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華史記
《美華史記》-- 華裔族群共同的記憶！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 for Soci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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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華史記 | 浴火重生中國城
作者：欣欣然 (Xin Su)
編輯：王書功 (Shugong Wang)
Title: Historical Record of Chinese Americans | Chinatown Was Reborn From the Ashes
引讀：舊金山（當時墨西哥人稱為Yerba Buena, 芳草地）的第一座私人住宅是一座土坯房，由英國水手理查森(William Richardson) 建於1822年前後，位於現在的花園角廣場(Portsmouth square)，也就是中國城中心。第二座建築物屬於Jacob P. Lee, 位於都板(也稱杜邦, Dupont)和企李(Clay) 兩條街的十字路口, 建於1836年。那時都板街被稱為原始街（street of founding)，後來改名為格蘭特大道(Grant Avenue)。不久，1838年理查森在都板街西又蓋了一樁房子。1846年7月7日，在美墨戰爭期間，斯洛特(John D. Sloat)宣稱加利福尼亞州為美國領土。兩天後，蒙哥馬利(John B. Montgomery)船長帶領70名士兵，在花園角廣場豎起了美國國旗。當時，廣場周圍建造了少數房屋，這就是舊金山的雛形[1, 2]。1849年在薩特礦（Sutter’s Mill）發現黃金的消息傳出，大量淘金者湧進舊金山。舊金山成為當時西海岸最大的城市、冒險家的樂園以及華人的入境口岸。從1850年至1900年，舊金山接納了成千上萬來自中國南方的貧困移民。期間，中國商人開始開商店和辦企業，並形成了華人聚居的中國城。直到20世紀40年代，舊金山的大多數華人都住在中國城。早期的中國城充滿了喧囂、孤獨、苦痛、無助及彷徨。
加州大地震
1906年4月18號，星期三，早晨5點12分，一場空前的災難降臨到沉睡中的舊金山。持續達47秒的7.8級地震(後來重新估計為裏氏8.3級)使得地層沿著聖安德烈亞斯斷層（San Andreas fault）300英裏的斷麵水平移動了10英尺，上下移動了3英尺[3]。大地震徹底摧毀了大約5000座房屋。這些倒塌的房屋多是建在海灣邊疏幹沼澤地之上，建築質量很差。地震也造成了有許多房屋嚴重受損，如煙囪倒塌、窗戶破裂以及外牆或屋頂破損。然而，那些幸存的建築，隨後還是毀於地下煤氣管道破裂引發的火災[4,5]。
地震後第一場火災是居民做早餐點火時引發的（395 Hayes Street）。地震損壞了城市供水管道，以至於沒有水可以用來滅火。所以，火勢失控，一下子燒了幾個街道[6, 7]。雪上加霜的是，城市消防主管（Dennis T. Sullivan，1852-1906）在地震中重傷並四天後在醫院去世，故此，消防行動缺乏專業指導。舊金山的市長（Eugene Schmitz）和將軍(Funston)認為，為了把火控製在市場街（market）大街的南麵，不至於蔓延到乾尼街(Kearny Street)，必須通過爆破打開一條隔離通道。大約下午5點，Funston將軍下令將中國城邊緣的房子炸掉。爆破行動錯誤地使用了黑火藥（black powder，gunpowder) 而不是炸藥（dynamite)。第一次起爆就點燃了乾尼街那頭的中國城的木質樓房，並且火勢蔓延到山下花園角廣場，一直燒到蒙哥馬利街。在夜幕降臨之前，整個中國城陷入熊熊大火之中。[6, 7]
圖一，震後大火中的中國城。照片取自：https://artsandculture.google.com/asset/chinatown-in-ruins/yQFusK0qh7TPLA
火災伊始，很多居民拒絕離開城市，這些人中包括居住在中國城的人們。著火後不得己，人們開始逃命，就像螞蟻搬家一樣密密麻麻擁擠在狹窄的中國城街道中。火災當天，一萬多華人肩扛擔挑，攜妻帶子，驚恐萬分地逃命[6]。到了半夜，中國城的火災愈發嚴重，通紅的火焰照得天空通明，亮到足以讀書。天空籠罩著高達幾千英尺的滾滾濃煙。帶著必需品，人們從中國城向外出逃，邊走邊回望陷入無邊大火中的家園。火就這樣燒了整整一夜[6]。
第二天，火焰呼嘯而過，直穿加裏福尼亞大街（California Street)、唐人街(Sacramento Street, 沙加緬度街)，返回殘垣斷壁的中國城，中國城化為廢墟[6]。這時人們開始用炮轟隔斷火路以搶救西半部的城市。兩天來，舊金山消防隊員持續奮戰沒有休息。鄰近城市奧克蘭派遣消防隊來支援，從海灣抽上來上千加侖的水滅火。三天後，海軍參與救火，艦隊朝著燃燒的地方噴水。所幸的是大風轉向吹往廢墟的方向，這樣多少提高了滅火的效率。4月21號早晨7:15分，燃燒了74小時的大火終於被撲滅了。大火摧毀了28,000座建築物，造成了5億美元的損失。[5, 6]
災後，舊金山市至少有一半人無家可歸，不得不居住在帳篷裏。大震之後又發生了17次餘震，持續了一個星期。災害中死亡人數的確切數字，已經不得而知。 官方報告中提到478人死亡，但這個數字可能被嚴重低估了。任職於舊金山公共圖書館的Gladys Hansen整理了一份死亡名單, 其中列出了3,000多人[5, 8]。毫無疑問, 這其中有相當多的華人，他們被困在了中國城的房子裏，不幸葬身火海。地震後, 250,000人無家可歸[6]。
火災發生後的幾天內, 政府設置了26個地震棚、營房及簡易小屋供災民暫時居住。由於白人不願和華人住在一起，中國難民從一個臨時營地搬到另一個臨時營地，被趕來趕去。在燒毀的中國城的街區的廢墟下, 有貴重物品被埋, 但是被派去援助流離失所的華人社區的軍隊沒有保護華人的企業財產。不僅如此，反而因“華人有臭味”, 迫使他們輾轉三次到不同的營地[9, 10] 。
大多數住在舊金山中國城的生還者逃到碼頭，擁擠著排隊乘輪渡逃往附近的奧克蘭中國城避難所 [9]。奧克蘭對突然而來湧入的大量難民應對失措。而逃到那裏華人的情況更糟糕，他們停駐在梅裏特湖(Lake Merritt)畔的一個開放地帶。火災後下起了雨，因為沒有帳篷，災民不得不浸泡在雨中。好在商人劉興(Lew Hing) 自發地救濟起華人。他在奧克蘭鎮有一個占地兩個街區的罐頭廠, 騰出來提供庇護華人難民，設置臨時住房和分發應急物品。他的廚師為饑餓的人作熱騰騰的粵菜。筋疲力盡的華人終於是得到了安全的保護。[11]
圖二，劉興於1858年出生於廣州, 投奔舊金山的哥哥在金屬店裏打工。到達舊金山一年後，他的哥哥去世，當時他13歲。18歲時，他與Lew Yu-Tang合夥開了一家罐頭廠。1907年任廣東銀行總裁。在中國城投資了兩家酒店和其他大小企業，震後重建罐頭廠。 1915年任中美郵輪公司董事會主席。照片取自：[11]
中國政府向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總統抗議舊金山救災時對中國公民的歧視，要求美國履行兩國協議幫助華人。羅斯福實施了嚴格的反歧視政策和救濟的分配[5, 12]。後來，社區在溫斯菲爾德堡（Fort Winfield Scott) 為華人建立了一個特別棚子，大部分難民都落腳在那裏。來自華盛頓中國官員在六大公司的人員帶領下參觀了難民點，對美方提供的照顧和幫助表示完全滿意。阿道夫特·格雷利（Adolphus Greeley)少將在給華盛頓就救援行動發表的一份特別報告中表示，“舊金山和奧克蘭以及民間組織的救助中沒有歧視華人的現象。” [6]
有記載稱，抗震救災中沒有富人和窮人、資本家和勞動者、被壓迫者和壓迫者之分。所有人都一起共同麵對危難。住在中國城的許多中國仆人趕緊去幫他們的白人主人。 二十年後，一個白人伯恩(James W. Byrne)回憶說，“我們沒有車輛運輸床墊和糧食，這些華人靜靜地走開，回來時帶著自己孩子的四輪貨車，幫我們運床墊、床上用品、火腿和其他必需品……”[6]
Arnold Genthe 是一個德國攝影師，26歲，1895年來到美國。非常喜歡中國城，拍攝了很多的照片，地震時所有的照片都損毀了，但是非常幸運的是中國城的照片保存了下來。這些照片現在保存在國會圖書館。[13]
圖三，1906年地震後的中國城現場。左邊的是老聖瑪麗大教堂。圖片取自：https://www.inside-guide-to-san-francisco-tourism.com/chinatown-history.html
震前舊金山的中國城
1848年，兩名中國男子和一名中國女子，乘坐美國雙桅船老鷹（Eagle）號抵達舊金山，他們是抵達加州的首批中國移民。 到1849年12月，舊金山已經有了325個華人，並形成一個小部落; 到1850年底，有450個華人。此後，舊金山的華人口迅速增長由1851年的2,176人增長到1852年的20,026人[14] 。對華人移民來說，華人社區生活方便，加之在城市的其它地區受到排斥,中國城成為新移民抱團取暖的定居地。翻譯官阿星（Ah Sing)成了舊金山約25,000華人的非官方的代言人, 並在唐人街，介於乾尼街和都板街之間設立了一個辦公室[2]。華人集中在都板街、花園角廣場和唐人街，這塊地方逐漸發展為舊金山的中國城[9]。中國城裏華人住房大多數是從白人手裏租賃。1873年後期，中國城裏有153個建築物，其中僅有10座的戶主是華人。1904年的316個注冊的房產中，25個是華人的[6]。
華人社團（族親會、商團、互助會、堂會等）的成立是為了保護華人利益與處理華人事務，實行互助互利，幫助新移民排憂解難，並設立公堂，評斷是非處理糾紛。他們是華人公認的政府，事實上實施華人自治。舊金山中國城主要受到六大公司和堂會的控製和管理。 作為慈善協會，六大公司幫助華人提供商業合同並協調商業活動。這些機構的組成是基於中國的姓氏族親或鄉親。作為移民中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群，富裕的商人領導六大公司的運作 。六大公司對華人移民進出美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頒發文件，證明移民是否償還了所有的債務可否回家。在19世紀，他們以典型的中國家長式態度管理中國城。六大公司一直爭取與地方政府合作，試圖平息主流社會對亞洲人的種族歧視與迫害。[2]
圖四，舊金山中華會館，起源於最初的六大公司。作者攝於舊金山中國城。
早期堂會是良好而崇尚和平的組織，以保護同胞免遭他人的歧視和犯罪分子傷害為目的。1854年，舊金山地區有三個堂會：致公堂、協義堂和廣德堂。第一個堂口是致公堂。關於致公堂的創始人，洪門人士認為是林迎，也有說法是太平天國陳金剛的部將羅益（Low Yet，1850-1864)，他在太平天國運動被平息前逃亡美國[15] 。據華僑曆史學家劉伯驥著作所述，十九世紀的堂主傳位次序是：林迎、區英運、高經鋸、伍光明和黃三德[16]。致公堂是一個有威望的堂口。
後來堂會不斷增加並且分分合合，到底曾有過多少堂會已經無從得知，估計有19到30個之間。1887年，各堂會的人數從50人到1,500人不等。堂會對新成員入會沒有太多的要求，不限製成員加入多個堂會。堂會活躍於黑白兩道，通常一個堂口有合法的業務，也有非法活動。他們爭奪地盤，強迫中國商人支付“保護費”。堂會都有幾名英語流利的發言人，以便與外界溝通交流，甚至還會應對“外國人”律師和美國人。[15]
在19世紀50年代初期，中國城的犯罪極率非常低，幾乎沒有重大謀殺、強奸、武裝搶劫或毆打等罪行發生。然而，受非法活動牟利的誘惑, 中國城的犯罪事件在1880年代後期急劇增長，具體為賣淫（巴特利特巷, Bartlett Alley）, 吸毒(鄧科姆, Duncombe Alley), 賭博(羅斯巷, Ross Alley, The Street of the Gamblers）幾個方麵。據傳，地震發生之前堂會房子的門特別結實，由多層木板製造，為的是減緩警察破門執法的速度，爭取時間隱藏證據。此外，中國城下麵還有隧道聯通建築物，用於對付警察突擊檢查[15]。然而，這些地下世界在大火將中國城夷為平地後，並未得到證實。 在一些出版物的報道中提到中國城有三十英尺深的地下通道，其實是旅遊業者為了取悅遊客而建造的設施。[5]
長期的排華移民政策導致華人社區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在1850年，隻有8％的舊金山華人居民是女性。男女比例失衡促成了對妓女的需求，可想而知，賣淫有著巨大商業利益（見本文結尾的美華史記係列文章) 。 大量華人男子無法組成家庭，無從繁衍後代，隻能孤獨終老。由於無妻兒陪伴，單身男子無家可依，很多人罹患抑鬱症，隻能靠賭博和吸食鴉片派遣。鴉片於最早於1861年通過舊金山的海洋珍珠船隊（ocean pearl) 引進美國，據估計16-40％的華人用鴉片，10-20 ％的華人上癮。[2, 17]
圖五，幸存下來的舊中國城的地圖展示了1885年的街道和胡同布局。都板街是中國城的主要街道，也是舊金山的第一條街。地圖上棕色部分是華人占據的地方，紅色部分是華人擁有的房子。粉紅色是華人開的賭場，綠色建築物是華人賣淫窩點，黃色區是華人鴉片館。白人賣淫區標成藍色。David Rumsey Historical Map Collection. 圖片取自：https://www.inside-guide-to-san-francisco-tourism.com/chinatown-history.html
堂口有專職打手，負責保安。據估計，他們在每個堂口的成員中占20％左右。打手們忠於團體，好勇鬥狠，近身爭鬥通常用匕首或斧頭，遠距離則用柯爾特.45左輪手槍。[15] 舊金山中國城裏的居民厭倦了犯罪和腐敗。因此，六大公司試圖抑製堂會的崛起。1862年，六大公司參與打擊非法賣淫，將被解救的性奴女孩送回國。但是，這一努力受到了紅燈區既得利益的美國商人的阻撓。六大公司曾多次促成讓美國和中國簽訂一項引渡條約，以圖將定罪的華人犯罪分子遣送回到中國。[15]
除了六大公司和堂會這樣的組織機構, 華人社區也有宗教團體，如最早的中式基督教堂和中式寺廟。天後古廟是美國最古老的華人廟宇 (Tin How Temple, 或Tien Hou，Waverly Place）。由於供奉女神媽祖，被信眾稱為天後古廟。媽祖被視為海員的保護神，因此受到舊金山華人移民的敬拜。這座寺廟建於1852年; 寺廟於1911年重建。現今，它仍然是一個禮拜場所，向公眾開放[18]。
重要日期錄[18]：
1852年建立了天後古廟
1853年動工建聖瑪麗大教堂
1873年建立了中國公理會和華人聯合衛理公會
1874年Presbyterian Mission Home(後改名為Donaldina Cameron House, 見本文結尾的美華史記係列文章)
1880第一個中國浸信會成立。
1886年救世軍成立。
1888年第一中國浸信會建成。
1894年坎伯蘭長老會（Cumerland Presbyterian Church）成立。
1905年獨立浸信會成立。
華人一直飽受教育歧視，子弟無法進入舊金山的公立學校入讀。1859年，舊金山專門為華人子弟成立了 “中國學校”，以期與其他種族教育隔離。1885年，“中國學校”更名為“東方學校”，除了華人以外，還接收韓國和日本學生。1924年，“東方學校”更名為Commodore Stockton School。 學校雇用的第一位中文老師是尤方玉屏(Alice FongYu)。為紀念已故的華人社區領袖, 舊金山市教育局第一位華裔學監，1998年Commodore Stockton Elementary School更名為劉貴明(Gordon J. Lau,見本文結尾的美華史記係列文章)小學[18]。
19世紀，加州政府通過法律限製中國文化習俗，對華人企業附加額外課稅，並另加限製，甚至禁止華人獲取公共資源。最終，1882年國會通過了“排華法案”，暫停中國移民，有效期初定為十年。法案在1892年再續十年(見本文結尾的美華史記係列文章)。 舊金山的華人人口自1890年到1900年之間，從25，833減到了13，954人[6,15]。人口數據表明，華人在這一期間大量被驅逐。1902年排華法案再次被無限期延長。排華法律不僅阻止了更多的華人移居美國，而且向公眾發放出了一個信息：華人不是美國公民, 同化是不可能的。這是美國政府層麵針對華人在社會、政治、文化和經濟上的全方位打壓。[9]
將華人趕出舊金山
早在十九世記後期，就有將華人趕出舊金山的呼聲。1854年初，“舊金山先驅報（San Francisco Herald)”刊登了一篇社論，批評中國城的衛生狀況，並希望華人搬遷離開[19]。1870年舊金山衛生官員稱華人為“道德麻風病人”，擔心華人居住在城市的中心會造成傳染病傳播。 同一年，舊金山監督董事會收到了一個排華組織的請願書，稱中國城傳播的亞洲霍亂，敦促董事會“行使一些手段將華人驅逐到城市外”[20, 21]。 1878年7月，激進工人黨向董事會提出了另一份請願書要求建立中國隔離地。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稱，麻風病存在於華人和中國城中[21, 22]。
1879年加州通過了將華人趕出城市的立法。1880年2月21日，舊金山衛生董事會通過決議，正式宣布中國城為”滋擾地”。 三天後的2月24日，董事會在中國城發布了一則通知，宣布三十天內對該地區居民集體清除。麵對如此情況，華人很恐慌，害怕衛生當局進行大規模突襲。六大公司聯合其他華人協會建議華人自我約束，保持良好的衛生狀況，以避免激發針對華人的敵對情緒。 相反，成立不到一年的舊金山中國領事館決定采取一種更為自信的態度維權。1880年2月26日，領事陳蘭彬經法律谘詢後在報紙上正告“中國城的個人及業主有權用武力抵抗強行拆遷。” [21]
十年之後，1890年2月17日，舊金山監督董事會(Board of Supervisions)通過賓厄姆法令（BINGHAM條例於3月3日投票通過，3月10日市長簽字）要求所有在舊金山居住的華人或小業主在六十天內搬到城市指定的地區。違反該條例者將被判以六個月的監禁。這是美國人的第一次嚐試以種族為由隔離居民，在華人社區引發震動並最終起訴到北加利福尼亞地區美國巡回法院。[21, 23]
賓厄姆法令於5月10日生效，5月12日，警長以違反法令為由抓了一位知名中國商人李星（音，Lee Sing）。中國副領事付秘烈（Frederick Bee，見本文結尾的美華史記係列文章)去法院交付2,000美元將其保釋。聽證會定於7月14日。5月20日，又有二十個華人被逮捕，其中還有一位是生病孩子的父親。他們將華人用他們的辮子將其綁在一起，以防止逃跑。中國領事館對逮捕事件表示憤慨。舊金山的領事館在二十名華人被捕後數小時，由付秘烈代表向加利福尼亞州北部區的聯邦巡回法院提交了一份人身保護令申請，稱逮捕是違憲的[24]。1890年5月23日，二十人被捕後三天，華盛頓的中國使館給國務卿詹姆斯·布萊恩（James G. Blane)寫了封強烈的抗議信，要求聯邦政府直接幹預阻止。但是布萊恩否認行政部門有義務采取任何行動。[21, 25]
圖六，中國副領事付秘烈(見本文結尾的華史記係列文章)。圖片取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ederick_Bee
原定於7月14日的李星案聽證會推遲了幾個星期後，於8月18日開庭辯論。最後，巡回法官Lorenzo Sawyer於8月25日宣布賓厄姆法令違憲。因為這個條例不是針對任何特定的惡習或罪惡，而是設計強行驅逐出整個社區的二萬多人。這個歧視華人的法條，等價於任意剝奪華人的財產。[21]
中國城位於舊金山市中心的黃金地段，為主要商業區。這個地理優勢使華人成為一些白人的眼中釘。這些人企圖迫使華人搬走，這樣他們就可以擁有房地產。為了實現這個目標, 1904年，幾個白人注冊成立一家上市公司。副總裁兼發言人帕特裏奇(John Partridge)誓稱要收購中國城中至少三分之二的房產，同時將所有華人趕到一個偏僻並自給自足的地方， 這個未來的中國人居住地可以作為旅遊資源供遊客參觀。為此，在1904年公司已經收購了幾條街的地產。 [26]
圖七，1905年2月商人協會評論報刊，美國改建投資公司發布了他們的計劃, 呼籲將華人趕出中國城。圖片取自https://artsandculture.google.com/asset/menace-of-chinatown-article-merchants-association-review-1905/OQFRSEGsm5dA-w
搬遷與重建的抗衡
舊金山人最具有先驅的開創精神。震後的居民表現出強烈的社區主人翁意識，衝破萬難重建家園。華人和其他族裔的舊金山居民一樣，積極投入社區重建。然而，白人這時開始爭奪利潤，對弱勢群體的幫助和對公共利益的思考嚴重不足。[4, 5, 26] 在推翻“賓厄姆法令”十六年後的1906年，借助震後重建這一契機，州政府、市政官員和當地人居民們認為華人占據了金融區中心的寶貴房地產，是經濟和城市的文化負擔。白人蔑稱中國城為“東方地獄”, 要求把中國城從市中心遷到南部郊區的獵人角(Hunters Point)。[5, 9]
陸路月刊（Overland Monthly）的一個記者寫道，“大火要重建文明和諧。中國城的貧民區及中國城不應再建在城裏。要為東方人專設一個地區”。其他媒體（例如the Independent, Britannia Blackwood’s Magazine ）歡呼中國城的消失，“汙染了城市的每個角落的下水道、過去的邪惡、搖搖欲墜的房屋、鴉片屋、賭博窩點、華麗的妓院、堂會已不複存在”。白人主導的媒體一致呼籲純潔舊金山。[9, 27] 舊金山審查員報告提到：“據管理中國城財產的人說，中國城的土地會出售給富有的白人建造高檔住宅。中國城的位置緊鄰商業區，前麵有美麗的港口和河流，後麵是一個避風的小山坡。中國城雖然被燒毀了，但地產價值依舊高昂。很多人開始去討價還價了。”
圖八，震後僅五日，灣區城市報記者討論如何借機將華人趕到不需要文明約束的地區。照片取自：https://artsandculture.google.com/asset/menace-of-chinatown-article-merchants-association-review-1905/OQFRSEGsm5dA-w
中國城第一家在地震後恢複運營的中國報紙“中西日報”（Chung Sai Yat Po）幫助華人社區出主意。編輯伍盤照（Ng Poon Chew，March 14, 1866 – March 13, 1931) 給出了三條保留中國城的建議：1. 盡快聘請知名律師代理, 保護華人的利益。2. 如果居住在中國城的華人擁有地產，請盡快恢複建築。根據美國法律，土地屬於建築物的所有者，地主有權在其土地上重建，無需通知當地官員。無疑的是，提前通知隻能會使他們反對重建。3. 如果華人的房子是從白人那裏租來的，要盡快與房東交談，要求重建和租用原樓。
圖九，“中西日報”號召華人團結起來，堅持原地重建中國城。照片取自：https://artsandculture.google.com/asset/menace-of-chinatown-article-merchants-association-review-1905/OQFRSEGsm5dA-w
麵對可能的搬遷，華人通過印刷媒體組織公眾示威抗議。他們以抵製美國商品並討論移居其它城市經商來給舊金山政府施加經濟壓力。[9, 28] 例如，奧克蘭論壇報(The Oakland Tribune) 1906年5月10日報道了一次華人組織的反對搬遷的抗議，發表伯克利第一華人公理會牧師的抗議講話。 阿拉米達(Alameda)縣法院華人翻譯Gee Gam斷言，“華人永遠不會接受這種剝削。”[9]
排斥華人無疑是種族主義的極端表達。中國城社區領導人、六大公司、幾個華裔美國組織、當地天主教和新教教會、加州教育係統、地方政治、商業精英及企業、以及與中國外交官、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國移民，包括男性和女性，全部動員起來以反對搬遷華人計劃。華人通過法律抗爭、施加經濟壓力以及母國的國際政治壓力，最終推動在同一地點重建舊金山中國城。[9]
六大公司開始與中國政府溝通，尋求向加州政府施壓，要求中國城在同一地點重建。 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報道了中國領館官員1906年4月30日會見州長帕迪(Pardee)就強迫搬遷提出的反對聲明：“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家，每個人都有權占用他所擁有的土地” 。 在1907年初，中國政府聲稱華人擁有中國城重建的權利。中國官員威脅如果不允許華人社區重建, 將中止貿易往來[5] 。
第一代中國移民已經在美國維權數十年，知道如何麵對不公正。他們對搬遷??事並不沉默，而是以“真正的美國價值觀”質問，為什麽華人要被挑出來？他們抗議說，市長無權孤立華人，華人有權留在他們擁有土地上生活！許多華人代表們會見了當地官員，並向州長發出公開信，重申華人的權利。 [9]
第二代華裔美國人在辯論中發出了強有力的聲音反對搬遷中國城。 這些第二代華人接受“美國”價值觀，同時具有與第一代家人同樣的傳統價值觀。他們是美國公民，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抵製政府的政策立法，他們要求與其他美國人有平等的法律及公民的權利，反對種族偏見。因為留住華人有利於業主的長期租約，沒有擁有地產的中國租房者也獲得了白人地主的支持。[9]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舊金山有一個限製性住房契約，禁止中國人在其他地方定居，因此計劃搬遷中國城的阻力重重。[29]
值得一提的是在舊金山中國城重建的各因素考量中，＂經濟＂是一個重要因素，也正因為如此，美國社會接受了或說容忍了中國的文化。起初華人被看成是美國的經濟負擔。其實華人每年的營業額為30,000,000美元。華人和中國城的存在能使很多商人從中獲益，促進經濟發展。的確，舊金山的有些人擔心對華人的歧視性待遇可能會給與亞洲有利可圖的貿易帶來負麵影響。 中國商人同時警告“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美國商品和市場之一。隔離華人將對舊金山的經濟利益將造成巨大損失。”
舊金山“中國城永久搬遷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Forty)成員之一, 加利福尼亞州參議員James D. Phelan建議將華人遷到獵人角，但另一名委員會成員Gavin McNab不讚成在獵人角建立永久中國城。他指出，獵人角就在聖馬刁(San Mateo)縣的對麵。舊金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華人的財產稅。委員會與華人社區進行談判, 終於在7月8日達成協議: 中國城將在地震前原地區重建。[9]
震後重建家園的工作迫在眉睫。其實在研討搬遷中國城的計劃之前，華人已經開始重建。重建計劃要有足夠的資金支持。地震後，保險公司支付約百分之八十索賠。隻有中國城沒有賠償而陷於經濟困境之中。 當時中國商人因為沒有股票或抵押品無法獲得重建貸款。直到1907年初，他們不得不依賴內部信用體係和其他支持華人社區的活動重建融資。[5] 有好幾個支持華人的中國企業家為中國城的重建做出了貢獻，六大公司和社區也共同努力。為了減少被攻擊的口實，六大公司在資助重建中強調舊金山的華人要更加“美國化” [9, 30]。
以求避免過度擁擠和肮髒的負麵刻板印象，中國商人,包括Look Tin Eli (1870–1919)和Tong Bong）策劃了一個新的“東方”城市，用整齊劃一的街道和胡同布局，公寓、旅館密集但是明亮、整潔、有序，被毀壞的木製建築用磚石建築取代。重建後建築物比以前質量高，加入了“東方”的風格, 充滿中國元素的顏色和裝飾[5]。這些更能吸引旅遊者，在被譴責作為經濟和文化的負擔幾個月之後，民眾開始接受甚至讚賞這些中國文化要素。[6，9]
圖十，Look Tin Eli（左）和他的兄弟Lee Eli（右）。Look Tin Eli是舊金山商人，創立了廣州銀行。他在1879年至1884年回到中國學習語言和文化。當他返回舊金山時被禁止再次進入美國。Look Tin Eli上訴到聯邦法院, 最終贏得了他的案子。他的兄弟Lee Eli也是一位富有的銀行家。圖片取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Look_Tin_Eli#/media/File:Look_Tin_Eli.png
地震和大火毀滅了整個中國城，聖瑪麗教堂是唯一幸存的建築。建成於1853年的聖瑪麗教堂是北美的第一座亞洲教堂。這座兩層高的建築曾經是舊金山最高的建築，也是舊金山最早的非妓院建築之一。教堂修複迅速展開，並於1909年完成重建。重修後教堂以當時流行的愛德華風格為主要風格，並增添了中國文化元素的裝飾[18]。
圖十一，災後重建的聖瑪麗大教堂，對麵是聖瑪麗廣場，中華民國的創始人孫中山的一尊12英尺的雕像立於此。圖片取自：https://noehill.com/sf/landmarks/cal0810.asp
重建後的中國城充滿東方風情，好多建築物頂都有寶塔裝飾。生發(Sing Fat)公司租下了在格蘭特街(都板街)和加裏福尼亞街交界處價值高達$135，000的地產。Charles M. Rousseau 設計的中國風格的致公堂新樓價值25，000美元，位於市寶福巷(也稱新呂宋巷, Spofford Alley)32號。[6]
圖十二，新發大廈(也稱生發Sing Fat, 生發公司是一個進出口公司，上)及盛昌大廈（Sing Chong ，下)是地震後中國城的第一批建築物，建於1907年。照片取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inatown,_San_Francisco#cite_note-56
舊金山的中國城自1850年代建立後不斷受到外界各種排擠，多次麵臨搬遷的危險。1906年的地震和火災後舊金山中國城在廢墟中重新站立。截止到1910年，美國本地出生的華人人口達到了14，935。比1900年整個中國城的人口還多了1000人。第二代中國移民給華人社會注入了新生力量, 人口比例更加多樣化。[6] 先輩華人用智慧及堅毅的抗爭保留下這個亞洲以外最古老的中國城、最大的華人社區。
ABSTRACT
Chinatown in San Francisco was founded around 1850. Largely due to the 1849 gold rush, the Chinese population grew quickly in the city and soon the town became the largest Chinatown in the US. From its beginning, the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had been under frequent pressure by calls to drive the Chinese out of the city. After the 1906 earthquake and conflagration, residents of San Francisco initially forbade Chinese people from rebuilding their town in an effort to force the Chinese to relocate to undesired areas. In spite of the immense racial tensions, the Chinatown community was able to unite and mobilize to solve the resettlement problem that helped prevent the relocation Chinese from being enforced.
注釋：
1，Peter Booth Wiley, National trust guide- San Francisco: America's guide for architecture and history traveler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0): pp 4–5.
2，Richard Dillon, The Hatchet Men: The Story of the Tong Wars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62): pp 3-67.
3， J. Eugene Haas, Robert W. Kates, Martyn J. Bowden, eds., Reconstruction Following Disast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7): pp 4.
4，Philip L. Fradkin, The Great Earthquake and Firestorms of 1906.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pp 216-244.
5，Christoph Strupp, Dealing with Disaster: The San Francisco Earthquake of 1906. (UC Berkeley) https://escholarship.org/uc/item/9gd2v192
6，Dillon, 1962: pp 252-266
7，Raymond Sullivan, Retracing the events of the 1906 earthquake and fire along the old bay margins in downtown san francisco. 2006 http://www.ncgeolsoc.org/wp-content/uploads/2018/01/2006-1_Retracing-Events-of-1906-Earthquake_MASTER.pdf
8， Gladys Hansen, “Who perished”: http://www.sfmuseum.org/perished/index.html.
9，Sarah Littman. Race, Immigration, and a Change of Heart: A History of the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2016.
https://digitalcommons.cw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395&context=etd
10，Virtual Museum of the City of San Francisco, “New Chinatown Near Fort Point: Oriental Quarter Removed from Presidio Golf Links at Request of Property Owner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pril 28, 1906. Last modified July 16, 2004. Accessed March 7, 2016. http://www.sfmuseum.org/chin/4.28.html
11，Connie Young Yu. Lew Hing: A Kinsman to the Rescue. https://www.chsa.org/wp-content/uploads/2013/04/Lee-Yoke-Suey.pdf
12，Howard K. 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72-252.
13，Chris Preovolos. Before the fires: Arnold Genthe's Chinatown, 2015. https://www.sfgate.com/art/article/Arnold-Genthe-s-Chinatown-6192523.php
14，Beth Lew-Williams. The Chinese Must Go. Violence, Exclus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Alien in Amer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21.
15，Dillon, 1962: pp115-154.
16 http://news.sina.com/singtao/104-103-102-106/2006-08-19/09121226875.html
17，Dr. Weirde. Chinatown's opium dens. http://www.foundsf.org/index.php?title=Chinatown%27s_Opium_Dens
18， Michelle Chow. Tiger Business Development Inc. http://www.sanfranciscochinatown.com/history/index.html
19，San Francisco Herald, August 22, 1854.
20， Health Officer's Report, Board of Supervisors, San Francisco Municipal Reports for the Fiscal Year Ending June 30, 1870, Ibid. at 233.
21，Charles J. McClain, In Re Lee Sing: The First Residential-Segregation Case, 3 Western Leg. Hist. 1990: pp 179-196.
22，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uly 26, 1878.
23， Ibid. In 1882 the then city and county attorney had informed the board that such action would in his view be unconstitutional. Daily Evening Post, May 2, 1882.
24，Petition for Writ of Habeas Corpus, Case File, In re Lee Sing et al., Case 10730, Record Group 21, Old Circuit Court Cases, National Archives, San Francisco Branch.
25， Pung to Blaine, May 23, 1890, in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R. Exec. Doc. I, pt. I, Slst Cong., 2d sess. (Washington, 1891) 219-20.
26，Anna Naruta, Chung Sai Yat Po; Danny Loong. (2006). Relocation. Earthquake: The Chinatown Story.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Museum exhibit
27，Alexander Saxton, The Indispensable Enemy: Labor and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p 2.
28，Him Lai, Genny Lim, and Judy Yung, Island: 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sland 1910- 194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1): pp 1.
29，Victor Low, The Unimpressible Race: A Century of Educational Struggle by the Chinese in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East/Wes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82):pp 92.
30, Fredrick Wakeman,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 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