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灰色寓言（1）
西藏被中共統治已七十年，全世界關注西藏問題的目光也主要集中在這段時期。人們激烈討論關於西藏的問題，世界各地發表了大量有關著作和文章，其中有嚴肅認真的態度，也有不少偏頗和不著邊際的議論。產生這類偏頗敘述的原因，在於全世界包括中國人在內大多數人們，獲知的信息基本來自爭論雙方，即中共和流亡的西藏噶廈政府。隻是中共和流亡的噶廈政府站在各自立場發聲，這事本來無可厚非。
在西藏問題上具有話語權且頗有影響的，還有各種國際學術機構中的西藏問題研究建製派。長久以來，西藏問題已然成了西方學術界一個收益頗豐的飯碗。機構化和製度化的學術建製派長期壟斷這個領域，變成了一個標準化生產的學術製造業。有的通過一套程序化“政治正確”學術理論、一成不變的八股式研究方式。有的左右逢源，迎合當事雙方不同利益需要，為換取學術資源的合作，利用手中話語權，使許多對西藏社會普通個體至關重要的問題，在委婉的敘述下變得模糊甚至不複存在。而人們隻能以這些敘述為道德出發點，來判斷和評價一切由此產生的邪惡和非正義結果。似乎西藏問題成了除建製派之外禁止他人置喙的禁臠。
中國作家王力雄在《天葬：西藏的命運》中提到：“我有一位熟人曾去法國念書，研究西藏問題。去法國之前，他在西藏工作了八年。我本以為他會駕輕就熟，沒想到最後拿學位時，他的論文被他的法國導師‘槍斃’。原因是論文中談到了中共時期西藏社會的進步。據我所知，他不是一個熱愛中共的人，不會特意到‘自由世界’去唱中共的讚歌，但是隻要研究當代西藏，中共的統治是躲不過去的。他對西藏的了解照理說應當比他的導師多，可是他不能不按導師的看法改了論文，才算把學位拿下來。他出國前總是讚美西方的思想言論自由，現在則有所保留了。至少在西藏問題上，他認為西方與中共差不多，都走極端，隻不過極端的方向相反罷了。而且他認為西方人也和中國人一樣被洗了腦，也隻是洗得相反而已。”躲在書齋裏的深刻的幼稚和淺薄的傲慢，似乎是今天西方學術製造業的通病。
西藏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共對西藏的入侵，如前麵所談，中共軍隊進入西藏，與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甚至“革命”無關，“解放”也隻是一種道德上的幌子。西藏問題從來不是一個民族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所以那種“漢人入侵藏人”的說法總是不得要領。但西藏問題也不是一個單純主權歸屬如“祖國統一”之類的政治問題，其本質是中共代表的前現代野蠻與人類社會現代文明的對抗。
中共對西藏的統治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即1951年～1959年寬鬆區域自治時期，1960年～1978年黨化專製時期，1979年～1989改革開放時期，1990年後至今的“奧威爾式”統治時期。每個階段隨國際形勢不同、中共領導人更替、國內政策調整以及政治和經濟實力的強弱等情形而發生相應變化。西藏也自然隨著這些變化而發生變化。
中共對西藏統治的第一個時期，是自1951年底中共軍隊進入西藏到1959年。在這個時期，發生了太多影響西藏後來走向的事情，因此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這段時期並非如某些人所說的是什麽中共對西藏的“一國兩製”。因為中共後來建立的並非現代民主憲政政治製度，而是前現代的獨裁專製製度，它和西藏的政教合一製度屬於相同性質的舊製度體係。隻不過前者有現代名義與形式，後者卻完全保留了最古老的形態，這種名義和形式的差異，使得中共從中獲取某種道德輿論的優勢。但即使如此，兩個不同主人的同質製度共處，與真正意義上的“一國兩製”南轅北轍。
產生這種錯覺和誤解，是因為隻看到這一時期中共對西藏喇嘛政權的寬容表象而忽略了內在的原因。中共這樣做的一個原因，是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刺激了中共對其政權安全的憂慮。加上其意識形態中對西方國家的敵意，那時的中共正忙於讓自己的軍隊搶占西藏與毗鄰國家的邊境一帶，以在軍事上盡快建立對國家邊防的有效控製。
另外，由於西藏物產貧乏，1952年時農業每畝隻產糧食80公斤，每年人均隻擁有糧食125公斤。中共軍隊和其他人員的供給都需要從中國內地運輸。所以中共軍事布防需要大量道路係統和信息傳遞係統加以支撐，這些後勤保障係統在一無所有的西藏需要幾年才能建立，加之與美國在朝鮮的軍事對抗牽製了中共力量，使他們要在西藏實行完全控製還顯得力不從心。在一切以軍事為重點的前提下，他們還無暇和無力控製西藏的其它事務。
並且，中共剛剛開始在他們占領的中國疆域上建立自己的統治製度，他們沒有現成的一套製度可以移植到西藏，並用以取代西藏舊有的政教合一製度。在中國內地，中共那些出身農村的官員們，不具備建立一種能夠使這個衰弱國家很快富裕並強大的現代製度之能力和意識，他們甚至不能按照俄國模式建立蘇維埃製度。因為依據馬克思的理論，革命的政權製度隻應該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所以這些與工業時代相悖的、剛剛進入城市的農民革命者隻能模仿前輩造反者，建立一套換湯不換藥的幫會統治製度。而在與中國傳統截然不同的西藏，這樣做的時機還不成熟，為減少麻煩並穩定住整個西藏的局勢，沿襲前朝舊製顯然是一種最好的辦法。
於是，在噶廈政府與中共簽訂的《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十七條協議》中規定：“西藏內部的政治製度，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職權等均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有關西藏的改革事項，由西藏自己進行，采取西藏人民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中央不加強迫。”這種說法現在的人們聽來十分熟悉，因為與三十多年後中共與英國簽訂的《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中的說法異曲同工，而這兩個協議的最終結局也完全一樣。
第二個原因是毛澤東的個人認知，成為中共這一時期政策的主要導向。在奪取全國政權之時，毛對民族問題的所有認知都來自蘇聯的列寧主義：即所有不同民族，都會在共產主義社會走向大同，所以隻要建成共產主義，民族問題便不複存在。剛走上權力巔峰的毛充滿自信地認為，能夠短期內在中國建成共產主義，因此在這之前的短暫過渡，實行列寧提出的所謂“民族區域自治”，給予寬鬆的政策鼓勵，使得他們能夠逐漸融入正在建立的共產主義社會。（待續）
“五體投地磕長頭現在拉薩已被禁“：什麽時候？起碼2000年的夏天還沒有。
很久沒有看到這麽好的文字了。隻有對西藏灑下熱血的人，才會如此深刻！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