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灰色寓言（2）
一個人以這種粗陋的烏托邦幻覺，改變了一個族群的曆史走向。毛和中共在1951年～1959年構建的對西藏關係，並非現代意義的民族正常關係，而是混雜著中國傳統宗藩關係和充滿烏托邦幻覺的社會主義大家庭的一個混合物。這種邏輯的雜亂，使得這段時期，雙方一直弄不清楚對方的利益追求是什麽？今天看來，至少中共沒搞清楚。
另外一個原因，在中國實施剝奪有產者實現公有化的共產主義進程，似乎快速且順利，受到民眾廣泛擁護因此很少抵抗。中共因此認為這種萬眾歡呼的局麵，在西藏也可輕易複製，他們從無宗教信仰，所以根本不知道信守宗教價值觀的西藏民眾，會對他們在中國獲得的成就產生完全不同的反應。
因此西藏在這段時期，並不像中國其他地方那樣作為一級行政建製的行省獨立存在，而是成為中央政府名義上直接控製的區域。中共派駐西藏的代表張經武成了新的駐藏大臣，他控製著駐紮西藏的軍隊和外交，而噶廈政府的藏軍也被中共收編或遣散，從而進一步被削弱。但西藏的社會階層結構和經濟結構，日常社會生活並沒有多大改變。達賴喇嘛仍然是西藏政教方麵的領袖，噶廈政府也還繼續存在，隻是它管轄的範圍僅限普通的民政和宗教事務。
那時，中共的中央政府派駐西藏的各種行政機構，都是中央各機構的分支機關，如我所工作的西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當時是中國最高人民法院西藏分院。這些中共的派駐機構更多的是一種象征，他們並不能控製西藏大多數社會民政事務。就如同中國最高法院西藏分院無法控製西藏的司法那樣，這些事務都仍然由噶廈政府負責管理，或按民間社會的傳統繼續運行。
在今後幾年裏，中共主要致力於在西藏完成其軍事存在所必需的各種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工程。在這期間，全長2413公裏的川藏公路，全長2122公裏的青藏公路於1954年底同時通車到達拉薩，1956年，位於拉薩西北一百多公裏的當雄機場建成，中共空軍飛機首航成功，從此建立了中國通往西藏的空中航線。電力、通訊係統也都建立並不斷完善。1952年，中共派出的首批科學考察人員到達西藏，1953年1月中共在西藏建立第一個農業研究機構——拉薩農業實驗場。這個機構使得西藏糧食產量，在今後幾年裏有了較大增加。所有這些都大大減輕了中共在進入西藏之初所麵臨的後勤供給壓力。
對國防軍事的控製之外，中共還控製著西藏的外交事務。當然這一過程也是采取了某種緩和的稱之為“統一戰線”的方式。1952年，中共成立了中央政府駐西藏外事幫辦辦公室，同時要求噶廈政府撤消它原有的外交局。中共任命原噶廈政府外交局副局長柳霞為其新建的外事幫辦辦公室副幫辦，並讓部分原噶廈政府外交局人員參加其中的工作。不管這些原來的噶廈政府人員是否起過作用，中共至少認為它的行為能夠代表西藏人民。
在控製了西藏外交事務之後，中共首先做出的重大行動，是取消了印度根據英國1904年與西藏噶廈政府簽訂的《拉薩條約》，和1906年與中國清王朝簽訂的《北京條約》所擁有的在西藏特權。中共與印度於1954年4月簽訂了《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協議規定：印度政府撤走其駐紮在江孜、亞東兩地的武裝，由中國折價收回印度在藏經營的郵電、設備以及亞東至江孜間的十二個驛站，由中國收回印度在亞東下司馬的租借地。這些內容印度政府於1955年全部履行完畢。
當時中共的這些外交舉動，贏得了噶廈政府許多官員甚至達賴喇嘛的讚同和支持，畢竟這事在某種意義上也維護了西藏僧侶和寺院集團的利益。不過這令人想起曆史上這些喇嘛們利用一個入侵者去擊敗另一個入侵者的故事。
後來，雖然有一些噶廈政府的官員（如夏格巴）對中共這些外交舉動表示不滿並加以攻擊，這也可以理解，因為中共對西藏外交事務的控製，顯然切斷了噶廈政府所有對外聯係，這使得他們要想在獨立問題上尋求外部支持變得困難和幾乎不可能。然而基於噶廈官員們值得懷疑的外交能力，和噶廈政府外交局成立近十年來的所作所為看，即使中共不控製西藏外交事務，僅僅依靠他們能否獲得外部世界支持也難以預料。
在1956年之前，中共對於西藏原有的社會生活幹預很少。盡管1952年在拉薩發生了由噶廈官員和上層喇嘛組成的“人民會議”要求中共軍隊撤出的請願事件，這次事件結果是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迫於中共的壓力，將策劃此事件的噶廈政府噶倫魯康娃和洛桑紮西免職。
盡管這起事件令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對中共極為不滿，但畢竟他們還能忍受。因為這時中共還沒有破壞他們賴以生存的社會和經濟結構，官員和喇嘛們還可以保留他們優越的社會地位，在民眾的供養下繼續習以為常的歲月靜好。甚至在1954年中共還邀請了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出席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並冊封達賴喇嘛為全國人大的副委員長。在北京兩人還會見了中共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這使得年少的達賴似乎對毛澤東產生了強烈的印象和仰慕。會後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被送到中國各地參觀中共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此舉或許算是“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某種體驗。在這期間中共答應達賴喇嘛，不再成立西藏軍政委員會（中共的軍事管製機構），而是直接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
不過，中共的流氓本性，令人難以期望它總是彬彬有禮和寬容大度，盡管中共在西藏問題上，已經取得了史上曆代王朝都沒有過的成就。但他們的意識形態中，那些不勞而獲的僧侶和貴族，仍然是需要消滅的“農奴主剝削階級”，因為占有西藏絕大多數土地和社會財富的這些人，顯然是中共實現將西藏納入“社會主義大家庭”的一個障礙。1956年中共已經結束了與美國在朝鮮的戰爭，這使得他們有能力在西藏實施他們的烏托邦理想。當完成了對西藏進行控製所需的後勤物質保障係統建設，他們便開始了改變西藏舊有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行動。（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