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夢如是（3）
伊朗與西藏的人民都有著濃厚的宗教情緒，但這隻是表麵的相似，而宗教卻並不相似。與佛教不同的是，伊斯蘭教是一個產生於商業社會的宗教，具有強烈的主動進取和擴展精神，它的儀式和教義與世俗社會及平民的日常生活聯係緊密。霍梅尼在伊斯蘭教中的地位是一個作為人存在的宗教領袖，因此他可以從世俗生活角度去完成世俗的政治任務。伊朗從來都是一個完整的國家，它的人民具有充分的國民意識和國家政治意識。它的現代化和國民所受高等教育都是按照西方標準進行，這使得伊朗具有一個在社會生活中舉足輕重的中產階層，霍梅尼就是依靠這些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群，完成他的伊斯蘭革命的。
在模仿“霍梅尼道路”沒有取得效果之後，流亡者們又把眼光投向巴勒斯坦。他們認為也許應該像巴勒斯坦人那樣，用恐怖主義的方式才可能在西藏問題上取得進展。持這種看法的是以“西藏青年大會”為代表的在國外出生長大並接受教育的年輕一代。而達賴喇嘛並不讚同。但年輕人或許是對非暴力的無效感到失望，因此才尋找另外的方法。
我在西藏的時候，正是西藏發生一係列“恐怖爆炸事件”時期，就我所知，那些所謂的爆炸基本沒有造成什麽人員或物質損失，因此在社會上沒有什麽影響，更不用說國際影響。其原因也不是“那些恐怖活動還沒有達到巴勒斯坦人的水平”，而是他們永遠也不可能達到那樣的水平。
正如達賴喇嘛對藏人的評價：“你們肯定可以看到，他們是多麽溫順、多麽聽話。因此，從實際上來說，在我們這種情況下采取暴力活動無異自殺。”
以恐怖主義方式來對付中共，從來都是無效和無意義的，那種“這樣可以使中國人心驚肉跳，可以把他們搞得雞飛狗跳”的想法都隻是流亡者們的想當然。除了中共當年就是以恐怖活動起家，所以深知其中三昧外，今天中國所有重要和有效的輿論和信息傳播手段，都在中共嚴密控製之下，無論發生什麽匪夷所思的事，中共無需做任何特殊處置，隻需要管控言論渠道，按照他們的目標去壓製去疏導。一個星期後，民情就退潮。一個月後，基本平複如初。一年後，記得的人都不多了。
“911”之後，國際社會對所有恐怖活動采取了嚴厲取締和反對的態度，恐怖活動中原有的某些道德成份被徹底去除，再也不存在什麽正義的和非正義的恐怖行為的區分。巴勒斯坦的反抗者們在這種形勢下也宣布放棄和反對恐怖活動。因此，西藏流亡者們的恐怖主義方式無疾而終，否則不但不能得到國際社會支持，反而會給自己的事業帶來滅頂之災。
達賴喇嘛和流亡者們最近的機會，顯然來自於1989年發生在北京的“六四”天安門事件，那時中共因為其殘暴行為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指責和製裁，從而陷入孤立困境。達賴喇嘛除了利用這個有利時機加緊外交活動，爭取到了過去沒有得到過的同情與支持，同時，他還與因為“六四”事件而從中國流亡在外的中國民運人士進行聯係，結成反對中共的同盟。
不過，盡管中國民運人士反對中共，應該被視為是嚴肅而認真的人，但他們的政治目的與政治利益與西藏的流亡者們或許不同，隻是由於處境的艱難和共同的敵人而結成暫時的盟友，肯定最終的結果還是取決於自己的政治利益，而非所謂的正義與公理。
在試過了所有能夠想到的辦法之後，隨著上世紀九十年代鄧小平的離世和中共高層的變動，中共開始了由沒有經曆過戰爭的“新生代”統治時期。中國的經濟發展使得這個相信實力的世界，逐漸放棄與中共疏遠的政策。中國在日益迅猛的全球化進程中獲得重要的地位，加上西藏社會進一步的世俗化，導致中共統治的相對穩定，世界許多更為重要事件的發生，西藏流亡者們的聲音開始減弱。雖然還有許多國際民間人士和團體不斷地在關注西藏，但顯然解決問題的進程已經停滯。
對達賴喇嘛和流亡者來說，時間的流逝使西藏社會的世俗化更加嚴重，那裏發生的變化達賴喇嘛和流亡者們很難控製。另外達賴喇嘛年事已高，而他顯然不可能像中共的領導人那樣順利地完成他的繼承，特別是政治上的繼承。如果他圓寂後在西藏出現他的轉世靈童，那麽將會使西藏人民產生宗教認同上的差異。 因此他曾經在1993年就宣布他將是最後的達賴喇嘛，今後不再轉世。（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