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 遠去的落日
對於那些西藏地位問題的爭論各方來說，關於西藏的曆史敘述早已成為了他們論戰中的投槍和盾牌。但理性告訴我們，時間之矢是單向的，所有的曆史都永遠無法恢複原有的場景，就像我們無法將美洲恢複到那裏的原住民印地安人生活居住的時期，然後我們再心平氣和地坐下來討論對它的發現和相關的法律地位問題。當今世界已經進入了一個不是以單一的民族和種族來劃定統治地域的時代，任何民族和種族之間的相互排斥都必將背離人類發展的軌道。對於西藏來說，如何幫助居住在那裏的所有民族共同和諧地努力使它走出中世紀的陰影並跟上全人類的發展，才是我們應該思考的迫切問題，任何要把誰“趕出去”或“消滅掉”的冷戰思維和把西藏作為“活化石”保存的愚蠢想法，都是對生活在那裏的人民的不負責任，並將給自己的民族帶來滅頂之災。慶幸的是，雖然落日離我們遠去，但曆史並沒有離我們遠去。
第四章 十萬經文（1）
一個具有正常認知和思維能力者，到了新的久居之地，會去嚐試認知那裏的曆史往事，西藏也不例外。因為那些超出過往經驗的全新體驗，可以在歲月沉澱中尋覓到淵源，讀書讀史，免得與其相遇卻不知所以然。否則如猶太人所言，不讀書，即便行萬裏路，仍然隻是一個郵差，在異鄉隻能永為異客。
不過今天中國，對曆史的認知總是令人迷惑。在古代，曆史從來是儒家詮釋自己價值觀之宏大敘事架構，從而施行社會教化的重要工具，而曆史的淵源廣博和傳承真實是其必要條件，由此曆代史官秉承“史筆如鐵”傳統原則，視現實權力為無物，正史（官方史）也因此具有文本價值信用。
百年前廢除科舉與五四運動使儒家傳統支離破碎，1949年之後更蕩然無存。中共治下，大肆宣揚“盲目追求真相而無視立場都是曆史虛無主義。”的黨化標準，對曆史任意塗抹篡改，目的是在權力的強製下改變國人的曆史記憶，以利自己統治。於是曆史真相被作為“國家機密”封存起來，譬如《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與周邊諸國的邊界堪定條約，甚至加入WTO的協議，從來以“國家機密”為由，拒絕向國內民眾公開。這樣利於中共任意解釋，掩蓋真相篡改曆史。如把《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中的雙方工作小組的結束時間歪曲為整個文件的有效時間，把美國對台灣的“一中政策”歪曲為“一中原則”等等。
如此之結果是偽史盛行。有治史者指中共官方近代史真實成分不足1％，足可稱為“穢史”，因此中共治下的曆史文本再無任何價值信用可言。想要了解西藏曆史，欽定教科書的內容基本可拋諸腦後，忽略不計。
其實，西藏的曆史並不像大多數人想象的那麽複雜，與世界上所有族群一樣，藏族也經曆了許多相同階段，也發生過無數必然的和偶然的曆史事件。隻是由於特殊的地理因素和地緣政治環境，使得西藏未能按照世界現代文明主流發展軌跡，走過自己的曆史進程，從而處於一種邊緣的境地。
甚至今天，西藏對世界上大多數人也僅是一個地理概念，在上世紀中葉之前，西藏本土沒有專門史書記載曆史，也沒有統一的紀年。曆史靠口口相傳，摻雜了大量民間傳說和神話故事。古代史基本上靠外國史書上的記載加上考古證據來梳理。
同許多原生族群類似，在遠古時期，藏族的曆史是簡單的。那時藏人先民們散居於許多互不相屬的獨立部落，並未形成統一族群。 大約在兩千多年前，青藏高原上已有蕃（雅隆）、蘇毗（孫波）、羊同、黨項、白蘭、附國、突厥和吐穀渾等獨立的大部落。據《敦煌本吐蕃曆史文書》記載，有所謂 十二小邦（實際書中記載為十七家）。公元四世紀眾多的部落逐步形成象雄、雅隆、蘇毗三大部落聯盟。當時的藏人正處於文化的奠基時期，其文化主流以產生於象雄的笨教文化為基礎。
《西藏王統記》和其它曆史典籍認為，至少在公元7世紀初，鬆讚幹布建立統一王朝以前，藏人沒有文字，因此當時調整社會關係的行為規則都沒有成文形式。據《賢者喜宴》記載，從西藏的第一個“王”，公元前126年的聶赤讚普（實際是雅隆部落的酋長）開始，原始宗教苯教流行。“讚普世係27代，其政權由神話傳奇、謎語及苯教所護持。”有“政治以故事和謎語來實行”的說法。許多王統曆史以口傳故事的形式流於民間，後人又用文字記錄下來。因此在那個時候，西藏僅僅存在一些鬆散的部落聯盟，這些部落和部落聯盟之間為爭奪生存區域及物質財富而互相征戰，戰爭成為當時部落的主要任務。《隋書》記載：“王姓蘇毗，字末羯……國內丈夫唯以征戰為務。”由於戰爭頻仍，部落的政治結構是軍政一體化的，所以那時的西藏還遠遠談不上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
吐蕃稱得上一個國家，是從公元7世紀鬆讚幹布（公元629—650年在位）統治西藏開始。即使是在他剛剛繼承王位之時，西藏也仍處於各自為政四分五裂之中，因為那時讚普僅是與其首領有親屬關係的親族部落聯盟的世襲首領，王權並不很大。吐蕃治下有“父王之屬民（父係氏族）所謂父部9臣”、“母後之屬民（母係氏族）所謂母部3支”。部落聯盟中各個部落之間的聯係是靠盟誓來維係的，這種盟誓的誓詞在《敦煌本吐蕃曆史文書》中有完整的記載。在《敦煌本吐蕃曆史文書》稱：“讚普鬆讚幹布之時，父係之庶民心懷怨恨，母係之庶民公開叛離，外戚象雄、犛牛蘇毗、聶尼達波、工布、娘布均亦反叛，父王囊日鬆讚被毒所害……”。
在其後歲月中，鬆讚幹布用他的才幹平息了內部“父王9臣”、“母後3支”的氏族貴族叛亂，然後相繼征服了東北部的蘇毗部落，北部的吐穀渾部落以及東南部的絳地（南昭，位於雲南的西北部）和上部阿裏的象雄部落，最終完成了統一吐蕃全境的大業。同時他又把吐蕃的首都遷至拉薩，使其變成統治全蕃的中心。 這之後鬆讚幹布又組織創製藏文，製定被稱為“吐蕃基礎36製”的社會管理體製和相關法律條文。吐蕃本部雅魯藏布江流域被劃分為4個茹，據藏文史籍《五部遺教》記載為：後藏茹拉，人口72萬；葉茹：人口70萬；伍茹：人口74萬；約茹：人口70萬。4個茹（這也就是後來稱之為西藏中部衛藏4茹的來曆）共管轄40個千戶所。至此吐蕃完成了由氏族部落製度向地域部落製度的轉變，“吐蕃”這一名稱開始流傳於世。
過去和今天有許多人認為，鬆讚幹布的勝利完全出自於他個人非凡的聰明才智，不可否認，在吐蕃的曆史中，鬆讚幹布的確是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傑出統治者。但如果我們把視野放到曆史的大環境中進行考察，那麽可以這樣認為，鬆讚幹布的勝利實際上是農業部落或者說農業文化對遊牧部落或遊牧文化的勝利。
就當時的社會發展水平而言，那些在廣闊的草原上不停遷徙的蘇毗、象雄等遊牧部落，逐水草而居令一切隨時處於變動狀態，未來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可預見性，因此無法建立完善成熟的社會統治體製，也難以積聚起足夠的財富來支撐長期的戰爭，動員和補給的缺陷，讓他們不可能承受戰爭的曠日持久和過多的傷亡。而位於被稱為西藏糧倉雅隆河穀鬆讚幹布的蕃（雅隆）部落，則因為農業社會的穩定使他們能夠做到政治上的成熟，可預見的農業收成使他們的財政狀況能夠支持不斷進行的戰爭。這樣的結果本身就是一種曆史的必然，而鬆讚幹布隻不過是推動了這一進程。
不過，在這裏鬆讚幹布的豐功偉業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這個一千多年前的吐蕃王國與古代中國的關係，成了今天中共與達賴喇嘛和流亡的噶廈政府爭吵的焦點之一。後者認為他們對西藏的統治是吐蕃王國的延續，因此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他們堅持西藏現在的疆域麵積應以當年吐蕃王國的範圍為準。
或許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超越今天爭論雙方各自的意識形態判斷標準，去承認曆史真實的存在。就不難看出，一千多年前吐蕃王國的疆域擴大或縮小，都是與周邊國家的相互征戰的結果。古代社會遵奉的叢林原則，是不同族群之間聯係和交往的價值基礎。因此相互征戰殺伐是所有國家必然經曆的過程，那時大多數國家的疆域，都是在不定期地變動，中國和吐蕃也不例外。
自公元一世紀，中國曆代王朝就與周邊特別是北方的遊牧民族如匈奴、鮮卑、羌、吐蕃、契丹、黨項、女真、蒙古等處於犬牙交錯、 衝突征戰不斷並一直延續到公元17世紀的清王朝時期。這之間中國和周邊各個民族的疆域，也隨著時戰時和而時大時小變化著，甚至還出現了諸如五胡亂華、南北朝，五代十國、元朝和清朝等異族入主中原的時期。
在古代中國與吐蕃王國的關係問題上，中共政府從未宣布過公元7 世紀時的西藏就已經屬於中國。中共政府組織編寫的《西藏曆史地位辯》中這樣說道：“我們並不否認當時唐、蕃確係兩國，唐朝尚未在吐蕃派官設治。但是，從鬆讚幹布派員吊祭唐太宗，唐高宗幾次封鬆讚幹布為王，鬆讚幹布致書向唐高宗表忠心等上述史實來看，唐、蕃兩國也並非平起平坐，而是已經有著某種程度的上下之分。唐朝統治的中國，在當時亞洲以至世界上的地位和影響，確比吐蕃王國要高一些、大一些。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會、奴隸社會以至後來資本主義社會時期的許多國家中，大國、小國之間的地位往往是不平等的，這是不可否認的曆史實際狀況。如實地反映這種曆史狀況，並不是我們今天就主張它、讚揚它。”
在這裏中共明確表示了吐蕃是一個獨立國家。當然其後的附加議論昭示了即便是處於現代的中共，其國際關係的價值準則，仍然是某種中世紀宗藩朝貢的天朝禮製。在今天全球趨於理性認同的人類社會，國家大小再不可能成為主權歸屬的法律依據。中共官方的正式說法是：公元13世紀中國元朝時西藏正式歸入中國版圖，這意味著中共仍然承認那時的吐蕃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隻不過中共宣稱當時中國與吐蕃有著極為良好的盟友關係，並對吐蕃的社會經濟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
從當時的製度層麵上看，中國是一個政治上早熟的國家（黃仁宇語），發育成熟的農業體係，使它有條件建立起比周邊其它國家更為完善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體製，從而也令它在統治製度、社會組織、工藝技術乃至藝術創造，都比周邊的國家要發達得多，因此它對周邊弱小國家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是必然也是正常的（那時喜馬拉雅山國尼泊爾都要比吐蕃先進得多），隻是我們應該確定的是，這種國家之間的相互影響與今天的主權並無任何關係。
不可否認，鬆讚幹布在製定 “吐蕃36製”時，也曾吸取了中國政治製度中某些形式及內容。今天中共大肆渲染唐王朝文成公主嫁給鬆讚幹布和雙方簽訂甥舅盟約的曆史事件，而很少提及當時中國與吐蕃之間連年不斷的戰爭和殺伐，並把上述說法加以渲染寫進教科書和有關宣傳。意圖隻是要證明中國與吐蕃的關係自古以來就十分密切，因此西藏在13世紀元朝時並入中國版圖是具備合法性的。
不過達賴喇嘛及流亡的噶廈政府並不這樣認為，盡管雙方對吐蕃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並無異議，分歧隻是唐、蕃之間是否盟友的問題。因此雙方就這一不大的曆史事件也就相互指責，各執一詞。稍具曆史常識的人都知道，在古代社會，相互攻伐的國家都把和親和相互盟誓的方式，作為平息戰爭休養生息乃至結交盟友的基本國策和外交手段，所以這並不是中國發明或獨有的。即使是吐蕃最偉大的國王鬆讚幹布也采用過這一手段。鬆讚幹布在征服象雄部落的長期戰爭中，就把自己的胞妹讚姆賽瑪噶遠嫁給象雄王李彌夏作王妃，而鬆讚幹布也正是應其胞妹讚姆的請求，才最終發兵攻破象雄的。
中共政府對文成公主大做文章，無非是數千年來中國傳統禮俗社會的一種習慣性做法。因為他們認為在中國甚至亞洲，血緣和親情在民眾心目中總是高於一切，由此可以獲得超越政治體製、意識形態、曆史恩怨的合法性。
對於中共政府這一小小的宣傳伎倆，達賴喇嘛及流亡的噶廈政府大可不必過份緊張。現代文明社會，但凡采取理性態度關注西藏問題者，不會認為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就意味西藏屬於中國。文成公主的嫁娶隻是曆史上雙方交往一個小小插曲，它從來不能說明什麽，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中共在西藏行使主權的法律依據。（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