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眾生無我（9）
蘭梅如花
在西藏的歲月裏，蘭梅是我的一個可愛的小朋友。她是拉薩人民醫院的護士，那時我有幾個朋友在醫院工作，加之剛去時高級法院在拉薩東郊河壩林，離醫院挺近，所以那裏也成為我常去的地方。我的幾個朋友和她是同事，一來二去大家都成了熟識的朋友。
蘭梅的父母原來也都在西藏工作，後來調回了四川省成都市。但她父母離開西藏的時候，隻能帶走她年齡較小的弟弟，她和妹妹就留在了西藏。她考上了西藏民族學院學習護理，畢業後作了護士，而她妹妹則在拉薩的堆龍德慶縣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
蘭梅是一個很乖巧的女孩。一頭如瀑布的黑發披散在肩上，身材嬌小玲瓏而麵容白晰秀美，看去溫柔淡雅而又帶著些許的調皮。這樣的女孩給人的想像總是應該在江南水鄉粉牆黛瓦的雨巷中行走，如詩人戴望舒筆下描寫的那樣。不過拉薩卻很少下雨，所以蘭梅隻有因了西藏這不明亮也不灰暗的色彩，安祥平靜地獨守著浩茫而又遼闊的孤獨，偶爾拋給天空一個淡然的微笑。
蘭梅所在的拉薩市醫院位於拉薩市區的東邊盡頭。那時整個的條件都十分簡陋，沿一條灰塵飛揚的大路進去，裏麵也就是一排排低矮的平房，蘭梅和所有的單身女孩們一樣住在這些平房中的一間。她的房間很小，陳設極簡單，但收拾得整潔溫馨，屋裏最多的是擺放整齊的書籍，淺淡的窗簾可以在夜晚把她和外麵的黑暗隔開，在這簡單純淨如一滴露水的空間裏，讓她靜靜地等待夢幻。
蘭梅很喜歡讀書，這一點使得她與那些周圍的女孩有了不同。當然她主要讀的是文學方麵的書，從西方的古典、現代文學名著到瓊瑤、三毛她無所不讀。我們常常在一起聊天，聊得最多的也是文學和大家對每一作品的感受。那時我們都身處於一個把國家事務擺在個人生活秩序之前的年代，我們延續著由此而生的父輩和兄長們的創傷和憂痛，在我們有限的生命曆程中總是充滿著對於生活的拚命謳歌又對生命拚命詆毀的肉搏。在時而狂熱，時而憤激，時而崇拜，時而叫囂的輪回中賭著青春和生命。但畢竟國家的事務不是生命的終極答案，人不能淩駕於別人之上，卻也很難淩駕於自己之上，因此蘭梅的眼睛裏也時時有著太多的迷惘。我知道讀書使她的內心得到了極大的擴展，但也迫使她更加地生活在文學的夢想之中。
幾年過去了，蘭梅從我認識時的一個天真的花季少女長成一個大姑娘。她身邊和她一樣的女孩們都結婚成家，許多還有了孩子做了母親。而社會也在大多數人的默然不知中發生了變化，許多人得意非凡，許多人惶恐不安，也有許多人悠閑自在。人們在終日響著的商業規則製造出來的、紛亂而沒有美感的音樂聲中尋求刺激，也在尋求慰籍。但生活在夢想中的蘭梅仍然一如既往，她還是孑然一身。每天黃昏，東方的色調越來越濃，高深的天穹越來越暗，西方的色彩卻是那樣豐富斑斕的時候，蘭梅還是寂寞地坐在她狹小而溫馨的小屋裏，還在文學的夢中追憶和回想。
不可否認，一個遠離家鄉的單身女孩在拉薩工作和生活在那個時候並不是容易的。僅僅隻是購買包括糧食和燃料這些日常生活用品對她們來說就已經是勉為其難了，更不用說在憂煩、淒迷、縱橫跳動的思緒、旋轉如風的念頭和忽輕忽重的煩擾所構成的青春騷動裏，遠離了故鄉的那一絲暖色，即使是下雨也無從躲避。因此大多數這樣的女孩們都選擇了盡早地結婚，讓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在自己的頭頂建起遮風擋雨的屋宇。但蘭梅卻不這樣，她還在沉默地等待。
等待中的蘭梅在多少個晴朗的和陰沉的日子，就這樣獨自走著。在太陽不冷不暖地淡淡照耀下體味著當落葉紛飛時靈魂的不安，就像一個在月朗星稀的夜晚等待日出的旅人。她一天天長大，過去的回憶扼殺著關於過去的想像，唯有未來這塊空白才能撫慰她，告訴她還有期待的可能。但關於未來，她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或許會美好。所以，她就應該等待。
不過當我即將離開西藏之前，蘭梅的等待終於有了結果。西藏公安廳的一名警官因病在她所在的醫院住院治療，在蘭梅護理他的過程中兩人開始相愛。或許，做女人誰也躲不開這樣的事實：遲早會有一個男人走進你的生活，可能久住到生命結束的時候，也可能蜻蜓點水般一閃即逝，這就看運氣如何。
蘭梅的這位警官男朋友是北京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也是一個在生命曆程中多有坎坷和磨難的男人。也許正如人們所說的：男人的財富就是他的經曆。這個擁有著沉重曆史的男人以他的全部的苦難所給予他的善良和真誠贏得了蘭梅的愛。但是問題卻不是那麽簡單，那個男人畢竟大了蘭梅十多歲，而且結過婚並離異，有一個比蘭梅小不了多少的女兒在北京生活。他並不可能給予她很多很多，因為在他的曆史中隻有各式各樣的傷口、苦難和差不多所有沉重的東西。他能給予她的隻是在自己的內心不可見的最內在之處的一種靈魂的歸依之地。不過這就已經夠了，盡管在我們的社會中這樣的愛將會使社會心理的積塵飛揚起來，形成包裹她或他的陰沉的雲圍。但如果我們一開始就不再用自己的全部浪漫和理想去詮釋這個被瓦解得不可信賴的世界，我們便會如臨大敵般地去對待生活中所有的苦難並因此而侵蝕我們的生命。愛，就是對對方的美的一種震憾心靈的欣賞。因此愛也就如心理學大師弗洛姆所言是一門藝術。
那時的蘭梅就如同全身心沉浸在藝術的欣賞之中，全然不去顧及博物館或劇場是否奢華或是簡陋。紛亂的人群消失了，紛亂的喧鬧消失了，隻剩下她和他相約著走過那些平靜或不平靜的雨天和晴天。
不久我就離開了西藏，從此也再沒有和蘭梅聯係。隻是後來聽說她和她的男朋友結了婚並一起調回了北京，當然剛去的時候生活是十分艱辛的，因為在北京要解決住房和其他的日常生活所需在相當的時期是不那麽容易的。不過我相信她和他會在雨天和晴天共同分擔灰暗和蔚藍，會去品嚐你一半我一半的清苦和甘甜，因此他們是幸福的。
我作為一個旁觀者如此理性地來評價蘭梅的情感未免太過突兀，盡管她的生命普通和沉默得如同江南水鄉雨巷牆邊一朵在寂寥中獨自開放的小小白花，很難引來匆匆過往行人的駐足觀看。但生活畢竟標示著人類生存的意誌和創造的活力，人可以割斷感情和相互之間的所有聯係，但不可以割斷回憶，那是一道很難跨越的深淵，而蘭梅是我的朋友。我常在想像中看到在那個每一條街道都縱橫分明，每一幢樓房都邊緣清楚的大都市裏人海茫茫中蘭梅纖弱的背影。我想她還在繼續讀書，也就還在繼續地往前走，就如一支歌裏所唱的那樣：當花瓣離開花朵，暗香殘留……。
老李和小馬
老李叫李俊江，四川省內江地區隆昌縣人。70年代加入中共軍隊到西藏服役，退役後被分配到西藏高級法院。老李有30多歲，個子矮胖。他在高級法院的行政處工作，主要是負責裝備及後勤的相關保障，從服裝、槍械、房屋、車輛甚至食堂的食品供應都要涉及。對其他人來說，這是一項極為煩雜而又容易得罪人的工作，但老李做得很好，有時即使出現了一些疏漏，就衝著他那胖乎乎的圓臉上永遠和藹動人的笑容，事情也似乎就能很快得到平息。
那個時候的中國還處於資源由國家計劃配置的環境之中。法院和其他政府或社會的團體性機構一樣，在後勤問題上並不像今天那樣可以完全依賴市場而做到供給的社會化，因此法院的後勤係統是一個龐大的、人員眾多任務繁重的部門。除了保障日常業務正常所需的物質供應外，他們還要解決工作人員諸如吃住、洗澡甚至上廁所這些極其個人化的問題。這就需要建立並管理食堂、浴室和公共廁所，他們的業務還包含在平時供給人們各種食品以及在節假日裏做出精美的飯菜給人們享用（那時稱為聚餐）。這種現象導致了人對單位的極度依賴並消解人的社會化。同時也產生了一個奇怪的後果，即在任何一個單位中，後勤機構是權力最大也是最官僚化的部門。當然在從事這種永遠不可能麵麵俱到的工作時，後勤人員也就成了大家最討厭又是最畏懼的人。
不過老李好像是天生就有能把這些雜亂無章的瑣事處理得井井有條的能力，這恐怕是得益於他自小生長的並不富裕的農村家庭和軍隊中的嚴格訓練，再加上他那樂於助人和與人為善的性格，使他在院裏成為最有人緣的人之一。除了他自己職責內的工作外，他會不斷地去幫助別人解決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難題，從接電線到修理各種家庭設施，而且是樂此不疲。
老李的妻子也是他的同鄉，在西藏大學工作。他們的孩子在四川的老家讀書，老李以他的精明能幹把家裏的事務也打理得中規中矩，因此生活也還過得輕鬆。記得後來當拉薩的市場開始繁榮，食品供應不太緊張的時候，我們幾個進藏的學生都不想再自己種菜，老李聞訊後就把大家的菜地都歸攏由他栽種，我們如要菜可隨意去取，這樣大家皆大歡喜。此後，老李的勞動量驟然增加許多，整日忙碌得像個老農，不過收獲也因此大大增加。終於有一天，我們發現老李用手推車拉著一車蔬菜在街頭叫賣，大家驚奇之餘對他大加嘲笑，說他身著法官製服賣菜頗為不成體統，大大有失法律的尊嚴。而老李仍舊不以為然，認為自己的勞動所得，吃不完自然可以出售。看他認真為顧客稱量蔬菜的樣子，儼然也是一個老練的菜販。
老李最使人喜歡的是他的脾氣極好，不管別人對他是打趣或是取笑，他都是和氣地一笑了之，即使過分的嘲弄他也從不發火。由於他身材矮胖，兩肩下垂，因此身著製服時兩肩的肩章總是往下塌拉著如一個八字。我們時時對他的這副儀表猛烈加以嘲笑，這時他隻是尷尬地笑笑，依然和我們聊著該聊的話題，這就使大家覺得和他在一起很是快活。
我離開西藏的時候老李仍在院裏的行政處，幾年以後法院成立法警隊的時候他被任命為隊長，我想憑他的能力他肯定能夠勝任。而在2004年我再一次回到西藏時，卻得知他已調到西藏高級法院駐四川成都的辦事處去負責基建工程的工作，所以我也就沒見到他。
小馬大名叫馬文海，山東省荷澤人。於70年代末在山東某工學院畢業後分配到西藏，在高級法院民事審判庭任助理審判員。他雖然比我早進西藏幾年，但年齡比我要小一兩歲。小馬在山東人中屬於個子比較瘦小的那類，但長得濃眉大眼，英俊卻顯得溫和文弱。不過民庭的法官中女性居多，加之審理的多是婚姻家庭案件，所以他的這種性格倒也能與那裏的環境相得益彰。
小馬是一個極不張揚而顯得低調的人。在各種公眾場麵，人們都容易忽略或忘記他的存在，這或許和他的生活目標和價值體係有關。不過他對待工作很認真，盡管他並沒有受過正規的法學院教育並缺少在政治上左右逢源的能力，但他與世無爭的低調態度還是使他能在中國官僚係統的險惡狹縫中生存下來。
小馬的妻子是位醫生，在拉薩的某個醫院工作。他們的家就住在高級法院裏，因年幼的孩子在內地，兩人的生活也就較為簡單。那個時候法院的業務並不繁忙，我們庭裏的年輕人就經常挖空心思地尋找機會下鄉，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歡下鄉，畢竟那是一件很艱辛的差事，而小馬每次下鄉都是被庭裏指派去的，因而對此他總是興趣索然。隻有一次我們到那曲，恰逢他們庭也派他去那裏，於是就和我們同車前往。在那曲的時候，他天天被我們拉著四處遊玩，一同參加小趙同學的婚禮，也許是他生性寡言少語不善表達，在人多熱鬧的地方總有些拘謹，結果在酒酣耳熱之餘，兩個開朗熱情的藏族女孩以熱情的戲謔把他逼到牆角弄得麵紅耳赤。他後來承認他從未經曆過這種場麵，這使他感到難堪和不習慣，我們都安慰他說這是對他所恪守的中國古老傳統信念的一次小小的衝擊，希望通過這些磨練改變他的老夫子形象。
自那以後小馬就常和我們在一起玩耍。不過他仍是話不多，在聊天的時候總是處於被動的地位並常被別人當做攻擊的對象，這時他隻是謙和地笑著做無力的反駁。他最喜歡的是打麻將，經常在晚飯後邀約我們到他家或到我這裏來做方城大戰，而且常是他們夫妻倆一起上陣，直到夜深。有一段時間小馬的夫人好象是到內地進修，他便加入到我們“靠山屯西屯”中來。每天一下班就到我屋裏，那時我們幾人做飯都是有分工的，大家就推舉小馬負責買菜。剛開始時他表現尚好，但一段時間後我們就發現他並不是每天都去市場買菜，而是用一個大麻袋到市場一次買回足夠大家一周食用的蔬菜，然後在一周裏的其他日子他就可以悠然自得地坐享其成。當然如此一來蔬菜就難以保持新鮮，味道也大打折扣。對此有人提出異議，小馬仍謙和地笑著爭辯稱他這是最佳的投入產出效應，大家隻能無奈地說為什麽沒有早看出來表麵極為老實的小馬其實卻那麽精於心計。
我離開西藏時小馬還在民庭，幾年後聽說他做了不知是庭長還是副庭長。其實那時我們在一起時他也常談到他也很想調回內地的家鄉，但好像是一直機會和條件都不是很合適。小馬和我或其他的朋友不一樣，他似乎很看重和珍惜已經得到的一切，不過從他的人生曆程來看，他所擁有的一切也確實是來之不易，這也就是他一直小心翼翼穩重踏實地走下去的原因。不過過了幾年小馬還是離開了西藏，調回到了河南省的三門峽市中級法院。
今天在西藏工作和生活的漢族中，老李和小馬他們這一類是為數最多的。他們不同於50或60年代進藏的中共軍人或官員，也和我們這些80年代進藏的“8年大學生”不一樣。對他們來說，來到西藏並不是為了某種理想的追求，而是為了改變他們在中國內地並不很好的生存狀態。因此他們的生活目標和價值體係是建立在極為現實的基礎之上的。但他們並不是移民（在西藏那種世代相傳定居在那裏的漢族移民是極少的），畢竟他們無法融入這裏的文化，無法像這裏土生土長的人們那樣生活。他們隻是在中國嚴格的城鄉二元化和官僚權貴等級社會中，利用到西藏這個偏遠而較為寬鬆的地區來改變自己在中國內地那種邊緣人的身份。他們在西藏默默地工作，默默地等待，相信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一定的社會地位和自己該有的一切，一旦得到了這些，他們總是要離開西藏，回到自己的故鄉。西藏，隻是他們生命中的一個階段。（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