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迷失黃昏（4）
M•C•戈德斯坦教授在《喇嘛王國的覆滅》一書中，把西藏軍隊列為當時西藏社會的三個政治集團（另外兩個是以三大寺為代表的喇嘛集團，以噶廈政府中保守官員為代表的上層喇嘛和高級貴族集團）之一，也許因為軍隊是西藏唯一掌握現代工具的、有組織的世俗團體，除軍隊外，西藏再也沒有能夠發出不同聲音和行動的組織群體。因此某種程度上，軍隊是一個代表中下層世俗民眾政治意願的集團，但在之前的曆史上，這個集團並未對西藏政治製度的發展產生過任何影響，而在之後的政治現實中，它又是那麽虛弱和不堪一擊。
軍隊的這次行為並非一次現代化改革嚐試，他們的目的極為有限，沒有完整的構想、綱領和長遠目標，缺乏周密計劃和社會支持。在政教合一製度下，他們的行動采取了秘密結盟的陰謀方式，就事論事地為自己贏得有限行使世俗權力的空間。同時借助英國人向達賴喇嘛提出擴軍要求也是一種笨拙的舉動，因為僧侶集團總是對外部力量企圖改變西藏傳統抱有強烈戒心。
西藏的製度結構本質上決定了宗教參與政治與現代化，就是一個非此即彼的矛盾，任何現代化設想，都隻能在社會和政治世俗化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完成。因此這些軍人們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他們隻有兩種選擇，要麽是在英國人的支持下發動一場政變，但成功後他們將無法控製整個社會，從而引起西藏的內戰與外部的幹涉；還有就是依靠達賴喇嘛進行改革，而軍隊與達賴喇嘛一樣，都是這個製度製造的結果，製度改變將意味著他們自身的消亡，因此他們不可能去改變這個製度。在某種意義上，軍隊這次行動充其量隻是一次有限的世俗化運動，但它對西藏後來曆史的發展和那些試圖改革的人們，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公元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達賴喇嘛在拉薩圓寂，從而結束了西藏曆史上一個特殊而又令人矚目的時代。今天的人們也出於各自立場和文化背景，對他做出不同的評價。中共的說法在《西藏曆史地位辯》一書中，引用英國人貝爾所著《十三世達賴喇嘛傳》中的敘述：“到1925年，達賴喇嘛日益堅定地撇開英國，轉向中國。同年，他任命一位名叫龍廈的官員為藏軍總司令。龍廈明顯反英。我們的老朋友、前任總司令擦絨，一貫親英，這時他已失去了大部分權力，繼而被貶職。1926年，英國在江孜的學校被關閉。”中共的說法無非試圖以此證明十三世達賴喇嘛在粉碎了親英的軍隊的陰謀後“疏遠英國，密切與祖國聯係的變化”。
當然，這隻是一種出於實際政治需要的話語，因為它的評價方式總是滿足於道德層麵的敘述，而無力對曆史社會結構及結構中的主體做出分析。今天當我們重新審視曆史的時候，不應該采取簡單誇張的方式，給已經蓋棺的曆史人物隨意戴上大而無當的光環，這樣除了贏得一些人的唏噓之外，隻會遮蔽我們認識真相的視線。
十三世達賴喇嘛並非“偉大的民族領袖”，他僅僅是一個宗教領袖，在當時的西藏，宗教永遠排在第一的位置。當宗教的利益受到威脅時，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可以置於不顧。這是西藏的製度所決定的。達賴喇嘛不是民選的，更不是民族危急之時從一個普通的位置挺身而出，他是被寺院和僧侶集團選擇安放在製度的位置上，他的使命是扮演虛擬的神而不是世俗的領袖，他的角色定位使得他與世俗和民眾是隔絕的。因此他不可能懂得民眾的需要，不可能為了民眾去做他想做的事情。這就是他為什麽總是在曆史的緊要關頭退縮。因為這不是他的選擇，而是他後麵的寺院和僧侶集團所建立的這個製度的選擇。
這個說法顯然不符合當下對於西藏問題的“政治正確”，但因此或許更接近曆史真實：十三世達賴喇嘛從來不能違背這個製度，因為他自己就是這個製度的產物，違背這個製度的後果他是非常清楚的。之前幾世達賴喇嘛在年輕時就可疑地死亡，時常令他警醒，不過即使這樣，最後他自己的死亡也仍然變得撲朔迷離，成為曆史的疑案。
十三世達賴喇嘛在西藏進行的“新政”，並非什麽“現代化的啟蒙”。僅隻是一種限於工具層麵的現代化。但工具的現代化並不等於個體意識和社會價值層麵的現代性，今天的中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對於現代西方國家而言，現代社會產生和形成是一個自然曆史過程，這樣的社會被稱為現代性社會。現代性建立在西歐和北美的自由主義基礎上，它的啟蒙則是靠社會的開放、民主憲政、自由精神和普世價值來實現。今天在中國濫觴的“現代化”概念，實際是一種濃厚的專製話語。何況西藏當時的工具現代化更多是軍事裝備方麵，而社會生活方麵的工具仍然原始與落後。後來達賴喇嘛決定停止“新政”，他所做的也隻是如拆毀英國人為他建造的房子和汽車（西藏隻有他能夠擁有）之類的工具。
不論是以曆史還是以今天的判斷標準評價，西藏的政教合一體製不可能產生任何現代性社會意識。但這並不妨礙十三世達賴喇嘛成為一個傑出的宗教領袖。他的這種傑出得益於他長達三十八年的執政時間，這使得他有機會在固守傳統的製度下緩慢地做成一些事情。在執政期間，他完善了自七世達賴喇嘛開始建立的政教合一政權的職能，使這個政權具備對整個西藏進行基本治理的能力。他是第一個具有國家意識的達賴喇嘛，盡管這種意識相當粗淺，而且這種意識主要基於宗教的利益，但仍然使他與目光短淺、完全堅持宗教至上的寺院集團和僧侶們有了一些分歧，隻不過這種分歧往往被宗教意識形態價值體係所化解。在國家與宗教利益發生衝突時，他傾向於國家的決定，總是在僧侶集團反對下宣告失敗。他在有生之年並沒有使西藏的國際地位或社會發生任何改變。他不能也不可能帶領西藏進入現代世界，因為這將使西藏走向世俗化並徹底摧毀自己賴以生存的製度。
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圓寂，使西藏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按照活佛轉世製度，新的達賴喇嘛從選拔靈童到執政，有一個長達十幾年的周期，按慣例應由噶廈政府推舉出攝政在此期間執掌權力，這自然也就是各個利益集團角逐的極好時機。寺院和僧侶集團極力要保持自己的絕對統治權，要求按過去的做法由一位大活佛擔任攝政。而世俗貴族集團也想乘此機會削弱僧侶們的權力，進而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提出應由俗官與僧官共同擔任攝政，於是所有焦點都集中在了攝政的人選上麵。
在十三世達賴喇嘛之前，攝政的人選必須要經清帝國認可，所以整個選舉過程中，各利益集團的角逐都可經由駐藏大臣的調控緩解矛盾，並遵循既有的政治潛規則達成幕後的交易和妥協，不會逾越日常的軌道。但當清帝國這個外部的調控力量不複存在，局麵便顯得有些失控。
以過往的政治潛規則，在選出攝政之前必須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掃除已故達賴喇嘛在世時所留下的各種影響，因為這些影響會被人利用來為自己謀取權力。其中最現實的威脅來自於已故達賴喇嘛寵臣 ，二十八歲的土登貢培。土登貢培與擦絨同樣出身於貧窮農民家庭，年幼時被噶廈政府征派到布達拉宮做仆役，得到了達賴喇嘛的賞識，當然這也得益於他那俊俏的麵容和乖巧，給達賴喇嘛孤獨寂寞的內廷生活帶來一些慰藉。他成年後雖然並沒有在噶廈政府擔任官職，但他卻像擦絨那樣掌管著西藏唯一的現代工業“劄齊電機廠”（在擦絨原管轄的造幣廠和軍工廠基礎上建立的），同時還控製著擁有750名裝備精良、訓練有素士兵的藏軍精銳“仲劄代本團”。
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土登貢培沒有任何官職，僅擁有達賴喇嘛故世前留給他的身份和地位，因此，如何保住自己的權力就成為他需要考慮的問題。土登貢培的對手是噶廈政府的孜本龍廈，他出身於一個顯赫的貴族世家，那年五十二歲。龍廈在噶廈政府中是個少有的聰明能幹的人才。他二十多歲就進入政府服務，1912年他受達賴喇嘛的授命，帶領四名西藏青年到英國留學，他在歐洲的兩年間訪問了法國、德國、瑞士、意大利、荷蘭和比利時諸國。M•C•戈德斯坦教授在《喇嘛王國的覆滅》一書中對他的評價是：“龍廈還是西藏少數幾個對世界有廣泛了解的官員中的一個，他曾在英國和西歐旅遊並生活過，熟知西方國家的曆史，他通過對歐洲的政治製度和曆史的了解確信，如果西藏要在現代世界中求得生存，就必須進行改革。”
不過，爭鬥的兩人目的並不相同，土登貢培隻是想努力保住自己所擁有的身份和地位，而龍廈則是想謀求攝政的位置，從而利用達賴喇嘛圓寂後的這一段政治空白時期，實現自己的改革夢想。但他清楚地知道，要實現自己的目標，就必須掃除土登貢培這一障礙，使達賴喇嘛留下來的影響越小越好，否則自己的理想會在強大傳統勢力的掣肘下付諸東流。
兩個目的不盡相同的人開始了竭盡全力的鬥爭。當然雙方都在爭取僧侶集團和貴族集團支持。由於龍廈在政府中長期效力，使他有著廣泛影響，所以得到了僧俗兩方麵一些關鍵人物支持。土登貢培除了在政府中擁有有限支持外，最大的優勢是他控製著仲劄代本團這支武裝力量。盡管龍廈和他的支持者在“民眾大會”上反對由一位活佛出任攝政，提出由政府官員擔任攝政的主張，並不符合寺院和僧侶集團那些保守權貴喇嘛的胃口，但這些老於世故精於政治權力鬥爭的老人們卻不動聲色，坐觀待變。因為他們明白，要去掉土登貢培這個達賴喇嘛留下來的麻煩，借用龍廈之手是最好的辦法。
這場權力之爭持續了大約有半年之久，其間不乏有許多陰謀、勾結、背叛和種種出人意料的插曲。其中轉折點是土登貢培領導的藏軍仲劄代本團的兵變，導致了該軍團被解散。這次兵變表麵上看並不帶有任何政治目的，是否屬於陰謀還是一次偶發事件，至今眾說紛紜。但肯定的一點是：此次兵變使得土登貢培和他的黨羽在這場權力鬥爭中，完全居於劣勢並導致其徹底覆滅。土登貢培被噶廈政府以謀害十三世達賴喇嘛的罪名逮捕，但最終判決是以沒有及時通報達賴喇嘛病情被處以終生流放。同時受處罰的除了他的家屬外，還有其他與其關係密切的喇嘛和達賴喇嘛的私人醫生，甚至包括西藏資本實力最雄厚的著名商人邦達昌家族。
最終的結局似乎有些出人預料，在這次鬥爭中最為積極和出力最多的龍廈，卻不是最後的贏家。當土登貢培被清除之後，執政的人選又起爭端。那些在事件中漁翁得利的僧侶權貴也不再保持沉默。盡管龍廈的支持者主張建立一個僧俗聯合的“攝政委員會”來行使攝政權力，但喇嘛們以西藏人需要一個尊敬崇拜的偶像為由，堅持要選擇一名活佛出任攝政，最後在爭執不下中各方決定通過抽簽卜卦的方式裁定最終人選，卜卦結果是由年僅二十四歲的熱振活佛降白益西擔任攝政。
這次清除土登貢培的行動，對改變西藏當時和未來的政治社會狀況毫無意義。這其實是大多數前現代政權在統治者死後都會出現的現象（譬如中共在毛死後的粉碎“四人幫”）。專製製度缺乏正常的諸如民主選舉、議會、獨立的司法審查、言論和新聞自由等社會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公共溝通渠道，統治者與社會和民眾嚴重隔絕，使他們隻能任人唯親，權力的繼承者為使自己統治得以穩固延續，讓自己也能隨心所欲地行使權力，總要用暴力或流血方式來清除前任遺留的障礙和影響。（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