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部 在風中老去
對於西藏的未來，參與進中共與流亡的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的爭論中去是毫無意義的，無論是中共或者是西藏的流亡者們都沒有權利安排西藏未來的命運。因為他們已經不屬於這個時代了，不管結局如何，西藏的未來隻能是由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民來決定。
第七章 漂泊的燈火（1）
1989年，流亡的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是他在離開西藏三十年後首次在國際上取得重大成功，也是西藏問題國際化的某種突破。在隨後幾年裏，達賴喇嘛通過對國際社會的不斷努力，使得西藏問題受到了更多人們的關注。
達賴喇嘛的這些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令流亡者們和許多支持他的人們感到興奮。有的人甚至以為這些努力可以迫使中共在國際社會壓力下，重新考慮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他們感到西藏獨立的曙光已經顯現。流亡者們也許在不遠的未來，就可以看到他們追求的目標實現。
但事與願違，盡管中共在西藏的統治有著太多不人道和殘酷的事實，但西藏在現代技術和思潮的衝擊下，已經被卷入了全球化浪潮之中，其社會世俗化已是不可避免，由此而產生的普通民眾之內心變化，也使得西藏的未來很難被流亡者們所把握。也許有一天，西藏會在全球化進程中改變它現在的地位和生存狀態，但這結局能否符合流亡者們的期望則不得而知。
今天看來，達賴喇嘛在國際社會取得的那些成果相當有限。大多局限於一種民間和非官方的範疇。盡管從表麵看來熱鬧非凡，但政治上取得的實質進展卻很少。畢竟國際政治還是以實力和結果作為取舍標準，而純粹道德的力量常常被隱而不見。在一些人看來，或許西藏並非簡單改變統治者的問題。如果西藏獨立後達賴喇嘛返回，那麽和中共統治相比，給西藏人民能夠帶來什麽？何況1959年前的西藏政權，無論在人權問題還是民主憲政等當今世界普世價值理念上，並沒有留下太好的口碑。假如在西藏實行民主憲政體製，那麽在民主進程中，現在生活在西藏的民眾是否會選擇這些流亡者呢？
這是一個使達賴喇嘛和流亡者們陷入困境的局麵。今天在西藏發生變化的結果是他們不願看到也不願承認的。但這個結果所發生的原因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們自己造成的，這就是1959年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的流亡。
今天大部分人都不會追問當年這種流亡的是非對錯，更不會以此進行居高臨下的道德審判。一如1949年中國人麵臨的南渡北歸之選擇，盡管選擇留下者後來的一生可謂毛骨悚然，但他們當時的選擇一定是居於常識和理性，隻是中共的毫無人性底線，完全超出了普通人常識認知和理性判斷的範圍，結局才會變得不可預知。當年奧斯維辛之於猶太人也是如此，走和留最終隻是一種丟錢幣決定的運氣而已。
這一點對當時的達賴喇嘛也一樣，如果在武力威脅麵前不走，那麽他是否如同今天的班禪喇嘛，在沉默中被中共慢慢屏蔽直到不複存在？所以，大家都會不約而同地認為，在強者的武力威脅下弱者的逃跑是無可指責的。但是，如果這弱者是一個有義務為自己的人民承擔責任的人呢？如果我們拋開道德評判標準，起碼這流亡的後果就是使他和他的人民和土地分離。長達兩代人的漫長分離，使西藏本土後來成長起來的人們，對這些流亡者變得陌生並逐漸失去信任，而與自己隔絕的人民和土地產生的變化，成為流亡者最終回歸的障礙。
所以，麵對超出常識和理性範圍的中共，選擇本身就是一個兩難的悖論，而聽從“神諭”也可以視為丟錢幣的另一種方式，能夠讓人理解。
與達賴喇嘛有相同境遇的是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他在以色列的圍追堵殺之中仍然堅持和他的人民在一起，即使被坦克圍困在阿馬安拉達三年之久也沒能迫使他流亡，除了他知道一旦流亡，要不了多少年，他就會失去人民的支持，就會有新生的政治領袖取而代之。另外重要的一點是：阿拉法特麵對的是一個有人性底線的對手，因此一切選擇都可以在常識和理性範圍之內進行。
達賴喇嘛的流亡使他在今天時過境遷的西藏，開始喪失了政治上的感召力，西藏的大多數人們對他的敬意僅僅隻是一種宗教信仰情感。人們已經習慣了世俗功利不用依賴宗教的庇護就能取得這樣一種生活方式。中共對社會生活的控製使宗教的功能受到限製，人們隻被允許從中獲得些許的精神平靜。畢竟這是一個飛速發展的時代，任何人都不可能停留在時間之外，指望著半個世紀以前離開他們的統治者再給他們帶來解放的福音。
而那些上世紀九十年代後出生的年輕人，更感興趣的是在Internet上獲取外部世界的信息，同時現代技術給他們帶來了父輩們從未見過的西方文化和新的觀念，他們已經對喇嘛們陳舊的政治訴求不感興趣。他們津津樂道的是全球化給西藏未來帶來的變化，這種變化對於這些新生代來說主要是技術帶來的物質和精神需求，至於政治和民族在他們關心的問題中已不再占據首位。
西方的領導人深知這一點，所以這就是為什麽他們給予達賴喇嘛的聲援，多是道義的而少有實質或政治上的。就如同美國在打敗了阿富汗的塔利班之後恢複其政權那樣，現實中民眾的選擇決定一切，過去的流亡者並不是首選的目標。（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