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迷失黃昏（5）
十三世達賴喇嘛之後的西藏，繼續處於內部政治混亂之中。對於掌握政權的喇嘛們來說，一個沒有現實神聖偶像的時期，是對傳統的最大威脅。因此當務之急，是按照儀軌盡快尋找達賴喇嘛繼承人，而其他一切可以暫且不談。這個重大任務自然由攝政王熱振活佛親自擔當。如果按今天政教分離的現代國家眼光來看，這本來隻是某個宗教內部的事務，與日常社會生活無關，即使是一個國家的元首辭世或卸任，也會自然依照法定程序選舉出新的領導人。但在當時政教合一製度結構下的西藏，權力的繼承是一件耗費巨大並曠日持久的事情，這其中也自然充斥了眾多的爭鬥、欺詐和操縱。所有幕後利益交易會延續到達賴喇嘛靈童長大，並影響他整個執政時期。而這樣的事情在西藏曆史上總是短則十幾年，長則幾十年就會不厭其煩地上演一次。
就在喇嘛們忙於尋找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時候，他們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1934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在權力鬥爭中擊敗土登貢培的龍廈，開始掀起了一場激進的政治改革運動。龍廈發起成立了一個名為“吉確公東”（追求幸福者同盟）的政治組織，並在噶廈政府僧俗官員中開展了廣泛的簽名運動，以獲取盡可能多的支持。
龍廈的改革目標是想改變西藏政治製度結構。他提出把噶廈政府內閣大臣噶倫的終身製，改變為四年一屆的任期製，同時噶倫由“民眾大會”選舉產生，這樣噶倫就自然受到“民眾大會”的約束，並隻能向“民眾大會”負責。至1934年5月時，在拉薩的噶廈政府官員已有近百人參與了這一運動，約占拉薩官員總數的 20%~25%。
龍廈擁有眾多追隨者之後，開始了改革第二步。這些改革者們起草了一份要求實施改革的請願書，在支持者簽名後於1934年5月10日早晨送交噶廈政府。他們設想的是：這份請願書必然會送到攝政熱振活佛和噶倫們的手中，而根據西藏以往的政治傳統，除達賴喇嘛外，任何官員都不會單獨處理這種有極大政治風險的事情。因此他們必然要求召開“民眾大會”進行討論，這樣一來，在“民眾大會”具有廣泛基礎的龍廈和他的支持者們，就可以操縱整個局勢並進一步達到實施改革的目的。龍廈也可以通過“民眾大會”進入政權核心成為噶倫，從而與保守勢力抗衡，推進西藏的現代化進程。
龍廈們的策略與五十五年後的1989年“六四”天安門流血事件中改革派的做法異曲同工，而結局也相差不大。
不過，西藏的政治曆史永遠都是靠陰謀來推進和維持，所以其間總是充滿各種變數和缺少可預見性。龍廈們沒有想到的是，他集團中一個年輕俗官噶雪巴•曲吉尼瑪，在準備遞交請願書的頭天晚上，向掌握大權的赤門噶倫告發了他們的改革計劃。而這位告密者與龍廈的私交很好，並曾不斷得到過龍廈的扶持和提拔，他告密的動機僅僅隻是：因為他想進入龍廈改革集團的核心而沒有得到實現。
告密使攝政熱振活佛和噶廈政府噶倫們十分震驚和恐懼，因為這樣的改革會危及他們的利益和他們賴以生存的製度。在征得拉薩三大寺僧侶集團的支持後，噶廈政府開始了粉碎龍廈及其追隨者們改革計劃的行動。5月10日當龍廈來到布達拉宮的時候，噶廈政府的侍衛官向他宣布了一紙逮捕令，他在試圖反抗無效後遭到逮捕，並馬上被關押在之前他的政敵土登貢培被關押過的同一間地牢裏。第二天，參與龍廈改革運動的所有重要成員都遭到逮捕並被查封了家產， 其中也包括告密者噶雪巴•曲吉尼瑪。
隨後成立的“龍廈事件調查委員會”，開始了對龍廈及其追隨者的審判。龍廈被指控的罪名為：組織並領導由近百名官員組成的非法組織；該組織計劃謀殺某位噶倫，陰謀推翻噶廈政府並建立共產黨紅色製度；同時挑唆達賴喇嘛和斑禪喇嘛之間的誤解和不和，造成噶廈政府內部的分裂和衝突；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用密宗符咒害人。審判中告密者噶雪巴•曲吉尼瑪作證說，龍廈集團確實有著計劃謀殺和推翻噶廈政府的秘密“內部文件”，但始終沒有找到有關這份文件的任何證據。
盡管缺乏各種定罪證據，在指控提出後的兩周內，這個“調查委員會”還是對龍廈及其同夥作出了判決：龍廈被判挖去雙眼眼珠，同時沒收全部財產。據說本來要判龍廈死刑，但擔心他的鬼魂進行報複，對正在進行的達賴喇嘛轉世靈童尋訪活動不吉利，才判了他僅次於死刑的殘肢酷刑。龍廈改革派的成員全部被清除出噶廈政府，並分別被處以罰款、沒收財產和流放的處罰。
而此事件中最有戲劇性的是告密者噶雪巴•曲吉尼瑪，他在三個月後被釋放出獄，沒收的財產也得到歸還並恢複了他噶廈政府官員職務，一年後他又被晉升為四品官。寺院和僧侶集團對告密者的獎賞豐厚而及時，這樣才能使告密通道保持暢通，從而支持以陰謀作為基礎的政治統治體係。噶雪巴•曲吉尼瑪後來由於其左右逢源的投機才幹，十幾年後升為噶廈政府的噶倫，在1949年中共進入西藏前夕，因為內部的爭鬥被大劄攝政下令逮捕並流放到山南終身監禁。在中共來到西藏後，他又被重新啟用並最終成為中共的追隨者。
龍廈改革運動失敗，西藏又回複原來的政治生態。今天再來看待這段曆史，可以認為龍廈改革運動所提出的如官員選舉和任期、“民眾大會”對政權的製約和限製等政治目標，都是基於龍廈本人早年在歐洲生活的經曆，而這些經曆所產生的理想一旦移植到西藏，就必然陷入中世紀的泥沼之中。
M•C•戈德斯坦教授在《喇嘛王國的覆滅》中寫道：“我們所理解的現代意義上的政治概念，實際上在1934年的拉薩並不存在。當時拉薩沒有報紙和電台，隻有為數不多的幾個官員懂一些外語。宗教和以農奴為基礎的經濟製度無疑是形成西藏社會生活的基礎，試圖組建一個革命政黨將會是徒勞無功的。因此，龍廈炮製並實施的一項改革計劃，是把他的現代化和改革的見解隱藏在傳統的價值觀念中進行的。”
盡管龍廈在他的改革中不得不屈從於這個古老傳統的所有規則，但他所采取的和平請願方式和所設計的實施步驟，是不可能對抗西藏製度結構的巨大慣性，因此他實際上如M•C•戈德斯坦教授所稱：“顯然，龍廈是在玩一套極端危險的遊戲。”
麵對發端於二十世紀的現代性趨勢，隨之而來的世界範圍不可逆轉的理性化和自由主義，西藏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已顯出了它的虛弱和力不從心。而龍廈們的改革隻是代表少數視野相對開闊的精英對此做出的本能反應。但實際上他們所代表的這個階層是那麽弱小，而當時的西藏社會和製度都不具備應對外部世界變化的資源和能力。
與現代國家不同，一個沒有完全獨立的西藏，靠寺院和僧侶集團與世俗貴族集團的利益交換和結合為基礎支撐。西藏並無其他國家那樣廣泛而龐大的市民階級。所有價值理論層麵上的社會意識形態體係，都控製在僧侶們的手中，整個社會缺少甚至沒有各階層利益協商途徑和能力。因此任何在這兩個統治集團之外的人們，都無法把自己的利益上升到“價值”層麵並作為自我信仰去維護，也無從向社會證明自己有資格、有能力和責任感，從而比現在的統治集團更能夠擔當起領導西藏的重任。
龍廈改革運動失敗，在今天看來，並沒有一絲的偶然（如噶雪巴• 曲吉尼瑪的告密），而幾乎是必然的。M•C•戈德斯坦教授曾如此評價：“龍廈的倒台使噶廈政府失去了一位最有遠見且開明能幹的人物，西藏也因此而喪失了克服阻礙進行現實變革頑固地堅持宗教保守思想的保守勢力的大好時機。如果龍廈的改革計劃取得成功，那麽噶廈政府就有可能從根本上增強軍事力量和國際地位，而且還有理由相信喇嘛王國在1951年消亡的那種局麵也有可能避免。”
在惋惜之後，現實卻告訴我們：這種“如果”並不存在，在西藏曆史上，一旦社會麵對重大變故，統治者們總是本能地後退並把自己封閉起來。龍廈天真地以自己西方生活的認識和經曆，希望能扭轉一個龐大無比的古老體係，不但製度不可能配合，社會也無從加以支持。因此這些改革者們的所作所為，隻能是一種想當然的企圖而已。
如同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那樣，龍廈的改革在後來的歲月裏逐漸被人淡忘，一切似乎又回到了過去。熱振活佛在擔任攝政的七年裏雖然也做了一些事情，如修建完成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靈塔，尋找到了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即十四世達賴喇嘛，並克服種種障礙，把他順利帶到拉薩舉行了坐床典禮等等。但從整個曆史進程來看，這段時期卻是西藏政教製度喪失活力並走向衰落的開始。盡管此時整個世界都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這些外部變化，似乎對這個自我封閉於遙遠喜馬拉雅群山中的喇嘛王國沒有產生任何影響。（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