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的意思是要讓人少說話多行動,和與孔夫子的“訥言敏行”相符;也和前麵的“管住舌頭”類似。現代職場會懲罰違反此法則人,道路會崎嶇不平,當然,如果隻是現代社會這個複雜機器裏的一個小螺絲釘,即使違反了也沒有掉腦袋的危險。下麵故事裏的主人公可是為此錯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另外,在等級觀念比較弱的美國,職場小蝦在大部分場合最好也不要直抒己見。最基本的人性是跨文化的,跨時代的,隻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時代,此規則的適用範圍稍有不同,好爭論者的遭遇有所不同而已;但一致的是,違反此規則的人是會遭遇或大或小的懲罰的。
在工作中即使你認為自己百分百地正確,而老板百分百犯了低級錯誤,也不要和他/她爭論。一旦觸動你老板的痛點,讓他/她矮一截,心生挫敗和自卑感,那你就等著老板給你穿或明或陰的小鞋,或幹脆被當場開除吧。如果你的職業圈很狹小,你找到下家雇主的機會也會比較渺茫。後工業化的現代社會,叢林法則照樣適用:勝則為王敗為寇。
這個故事發生在古羅馬時期。公元前131年,羅馬長官Publius Crassus Dives Mucianus 率軍包圍了希臘的一個城邦國Pergamus。為了攻進緊閉的城門,Publius 必須找到一個可以撞開城門的撞擊物。他記得幾天前在雅典城見過幾家造船廠裏有大船的桅杆,應該正好可以拿來用;於是下令叫人立刻去把最大的那個桅杆運來。駐守在雅典的軍事工程師接到命令後卻覺得長官應該是想要小些的桅杆。他用圖表和道理試圖說服前來的士兵:撞門最好用小些的桅杆,況且小的桅杆便於運輸。
士兵警告他長官Publius可不是一個可以與之辯理的人,但該工程師堅持隻有小些的桅杆才能和由他親手設計的撞擊機匹配。他不斷地畫圖說明,並稱說自己是這方麵最好的專家,其他人都是外行。士兵再次警告他Publius心胸狹隘、脾氣暴躁可不是好惹的,這個工程師才勉強同意、答應服從命令。
當士兵走後,這位工程師心想:如果自己服從命令卻眼看著長官犯低級錯誤導致戰爭失敗那又有什麽意義呢。思慮再三,他決定還是將小些的桅杆運去,確信當長官看到小些的桅杆攻城更有效時會醒悟過來,說不定還會犒賞他。
當小桅杆送到後,長官質問士兵為什麽沒有遵命將最大的桅杆運來。士兵們就把經過如實匯報了一遍,碩士那位工程師怎樣據理力爭撞城門應該用小桅杆。。長官Publius 氣得七竅生煙,老想著這不服從命令的魯莽工程師,安不下心來攻城,把在敵人的增援部隊到來前攻破城門的正事都擱置,下令馬上傳喚這位工程師。幾天後,工程師到了,他興奮地在Publius麵前把他上次和士兵解釋的道理重複了一通,並說在這件事上最好聽從專家的意見,“如果您用我送的桅杆來撞城門保證不會後悔。” 已經氣憤了幾天的Publius 等他說完後讓人剝下他的衣服用亂棍將其打死。Publius還算耐心,要是中國古代的暴君估計連解釋的機會都沒有了,這位工程師死了都不會明白自己是為什麽死的了。
這位曆史上沒有名字記載的工程師畢生設計桅杆和柱子,在雅典這座當時世界上科學最發達的城市裏備受尊敬。他知道他是對的。小些的桅杆好操作,可以更快的速度撞擊城門,因而衝擊力更強。結論就是撞城門,桅杆並不是越大越好。Publius 當然聽得懂他的邏輯,並且最終會明白科學是中性的,理性更占上風。但長官Publius在這位工程師解釋了原理之後為什麽還固執己見呢?請聽解釋。
這位軍事工程師是愛爭論者的典型,這樣的人在我們生活中當中隨處可見。好爭論者不明白,言辭永遠不會是中性的,和長官爭論意味著他抨擊了比他更有權勢和地位的長官Publius的智商。盡管士兵忠告過他Publius 的性格,但他卻充耳不聞,對自己要對付的人的性格脾氣毫無概念。既然人人都認為自己是對的,那麽言辭通常並不能改變他人的想法,爭論者們隻是白費口舌而已。情急之下,爭論者還會越辨越起勁,結局就和這位工程師一樣,給自己掘好了墳墓。爭論者一旦觸犯了居高位者的心理敏感區,讓他/她產生挫敗和自卑感,那麽即使你有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的辯才也挽回不了局麵了。
不單要避免和上級爭論,和其他人也要盡量避免爭論,因為所有人都認為自己的意見和想法很有道理。因此,很多時候,即使你很會說話,情商高,對方表麵上似乎被你說服了,可心裏上不見得被說服,行動上更不會有改變。所以一定要小心:避免爭論。即使平輩平級之間,沒有鬧不愉快,看起來你贏了,往往也隻是白費口舌而已。 需要學會用間接有效的方法來證明自己的觀點。那什麽是好的間接好辦法呢,很抱歉,沒有千篇一律的處方,且請聽下篇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最偉大的雕塑家米開朗基羅的故事,也許能對你有所啟發。
1502年意大利的弗洛倫薩市,Santa Maria 大教堂的工作室矗立著一塊巨大的大理石。它曾經是一塊有無限可能的大理石原料,但一位技藝不佳的工匠在本來應該是雕塑人物的大腿處錯誤地鑿了一個大洞,把它基本給報廢了。市長 Piero Soderini 曾計劃著通過聘請 Leonado Da Vinci (達芬奇)或者其他同級的雕塑大師,這塊石料也許還有起死回生的機會,但因為大家一致認為這石料是無可挽回地廢了才決定放棄了挽救的企圖。因此,盡管已經花費了不少錢財,這大理石料一直被棄置在教堂大廳昏暗的一角積灰。
幾位居住在弗洛倫薩市的米開朗基羅的朋友聽到這事後寫信告訴他,因為他們深信米開朗基羅有回春之手,能用這大理石創作出精品。盡管有些殘了,這巨石仍然是塊上好的雕塑材料。當時住在羅馬的米開朗基羅接到信後來到弗洛倫薩,他仔細觀察了那塊大理石後,斷定隻要把人物姿勢作些調整就可以繞過那個洞造成的破壞,一樣可以雕出優美的人像。盡管市長Sorderini 認定這純粹是浪費時間,也不相信米開朗基羅能挽救殘得如此嚴重的石料,他還是同意給這位當時還是默默無聞的藝術家一個的機會。
米開朗基羅決定用這塊石料刻畫出年輕大衛手拿投石器戰巨人的形象(聖經裏有年輕大衛用投石器戰勝巨人的故事)。幾周以後,就在米開朗基羅大功將要告成之際,市長Sorderini 來到了工作室,像藝術鑒賞家一樣仔細地觀看這座巨大的雕塑,然後他告訴米開朗基羅這作品非常宏偉,但大衛的鼻子好像太大了些。米開朗基羅馬上意識到這是因為市長正好站在巨像的底部,是觀察的角度才讓他下此判斷的。他沒作聲,示意Sorderini 跟著他爬上腳手架。米開朗基羅來到了鼻子的位置,他拿起鑿子並從踏板拾起一撮大理石末。當市長跟上來的就在他腳下的幾英尺的時候,他開始輕輕地揮動鑿子,同時緩緩地撒下大理石末。他很逼真地演著戲,讓站在他下麵的市長相信他正在修小大衛的鼻子。幾分鍾後,他站到一邊讓市長再次查看大衛的鼻子,問道,“市長,您看現在怎麽樣?” “現在鼻子看起來正好,”市長答道,“大衛變得更英俊了。”
米開朗基羅知道聽從市長的話修改鼻子就會破壞了雕像,但不改又會傷了這位對自己的藝術鑒賞能力深以為傲的市長的自尊。得罪這樣的大東家就等於斷了自己以後從這位市長那裏接新項目的路了。精明的米開朗基羅太識趣了,他不點破是觀察的角度讓市長下了鼻子太大的論斷;隻是一言不發地假裝照做,並把市長引到合適的位置(即離雕塑的鼻子近些的位置)觀察雕像,
我們後世真該慶幸米開朗基羅找到了巧妙的辦法既讓這尊完美的藝術瑰寶毫發無損又讓市長覺得自己對完善這座雕像貢獻了好點子。這樣也就保證了米開朗基羅有更多創作的機會。這就是行動的雙重力量:既堅持了自己的立場,又沒有冒犯對方。
爭論前請先衡量一下你的論點對他人會有什麽長遠影響。試圖說服他人或贏得辯論的困難在於,費了力你卻永遠不能確定自己的觀點對他人有多少實際影響。表麵上他們可能頻頻點頭,內地心卻可能因為你說的一些話無意之中冒犯了他們而心生不滿。同樣的話,心境不同,安全感不同的聽者的詮釋不盡相同。即使同樣的話,同樣的聽者,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不同場合聽到後的感受和理解也可以差之毫厘,謬之千裏。 即使是無懈可擊的言論,其根基也是不穩固的。 因為即使聽者心悅誠服,幾天之後,老習慣又會把他拉回到老想法,舊觀念之中。
記住,話是最不值錢的 (cheap talk)。人所周知,在爭辯的興頭上,我們會用盡一切的辦法來證明自己的觀點: 或是引經據典、或是援引並不靠譜的統計數字。這些空泛的陳詞濫調又怎能說服人呢?相比,行動和演示要更有力,更有意義,因為它們活生生地把事實和現象擺在我們眼前,“是的,現在鼻子看起來正好。” 市長滿意地回答(參考前篇)。 行動和演示不會像話語一樣冒犯人,也不會引起誤解。巴爾塔沙·葛拉西安(西班牙教士和作家)說過,“真理是用來看的,不是用來聽的。” 這說法和咋們中國的“事實勝於雄辯”的含義有些類似,因為事實往往是可以觀察到的。
克裏斯多佛·雷恩爵士是英國版的文藝複興時期的大師。他精通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和生理學。作為英國最有名望的建築師之一,在其漫長的職業生涯裏,他卻遭受過無數次顧客要求對建築設計做不切實際修改的事。每當遇到這樣的情況,他從不和顧客辯解,因為他總有辦法來證明自己是對的。
1688年他負責設計Westminister 市富麗堂皇的市政大樓。完成後,市長卻對設計不滿意;更嚴重的是他內心很不踏實。他告訴雷恩爵士他擔心二樓的支撐不夠牢固,總覺得二樓會塌陷,會把他一樓的辦公室砸扁。因此,他要求雷恩爵士改動設計,增加兩根大柱子來支撐二樓。作為一名一流的工程師,雷恩知道這兩根柱子絕對是多餘的,毫無用處。市長的擔心毫無依據;他還是照市長的要求做了。多年後,一位站在腳手架上的工人發現那多加的兩根柱子根本沒挨著樓頂。它們就是擺擺樣子的安慰擔心樓塌下來的市長的。爵士的做法使得自己和市長都有所得:市長得以安心地辦公,而爵士也確信後世一定會明白他的原設計沒問題。
演示和行動的力量在於對方不會產生設防之心,心裏不設防就更容易接受新想法。正因此,行動和演示傳達信息和想法的力量,是語言根本不能與之比擬的。
在一次控訴斯大林的公開大會上,一位與會者打斷戈爾巴喬夫的演講,大聲質問:“你當時就在斯大林的手下工作,當時為什麽不製止他呢?” 戈爾巴喬夫在諾大的會場顯然看不清質問的人是誰,於是他立即回喊道, “誰在問?” 會場頓時鴉雀無聲,沒人舉手,也沒人敢挪動一下,空氣都凝固了。幾秒的冷寂後,戈爾巴喬夫平靜地接著說道,“現在你們明白當時我為什麽不阻止他了吧。”戈爾巴喬夫不直接解釋,麵對斯大林,隻要露出任何不順從的蛛絲馬跡就是死路一條,而是讓觀眾親身體會了他戈爾巴喬夫當年在斯大林手下工作時的感受:恐懼,不敢說真話,不敢直視領導。這種如身臨其境般的感受是發自內心的,與之相比,任何辯解都會顯得蒼白無力。
最強的說服力是將行動升華到象征物品的高度。國旗、神話和紀念碑等有象征意義的東西的力量是語言不能企及的。象征物的意義人人皆知,其影響力遠遠超越語言和行動。 1975年基辛格赴以色列就要求以色列歸還在1976年的巴以(巴即巴勒斯坦)戰爭中奪取的西奈地帶的部分領土一事進行談判。談判進展非常不順,在膠著時刻,他突然叫停激烈的爭論,要求觀光馬薩達城堡。以色列人人皆知,正是在此城堡,公元73年,七百名以色列勇士據不向圍城的羅馬軍隊投降,集體自殺殉國。以色列的談判方立刻明白了基辛格的此次觀光的用意:他是在指出,如果以方繼續強硬,就會招致巴方如集體自殺般的強硬抗爭。雖然談判的初衷最後沒達成,他的城堡之旅卻比任何直接的警告都更奏效 ,以方不得不認真地思考自己強硬的態度可能造成的後果。這樣的象征符號(即城堡)對人的情緒影響比任何行動都要更強大。
想擴大或保護自己的影響力,請遵循迂回的路線。如果對方認同與否長遠來看無關緊要,或者是隨著年歲漸長,社會的曆練,他會明白你的意思—-那就不要費力演示, 省省力氣,走開吧。
口頭爭辯在一種情況下很有用:在你撒謊或欺騙時想引開對方的注意力從而達到掩蓋真相的目的。在這些情況下,你要竭盡全力的爭辯。用爭辯粘住對方,岔開對方的注意力。看到這,你腦子裏有沒有閃過一些電影中的場景: 一夥人想混進有把守的城門,策略就是一人和門衛插科打諢,將其注意力吸引開後,其他人趁機飛速溜進去。
一位大騙子就用了類似的辦法逃過一劫。隻不過,他是單槍匹馬一人行動的。這位騙子中的騙子名叫 Victor Lustig。有一次這個大騙子全國巡遊成功地賣掉了幾十個他聲稱可以複印鈔票的木盒子。發現上當後,買盒子的人因為怕曝光後遭人恥笑太蠢大都選擇沉默而不去報警。但有一人例外。他就是俄克拉馬州remsem 郡的警官,理查德。他不甘心被騙走一萬美元,經過多方訪查後,他在芝加哥的一家旅館追蹤到了Lustig.
Lustig 聽到了敲門聲。他剛開門就見一支黑洞洞的槍口對準了自己。
“怎麽了,Richard”他平靜地問到。
“你這婊子養的,”警官罵道,“你這天殺的,用那破盒子騙了我一萬塊, 我殺了你。”
Lustig 裝出一副非常震驚的樣子,“您是說盒子壞了?” 他問道。
“還裝什麽蒜,從一開始,你就是知道盒子沒用的, 你這個騙子。”警官喊道。
“那不可能,” Lustig 回答道,“根本不可能,您確定您用對了嗎?”
“我每一步都是按你吩咐的做的,” 警官回答道。
“不,您一定是哪裏弄錯了,”Lustig說。
就這樣,兩人一來一去的兜著圈子爭吵著,那把瞄準Lustig的槍也漸漸地放下了。
接著,Lustig實施第二階段的策略。他從包裏倒出一堆關於如何操作盒子的資料,這時警官已經又開始中圈套了,他的信心開始動搖,爭辯聲也開始變輕變弱了,
“好吧,”Lustig說,“讓我先把錢退給您,再給您一份操作盒子的說明書,為了確保盒子正常工作,過幾天我會親自趕到俄克拉馬州拜訪您。無論怎樣,我都不會讓您蒙受損失的。”
警官有些不太情願的同意了。為了讓警官滿意,Lustig 馬上拿出了一百張百元大鈔共一萬元塞給了他,告訴他放寬心,在芝加哥這個大都市過個愉快的周末。拿到錢後,警官有些將信將疑地離開了旅館。接下來的幾天,Lustig 每天都會查看報紙,幾天後,他終於等到了他想等的消息,一篇關於警官Richard (理查德)因使用假幣被逮捕、審判 和定罪的報道。 Lustig 贏了,警官理查德從此再也不敢和他糾纏。
任何你認為通過爭論取得的短暫性勝利終將是幻影:實際上你的言論激起的不滿和壞影響遠比你對人的影響大得多。 記住用你的行動,而不是口舌來說服他人;比行動更有效的是演示、是實證、是公理的象征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