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漂泊的燈火（10）
西藏的文化，最真實的是內在的意識，藏人的曆史觀，出自以祖先的輝煌凝結成的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加上無數的神話與傳說，成為族群延續的記憶。因此文化心理層麵的英雄主義內容，逐漸被一種超現實的理想主義所替代。這種理想主義很少有對現實的批判成份，包括武器的批判和思想的批判，而多的是宿命式的認同和極具想象力的憧憬。
因此，現實生活中的藏人並非好鬥的武士，也不是唯唯諾諾的信眾，而是自信開朗，在白雲藍天下永遠快樂的人群。他們對人充滿友善，對自己的生存環境很少抱怨。能夠正確地評價自己的生存狀態，包括痛苦。他們從不隱瞞自己的弱點，從不濫用自己的優勢，更不隨意放大自己的痛苦。
經常在田間、牧場和建築工地上看到勞作的人們，他們邊工作邊大聲唱著快樂的歌，或隨勞動節奏踏著各種舞步，旁邊放著酥油茶和青稞酒。雖然在我們看來，這樣工作方式似乎效率太低，但結果是把生活的艱辛和勞累化為無形。這種生活方式使得他們能在嚴峻的生存環境中保持輕鬆樂觀的心態。
西藏文化令人感動的另一種東西是他們的自然觀。這裏麵雖有一些藏傳佛教宇宙觀成分，但更多是藏人對自然的理性認識，在西藏，人們早已接受人類與大自然相比並不偉大這一事實，於是千百年來以一種敬畏與感激之情與自然相伴。所有我們現在才認識的環保理念和意識，其實早已成為他們的傳統。因此西藏的每一座雪山大川和數以千計的江河湖泊，都以神話和傳說的名義得到保護，即便人跡罕至的山峰、水邊和樹林都有著經幡、六字真言和瑪尼堆，這些地方也因此而變得神聖。由於平等地與大自然交流並分享一切，這裏的大部份森林和水資源最終免遭破壞。
1953年5月29日，新西蘭人埃德蒙·希拉裏和夏爾巴人丹增·諾爾蓋(TENZING . NORGAY) 代表人類首次登上珠穆朗瑪峰頂，丹增在那一刻說：“哦，珠穆朗瑪，我的恩人”。而希拉裏卻說：“我們終於征服了這狗娘養的”。雖然他們截然不同的態度並不妨礙他們成為偉大的人，但半個多世紀後，他們這一不同的話語已成為了這個世界的預言。今天藏族對越來越多的登山活動感到厭煩，每一次山難發生，人們都認為這是因為玷汙了聖潔的神山而受到的懲罰。
那麽，中共是否真的在滅絕西藏的文化？或者是如他們所說的在保護西藏文化？
不可否認，1959年之後，中共為在西藏統治之方便，在社會生活中開始建立以漢語言為中心的世俗文化體係。諸如在行政、司法、教學乃至宣傳中主要以漢文字和語言為主，這是一個表現在社會製度層麵的問題。幾十年來，西藏的本地居民有一個不斷向作為主流文化的漢文化靠攏的過程，除了曆史上漢藏雙方自然交流的互動過程之外，中共利用國家力量推動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造成在城市裏或從事公職的藏人基本都能流利使用漢語文，而對藏文字知之甚少，能勉強看懂藏文報紙的都不多。
盡管從國家的整體管理和社會信息的匯集和傳播來說，使用統一的文字和語言是有利的。不過不加區別地在一切領域都這樣做，也就顯露出中共的居心叵測。當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前，中共采用的方式還比較隱晦溫和，在進入本世紀後，中共的方式日益暴力和公開並且迫不及待，當這種手段進入並幹預個人日常生活層麵，就開始危及藏人的傳統生活方式。
《聯合國種族滅絕公約》將種族滅絕定義為蓄意全部或部分摧毀一個國家、民族、種族或宗教團體的行為。所以這裏我們可以將其與中共的所作所為進行對比。
新華社北京1997年4月21日電：“過去西藏隻有少數為僧侶和貴族子弟開辦的學校，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的90%以上，現在已建立了三千多所各級各類學校，適齡兒童入學率為73.5%。”
一個族群的語言與文字通過教育被其他語言文字替代，是一種對文化釜底抽薪式的滅絕。中共以全國統編教材義務教育的名義，所行就是這伎倆。而且不僅是西藏，同樣的手法也在用於內蒙古和新疆，甚至在中國任何被認為有異心的地方。
除語言文字的破壞之外，洗腦的黨化教育也隨之而來。中國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西藏曆史地位辯》一書中說：“在舊西藏，傳統的優秀民族文化並不能得到很好普及和弘揚，更談不上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先進的無產階級文化的傳播。……正是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藏族文化在繼承的基礎上，得到了新的大發展，西藏和平解放後，僅僅四十多年，全區的文化狀況已經發生了極其巨大的變化。……和平解放以後，西藏的傳統文化藝術就逐步走出為達官貴人服務的狹小圈子，登上了為人民群眾服務的廣闊舞台，今天更是走向世界，放射出越發燦爛的光彩。據統計，到1992年，西藏已有專業歌舞、藏戲等藝術表演團體十個，縣級文藝團體二十個，業餘演出隊五十多個，具備現代化設施的多功能群眾藝術館六座，縣級文化館二十五座。在西藏的專業文化工作者中，藏族占90%。”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