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田地

走近田地

辛夷楣

 

他是悉尼華人社區的名人，他開出租，寫小說，在紐省議會當顧問，精力過人，他因寫電視連續劇而遭遇陳寶國

 

田地在澳洲相當有名。澳洲目前有七、八十萬華人，不知道田地大名的大概是少數。前一陣，一個新結識的華人朋友請我與老外丈夫蓋瑞在悉尼唐人街吃飯。我說，我想請一位朋友一起來。一見麵，我介紹說這是田地，那位華人朋友眼睛一亮，立即興奮地對田地說：“我讀過你寫的很多東西……”

田地是多產作家，二十多年來，他在澳洲的中文報刊上發表了無數的小說、散文、雜文與報告文學。田地還是個社會活動家，他曾經擔任過團結黨上議員黃肇強的顧問，專門負責與華人社團聯絡；他又是新州作協主席，經常參與組織一些大型活動。田地還寫電視連續劇，他寫的《窮爸爸富爸爸》被陳寶國演得出神入化。

我與田地認識二十年了。他豁達的性格、豐富的創造力與過人的精力，常常使我驚異不已。我覺得他很像一個富礦，似乎總也挖不完，而且越挖越深越挖越有越挖越精彩。

 

樣子哨的男孩

在中國東北一望無際的大平原上有條美麗的三統河。它從吉林南部的龍崗山脈流出，一路逶迤向著鬆花湖流去。在輝南縣地界，三統河拐了一個彎，人們就在河灣裏建了一個小港口。小港口太小，隻能叫哨口。因為這裏的三統河彎成了牛鞅子形狀，人們就管這個哨口叫樣子哨。

依山傍水的樣子哨就是田地的老家。1954年田地出生，他七歲的時候全家搬到了樣子哨，因為這裏有他家的祖宅。祖宅很大，有好幾進院子，房前屋後種滿了果樹。每逢春季，祖宅就掩映在花海之中。夏秋之時，蘋果、梨、大棗和山裏紅滿筐滿簍，簡直吃不過來。田地的小學與中學時代都在鳥語花香的祖宅度過。當然，那時，田地還不叫田地，他叫田誌輝。田地是他的筆名，這筆名非常響亮，以至現在很少有人叫他的本名，我們也從眾，就叫他田地吧。

田地的爺爺早年間從山東來闖關東。那時節，東北大片大片的荒地無人耕種，你開的荒地，就屬於你了。爺爺奶奶帶著四個兒子辛辛苦苦地開荒，眼看著莊稼長出來了。爺爺就想，咱來自山東孔夫子的老家，咱不能光想吃飯穿衣，咱得讓兒子們讀書。可四個兒子都讀書實在供不起，爺爺就想了個辦法。他借錢先供老大讀書；老大能掙錢了又供老二讀書；老二能掙錢了又供老三讀書……田地的爸爸是老小，哥哥們供他很順利地讀完了國高，又進入長春偽滿洲國的建國大學，因為戰爭的原因，沒讀完，後來在教育界找到了工作。

爺爺的家境越來越好，在樣子哨蓋了寬大的祖宅。但是，有一天，爺爺突然被胡子綁票了。胡子就是土匪，解放前，東北的胡子相當猖獗。樣子哨的派出所所長是他們家親戚，但是怎麽找也找不見蹤影，爺爺從此消失了。奶奶是個典型的山東女人，身材高大，小腳，勤勞，剛強，極愛幹淨。田地記得，奶奶老拿著個小板凳，到地裏除草。伯父們很重視修家譜。修來修去就是要強調，咱媽把咱們拉扯大不容易，要給她吃好的吃小灶。田地很小就記得，奶奶受到全家人尊敬，一直吃小灶。

田地的外祖父也就是姥爺，是老東北，家裏很有錢，家大業大，不僅有大片的房屋土地，還開了一個酒廠。姥爺的父親生了十三個兒子，田地的姥爺是老五。這十三個姥爺帶著家人奴仆起先都住在一起，後來才分了家。田地的姥爺還娶了房姨太太。姥爺和姥姥都抽大煙，把錢抽光了就賣地。到土改之前，姥爺的地基本賣光了，所以被劃為破落地主。姥爺去世後，姥姥一直與田地他們生活在一起。解放後，找不到大煙土了，姥姥就吃止疼片代替。田地家的孩子們後來工作了，回家探親，就給姥姥帶大瓶的止疼片。

田地的父親本是縣教育局局長，五七年“反右”運動之後，被調任縣中學校長。父親並不計較職位高低，一如既往地辛勤工作，一手把這所中學創辦起來。直到粉碎“四人幫”之後，父親收到一封平反信，才知道他在“反右”之時，有右派傾向，因此被從縣教育局局長位置上拿下，貶到縣中學當校長。田地的母親是位優秀教師。

田地家有四個男孩，一個女孩，他是老三。爸爸媽媽都是搞教育的，幾個孩子的心智從小就被啟發出來。田地上的小學就是媽媽教書的小學。小學環境優美，校舍整齊，有幢三層木頭雕花小洋樓，非常迷人。田地在班上成績很好，深得老師同學喜愛，他被選為少先隊的大隊委員，肩上掛著三道杠。他喜歡看書，作文寫得很好。五年級時，他的作文甚至被老師拿到六年級去念。

 

“文革”磨難

就在田地上小學六年級時，風雲突變，“文革”爆發，樣子哨平靜的田園生活徹底結束，田地無憂無慮的童年嘎然而止。爸爸被打成了走資派，遭到了揪鬥，並且被關起來，不許回家，工資也被扣了。媽媽因為是破落地主出身，又是走資派的老婆，也被關起來不許回家。孩子們和老人失去了經濟來源，衣食無著，生活陷入困境。

後來，媽媽總算被放回來了。有一天，媽媽讓機靈的田地給爸爸送張紙條，並囑咐他一定不能讓紅衛兵看見。田地發現紅衛兵押著爸爸到地裏幹活，直到天黑才回來，把爸爸押進一個教室。田地在暗處守著，等紅衛兵走了，他悄悄溜進教室，把小紙條塞進爸爸手裏。看見他，爸爸一句話都沒說，渾身發抖。

很奇怪，事情不知怎麽敗露了。一天下午，老師們輪番審問田地，是不是給他爸通風報信去了。從前，田地是老師們的寵兒，他看慣了老師們的笑臉；現在，老師們個個凶神惡煞。小學生田地為了保護爸媽，就是不肯說。後來，在班主任老師的誘導之下，他終於招架不住，承認了。承認之後，他便放聲痛哭，心想：爸爸媽媽這下完了。

1967年，出身好的同學被分配進了縣裏的中學，田地卻沒有份。他躲在家裏，每天看同學們上學下學，心中痛苦萬分。幾個月之後，才通知他說，分配他去農業中學。他去上了半年課，農業中學就辦不下去了，他這才被分配到縣立第三中學。

一開始上學，田地就成為班裏成績最好的學生。媽媽這會兒已經沒事了，爸爸還在監督勞動。1970年，田地初中畢業，考入通化師範學校。一進師範，要報專業，田地喜歡文學，想報中文專業。但是，大哥對他說：“你一定要報理化，數學也可，絕對不能報中文！”那時的中國人被政治運動整怕了，覺得學中文最容易挨整，學數理化比較保險。長兄如父，田地隻得乖乖聽從長兄的意見，報了數學專業。

學了兩年半數學後，田地被分配到縣裏第二中學當數學老師。那年，他19歲，與高年級學生差不多大，分配他從初二教起。自從聽大哥的話，學數學以來，他就愛上了數學，他樂此不疲地做題演算。他也喜歡教書，喜歡講課，喜歡和學生們在一起。他的教師當得非常出色，在通化市搞過幾次公開教學，全市的數學老師都來聽課交流。別的老師病了，他去代課；他代完課，別的老師就很難再教了，因為和他差距太大。

 

“大漠傳奇”

田地對文學的垂青則始終如一。姥爺的弟弟八姥爺有許多藏書，“文革”高潮之時，他隻得把書悄悄埋到地下。盼來盼去，“文革”後期硝煙淡化了，八姥爺又把這些寶貝挖出來。他問田地：“你都讀過什麽書？”那時，中國文學現代與古代的名著田地全讀完了。八姥爺很高興，他就讓田地看巴爾紮克、托爾斯泰和狄更斯等。田地高興壞了，看完一本又借一本，外國古典文學名著全涉獵個遍。

這時，肆虐十年的“文革”終結了。1977年，田地報考大學。那一年滿分是300分，田地考了280分，他想報北大中文係。大哥又阻止說：“你不能學中文，你一定要學數理化……”當時，中國正提倡搞四個現代化，田地又一次聽從了大哥的意見，報了哈工大計算機係。

1978年初，田地來到風景如畫的哈爾濱。哈工大建於1920年，原是中東鐵路局的技術學校，教師都是蘇聯派來的，技術力量很強，解放後也一直是教育部的重點大學。田地他們那一批實際上是中國培養的第一代計算機軟件工程師。

田地學習好群眾關係好，被選為班長。班長喜歡寫東西，把班裏的黑板報辦得豐富多彩。大學最後一年，他的同桌老是埋頭寫東西。有一天，田地問他：“你寫什麽呢？”那位同學不好意思地說：“我在寫小說……”

田地突然受到啟發，當天晚上就以大學生活為內容寫了一篇小說。他寫完了，全班36個同學就很有興趣地傳看。有一個同學悄悄找他談話，說：“班長，你這個小說是不是可以收回來？這裏頭的一個人物太像我了。要是有版權，我就出錢把版權買回來。”田地很驚訝，這時，這篇小說軟件班的人都看完了，已經傳到硬件班去了。

從那以後，田地就開始寫小說。這時，他已經讀過許多西方現代派文學作品，他本能地傾向這種天馬行空似的寫法。1982年，他大學畢業，被分配到沈陽市，在航天部下屬的一個設計院工作。1984年，他又調到東北工學院計算中心。在沈陽這座大城，田地心情舒暢，業餘時間，他一麵見對象談戀愛；一麵大量寫作投稿。那一階段，他在沈陽的兩個文學雜誌《鴨綠江》和《芒種》上發表了一些小說。

1984年，田地寫了一個中篇“大漠傳奇”。他用現代主義的手法來結構，又用傳統手法來寫細節。他自己非常喜歡這種寫作方式，後來，一直沿用下來，成為他的風格。《芒種》的編輯們都喜歡這篇稿子，小說組組長特別想發，但是主編對田地說：“小田啊，我要退休了，必須站好最後一班崗。你看，別的不說，你寫三角戀愛，這怎麽行啊？”

《芒種》的小說組組長就把“大漠傳奇”拿到《鴨綠江》，結果馬上發表，還得了《鴨綠江》文學獎。“大漠傳奇”的獲獎，使田地名聲大噪，遼寧省作協把他作為重點培養對象。那時，遼寧作協與上海作協在黃山搞了一個遼海（遼寧和上海）筆會，從遼寧和上海各選出15名作家，田地當然位列其中。這是田地文學生涯的第一個高峰。

 

出租車司機

田地正趁“大漠傳奇”的東風，在沈陽不斷推出新作之時，1988年，他的妻子賈杉作為訪問學者飛到萬裏之外的悉尼。田地的心不由自主地飛向南太平洋。不久之後，賈杉開始在紐省大學讀博士。田地1989年聖誕那天到達悉尼，與妻子團聚。隨後，賈杉的母親又帶著他們5歲的兒子寬寬來到，新生活開始了。

田地一休息過來，就開始找工，掙錢養家要緊。他對新環境相當適應，先到一家意大利餐館做廚房幫手，周末還到市場賣東西。幾個月後，他終於進入一家電腦公司，做起了自己的本行。但是，這家公司不大，競爭不過大公司，工資不高。這時，田地夫婦已經買了房子，又有老人、小孩，房屋貸款壓力很大。田地下了決心，索性辭去電腦公司的工作，去開夜班出租車，多掙些錢。

很多中國男子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舊觀念影響，身在澳洲，卻放不下身段，嫌棄去工廠、餐館打工，當然也瞧不上開出租。更要命的是，有些人因此變得自暴自棄，牢騷滿腹。田地卻想得開，不管幹什麽，他都不在乎，幹一行愛一行。開出租不久，他就適應了，而且越來越喜歡這個可以接觸到無數生人的工作。

開出租車，就常常要等客人，等客人時，田地就看中文報刊，看著看著，他就寫起來，然後就四處投稿。田地是高產作家，快槍手，不寫則已，一寫生花妙筆就停不下來，一份報刊不夠他登的。好在，澳洲華人很多，中文傳媒發達，當時，除了幾份日報，還有周報《東華時報》、《華聯時報》與《時代報》，外加月刊《大世界》、《滿江紅》，不一而足。

1995年的一天，我坐在《東華時報》的辦公室，有人要找文藝版編輯講話，我就接過了電話。隻聽一位男子說，他寫了一篇小說。我請他把稿子發過來，一會兒，小說就電傳過來了。小說取名《Yes/No阿偉》，情節生動，語言活潑，很有幽默感，在我已經收到的稿件中應屬上乘。

它描寫一句英文都不會的年輕姑娘阿偉從中國來悉尼陪讀，丈夫在英文報上看到一個招工廣告，也沒問清是幹什麽，就讓阿偉去麵試。他倆商量好戰術方案：一，微笑戰術，向每一個人投以微笑，說Hello；二，根據現場情況，對所有問題多答Yes；少答No。結果，那是一個色情按摩所，阿偉糊裏糊塗把一位顧客當作老板，又是微笑又不斷說“Yes”，鬧了一連串誤會，結果險些出事……

當時，中國打開國門不久，大批中國留學生來澳，英語不好又急於找工，確實出現一些相當困難尷尬的局麵。田地抓住了這種典型環境，並為典型人物阿偉，結構了一係列典型情節，相當地有趣又耐人尋味。這篇小說發表後，讀者反響很好，一些熟悉的作者紛紛向我打聽：“田地是誰？田地是誰？”

大概是《Yes/No阿偉》發表的第二周，田地打來電話，說想請我吃個午飯，見麵認識一下。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麵，田地非常坦率健談。從那以後，他接長不短地給我發來小說。這些小說很受讀者歡迎，連編輯部的人都喜歡。後來，我們開辟了雜文版，田地也經常寫來活潑俏皮的雜文。《東華時報》在澳洲的華人社區很有影響，田地頻頻發表佳作，何況他還在其它報刊遍地開花，很快聲名鵲起。

我認為，一個作家首先是要有文字表達能力；另外還必須有豐富的生活積累；當然還要勤奮。而在悉尼開出租，田地接觸到三教九流，使他對澳洲社會有了廣泛深入的了解，給他積累了大量的創作素材。悉尼的出租車分兩班。田地開夜班出租，每天12小時，每周6天，共計72小時，從下午三點開到淩晨三點。他每天晚上大約要拉20個客人，一周就是100多人。他喜歡跟人聊天，你算算他一個月與多少人聊了天？

 大概是2002年初，我與老外丈夫蓋瑞剛認識不久，我任職的《朋友》雜誌舉行一個大型活動，悉尼的好多作者包括田地都被請來。我把田地介紹給蓋瑞，他們握了握手，打了一下招呼。後來，田地打電話給我。他說：“我對蓋瑞印象很好，他是一個很好的人，你找對人了，我覺得這是你應得的。我不騙你，我對賈杉也這樣說了。”我好奇地問：“你隻和他握了一下手，怎麽就知道他人好？”田地衝口而出：“你知道我開出租，一天見多少生人？見多了，自然而然，我就學會了在瞬間判斷人品。”

開夜班車，田地經常拉一些下班很晚的律師、會計師與工程師等。他們很有教養，喜歡談論他們的工作。田地從他們嘴裏得知很多信息，從正在審理的大案是怎麽回事，到悉尼大橋底下的隧道怎麽修。他拉過去夜總會上夜班的性感女郎，也拉過可口可樂南太平洋公司的總經理。

有一天晚上，田地把兩位男子拉到一個高爾夫球場邊。一個男子便向他要錢，還威脅說：“我們沒有錢，我們有槍有刀。”要是我，早嚇慌了；田地卻處變不驚，不慌不忙地與這兩人周旋，磨時間。他說：“我這兒也沒有錢，隻有5塊，你瞧，要不你就拿去？”正這麽磨著，另外一輛出租車開過來了。田地迅速跳下車，向那輛出租車跑去。那輛出租車的司機猶豫著，不敢出來幫他。但是，那兩個男人心虛害怕，開著田地的出租車逃跑了。第二天，出租車很快被找回來了，田地分文未失。

還有一次，一名男子搬了一個紙箱上車，半路他說要到一個酒吧找人，讓田地坐在車裏等，幫他照看紙箱。田地就坐在車裏等，可是一等不來二等也不來，他就下車去找。那人根本不在酒吧，他再一看，酒吧有後門，那人一定是從後門溜了。田地回到車上，打開那個紙箱，原來是空的。

開出租車，特別是夜班車，確實有風險，但是田地慢慢習慣了，而且樂在其中。他的生活變得五顏六色豐富刺激。他覺得有很多東西要想有很多東西要寫，他的文思像噴泉。周一至周六開出租，星期天田地就埋頭寫作。

 

“黃河的憂傷”

人說“天道酬勤”，田地確是一個勤奮的作家。其實，開出租車，對人的精神和體力消耗很大。一般的出租車司機，星期天都要好好放鬆休息，像田地這樣埋頭筆耕，恐怕是絕無僅有。那時，我們《東華時報》的總編劉揚與一位出租車司機分租房子。這位出租車司機與田地很熟。劉揚看他除了睡覺，就是玩，什麽正事不做，就說他：“你看人家田地，又開車又寫那麽多東西，你太虛度年華了！”

田地的勤奮還表現在他肯於學習肯於思索。作為編輯與朋友，我欣喜地看到他不是老在原地踏步，他有一種不斷向前的動力與潛力。大概是2001年下半年，他告訴我，他與墨爾本的作者王曉雨合作，寫了一篇報告文學“黃河的憂傷”，獲得了首屆“世界華文報告文學征文獎”冠軍，要到香港去領獎。那時，《東華時報》已經停刊，我在擔任月刊《朋友》雜誌的主編。田地是我們的特約記者。我非常高興，約他給《朋友》寫一篇有關領獎的散文。很快，他就把散文“香港五日——首屆‘世界華文報告文學征文獎’頒獎活動手記及其他”發過來了。

“黃河的憂傷——記澳洲華裔作曲家儲望華”是一篇非常優秀的報告文學，我們必須得承認港澳五大文化機構《明報月刊》、香港作家聯會、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香港文學出版社及明報出版社挑選組成的評委會眼力不差。我個人認為，田地此前發表的小說可讀性強，但是有一些格調不夠高，甚至有嘩眾取寵之嫌。但是，這篇報告文學文字精當，情節生動，寓意深刻，讓人掩卷深思，欲哭無淚，可謂田地文學生涯的第二個高峰。

儲望華是大右派儲安平的小兒子。儲安平解放前是赫赫有名的《觀察》雜誌的主編，解放後擔任《光明日報》的主編。1957年，他在《光明日報》發表“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一文，惹怒毛澤東，在隨後掀起的“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大右派。“反右”將中國具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識分子幾乎一網打盡。幾十萬右派的子女也從此墮入萬劫不複的深淵。儲安平生前和小兒子儲望華講過想要自殺，他終於在“文革”高潮的1968年離家失蹤。儲望華從小即顯示出音樂天才，後來考上中央音樂學院附中，14歲創作二胡獨奏曲《村歌》，在全國音樂周公演，被《人民日報》譽為“帶紅領巾的作曲者”。但是，第二年，他的父親被打成大右派，中央音樂學院作曲係不敢要他，他進了鋼琴係。在鋼琴係學習期間，他寫出了“變奏曲”和“江南情景組曲”，並被編入大學教科書。“文革”之中，殷承宗頂住巨大的壓力，與大右派之子儲望華合作，創作出鋼琴協奏曲《黃河》。演出結束，周恩來激動地大呼：“洗星海複活了！”1982年，40歲的儲望華到墨爾本大學進修作曲碩士學位，此後他在異鄉佳作頻頻，創作出一係列交響樂和室內樂。他的在異鄉出生的小兒子儲波也成長為優秀鋼琴家，儲望華帶他去中國訪問演出，但是沒有勇氣給他講述爺爺的故事。

“反右”運動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集體悲劇，儲安平的名字代表了對獨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思想的追求，也勾起了我們永遠的傷痛。我非常感謝王曉雨和田地，采訪了儲望華，講述了他們祖孫三代的故事。我們不應忘記黃河承載的憂傷，我們不能回避過去幾十年中國發生過的悲劇，我們應該思考如何吸收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把中國社會建設得更加美好。

 

黃肇強的顧問

1996年下半年，澳洲掀起一股反亞裔反土著的種族主義妖風。在1998年6月的昆省選舉中，種族主義的一族黨竟一舉奪得11個議席。此時，悉尼的華人僑領黃肇強毅然決定立即組建一個以反對種族主義與支持多元文化為宗旨的團結黨，參加聯邦大選。

要想組黨，首先需要資金與人力，這就必須掀起聲勢浩大的宣傳運動。黃肇強求助中文傳媒，我們立即鼎立支持。我充分運用自己在中文報業工作多年的優勢，把田地等作者組織起來，四處采訪，撰寫宣傳團結黨的稿件。我還兩次組織團結黨候選人與悉尼作者的座談會，利用田地等一批作者的名氣為團結黨造勢。

有一天，作者吳棣邀請田地和我及其他兩位作者去他家吃飯。在飯桌上，我說：“現在要想想法子，怎麽樣把宣傳勢頭持續下去，把作者們、讀者們深入地發動起來。”田地說：“我有一個主意。你負責編輯的‘移民沙龍’版，不是有稿費嗎？你與作者們廣泛聯係一下，說我們這三個月的稿費捐獻團結黨，鼓勵人人寫稿參加捐獻。”我立刻意識到這是一個好主意。“移民沙龍”版是專門發表小說、散文、詩歌的文藝版，一向很受歡迎。那三個月，該版下方特別注明“本版稿件稿費捐獻給團結黨”，非常引人注目，起到很好的宣傳效果。

可以說，澳洲移民特別是華人的齊心終於眾誌成城。1999年3月，紐省選舉，黃肇強當選上議員。隨後，又有八位團結黨人在紐省地方政府選舉中當選市議員。也就是說，在澳洲的三級議會中，團結黨已經進入省、市兩級議會。團結黨的興起，不僅大大提高了少數族裔的參政熱情，給種族主義的一族黨極大打擊，也迫使澳洲的兩大黨不得不重視選拔少數族裔候選人。美國的一位學者專門研究少數民族在西方社會的政治狀況。他說，黃肇強是所有西方社會少數民族自己組黨成功當選的唯一政治家。

黃肇強當選後，他對我說：“我想聘請一位政策顧問與傳媒秘書，專門聯絡華人社團，並且每周給中文報刊寫稿，把議會發生的事情及時告知華人社區。我可以支配的錢不多，這是一個付三天工資的兼職。你給我推薦一個合適的人。”我當時立刻想到田地。田地有政治頭腦，筆頭靈活，精力充沛，辦事效率高，適於與各方人物聯絡，將是最合適的人選。可是，這份工是兼職，不如開夜班出租車收入多，他會願意嗎？

我心裏沒譜。記得那天，黃肇強請來田地夫婦，又請了我與劉放、夏曉東一起午餐。我們對田地夫婦一陣勸說，他們欣然同意。田地一到議會，就在各家中文報上給黃肇強開設了“黃肇強上議員專欄”，每周都有稿件，源源不斷。此後，紐省議會的重大議題，田地都詳細地剖析講解，使華人社區無人不曉。許多華人見了黃肇強都說：“你的專欄寫得太好了，使我們懂得很多東西。”

黃肇強是一位具有獻身精神的非常活躍的政治家，做了很多事情。田地一心一意地與他配合，用心地學習，兩人建立了非常融洽的關係。少數民族社區特別是華人社區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總是去找黃肇強。田地先與他們交談，了解情況，然後再向黃肇強匯報，進一步想辦法解決。中國省一級的代表團來訪，必須由省議員邀請；黃肇強認為應該讓中國不同領域的人出訪澳洲增進交流，因此熱情促成。大量具體的審查、挑選及聯係工作就由田地來做。

從1999年到2006年，田地擔任黃肇強的顧問與秘書7年，直到黃先生從議會退休。他在議會增長了見識，特別是對西方的議會選舉及議會民主體會深刻。2008年，會講中文的澳洲工黨領袖陸克文（Kevin Rudd）當選澳洲總理，田地立即寫了一本書《陸克文：總理是個中國通》，由中國的新華出版社出版。書中，田地不僅講述了陸克文的故事，也介紹了西方的議會民主。

 

遭遇陳寶國

離開紐省議會，田地一頭紮進了電視連續劇。早在2003年，墨爾本的作者李洋與沈誌敏合寫了一個電視連續劇劇本。李洋年輕時在國內是話劇演員，與大名鼎鼎的葛優是睡過上下鋪的老同事。他想讓葛優演這個戲，於是在北京滿世界找投資方，找了很久也不成功，投資方表示故事太舊。

李洋與田地相熟，就和他商量，說你能不能把這個本子改一改？田地說：“我不想改別人的本子，我可以幫你重寫一個。”田地是快手，很快寫出一個幾千字的故事大綱，發給他。李洋拿了這個故事大綱，一星期之內就在北京找到了投資方，簽了合同，拿到10%的前期定金。連影帝葛優都說李洋：“你當了半年的孫子，現在總算做爺爺了！”

這個本子當時叫《陪讀爸爸》，是寫小留學生與父母的故事。投資方讓田地去北京寫本，熟悉葛優，盡量讓主角往葛優的戲路靠。2003年下半年，我和丈夫蓋瑞回京探家，田地正在旅館埋頭寫本。我的小弟及弟妹陪伴我與蓋瑞去看他，並且一起在一家老北京餐館吃了飯。對於我們，這是故鄉遇故知，自然分外高興。

本子寫好之後，葛優一直沒有表態，後來他終於說，不想拍電視連續劇。當時，葛優正與馮小剛拍賀歲片，相當的成功。他說，他拍的電視連續劇除了早年的《編輯部的故事》，都不太成功，而且拍電視連續劇拖的時間長，太累，因此想想，還是專心拍電影吧。既然他不演，投資方就沒了信心，事情就拖了下來。

2006年，投資方又找到陳寶國。陳寶國看了本子，給話：“你這個本子是給葛優寫的，你必須得照我寫，我才能演。”當時，陳寶國一連演了漢武帝、朱元璋等好幾個皇帝，很想換一換戲路。投資方立即把田地請到北京，讓他熟悉陳寶國，照著他的戲路改本。這一次，投資方還請來中國影視編劇大腕鄒靜之來當文學編輯。鄒靜之是專門給張藝謀寫本的，田地受到他的熏陶，獲益匪淺。

2007年，田地又去北京改本。這一次，投資方又請來另一位影視編劇大腕北京電影學院文學係的教授馬軍驤擔任劇本策劃。田地與馬軍驤一見如故，相當投緣。有一天，約好一起吃飯，陳寶國都到了，馬軍驤還沒到。過了好久，他才到了，一進門，他就興奮地說：“剛才堵車，我就琢磨，我們的主角該是什麽樣的人。我突然想到，他就是中國版的鱷魚先生……”

這一句話點醒了田地。對呀，澳洲電影《鱷魚先生》寫一個叢林中的澳洲鄉下人被帶到繁華的大都市紐約，反差很大，發生了一係列文化衝突。現在，我就要寫一個一句英文不會的中國人來到澳洲，發生一係列文化衝突，最後澳洲社會與觀眾都接受了他。原來，按葛優的戲路走，主角是個小人物；現在按陳寶國的戲路走，就應該寫成一個硬漢。田地又決定把主角寫成複員軍人，因此帶有軍人氣質，複員之後在北京開出租，這是他最熟悉的一類人。這樣，很多情節都要改，片名也改成《窮爸爸富爸爸》。

田地一旦想通了，寫起來就飛快。他一天一集，一集2萬字，兩周就寫完了15集。他欣慰地想，我大概是世界上寫電視劇劇本最快的人了。但是，光快不算數；還得看陳寶國認可不認可。田地寫完一集，就發給陳寶國一集，15天已經發了15集，卻沒有一個字的回音。製片人非常擔心，但是不敢驚動陳寶國。

這天，陳寶國終於說：“劇本寫了15集了，要不要討論一下，與田地見個麵？”大家都到齊了，會議主持人說完話，製片人、香港導演和投資方挨個發言。他們不知道陳寶國的態度，不敢說好也不敢說不好，一邊看陳寶國的臉色，一邊說些磨稜兩可的話。

等他們都說完了，陳寶國臉色鬆弛下來。他說：“我知道，你們都想聽我的意見，這麽簡單的事兒，讓我說，就兩個字：牛逼，太牛逼了，我太喜歡這個人物了！我就提一個建議，田地寫得太滿了，故事最好寫七分滿，給觀眾一點餘地……”

陳寶國的話一錘定音，投資方非常高興，當天晚上，就給田地發錢。為了趕上檔期，他們讓田地趕快寫後15集；前15集找了兩個香港人修改，而且馬上開機拍攝北京部分。田地在北京又住了兩個月，寫完了後15集，這時，劇組已經在墨爾本開拍了。

田地一到悉尼，製片就打來電話，讓他快去墨爾本。他休息了兩天，馬上趕過去。一見麵，導演就說：“陳寶國急了，說不拍了……”陳寶國一見他就問：“田地，你怎麽把劇本改成這樣了？”田地解釋：“不是我改的，是別人改的……”

投資方當初擔心田地的本子不夠喜劇化，就找了兩個香港人來改本。田地仔細看本後才明白，香港人與大陸人的幽默不一樣，他們靠肢體語言製造幽默，把原來本子的幽默改得蕩然無存，還壓縮了兩集。演女一號的尹馨是一位台灣女演員。她對田地說：“我看過你寫的第一稿，現在的第二稿比第一稿差很多，風格完全不一樣……”其他演員也表示了相似的意見。但是，這個戲已經開拍，田地不可能徹底推翻第二稿，現在能做的補救已經很少。

電視劇是遺憾的藝術。田地認為陳寶國對劇本理解得很好，台灣來的女一號尹馨也很好，其他演員弱一些。在墨爾本拍攝也有不少問題，主要是中國的班子對在海外拍戲沒有經驗，經費也受限製，一些場景沒有拍下來，拍攝顯得倉促粗糙。另外，投資方也沒有做後期推廣宣傳。盡管如此，中國有二十幾個省級電視台播放了；在海外，鳳凰衛視放了。在東方衛視播放期間，該劇在《搜狐》電視劇熱播榜上曾經連續三周高居前三名。

我是比較喜歡《窮爸爸富爸爸》的。這個戲情節真實可信，跌宕起伏，很有看頭；田地與陳寶國共同塑造的這個人物——窮爸爸，形象豐滿可愛，生動感人，讓人久久難忘。我認為，這部電視連續劇是田地文學生涯的第三個高峰。

攀登上這一高峰，辛苦備嚐，田地感慨良多。他說：“開始時，我覺得自己特別了不起，看不上別人。李洋就囑咐我，一定要聽得進意見，不要和人家頂。後來，當我一點一點寫下去，改下去，與國內的人磨合，我就越來越發現有很多可學的東西。寫電視連續劇工作量大，過程長，環節多，今天這樣改，明天那樣改，婆婆多，演員、導演、製片誰都想改，什麽時候關機什麽時候停止修改，要有堅強的心理承受力。”

經曆了這番磨練，田地的創作更上一層樓。他已經寫了兩個電視連續劇，暫時還沒拍；又與李洋合寫了一個電影劇本；還想搞一個話劇。他有很多想法，他老想著創新。我覺得他就是一個非常有潛力的文學富礦。

 

選自在澳出版新書《這邊風景》。

[劉大仁]

田地才子一枚， 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