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山雁
我似高飛雁，家鄉傍牟山。先賢名列子，才俊數潘安。
詞的雅俗之議，幾乎貫穿詞的整個發展曆史。自宋至清數百年間，文人眾口一辭，揚雅而抑俚，並對俚詞大張撻伐。當代學者則以“人民性”為標準，揚俚抑雅，對俚詞給予了過高評價。因而對雅詞和俚詞進行客觀分析和公允評價，無疑是必要的。
詞這一文學形式起源於民間裏巷之曲，本來即為“俗體”。今存最早的詞集《敦煌曲子詞》所保存的不少早期詞作，如【望江南】、【菩薩蠻】、【拋球樂】等，都是用民間俚語寫成，具有生動活潑的民歌風味。白居易、劉禹錫及張誌和等人的早期詞，也都有這種氣息，劉禹錫的【竹枝詞】就與六朝樂府民歌很相似。到了五代的西蜀、南唐，除李煜、韋莊等少數詞人外，詞壇上出現了一種“雅”的傾向。降至北宋，尤其是婉約派形成後，“雅詞”顯然成了詞的正宗，而承襲早期詞的風氣而來的“俚詞”則受到一連串的非議。詞的雅俗對立也就正式出現了。
宋代文人對俚詞的非議主要集中在柳永身上。李清照《詞論》雲：“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 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畫墁錄》卷一載有這樣一個故事：
柳三變既已詞忤仁廟，吏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堪，詣政府。晏公(晏殊)曰：‘賢俊作曲子麽’?三變曰：‘隻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曾道“彩線慵拈絆伊坐”。’柳遂退。
“彩線慵拈絆伊坐”一句出自柳永【定風波】詞，寫的是一個閨中少婦盼望遠離家門的丈夫相依伴度過青春時光。晏殊以之為俗，因而恥與柳永為伍。黃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二還記載了秦少遊因學柳七（永）作詞而遭蘇東坡嘲笑之事，亦可說明柳永的俚詞在北宋是為文人雅士所不齒的。
到了南宋，柳永所披之非議有增無減。《苕溪漁隱叢話》引《藝苑雌黃》語雲：柳永樂章，人多稱之，然大概非羈旅窮愁之詞，則閨門淫媟之語……彼其可以傳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於悅故也。“ 王灼《碧雞漫誌》雲：“柳耆卿《樂章集》，世多愛賞談洽，敘事閑暇，有首有尾，亦間出佳語，又能擇聲律諧美者用之。惟是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予嚐以比都下富兒，雖脫村野，而聲態可憎。”徐度《掃卻篇》亦雲：“耆卿以野詞顯名於仁宗朝，……其後歐蘇諸公繼出，文格一變，至為歌詞，體製高雅，柳氏之作，殆不複稱於文人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
綜上可見，宋代文人所譏諷的“俗”可分兩種。一是情調的庸俗，即所謂“閨門淫媟之語”；一為語言風格和詞語的俚俗。在這些文人雅士看來，詞是高雅的，不知書的俗子是不配欣賞的。正如近人馮煦《蒿庵論詞》所雲：“《避暑錄話》謂‘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三變之為世詬病，亦未嚐不由於此。蓋與其千夫竟聲，毋寧白雲之寡和也。”
雖然兩宋文人痛貶柳永的俚詞，但卻不得不承認“流俗好之自若也”這樣一個事實。連名重一時的婉約派大師秦少遊也自覺不自覺地“學柳七作詞”，則從另一方麵證明柳詞當時所具有的吸引力。
我認為柳永的“俗”與《敦煌曲子詞》的俗還是不一樣的。後者因為民間作者文化水平有限，雅不起來。
柳永的詞歸根到底是文人詞，他的俚俗跟他麵對的對象有關，也跟勾欄瓦舍中聽唱詞的聽眾有關。他在相當一段時間裏是靠這些“衣食父母”吃飯的。
一旦麵對自己，他的詞的雅與妙，甩晏殊兩條街沒問題（盡管晏殊也算大家），比如他的《蝶戀花》、《雨霖鈴》、《八聲甘州》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