喂豬；還飼養大群的雞鴨。漢斯全家非常欣賞鄉下的田園牧歌式生活。

漢斯與弟弟都進了小學，他們既學德語也學法語。萊茵河對岸就是法國，拉爾有許多法國居民，這一帶一向德法混居。因為深受法國的政治自由主義影響，這裏民主傳統較強。漢斯從小與法國鄰居、法國同學一起玩耍，法語說得非常流利。他還發現父母的柏林口音德語與老師的萊茵流域德語差異非常之大，以至父母想與老師交談時必須由他來擔任翻譯。上中學時，他又學了英語，他發現自己對學習語言興趣濃厚。

拉爾有一個美麗的公園，是一個在海外發了財的大富翁贈送給該城的。大富翁還把公園裏的一個別墅開辟成博物館，展覽他從亞洲、非洲帶回來的瓷器、服裝、獸頭、長矛等等。漢斯特別喜歡這個博物館，他經常在各個展品櫃前流連，這些稀罕物件使他對其他大洲充滿了向往。

上中學時，漢斯一家搬到黑森林東邊。在上高中的時候，父母同意他參加國際學生交換計劃，去愛爾蘭學習四個月，住在一個愛爾蘭家庭裏。這是漢斯第一次離開德國，領略另一個國家的風情與生活。他很快發現，愛爾蘭更強調自由與自願，而德國特別強調紀律，更為保守。特別是在學校裏，愛爾蘭老師更加尊重學生，學生有較多的自由，也更願意與老師合作。漢斯就想，以後有機會一定要去英語環境讀書和工作。在愛爾蘭的四個月，他還有一大收獲，他的英語越說越流利了。

 

世界上最難的語言

從愛爾蘭回來之後，漢斯打定主意，將來要研究異域文化學習異族語言。考大學時，漢斯問表哥，他該學習哪種語言。表哥知道他學習語言很有天分，就說：“你應該學世界上最難的語言！”但是，哪一種是世界上最難的語言？他們兩人都不知道，他們就跑到大學圖書館去查書，查來查去，原來中文是世界上最難的語言。這一發現使兩個青年人興奮不已。漢斯毫不猶豫地決定，選學中文。1969年，他考入杜賓根(Tuebingen)大學，學習人類學、政治學與漢學。

教授漢學的是一位老教授沃納·艾科恩(Werner Eichhorn)。他三十年代在北京住過，中文造詣很深，專攻宋代文學。他使漢斯對中國文化著了迷，漢斯索性放棄了人類學，專攻漢學。沃納是那種老派的漢學家，他專攻古典漢學，對現當代中國文學不屑一顧，也不會說中國話。但是，漢斯和其他學生想了解現代中國。那時，中國正在進行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人們整天揮著小紅書遊行。學生們就要求老教授講授毛主席語錄。

漢斯明白，要想真正了解中國，首先要能與中國人交流，必須會說中國話。大學畢業以後，他幸運地申請到德國政府的獎學金，去台北的台灣師範學院學習兩年中文。第一年，台灣師範學院指定一位老師專門教他，老師是北京人。這種一對一的方式效果奇佳，一年下來，漢斯的普通話已經講得差強人意。

第二年，漢斯跟台灣科學院的一位專家學習中國古典文學。漢斯告訴我：“我特別喜歡中國的古詩，我對呂洞賓的詩很感興趣，全唐詩裏收了二百多首他的詩，非常有意思。”漢斯還一直保持著對博物館的濃厚興趣。他在台北的住處離故宮博物院很近，他一有空就去參觀，兩年下來他對裏麵的展品如數家珍。

在台灣學習兩年之後，漢斯很想去中國大陸，但是沒有機會，他隻好申請德國政府的獎學金，去了日本。他對日本的曆史文化很感興趣，因此選擇半年住在京都，半年住在鐮倉。京都和鐮倉都是日本傳統文化的重鎮，到處是寺廟、宮殿等曆史遺跡，傳統民俗濃厚，博物館星羅棋布，漢斯十分沉醉。

回到德國，漢斯進入波恩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在台灣與日本學習了三年以後，他意識到，盡管他迷戀中國古典文學特別是古詩，但是研究當代中國明顯更為重要，特別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研究，將使中德兩國都受益。但是，波恩大學中文書籍資料不足，1975年，他獲得碩士學位後，就決定進入倫敦大學東方非洲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

倫敦大學擁有世界第一流的圖書館，不僅中文書籍資料極其豐富，師資力量異常雄厚，還經常舉辦有關中國的學術活動。漢斯有機會與世界各地的中國研究專家交流，眼界大開。在杜賓根大學時，他接觸到許多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讀物、宣傳材料，引起了他對出版業的興趣。他決定以中國解放前後的出版業作為自己的博士論文題目。

在倫敦大學，漢斯墮入情網。他的女朋友也是杜賓根大學中文專業的學生，那時也在倫敦大學讀研究生研究道教，兩人愛好相同情投意合。他們熱切盼望有一天能去中國工作。就在漢斯完成博士論文的時候，機會來了，德國外交部招募中文人才。漢斯去考試，一舉通過，他被派往北京，擔任德國駐京大使館二等秘書。

 

外交官生活

1979年初，漢斯到達北京。他的未婚妻也持旅遊簽證與他同來。那時，“文革”剛剛結束，北京的氛圍仍然乍暖還寒。當局不允許外國人與普通中國人交談接觸，這使漢斯非常沮喪。漢斯與未婚妻去東風市場裏的東來順餐館吃飯。服務員把他們兩人領到一個可以坐12個人的大桌子邊，卻把桌邊其餘的中國顧客全都趕走。他們兩人非常抱歉失望，對端來的美食都無心欣賞。

然而，能夠利用北京圖書館的巨大藏書研究道教，漢斯的未婚妻大喜過望。那時，北京的道教聖地白雲觀剛剛開放，他們常去造訪。他們還一起拜訪了新成立的中國道教協會。漢斯意識到，中國人那時的語言充滿革命詞匯，動不動就提到工農兵。而他的普通話文文縐縐，帶有濃重的台灣色彩，也使中國人覺得有些好笑。

1979年9月，漢斯與未婚妻決定到上海旅行結婚。他們到黃埔區辦事處辦理結婚登記。那天，排隊的人很多，他們耐心地排著，終於輪到他們到桌前坐著簽字。能夠與中國的普通人一起經曆人生的重大時刻，漢斯夫婦十分高興。

1980年1月底，他們的女兒在北京首都醫院出生。外交人員服務局介紹了一位安徽人小王來照顧小孩。小王與他們的廚師大崔與漢斯一家越來越熟，後來就像一家人一樣。女兒稍大一點兒，就進了幼兒園。這個小幼兒園是巴基斯坦大使館的夫人們辦的，這樣女兒從小就會說德語、英語和普通話了。

女兒2歲多時，漢斯一家奉調回國。在幼兒園裏，小朋友們都生在德國，隻有她說，她生在北京。小朋友們都很奇怪，還笑話她，問她北京在哪兒？北京是什麽樣子？她回家就對爸爸媽媽說：“你們一定要帶我回北京看看。”女兒5歲的時候，他們終於帶她去了北京，還讓她在一家中國幼兒園待了一星期。女兒很喜歡自己的出生地北京，這下她放心了，可惜她的普通話都忘光了。

漢斯很興奮地告訴我：“我們1989年搬來澳洲，女兒和兒子都在悉尼上學，後來女兒去英國上大學，學法律。她如今在倫敦工作，她丈夫是英國人。他們結婚時，我在婚禮上講述了她1980年在北京出生的故事。我提到，她當時住的首都醫院三樓窗下寫著‘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來賓們哄笑起來，大家都意識到中國這三十年的變化實在太大了。”

實際上，漢斯確實親身感知了中國社會三十年來的巨變。在中國的外交官生涯，不僅使他有機會認識中國的高層領導人，還使他對小王、大崔等身邊的中國人有所了解，並且也讓他接觸到更廣泛的中國普通人。

還是在杜賓根大學時，他的中文老師給他起了一個中文名——杭智科。他在中國時，就使用這個名字。出乎他的意料，1981年3月7日《中國青年報》竟在頭版發表了一篇有關他的報道。報道說：1月4日下午，西德駐華使館二秘杭智科先生從首都機場叫了一輛出租車回使館。車子開出不遠，他指著路邊的一輛車對司機賓誌平說，那是我的車，拋錨了，使館的一位女士還留在車上，我想先回使館，再想辦法把車弄回去。賓誌平主動要求幫助修車。經過檢查與牽引，杭智科的車可以開動了。他拿出15元人民幣給小賓。小賓隻肯收2元租車費，不肯收修車錢。他連聲說：“我不能多要你的錢，友誼第一……”車上的德國女士一邊打手勢一邊說：“中國人最好。”杭智科就此事給北京市出租汽車公司寫了一封感謝信，表揚賓先生樂於助人。

 

中德交往的見證

漢斯1979年剛到北京時，德國大使館裏隻有他一人懂中文。他每天要看好幾種中文報紙，要聽中國新聞廣播，看電視新聞，然後把重要新聞翻譯成德文，第二天早上向使館的其他人員通報。當然，德國的政府高官與重要企業界人士來訪，漢斯還得擔任翻譯，工作非常繁重。

   漢斯告訴我，那時“文革”風暴剛過，中德雙方急於建立貿易來往。德國的企業界非常希望重返中國市場，有些企業從清代就與中國做生意。他們認為與中國國營企業做生意沒有倒閉的風險，反而更安全。而德國的政治家，例如總理科爾、外長根舍等人都有一種共識：要把中德經濟合作放在核心地位，政治問題可以談，但是要避免因為政治分歧而犧牲經濟合作。

那一時期，鄧小平正在衝破重重阻力，打開國門，試圖把中國引到改革開放的道路上。中國政府希望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與先進設備，以改變各行各業的落後局麵，但是資金嚴重短缺。中國社會也對各項改革開放政策存在懷疑與抵觸。鄧小平、穀牧等改革推動者步履維艱。

有一次，中國國家計委主任穀牧在中南海接見德國的一些大公司總裁，漢斯擔任翻譯。穀牧談到，上海的寶山鋼鐵廠從德國與日本進口了大量設備，但是，中國的外匯一時周轉不過來，因此要求推遲付款。德國政府表示，可以推遲付款，不必交付罰款；日本政府則表示，如果推遲付款，必須交付罰款。穀牧說到激動之處，竟然哭起來了。他誠懇地向德國政府與商界人士表示感謝。漢斯與在坐的德國商界人士相當感動。漢斯說，後來，中國就把在上海建立大眾汽車廠的機會給了德國。

可以想象，給這樣的重要場合擔任翻譯，牽涉諸多敏感話題，責任重大。漢斯告訴我：“這樣的場合，周圍總有一大堆人圍著做記錄，你不能有任何錯誤。你不僅要如實準確翻譯，你還必須盡量促使雙方互相理解，以使對話順利進行下去。這是非常緊張的，沒有經驗的翻譯根本幹不了。我一天翻譯下來，體重就會減少一公斤。”

漢斯給華國鋒、鄧小平、趙紫陽、胡耀邦、葉劍英與朱鎔基等等中國領導人都當過翻譯，他對鄧小平和朱鎔基印象最深。他說：“鄧小平與其他人很不一樣。其他人一般是按照會談計劃來談，鄧小平則完全不管會談計劃，他也從來不講死板的語言。德國巴伐利亞州有個保守政治家施特勞斯。鄧小平和他很談得來，往往一談好幾個小時，內容相當深入廣泛。接見後，這些德國人非常興奮，因為很難有這樣的機會與中國領導人深入交流。”

1982年，漢斯回到德國，進入德國外交部中國司工作。在此期間，他經常接待中國的各界代表團。他還多次陪同科爾總理來華，並且擔任科爾與鄧小平會見的翻譯。

1985年，德國的一家租賃財務有限公司聘請漢斯去作中國業務經理。這家大公司的總裁是阿登納家族的親戚，是德國戰後經濟的重要創辦人。當時，德國的銀行還未與中國建立業務關係。這家租賃財務公司欲與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合作，向一些中國公司提供貸款，資助它們進口德國或歐洲的設備。

這時，擔任國家經委副主任的朱鎔基率團訪德，漢斯陪著他的總裁會見朱鎔基。總裁表示，德國租賃財務公司可以為中國培訓這方麵的人才。朱鎔基非常高興，立刻邀請德方每年到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去講一個星期的課。那時，朱鎔基還兼任清華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此後，漢斯每年陪總裁去清華講課，每一次，朱鎔基都象老朋友一樣接待他們。1987年後，朱鎔基調任上海，他們又多次去上海見他。

漢斯告訴我：“九十年代，我又在澳洲見到朱鎔基，他已經是中國總理了。朱鎔基很特別，與我見過的政治家都不一樣。他思想解放，敢想敢幹，很有魄力，非常能幹。他很客氣，但一點廢話不講，直奔主題，想什麽就說什麽。他當政治家，不是為了自己，不是為了爭權，他一心一意為了事業，為了心中的目標，為了應該完成的任務……”

 

中澳交流的橋梁

1989年，漢斯離開歐洲，離開中德交往的關鍵位置，帶領全家搬到澳大利亞。那時，那家德國租賃財務公司的總裁即將退休，漢斯考慮調換工作方向。他七十年代在倫敦大學讀研究生時期的熟人因為撒切爾夫人消減研究經費紛紛去了澳大利亞，悉尼的麥覺理大學正在招募研究中國政治經濟的專家，漢斯決定應聘。從那時開始，漢斯在中澳交往中扮演了異常活躍的角色。

中澳交往淵源流長。1850年前後，大批華人來澳淘金，後來金子漸漸淘完了，一些華人回國了，另一些華人則留下來經營餐館菜園雜貨店洗衣店，並且在悉尼與墨爾本漸漸形成了生意興隆頗具規模的唐人街。上世紀七十年代，白澳政策終於取消，大批東南亞華裔以及香港人、台灣人陸續抵澳定居。中澳1972年建交後，中澳貿易不斷增長，澳洲在八十年代開放教育市場，大批中國留學生抵澳，中澳之間在政府與民間頻繁接觸。澳洲一些遠見卓識的政治家指出，澳洲是亞洲的一部分，澳洲必須與亞洲建立更為密切的聯係。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澳洲的各主要大學紛紛擴充中文係的規模，延聘研究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專家。

   漢斯在麥覺理大學上任伊始，就招聘教師，開列課程，為該大學開創了中國政治經濟與中文雙學位。漢斯親自開課，把自己多年有關中國政治經濟的研究成果係統整理後，傳授給學生。這個雙學位要學習5年，由於課程設置切合實際，教師水平高，獲得雙學位優異成績的學生很受歡迎，就業前景良好。

當時的澳洲工黨政府很重視與中國的關係。他們從社會上籌款集資，在麥覺理大學經濟係建立了一個中國政治經濟研究所，由漢斯任主任。當時，正逢“六四”之後，中國與西方關係冷淡，中澳關係處於低穀。漢斯決定在該研究所辦一個季刊，從澳中長遠利益出發，少牽涉政治敏感話題，多談經濟，多談生意來往，幫助澳洲企業了解中國。他覺得，越是兩國關係處於低穀，越是學術界發揮作用努力開拓的時候。

他給這個季刊取名《走進中國Assess China》。漢斯與他的同事們利用自己與中國廣大企業的聯係來拉廣告，用這些廣告費來支持這份季刊。他們每期印刷2000冊，免費發送給有意與中國開展貿易的澳洲公司。季刊深受澳洲廣大企業歡迎，漢斯辛苦經營了6年，直到他離開麥覺理大學。

九十年代，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的路上迅跑。中國對礦產資源與能源的巨大需求與澳洲對服裝及輕工產品的需求一拍即合，兩國貿易額扶搖直上。《走進中國》象一座燈塔，它撥開籠罩澳中關係的迷霧，給澳洲企業指點迷津，終於迎來了兩國關係的大發展。

位於悉尼的新南威爾士大學曆來重視招收亞洲留學生。經過多年努力，該校成為澳洲亞裔留學生人數最多的大學，該校的中文係也成為澳洲最大的中文培訓基地。但是，該校深感中文係缺乏研究當代中國的專家，校方慧眼識英雄誠邀漢斯加盟，來領導健全這個全澳最大的大學中文係。1997年9月，漢斯來到新南威爾士大學。

漢斯非常讚同校方的想法，僅僅教授中文是絕對不夠的，必須開設中國曆史文化經濟政治各方麵的課程，以使學生全麵認識中國。校方當時采取一種很現實的透明的政策，假如係裏設置的學分課程受歡迎，選修學生多，你就可以聘請教師。漢斯與中文係的講師寇致銘等精心設置了多種學分課程，深受廣大學生歡迎。

漢斯很興奮地告訴我：“大學就是為學生服務的，一切應從學生出發，盡量考慮學生的需求。我一到，就根據學生的需要，從古代、當代、文學、經濟等方麵提出設想，設置課程，四處找人開課。我們開設的一些學分課豐富多彩，學生非常喜歡。例如‘絲綢之路’竟有600多名學生選修。我們還請澳洲最好的華裔書法家梁小萍來教中國書法，學生非常興奮。我一共聘用了七、八位講師，還有一批象梁小萍這樣的兼職教師。中文係迅速擴大到1600名學生。我請中國駐悉尼總領事胡山鈞來給學生講話，他大吃一驚，沒想到有這麽多學生在學中文。”

漢斯還對中文培訓課進行改革。澳洲大學中文係的學生組成比較複雜，既有澳洲本地的學生，也有各地來的華裔。他們的中文程度自然參差不齊。漢斯與教師們研究，把中文程度分成五類，編製不同的教材，分類培養學生，由低到高由淺入深，但最後都可以拿到學位。一些澳洲學生看到自己最初在最低班，但可以逐步升班，最後可與中文程度很好的華裔學生一起上課，很受鼓舞。

從1997年到2009年，漢斯領銜新南威爾士大學中文係，做了許多開拓性創造性的繼往開來的工作，為澳洲大學這個最大的中文係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在麥覺理與新南威爾士兩所大學的實踐表明，漢斯不僅是有開拓精神的學者，還是難能可貴的管理人才，這一點澳洲的學術界教育界有目共睹。2009年，悉尼大學誠邀漢斯來擔任該校孔子學院院長，並且籌備建立中國研究中心。

悉尼大學是澳洲最古老的大學，也是國際知名的研究性學府。能夠到悉大擔任孔子學院院長，並且參與龐大的中國研究中心的工作，漢斯深感榮幸。孔子學院是中國漢語教學辦公室在全球推廣漢語教學與傳播中國文化的交流機構。它下設在國外大學與研究機構之內，自2004年創建以來，已經在一百多個國家建立了400多所孔子學院。國外的許多專家認為，這是推廣漢語教學與進行中外文化交流的成功案例。2008年中，悉大孔子學院成立，它與上海複旦大學協作，風風火火地推進漢語教學與文化交流。他們曾經邀請王蒙等中國作家來澳講學，還舉辦展覽與京劇演出，深受公眾歡迎。

悉尼大學校長敏感地意識到，在中澳貿易迅猛發展的今天，悉尼大學有必要盡快建立一個多學科多領域的中國研究中心，以推動中澳關係的全麵健康發展。目前，悉大中文係、經濟係、法律係、醫學係等各係共有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一百多人，中國研究中心的任務就是把原先一盤散沙的這些學術教學力量組織起來，形成一個強大的有戰略意義的研究中心。

當然，作為國際上研究當代中國政治經濟的著名專家，漢斯在這個中國研究中心的位置十分重要。談到學術研究，漢斯近年來潛心兩大重點。一是他十幾年來一直追蹤研究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他以浙江、江蘇的民營企業為重點，每年都去調查，研究他們如何融資，如何發展，研究他們與其他企業的關係，與政府的關係，與金融機構的關係。他從企業角度來探討中國的經濟製度，探討中國的銀行業應該如何改革。

漢斯興奮地說：“一般的研究者習慣於從政府角度看問題，而我們是從企業角度看問題，這是一個新領域，將會變得越來越重要。中國地方經濟特別靈活，中國企業界變化很快，有些企業去年還在今年卻消失了，你以為它破產了，其實它是改組了，找到更大的市場了。”

漢斯專注的另一項研究是中國在澳投資。這在澳洲是一個敏感話題。澳洲的企業界希望吸納海外投資，但是澳洲公眾卻擔心海外資本流入過多。八十年代，澳洲公眾擔心的是日本投資，如今又擔心中國投資。為了讓公眾了解真實信息，澳洲外交部委托悉尼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與全球四大會計公司之一的KPMG，共同建立一個數據庫，公布中國在澳所有投資項目的數據。這樣，澳洲公眾就可以及時了解中國在澳投資的實情，打消不必要的顧慮。這個數據庫由漢斯與KPMG的亞洲生意部中國生意部負責人領銜，2013年開始運行。

悉尼大學商學院還由漢斯領銜建立了一個“澳中商網”。如今，中國已日趨成為全球主要貿易與投資大國，而澳大利亞已成為中國海外最大的投資國之一。假如說，中國在澳投資數據庫是給公眾提供這方麵的數據；那麽，“澳中商網”就是以澳中商業全球化為主題，全麵探討澳中商業持續發展的可能，給澳洲企業、政府與公眾一個深入思考的平台。

漢斯近年來發表了一係列有關中國政治經濟的論文與專著。而《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經濟（China's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與《企業與生意行為（Enterprise and Business Behaviour)》兩部作品集中探討了中國近年來的政治經濟變化以及民營企業的迅速發展及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受到廣泛關注。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澳大利亞是幸運的，它不僅地大物博物產豐富，它還有一批象漢斯這樣遠見卓識的學者為它掃除障礙指點迷津。漢斯語重心長地說：“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放緩，預示著對澳洲礦產品需求的高峰已過，澳洲不能把眼光僅僅集中在鐵礦石與天然氣上。今後，澳中要轉向多樣化的合作，澳洲要麵向中國的消費者市場，肉類、食品的出口有可能翻番。”我與漢斯這次交談不久，澳中兩國就在2014年11月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澳洲商界與公眾無不歡欣鼓舞，一致認為協定將有利於澳洲麵向中國巨大的消費市場，為澳中貿易開辟新前景。

四年來，澳洲的自由黨政府加緊追隨美國特朗普政府的反華政策，中澳關係空前惡化。中澳貿易受到影響，中國在澳投資銳減。澳洲商界、政界、文化界、華裔社區與普通選民對澳洲自由黨政府的反華作為非常不滿。特朗普下台後，澳洲聯邦政府不得不悄悄轉彎。澳中關係存在變數。漢斯等中國通與廣大中澳人士多年來為加強中澳經濟政治文化往來所做的努力不會白費。

五十年前，萊茵河畔長大的男孩漢斯選學了世界上最難的語言——中文。四十年前，年輕的漢斯放棄他迷戀的中國古典文學，一心紮進對現代中國政治經濟的研究。他當初一定沒有想到，他個人的這一稍稍轉身，竟使他充當了發展德中關係與澳中關係的參與者與見證人，亦使他終身奔忙於偉大的東西交往之間。

 

選自在澳出版新書《這邊風景》。

[劉大仁]

作者文章很精彩，對這位了不起的學者一生做了生動的介紹。

漢斯(Hans Hendrischke)這人才華過人，學富五鬥，且不是單純書生，還是出色活動家，翻譯，管理人才。他對德中，澳中經濟與文化極愛六發展的貢獻非同一般，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