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眾生無我（6）
董霖的故事
1988年的一天，在日喀則的政府招待所的一個房間裏，年僅25歲的董霖被槍殺，同時被害的還有他的女朋友。董霖身中8槍，而凶手也在行凶之後欽彈自盡。消息傳到拉薩後我感到了震驚。因為董霖是我的朋友，而我認為這樣的事在他的身上是不可能發生的，但隨之而來的所有信息都證明了這一切都是真的。
我是通過天戈認識董霖的。那是1985年的夏天，董霖從西藏民族學院畢業後回到拉薩等待工作分配，就借住在我們法院裏距我所住不遠的一間房子裏。他身材高大帥氣，與天戈相比多一點男子漢的彪悍，也是屬於女孩們喜歡的那種類型。他有時和我的小狗“達克”在一起玩耍，喂它食物吃，看去是一個快樂的大男孩。後來天戈帶他到我屋裏聊天，我們就相識並成為朋友。
董霖的父母原來也在西藏工作。當他們的父母離開之後，根據那時中國的戶籍製度，已成年的他們也隻能留在西藏。當父母在當地的社會關係網絡已不能再為他們帶來福蔭的時後，一切隻能靠自己或是聽天由命了，而董霖那時就正處於這種狀態當中。
不久董霖就被分配到日喀則地區所轄的昂仁縣，在縣裏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昂仁縣位於日喀則地區的最西部，毗鄰阿裏地區，是一個半農半牧的地方，氣候和其他自然條件惡劣，生存環境非常嚴酷。董霖接到分配通知後感到十分沮喪。作為他們這些“老西藏”的第二代，一旦到了如此艱苦偏遠的地方再想回到大城市將會遙遙無期，因為按照中共政府的規定，他們和我們這些生長於內地自願進藏的學生是有區別的，他們不能獲得在西藏服務8年就可以回到中國內地的待遇。
雖然沮喪董霖還是去了昂仁縣，畢竟對於他來說這是一件毫無辦法的事情。沒過多久我有機會到日喀則，就順便去昂仁縣找了董霖。當看到董霖從縣機關大院的門口迎麵走來時，我已經很難認出他來，本來一年不到他也不會有多大變化，主要是因為他把自己加工了一下，把滿頭毛發剃了個精光，包括眉毛和胡子。當然我知道他這樣做的原因，在一個你毫無選擇甚至連話語權都沒有的社會，怪異的裝束是人們在無能為力的狀況下唯一的表達方式。
董霖看到我們很高興，在那個邊遠的地方能有遠方的朋友來訪畢竟是少有的事。他摸著精光發亮的腦袋發愁怎樣來招待我們，昂仁是一個貧瘠的地方，氣溫太低使得連菜都無法生長。縣裏有一個溫室，但菜的出售需要縣長的批準。後來董霖以招待我們為由，找到縣長批條子買到半斤菠菜，我們又出去到湖濱草灘打了一隻野兔，在董霖住的地方吃了一頓，也算成全了他要招待我們的心願。
董霖住的是作為縣裏工作人員宿舍的幾排土坯平房中的一間。一門一窗，大小隻有10平方米左右，由於建蓋年代久遠顯得蒼老陳舊。 屋內為防風大的時節牆上灰土掉落，從底到頂全用舊的報紙糊住。屋外通往門口的小路兩側堆放著整齊的木柴，董霖說這是他一年的燃料，這裏不產木材，所以木柴很難買到，今年這些都是人們照顧他是新來的而幫他買的，那明年怎麽辦還不知道呢。
屋裏的陳設也顯簡陋，也就是一床一桌一椅。隻是到處散亂擺放著各種書報，牆上掛著一把吉他，旁邊立一譜架。董霖告訴我這裏的工作極少，每周隻有一天上班，就是每周郵車來的那天，大家都到辦公室收取信件、報紙和各種文件，除此之外便大多時間都無所事事，便聚在一起打牌、打麻將和聊天。而他更多的時間在看書或抱著吉他自彈自唱，日子過得漫長而惆悵。說罷他拿起吉他輕輕地彈了起來，這時天已黑了，夜很寂靜，靜得如同走進古時的荒草蕪徑，靜得連那牆上的沙粒順著舊報紙落下的輕微聲響都清晰可聞。我無法想象一個豆蔻少年在那孤懸天末與塵世隔絕的地方是否能夠找到安寧？是否能夠不讓宿命的恐懼吞噬自己的自信？昏黃的燈光下那琴聲如遊絲般柔軟的線條在因寂靜而顯得有些沉重的暗夜中或上升或下降，然後帶著一種無可依歸的淒涼漸漸飛散在青春過往的歲月之中。
自那次離開昂仁之後我沒有機會回去過，也就未再見到董霖，直到他不幸遇害。這之後他的事我聽一些知情的人斷續地提到，才知道這悲劇事件的些許脈絡。
原來董霖和他的女朋友與殺害他們的凶手都是西藏民族學院的同學。三人都是畢業後一起分配到昂仁縣工作。董霖的女朋友和那凶手在學校是一對情侶，在畢業後成為夫妻，男的在昂仁縣檢察院工作，女的也在昂仁縣的政府某部門任職。可以說是別無枝節並無懸念，但後來的發展就令人有些匪夷所思了。
那殺人者是陝西省人，自幼成為孤兒，成年後考入西藏民族學院，據說學習較好，人品也還不錯。就是由於家庭環境原因，性格有些孤僻乖張，久之形成某種心理障礙，對人對事都容易發生衝突。董霖原與他們夫妻是同學又同是青春勃發之輩，同在一地工作也就多有來往。不久，那對年輕夫妻關係日漸惡化，男方常暴力打罵虐待女方，這年青女子常到董霖處哭訴求助，董霖起初出於同窗之誼常好言撫慰。一來二去那男方知道後夫妻反目，最終導致倆人離婚。這樣董霖的內心也就由同情升華至愛情，與那女同學名正言順地戀愛起來，離婚的男方不久也就在內地重新找了對象結了婚。
此事到這裏本應是各得其所，皆大歡喜，但事物的發展卻跌宕起伏出人意料。1988年的一天董霖偕女朋友到日喀則，恰逢那男方也和新婚妻子從內地回到日喀則，不知這中間發生了什麽，也許是冤家路窄，這男人動了殺機，便釀成了慘劇。
其實在關乎到這三個人命運的這起事件中，他們之間所產生的種種恩怨是旁人無法得知的。我也無法知道董霖在這其中是否有些什麽過錯，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他們之間並沒有權力和金錢的糾葛，有的隻是個人感情與社會意識的衝突，這樣的結局是不應該發生的。我沒有見過董霖的女朋友，但我可以想象在那個荒涼邊遠的角落，兩顆孤獨的心是怎樣在相互攙扶著、撫慰著和鼓勵著，因此他們的愛是真實的，他們是沒有錯的，錯的是我們的曆史給予了我們這樣的一個時代：總是有著太多的禁忌和閹割，有太多被社會漠視的事實和情感的主題。這個時代的可悲不在於偏見戰勝真理，而在於整個社會的虛偽。
董霖死時是一種男人的悲壯。據說在凶手開槍的時候，他撲上去用自己的身體擋住槍口以讓女朋友趕快逃離。他身中8彈也許是因為凶手在麵對一個真正男人的無畏氣概之時感到了自身的怯懦和自卑。我想當他麵對槍口的那一瞬間，或許所有的記憶都已消失，唯有對愛美好的回憶仍然留存。
董霖是我西藏的漢族朋友中唯一永遠留在那裏的一個。他死後葬在日喀則一個漢族墓地裏，我一直想去他的墓地看看但一直沒有機會，而這個不幸的事件也在短暫的沸沸揚揚之後很快地被人淡忘。但他卻要一百年、一千年地躺在那裏，直到飄逝在曠野的風中。也許這對他是一件幸事：他終於可以在塵世的沉淪之外找到內心永恒的安寧。
俄羅斯作家邦達列夫說過：“如果人注定了要死亡，那麽他在自己悲劇性的一生裏是多麽孤獨，而他的情感：愛情、虛榮、貪欲又多麽微不足道。誰能幫助他呢？在20世紀，人的智慧屈從於物，犧牲他自己的心靈，並在追逐利益時使自己失落於冷淡、嫉妒、無恥的荒漠。但是為了償付所有的帳目並向大地還債，實際上他的整個一生都是在追逐死亡。”我不知道董霖的一生是不是一個悲劇，如果他繼續活著他肯定會和他所愛的女人一起完成一個成長的經典過程。不過我想那時他的生命也會和大多數別的人一樣很快地停止，會被他的後代所取代、接替和延續，他自己的生命則幾乎完全失去意義。但命運卻讓他在度過有意義的漫遊年代時提前進入了死亡，因此他成為了一個永遠的關於護佑與救贖的故事。
朋友登巴
登巴是個康巴漢子，在高級法院是資曆較深的法官之一。他原來一直在刑事審判庭任職，後來調到我們經濟庭，所以我與他共事的時間不長，但相識的時間卻並不算短。
登巴的全名叫洛桑登巴，比我大一、兩歲，是巴塘人。巴塘屬於史稱的康地，在今天中國四川省的最西部，位於蜿蜒流過的長江上遊金沙江的東岸，隔江與西藏的芒康縣相望。
巴塘風景秀麗物產豐富，自古便是從中國四川進入西藏的重要交通要道，由於位處康地，所以那裏的藏族也被稱為康巴。有藏諺雲：“衛藏為法域；安多為馬域；康地為人域”。自古此地是一重要遊牧通道，氐羌、吐蕃、鮮卑、西夏和漢族都到過並居於此地。近代作為漢、藏、納西、彝等民族雜居的川邊地區，此地在中國明王朝萬曆年間（公元16世紀晚期）曾由雲南納西族木氏土司統治了60多年。上個世紀初之前一直由當地土司和宗教首領進行管理。
此後，中央政權的管理薄弱使得當時的西方各國教會紛紛派遣傳教士進入該地，西方基督教文化和漢文化、藏文化及其他民族文化在此相互滲透融合，形成獨特的多元文化區域。不過由於當地民風強悍，曆史上曾發生大規模的動亂，加上這裏又是川藏相依之地，為經營西藏所必不可少，因而又被曆代王朝視為重點整治地區。清王朝光緒31年（1905年）駐藏幫辦大臣鳳全“遵旨籌辦邊務”，他在巴塘招慕士勇，開荒屯田，興辦農場。後因當地民眾與法國傳教士發生衝突，釀成暴亂，鳳全和法國傳教士被殺。此事件波及四川、雲南藏區，使得邊境騷亂，進藏交通受阻，清軍隊由趙爾豐帶領於次年才肅清暴亂。至此清政權在這裏實行“改土歸流”政策，加強統治。1950年中共接管此地政權後，將其歸屬於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由於曆史原因，康巴人強健剛毅、精明果敢，長於行走四方，對於外來的現代文化較為熟悉，風俗習慣也與衛藏地區的藏族有較大不同。
除了出生地的文化差異之外，在西藏的中共藏族官員中登巴的經曆也與眾不同。他的父親在青年時就是中共為數不多的藏族黨員之一，一直在巴塘和拉薩從事地下工作。在1949年西藏噶廈政府的“驅漢事件”中被逐出西藏，但又於1950年隨中共軍隊返回拉薩，並在此後一直擔任中共西藏黨的委員會中的主要高級負責人，因此登巴也就成為中國人說的“高幹子弟”了。出於這樣的家庭背景，登巴的少年時期主要是在四川成都度過的，他在那裏可以受到良好的小學和中學教育，隻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他回到家鄉巴塘插隊落戶，幾年後他考上位於成都的西南民族學院，畢業後於70年代來到西藏工作。作為一個在中國內地長大的藏族，他深受漢文化的熏陶並有著深厚的漢語功底，他能說流利的藏語，也能說不帶西藏本地口音的普通話和四川話。這給他的工作帶來了不少的便利，也使得他在兩種文化的環境中都能應付自如。
登巴的父親在上個世紀70年代因病去世，這之後他的母親就一直在老家巴塘生活。他的弟弟國慶原在拉薩工作，大概後來回到成都在西南民族學院任教，因此全家就他一人留在西藏。
登巴是一個精明能幹而又極為和善的人。他的身上具有他那種家庭所特有的氣質，但並不是現在中國大多數愚蠢高官的弱智“官二代”子女所表現出的那種盛氣淩人和貪得無厭。他的臉上隨時都布滿笑容，對所有的人也都熱情相待，特別對朋友更是如此，因此他的人緣極好。與大多數藏族不同，他很少喝酒，我從來就沒有看到他有喝醉的時候，這也使他能隨時保持清醒和理智。登巴所學的專業不是法律，但他在法院工作的時間較長，加之具有大學學曆，所以也就成為了資深法官。他到我們庭裏後很少辦案，也幾乎沒有下鄉。這一方麵是案件不多，另一方麵也由於他散漫的性格所致。他的“弱點”就是他並不以官職大小分別待人而是和大家平等相處，加之他特殊的家庭背景，上級的官員對他總有些不大好的看法也就難免。不過總的來說上上下下也還無人對他苛求而能相安無事。
不過這樣長期以往自然對他的仕途會有影響，好在他的心態平和，又能在其他方麵做到滿足和補償。他對中國那時剛開始的現代生活方式都特別敏銳和樂於去嚐試，和一些法院之外的朋友利用中國那時寬鬆而快速發展的商業環境做一些生意，樂此不疲地玩著各種最新潮的電器。其實登巴隻是最先從那個時代社會主義烏托邦的幻覺中走出並回到現實的市民社會，這種在那時被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行為在幾年後成了所有中國人共同向往和追求的幸福人生之目標。
登巴的妻子是漢族，叫張曉莉，老家在陝西省。其父母原來也在西藏工作，所以她在西藏生活的時間很長，“文化大革命”時期她也作為知識青年下過鄉，隻不過是在西藏的農村。張曉莉是我們法院財務室的出納，她像大多數中國北方的女性一樣有著結實的身材，臉頰上總是透著兩塊極燦爛的紅靨，也有北方女性的勤勞和能幹，把家庭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條。他們夫妻倆有兩個幼小的兒子，大的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小的在內地他們的父母處。
那時登巴的家也在法院的宿舍，但與我們住的平房不同，他是住在院裏最好的一幢三層的單元式樓房裏，整個屋裏的陳設基本都是漢族和現代的。其實平時登巴除了還保留著喝酥油茶吃糌粑的藏族飲食習慣外，其他的生活方式都已完全現代化了。因為我和他們夫婦關係很好，所以我也成為他們家裏的常客。他們那個昵稱“寶寶”的大兒子是個虎虎有生氣的淘氣鬼，兼有母親的健壯和父親的聰明。對於我們這些長期遠離家人過著單身生活的人來說，偶爾去他們家領略一下家庭的氛圍還是挺有樂趣的。
我離開西藏的時候，院裏組織歡送我和顧偉。大家都在拉薩西郊的估麻林卡裏聚會，登巴開著車來來去去地采買著各種食品和接送人員，忙得滿頭大汗。那天我們喝了整整一天的酒，唱著歌和相互說著道別的話。至今事隔多年，我還清晰地記憶著那天的情景，並在心裏感謝登巴。
幾年後當我又見到登巴的時候，已是中國走出貧困和匱乏的年代。我發現登巴的精神極好，他的生活狀態仍然保持著舒適而現代的水平，但我沒有見到他的妻子張曉莉，原來那時他倆已經離婚。他也早就不住在法院的樓房裏了，在拉薩的城郊登巴弄到了一塊土地（按規定那是他父親的級別應享有的待遇），蓋了一幢麵積很大的、帶有一個院落的藏式樓房。如今他就住在那幢屬於他自己所有的房子裏，當然除此之外他早已是手提電話、傳呼機和汽車一應俱全。那天早上他開著自己的吉普車帶我到拉薩西郊堆龍德慶縣的一個林卡，那裏老樹參天，濃蔭覆地，綠草豐茂的林間一條川流不息的冷冽清泉中浸滿了一瓶瓶啤酒，排列了足有上百米長，空地上點燃的篝火架著一口大鍋，沸騰的羊肉湯泛起泡沫向四周溢出清香。一大群往日的朋友早已在此等候，我們從早晨開始喝酒吃肉、聊天打槍、唱歌跳舞直到夜深。那一天我喝醉了三次，最後是登巴把意識不清的我送回了法院。
後來登巴還是選擇了離開法院。他辭去法官的職務並在拉薩開辦了一家屬於自己的拍賣公司，最終完成了從一個官員到商人的轉變。
在登巴的身上體現出藏族文化的區域性差異。在巴塘這樣的多民族聚居和融合的地區，土著民族和外來移民在文化上的互動使得當地的文化具有形態多元化特點，特別是在清末中央政府實行“改土歸流”之後，這一帶的其他民族（包括藏族）確實有著一個向中原政治中心的權力和主流文化靠攏的過程。生長於康地的藏族與衛藏的藏族相比，前者對外來的民族和文化具有更大的寬容性，對現代的所有新事物都有更大的好奇和接納的意願，並能用來使自己的生存狀況加以改善。不可否認登巴是一個隨時都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的康巴漢子，而這應該得益於他生長的那個地方所賦與他的天性。（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