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迷失黃昏（8）
1947年的世界，正處於二次大戰後全球秩序的建立和兩大勢力重組之中。英美正忙於戰後歐洲的重建，並與前蘇聯在世界範圍內進行爭奪，冷戰的端倪已經出現。在中國，中共和國民黨也正打得熱火朝天，並且中共已經明顯占據了軍事上的優勢。西藏統治者也察覺到了這種外部變化可能給他們帶來的威脅，但他們所做的一切就是後退並龜縮成一團，以抵禦危險帶來的寒意。
這段時期大劄攝政和噶廈政府所有的反應，都顯得手足無措和不得要領。盡管許多人開始意識到，如果西藏贏得獨立國家的地位，將有助於抵抗外部特別是來自中國（不管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的威脅，而要取得主權獨立，關鍵在於得到國際上的認可。但喇嘛們仍天真地沿襲先輩們以外敵製外敵的方法。近千年封閉和不問世事，使他們不知大國們的態度是受自身利益的左右和驅使。同時沒有現代外交經驗和習慣，缺乏有效的外交方式和手段，在無數次失敗的茫然之中，他們無奈地繼續在英國與中國之間搖擺，結果必然是使所有的外交努力都收效不大。
1949年夏天，國民政府在軍事上已處於崩潰邊緣，中共的勝利看來指日可待。西藏噶廈政府顯然也感到這一點，他們試圖采取某些行動，在未來的日子裏能夠以比較有利的地位，麵對中共這個未知的對手。在七月，噶廈政府以在西藏的中國人中間有中共間諜為由，宣布將國民政府派駐西藏的人員，包括在西藏經商的商人在內的所有中國人驅逐出境，這就是所謂“驅漢事件”。噶廈政府這樣做的動機，是為了防止將來中共將國民政府人員收歸己用，或以有國民政府人員為由進入西藏。但這樣的想法未免太過天真，做法也太笨拙。喇嘛們在浪費了太多時間和機會之後，對於應對外部世界的變化，似乎仍然沒有太多辦法，於是沿用古老的龜縮和關門政策，便自然成為最好的選擇。
幾個月之後，中共完全擊敗了國民黨，控製了除西藏和台灣之外的整個中國。1950年初中共公開宣布將在本年內進軍西藏，這引起了西藏統治者們的一絲恐慌，不過他們中許多人還處在一種天真的自信或幻想之中。當時擔任西藏駐昌都總管的噶倫拉魯•次旺多吉曾宣稱：“共產黨的軍隊現在還不會到來……噶廈將會派軍隊攜帶現代化武器從拉薩來增援我們……我們決不會讓共產黨的軍隊越過金沙江。”這些官員們的自信，一方麵來自他們在與中國接壤地區部署有藏軍五個代本團共三千五百名正規軍士兵，另一方麵還在於，他們根本就不了解共產黨是些什麽人和這些人信仰的真實內容。這就應驗了中國一句老話：無知者無畏。
戰爭於1950年秋天爆發，此時西藏噶廈政府已開始了與中共的談判。西藏軍隊在昌都前線的指揮官，也由噶倫拉魯•次旺多吉更換為噶倫阿沛•阿旺晉美（此人後來成為中共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副委員長）。在談判中西藏的代表沒有任何決定權，凡事皆要請示拉薩噶廈政府，而那時西藏即使是噶廈政府都缺少現代化的通訊工具。時日拖延使得談判沒有任何進展，失去耐心的中共軍隊當年十月發起了進攻，而這時噶廈政府卻盲目地認為由於冬天來臨中共是不會發動進攻的。
中共對西藏的遠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中共軍隊渡過金沙江，兵分四路包圍了部署在昌都地區的西藏軍隊，並在兩周內消滅了西藏軍隊主力，進至距離拉薩兩百多公裏的工布江達、邊壩和洛隆，同時俘獲了噶倫阿沛•阿旺晉美和大批軍政官員。這次戰役給噶廈政府帶來巨大震動，他們開始明白僅僅依靠數千裝備落後的士兵，是無法與中共久經戰爭考驗的第十八軍近三萬士兵進行對抗的。
西藏政局因此發生變動，經過乃均護法神漢（西藏佛教中專職占卜算卦的神職人員）的占卜，年邁昏庸的大劄成為替罪羊被迫辭去攝政職務，1950年11月17日，由年僅十六歲的十四世達賴喇嘛親政。噶廈政府指派被俘噶倫阿沛•阿旺晉美作為談判代表，與中共繼續進行談判，而自己帶同年少的達賴喇嘛跑到了距印度（錫金）邊境約二十多公裏的亞東，隨時準備開始像他們先輩那樣的習慣性流亡。在第一階段結束之後，中共由於談判停止了軍事行動。在向聯合國和英美、印度各國求援失敗之後，1951年5月23日，西藏代表和中共在北京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即後來稱為 的“十七條協議”。根據該協議，中共軍隊有權進駐西藏。
中共軍事占領第二階段，是在沒有抵抗情況下向西藏全境進軍。中共派駐西藏的政治代表張經武，於7月4日經由印度到達亞東，勸說達賴喇嘛返回拉薩。亞東的噶廈政府和“民眾大會”則對此爭執不下，最後的解決方式仍然是沿用中世紀的古老方法，即由乃均護法神漢的占卜抽簽決定。神漢抽簽結果是要達賴喇嘛返回拉薩，於是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便遵從神旨，於1951年8月回到拉薩。1951年10月26日，中共軍隊進入拉薩，第二年春，在中國內地轉世的第十世斑禪喇嘛，在中共軍隊的護送下回到西藏。至此，喇嘛們對西藏四十年自主統治時期結束，中共開始了對西藏的占領。
今天重新審視這一幕，就會發現這次戰爭實際上是在不對稱的基礎上進行的。所謂的不對稱除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外，重要的是中共在開始之初，就把這次戰爭定位為是對西藏和西藏人民的解放，使其回到祖國的懷抱，盡管這樣的“解放”並無任何合法性，但賦予了明確的道德色彩。當然，這其中是否有新王朝的中共領導人如毛澤東，要滿足自己那種傳統帝王“一統天下”或“恢複祖宗基業”曆史心理動機？但這樣做的結果顯然贏得了中國民眾的支持，特別是經曆了幾十年國破家亡體驗卻又具有濃厚民族主義意識的中國知識分子支持。
另一方麵，西藏噶廈政府的官員們清楚，隻有抵抗才能保住自身利益，且不至於改變自己的命運。其他大多數西藏普通民眾，並不清楚這場戰爭目的和意義。在一個沒有報紙、電台等公共媒體的社會，西藏絕大多數老百姓甚至沒有國家的概念。沒有人告訴他們生活的社會處於何種政治狀態，因此不知道戰爭對他們有何影響。民眾對這場戰爭沉默和漠然，就如同曆史上他們對蒙古、滿清和英國軍隊的入侵那樣毫無知覺和沒有反應，完全交由喇嘛們和噶廈政府擺布處理。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所發生的中共對西藏的軍事征服行動，在後來的曆史討論中引起了眾說紛紜的爭論，大多數的爭論都集中於西藏與中國的曆史歸屬問題上。但事實是：近代的西方主權觀念，雖然是十九世紀提出並加以完善，但處於殖民時代不可能得到真正實施，主權的話語是在二戰後開始的後殖民時代，才真正深入人心並得到尊重。主權的觀念是人類出於理性，自願約定了一個對現代國家關係處理的規則，它並不能解決那些古老的我們祖先遺留下來的問題。
回首曆史，前現代所有國家或民族之間的戰爭和衝突，在很長時期內都是以財富占有和生存空間擴張為目的，所以國家關係的規則是叢林原則，隻是到了一次大戰開始後，人們才給戰爭賦予了道德的含義。直到二戰結束，戰爭才開始以普世價值作為判斷基礎。而今天人類的判斷不是以國家“大小”而是以民主、人權、自由和尊嚴作為標準。
從1911年至1950年，西藏的喇嘛們獨立統治西藏四十年。在此期間，西藏的政教合一政治體製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導致前述諸多事件發生，並通過事件本身對社會產生影響。但正因為如此，後來的人更容易關注事件的表現，而忽略後麵隱藏的微妙。
1911年之前，西藏的政教合一體製受外部力量支配，寺院和僧侶集團唯一擁有的力量是被民眾認可的自身群體信用，因此能夠與外部力量保持平衡，這種相互製衡使整個社會政治體製，能夠在一個預定的軌道上正常運行，對普通民眾而言，這個體製有如防火牆，可以抵禦可能的外來傷害。
在1911年當外部力量消失之後，權力也就沒有了製衡的需求，體製的防火牆功能已非必須，喇嘛們對自身群體信用的維護也不再迫切。問題開始出現，政教合一體製權力失去來自外部製約，日益變得專製，治理手段也日趨殘酷。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發生的一切，顯示了這種變化規律：當達賴喇嘛在世，權力沒有肆無忌憚的可能。因為達賴喇嘛是以世間神出現的天然領袖，權力與個體身份不可分離，並無眷戀維持必要。其成年前所受教育，都是權力運行的認知思考，而非權力爭奪維持的手段，所以權力雖缺少製約日趨專製，但不會變為獨裁。但若達賴喇嘛一旦圓寂，在攝政執掌政權至繼位者親政期間，體製會從專製不知不覺滑向獨裁，畢竟對於任何非神者，肯定難以抗拒支配一切的權力誘惑以及由此產生的快感。而獨裁則是維持權力的最有效手段。
“熱振事件”對西藏後續曆史的影響，在於它意味著西藏政教合一體製開始由專製走向獨裁，說明了權力一旦失了製約，必然走向專製，若無神之身份的道德加持，獨裁則不可避免。伴隨獨裁而來的是暴政，維持暴政的酷吏，令喇嘛們的群體信用迅速透支。民意變得薄弱，一如中共入侵，民眾由過往對噶廈政府主動合作變為被動順從。雖說中共入侵改變了體製的演變過程，但也使西藏政教合一製度從此走上不歸之路。（第五章 完）
這用來解析今日大陸，絲絲入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