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灰色寓言（5）
在西藏各地的抵抗逐漸被平息時，又發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件， 這就是1962年與印度的邊境戰爭。這次戰爭已有許多研究者做出過詳盡的描述和分析。畢竟這次戰爭與西藏的地位問題並無太大關係，它隻是一個繼承了西方早期擴張意識但不具備現實擴張實力的新興國家，與另一個以東方意識高度專製的新興國家之間，因為地緣政治因素所發生的衝突。
其實，毛澤東對於領土問題，並不像他後來的繼承者們那樣是堅定的民族主義者。毛一直以共產主義烏托邦迷思（中共稱為國際主義，上世紀下半期就已被各國共產黨先後放棄）和機會主義結合的態度處理國家之間邊界問題。他在1967年12月13日會見印度共產黨總書記高士和印共左派代表團時說過，一旦印度人民掌握了政權，中國不僅會承認麥克馬洪線，而且將把該線以南九萬平方公裏的藏南地區領土讓給印度。這塊地方上世紀被印度占領，後來建立了一個“阿魯納恰爾邦”，成為幾十年來中印邊界爭端的重點。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時曾為中共收回，但停火後毛澤東即下令撤出，還從實際控製線後退二十公裏。
印度的失敗使他們的自尊受到了久難愈合的創傷，也使得他們能夠重新審視自己在這個地區乃至全世界存在的地位。對於中共，戰爭自然打亂了在西藏建立政權機構的時間表，但也提醒了他們西藏在整個亞洲地緣政治中的重要作用。這次戰爭的後遺症至今仍然消耗著中印兩國的巨大資源，從而使喜馬拉雅山成為極易引發的火藥桶。
不過在這次戰爭中真正感到尷尬的，應該是流亡的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因為戰爭的雙方都是他們的敵人，但又是其中一個敵人給了他們避難之所。不知道當時這些背井離鄉流亡的人們心裏作何滋味，但肯定他們當時身處某種難言的境地。
戰爭結束後，中共繼續在西藏建立並完成他們的統治。1965年，西藏自治區政府成立，西藏正式成為中國的一個行省，所有的行政、司法和機構都按中國其他省份的模式設立。
與此同時，盡管世界大多數人們都不知道西藏在發生什麽，但在西藏之外也有許多與西藏相關的事情發生。其中流亡在外的達賴喇嘛和他的追隨者們，在生存困窘中一方麵向國際社會奔走呼號，一方麵也開始對西藏過去的反思，他們在流亡的小王國裏進行了一些改革，如允許設立一些世俗的黨派團體，選派部分藏族青年到國外的大學接受現代教育，並於1963年製定了西藏曆史上的第一部憲法。
他們的這些做法，是為了將來有一天回到西藏並用此來改變西藏，抑或隻是為了在國際社會麵前改變自己的形象？這一切在當時都顯得不太重要，世界嚴峻的冷戰格局，使人無暇關注遙遠偏僻的喜馬拉雅山南麓那一小群不太惹人注目的流亡者。但這些做法肯定與中共的頑固不化拉開了差距，成為西藏努力走向現代文明的開始。
1965年以後，中共在西藏的統治逐漸穩固。這得益於中共擅長建立社會基層組織結構的能力。過去西藏的社會結構，龐大的上層總是缺少基層結構的支持，從而對下層社會難以進行有效的數字管理。基層組織的運作獲得下層民眾支持和擁護，使得中共管理趨於容易。盡管那時中共建立共產主義烏托邦的企圖遭遇了重大挫折，持續幾年經濟下滑令中共元氣大傷，但導致數千萬人死亡的大饑荒並未波及西藏。中共仍傾其全力保證西藏基礎設施的繼續完善，除了原來修建的幾條幹線公路之外，加強了西藏內部公路興建並在幾年內初步形成了網絡。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共斥巨資建成了從青海格爾木到拉薩全長1080公裏的輸油管道，保證了西藏軍事和民用油料的需要。在拉薩、林芝等地建立了一些工廠，各地興建了許多水電設施。新的農牧業技術和農業機器應用使得1965年比1958年全西藏糧食總產量增長了88.6%，牲畜增長54.1%。中共的統治看起來似乎呈現一帆風順的跡象。
不過這樣的好時光並沒有維持太長時間。1966年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很快就禍及西藏，用武力威脅維持的“紅色恐怖”使整個社會生活變得灰暗蕭條。生產與日常生活秩序被破壞，大多數寺院被毀，喇嘛們被驅逐還俗（先輩們留下的曆史記憶變成了現實），宗教活動基本被禁止。每天都有對不同人們的批判鬥爭、關押、毆打和侮辱。盡管燦爛的陽光還在蔚藍的天空閃耀，但日常現實已經毛骨悚然，這塊土地上的人們，不論漢族還是藏族都變得誠惶誠恐。這裏並不想反複控訴那個時候所發生的一切，盡管我自己也親身經曆過那個恐怖年代。其實那時西藏的人們所遭遇的，也是所有中國人所遭遇的，甚至中國的內地所受破壞要比西藏嚴重的多，因為中共統治者認識到西藏是一個政治和軍事皆敏感的區域。
“文化大革命”無論從何種角度來看，對中國和西藏都是一次曆史大災難，它最終阻斷了這個國家走向人類現代文明社會的路徑。即便自以為是的中共，在後來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他們犯下的重大錯誤，盡管這種言不由衷的承認也是中共宮廷內部黨爭（粉碎四人幫）的結果。
1976年9月，毛澤東離開了人世，折騰中國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也隨之結束。在經曆兩年多權力爭奪和重組後，1979年中共新的領導人鄧小平拋棄毛澤東過去諸多做法，在中國開始了被稱為“改革開放”的時期，同時也開始了中共對西藏統治的第三個時期。
1980年，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到西藏考察，這個在中共曆史上被公認比較開明和務實的領導人（後來他的結局並不好，因此他的去世引發了震驚世界的1989年“六四”天安門流血事件），發現中共過去以暴力和意識形態灌輸的統治，不但沒有奏效，反而使局勢處於危機邊緣。於是中共上層決定大幅調整對西藏的統治策略，與中國內地的“改革開放”相對應，西藏自治區政府於1980年發布放寬經濟政策的八條規定，宣布從1980年開始，在全西藏免除各種稅收並一直延續了十年。
在宗教和文化層麵，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寬鬆。宗教活動可以正常舉行，過去被毀壞的寺廟和宗教設施得到修複，原來被迫還俗的僧人又回到寺院，新出家的僧人也日漸增多。甚至中共地方官員開始出席一些重要宗教活動，恢複了每年一度的拉薩傳召大會，許多寺院又重開曬佛、跳神、辯經和各種法會。撤銷關於宗教節日的禁令，具有宗教內容的旅行不再被限製，普通民眾的朝聖和對宗教的供養也成為正常。
同時，在社會各方麵鼓勵藏語文的運用，除了在中小學恢複藏語文教學，所有的報刊雜誌都有了藏文版。政府規定包括政府機構在內的所有公開懸掛的標牌和商業廣告，必須有漢藏兩種文字。我們這些漢族公職人員，必須參加專門的藏文補習，而所有的公文和法律文書，都要求有藏文翻譯件。
在體製內部，官員的任免，除黨務部門和軍隊，凡是獨立政府機構的行政正職，皆由藏族擔任，漢族隻能擔任副職。由此大批藏族年輕人得以接受高等教育，並由此進入體製。中國恢複中斷十年的高考製度，有相當數量的藏人通過考試進入了中國的各種大學，如我校友中的達娃、多吉、紮西央拉，白瑪和央金以及次卓嘎都是在1980年考入西南政法學院的。這些在上世紀八十或九十年代接受高等教育的藏族年輕人，成為西藏未來曆史發展中不可忽視的本土一代。
中共的這些務實政策，在以後的幾年裏有了成效。我1984年進藏時，西藏至少在經濟和物質供給上已大大改善，盡管還在某些方麵存在匱乏問題，但和幾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