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灰色寓言（3）
1956年7月之後，中共開始了初步嚐試（中共稱之為“民主改革”），采取了諸如增加培養效忠中共的藏族官員，大力發展藏族黨員，從中國內地增派漢族官員進入西藏並增設了一些行政機構，把噶廈政府近半數的官員安排到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任職等。當然，所謂“民主改革”的目標與方式基本與中國正在進行或已經完成的“土改”、“鎮反”等運動並無二致。中共這些活動企圖加上鄰近西藏的雲南四川藏區民眾對土地改革的激烈反抗，讓當時還處於中世紀狀態的西藏，產生了裂隙和開始發生微小但影響深刻的變化。
西藏的這些變化源於舊有製度結構，及中共帶來的影響兩個方麵。舊有製度結構使西藏社會長期喪失創造力，在麵對外部世界時缺乏適應性與競爭力，數百年因襲不變的政教合一傳統令噶廈政府日趨腐敗，而到上世紀五十年代，這種腐敗似乎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就連《現代西藏的誕生》（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的作者，加拿大的湯姆•戈倫夫（Tom Grunfeld）也指出：“在五十年代裏，大部分漢族的士兵和文職人員都起了模範作用。目前流亡在外的西藏貴族和以前的官員也承認，與他們相比，西藏官員的行為還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
這種製度的高度腐敗，引起受到外部影響的（盡管這影響非常弱小）下層民眾不滿。加上中共重視建立社會底層結構的行事方法，西藏舊有製度也就更加風雨飄搖。當然，普通民眾對西藏的前現代體製的不滿和改變願望，並不是中共帶來的，早在上個世紀初西藏發生的種種政治事件（如擦絨事件、龍廈事件和西藏革命黨事件）中早已顯現，隻不過中共作為外部力量促進了這一變化而已。
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對於西藏社會的變化也開始有了反應。首先中共這種做法違反了幾年前雙方簽訂的“十七條協議”。另外他們意識到隨著西藏交通狀況改變，中共施加的世俗化影響，將對西藏的宗教社會產生毀滅性後果，從而使他們喪失已有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噶廈的上層官員和貴族們對中共這種違約行為進行了武力反抗，在1956年2月，雲南四川藏區的一些藏族土司和頭人率先發動了武裝暴亂，參與者達十多萬之眾。這些叛亂者四處襲擊中共的軍隊、運輸車隊和各種地方機關。並且很快就蔓延到西藏的許多地方。甚至在1956年冬天當達賴喇嘛訪問印度期間，因為局勢的惡化，達賴喇嘛甚至有過留在印度的念頭，同時噶廈的官員們也試圖在拉薩發動叛亂。
西藏這種此起彼伏的武裝暴亂似乎出乎中共意料。不過他們很快就調整了自己的戰略對策，一方麵增加軍隊加強對叛亂的軍事鎮壓，另一方麵提出了“六年不改”（即六年之內不在西藏實行民主改革）的承諾，以解除西藏上層僧侶和貴族們的擔憂。
不過，這些上層僧侶和貴族們中的大多數，並沒有因為中共的承諾而減輕自己的焦慮。前輩被迫四處流亡的曆史心理，促使他們對可能的威脅進行激烈的應對。而那些擁有土地財富的世俗領主和自耕農，則不希望自己成為中國式土改的對象。至於多數普通民眾，溶於血液的宗教信仰，讓他們本能厭惡任何用暴力掠奪私有財產的行為，因為這將導致整個社會價值觀的崩坍。於是，在形形色色的焦慮驅使下，叛亂不但沒有減弱，反而到處蔓延並愈演愈烈。
1959年初，持續數年的各地小規模零星叛亂，終於引發拉薩大規模暴亂並開始了後來被中共稱作的“全麵武裝叛亂”。這次於三月開始的、被許多人稱為“反抗中國統治的人民武裝起義”，僅僅存在了幾天就被早已做好準備的中共軍隊擊潰。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的許多官員也在匆忙中岀走印度，再次重複先輩流亡的宿命。
拉薩叛亂的直接原因眾說紛紜，中共的說法是中共西藏軍區邀請達賴喇嘛到軍區觀看文藝節目，引起噶廈政府保守官員的不滿，從而發動了這次叛亂。但在這之前，被中共軍隊擊潰的雲南四川藏區和西藏各地的叛亂武裝已經雲集拉薩周邊，並以“衛教軍”的名義進行活動，這些外地武裝成為拉薩叛亂的主要力量。西藏流亡的噶廈政府官員則認為中共邀請達賴喇嘛是要綁架他，這樣就激起了民眾反抗並發展到武裝暴亂。但中共為何要綁架達賴喇嘛的動機卻無法得到解釋，因為中共當時已完全控製了拉薩，達賴喇嘛的動向都在他們掌握之中，綁架實屬多此一舉，因此這種說法或許也僅是想當然而已。
拉薩叛亂的深層原因，應該是中共的所做所為與西藏舊有製度在數年中衝突積累的結果。是西藏僧侶和寺院集團和貴族們對試圖改變自己傳統的外來力量，進行最後一次傾其全力的反抗。叛亂領袖們都是西藏統治集團的成員，而參與者大多是與他們有著利益關係的人們，包括一些下層民眾。
由於在西藏這樣一個以落後耕作方式為特點，領主和寺院莊園經濟為基礎的前工業化社會裏，絕大多數貧窮的個體民眾，在生存方式上的選擇餘地是非常小的。這種社會和經濟力量結合所產生的壓力是如此強大，加上宗教價值觀對個體的影響，在集權化社會群體裏，下層民眾自然普遍會追隨權力，但對於個體而言，這樣的參與並不是出自民族之間的仇視或者任何政治動機，而是來自某種純粹對權力和信仰服從的慣性，甚至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求生的壓力。
此外，叛亂者們攻擊的主要對象並不是所有的“漢人”，而是中共的軍隊和文職人員。但這些叛亂者騷擾和攻擊藏人民眾的事情也較普遍。顯而易見，“反抗中國的人民武裝起義”仍然使用中世紀的運作方式，缺少現代的組織和計劃。而這些泥沙俱下的行為，成了後來詬病這次武裝反抗的口實。
達賴喇嘛在叛亂剛剛發生時急忙出走，證明了西藏統治者所有的認知和思維，都出自一成不變的傳統，一旦麵對未來的不可預測，他們總是將決策的責任推卸給“神”，似乎這樣就可以掩蓋自己的手足無措。達賴喇嘛在很多年後說，在他出走前由乃均神漢進行了打卦占卜，而“神諭”的指示是讓他趕快出逃。這一點是可信的，因為西藏宗教領袖曆史上的流亡，都無一例外地是認為接受了“神”的指示。
不過，當達賴喇嘛在夜色中悄悄走出羅布林卡，他不知道有一支中共軍隊注視著他的離去，他們本來可以阻止他，這也使我們看到了毛澤東的老謀深算。隻是那時達賴喇嘛沒有意識到，他將也許永遠不可能再回到這裏。他更沒有意識到：他的離去，將意味著西藏曆史上一個時代的結束。
中共為什麽要在尚未完全有效控製的情況下，急於去改變西藏的社會和經濟結構，從而激化矛盾並導致暴力對抗？這引起了後來人們的疑問。美國人羅斯·特裏爾（Ross·Terrill）在其所著《毛澤東傳》裏曾經對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共軍隊在長征路過川康藏區時的狀況作了這樣頗有意味的敘述：“在四川過大草地是長征中最恐怖的日子。陷人的沼澤、饑餓、當地居民（藏族）的敵視、驕橫和對毛澤東的一係列政策的不明了，使毛澤東喪失了上千名戰士。藏族首領對漢人深懷敵意，她威脅說，誰要是幫助紅軍，就活活煮死誰。這些長征者為求得食物不得不開殺戒（不然他們隻得吃鬆果、蘑菇和青草）。毛澤東後來說：‘這是我們唯一的外債，有朝一日我們一定要償還當時不得不從藏民那裏拿走的給養。’沒有跡象表明他們這樣做了。毛澤東的奇妙話語或許是尖刻的嘲諷，五十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解決西藏問題的一些措施，或許應該與1935年藏民對毛澤東的做法有關。”
沒有明確證據表明多年前紅軍與藏族不愉快的遭遇，是否真的影響了毛澤東對於西藏的政策，當然，按照毛澤東的性格和其一貫的作為來說，這似乎是可能的。但起碼從表麵上看，當時中共或許認為西藏已是自己囊中之物，無能為力的僧侶們也已經俯首稱臣，似乎沒有必要再耗費人力物力實行軍事管製。可以直接進入到政治統治階段。（待續）
以本人的淺見，第一部分寫實恨出色，第二部分寫曆史和西藏宗教部分頭緒有些混亂，內容好像再三重複。
司馬遷史記寫了幾千年的曆史，都寫得那樣脈絡分明， 建議你向他老人家學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