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夢如是（2）
各國政府對西藏問題，通常是作為國際政治的工具和籌碼，就如同中共把朝鮮核問題、中東問題等作為其達到外交目標的工具和籌碼一樣。這其中目的不盡相同：有為了遏製中國以求地區平衡的；有為減少潛在軍事威脅以獲取安全感的；有求助中共的力量支持的；有基於自己也有類似問題的；也有為了經濟或貿易的利益的等等。不管這些國家出於不同的動機，在西藏問題上表現出低調、冷漠或者支持與同情，但共同的一點就是他們的做法都是謹慎和保守的。西藏的主權問題是他們不會逾越的一條共同底線。何況世界上還有著比西藏更為重要和敏感的地區，存在著比西藏還要複雜的問題，如中東、朝鮮半島、巴爾幹、南亞次大陸甚至台灣，以及在全球日趨嚴重的恐怖主義。
盡管許多西方國家有大量院外集團支持達賴喇嘛和流亡者們，甚至在議會都有所反應，但這些活動的基點在於國內黨派利益的需要。另外按照西方基於民主、自由的社會價值判斷，哪怕隻有一個人有不同意見，都應該允許他公開發表，因此各種聲音紛紜雜陳。對西藏問題的解決缺少任何實質性的幫助。
國際社會關注西藏問題的人們，包括普通的人們、媒體和各種各樣的民間組織與團體。他們由於所處地位和角度的不同，其動機和態度更是五花八門，複雜多樣。
大多數普通民眾是基於人道主義和普世價值的判斷，對中共的極權統治深痛惡絕，從而對西藏的人權處境表示同情，或者是被達賴喇嘛的個人魅力和其宣傳的佛教教義所感染和打動。也有一些人基於民族主義情感（如有的海外華人）和自己國家也存在此類問題而支持中共的。
對於大多數媒體來說，西藏則是一個很好的商業炒作題目，隻要能夠吸引人們的眼球，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意見都必然帶來不可忽視的利潤。各種民間組織和團體的差異更大：有出於宗教原因表示支持的；有政治利益不同但政治目的相同而（如台灣，香港的民主團體和中國流亡在外的民運人士）聯合並相互支持的。所有這些林林總總的努力對西藏問題的解決也難以產生實質影響。
西藏問題沒有任何進展而陷入困境。但達賴喇嘛和流亡者們，仍然堅持不懈地努力，盡管至今並沒有更好的辦法。我們回溯達賴喇嘛和流亡者們幾十年來為重返故土做過的種種努力和嚐試，不管是否可能，但還是令人感動。
1959年剛到印度時，流亡者們馬上建立了流亡政府，並在達賴喇嘛的主導下，對流亡政府至少在形式上進行了一係列現代民主改革。1960年，製訂了西藏曆史上的第一部憲法，原來噶廈政府的名稱改為“藏人行政中央”，政府首腦稱“噶倫赤巴”。2011年達賴喇嘛宣布退出政壇，並實行政教分離，全部行政權力交給噶倫赤巴，2012年，噶倫赤巴的稱呼改為“司政”。但達賴喇嘛仍然是藏人精神領袖，所以這是一種伊朗式的政治體製結構。
流亡之初，流亡者們首選的還是武裝反抗，他們在諸如美國等支持下恢複和重建了“四水六崗衛教軍”和 “印藏特種邊境部隊”，開始在西藏邊境進行武裝活動。這些武裝運動是在中美關係對立和世界冷戰的格局下開展，到1974 中美關係改善和國際形勢發生變化，這些微弱的武裝活動也就隨之停止。
寄居於印度的達賴喇嘛也曾希望得到印度的支持，但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使得印度力不從心，而三十年後當中共和印度握手言和的時候，達賴喇嘛的希望也就隨之破滅。
失望的達賴喇嘛和流亡的噶廈政府，開始重新考慮與中共進行談判。畢竟對於達賴喇嘛來說，與中共保持接觸對話，僅僅是談判一方的身份，就能夠使他的國際形象得到提升，同時自己權力的合法性也會得到相應證明。但在後來的幾年，談判雙方總是局限在通過媒體不停提出自己的或反駁對方的先決條件和談判態度，而從未有過真正認真坐下來進行實質性的談判。這期間達賴喇嘛不斷提出了他對西藏未來的政治構想，從“五點和平計劃”到“斯特拉斯堡建議”。這些政治構想中共會有何反應能否接受？這些問題達賴喇嘛似乎從未想過，於是中共的冷淡使所謂談判變成了達賴喇嘛一方的自說自話。
達賴喇嘛和流亡者削足適履的談判方式，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結果。不過國際形勢的變化，常常會帶來新的啟示和希望。他們開始從世界上某些相似事件中模仿和學習。1978年伊朗發生推翻國王巴列維的伊斯蘭革命，通過不流血的“非暴力”群眾運動完成了政權更換。伊朗的伊斯蘭宗教領袖霍梅尼開創的“霍梅尼道路”使達賴喇嘛受到啟發，因為霍梅尼與他一樣，除了宗教影響之外一無所有，但霍梅尼短短一年就使得他的革命成功，這些都應該是宗教的力量。於是達賴喇嘛開始了他的“西藏的霍梅尼道路”。
幾年過去，達賴喇嘛的非暴力運動沒有給他帶來重返西藏的希望，隻是因此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我們不知道當達賴喇嘛在決定學習霍梅尼的時候，是否把西藏與伊朗，佛教與伊斯蘭教作過理性的對比，是否知道它們之間的差異與區別。（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