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如歌西行（1）
我們總是通過別人的描述來開始對一個未知的地方的想象和了解。對於西藏，即便是在20年前的中國，對它的描述和報道也是極其少見的。大多數中國人對它的了解幾乎是空白。在我未到達那裏之前，我對它的全部了解僅限於我童年時看過的一部名叫《農奴》的黑白電影。那部由中共拍攝於上個世紀60活的經曆。整部影片描述著那種生活的肮髒、壓抑與痛苦。但通過影片，我也第一次看到了輝煌的寺廟和舉世聞名的紮什倫布寺強巴大佛，看到了在陽光下閃光的巍峨雪山和廣袤的荒漠。在這以後的20年中，這唯一的了解在記憶中變得越來越淡漠，隻剩下那些氣勢磅礴的荒涼，始終頑強地糾纏著我的靈魂。
在1983年的那個夏天，當我從位於重慶的西南政法學院（10年後改稱西南政法大學）法律係畢業並決定前往西藏的時候，我並不知道在中國也有許多如我一樣剛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也同樣決定前往那個在人們想象中荒涼、遙遠並神秘不可知的地方。在那兩年中，這樣的青年男女約有數千人。這取決於兩個原因：一是中國政府教育部（該部在當時負責全中國幾十萬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分配）發布了一項內地的大學畢業生自願到西藏工作8年後，可無條件調回內地安排工作的政策。這是因為自上個世紀50年代中共進入西藏後曆時 30年，原有進藏的官員不論年齡或者知識結構和技術水平均已老化。而西藏本身的高等教育機構少，水平低（全西藏隻有3所大學，即位於拉薩的西藏大學、位於陝西省鹹陽的西藏民族學院和位於西藏林芝的西藏農牧學院）。因此急需一批年青的技術官員前往西藏工作；第二個原因是這些自願進藏的青年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基本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最早進入大學的，他們曆經了上個世紀80年代初中國最具革命性的思想解放運動。在那個時期，封閉了30年之久的思想領域開始有了解凍的跡象，其標誌是大量西方的思想和理論開始引起人們的關注。從盧梭、尼采、薩特到海德格爾和弗洛伊德，都成為這些年青人爭相接受和談論的話題。
這是中國曆史上自1919年五四文化運動以來從未有過的思想最活躍的時期。這種人文主義的思想影響了這些青年，從而使他們對統治中國社會幾十年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產生了懷疑。並且開始對過去和現實進行反省和批判。他們中有些人成為充滿人文關懷的理想主義者。他們認為對政治的效忠不能高於對真理的服從，他們不願意在“革命的集體”中喪失自我，而是夢想著去追求平等、自由、浪漫並充滿情趣的更為個人化的生活。但不幸的是，中共很快發現了這種思想開放將會危及其思想統治的根基，於是在1983年展開了一場全國性的、重點在大學校園的“清除資產階級 精神汙染”的思想整肅運動。這次運動的直接後果導致了活躍了數年之久的思想解放運動嘎然中止，並為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流血事件埋下了伏筆。不過，對於那些校園裏的理想主義者來說，當他們畢業走入社會時，卻發現他們所要麵對的是了無生氣的官僚主義體製和黨的專製文化傳統。那是一個不能選擇的時代，於是，到西藏去便成為了許多人逃避被革命選擇的唯一選擇。畢竟，與他們曾經熟悉的所有文化環境相比，在一個人們認為是如此遙遠，如此充滿著另一種神秘文化的地方，可能會有更大的自由空間 。
其實，在西藏的曆史上，也有幾次中國內地漢族有組織有規模的進入西藏的活動。至今這些活動是屬於對西藏的入侵抑或是一種領土內的統治行為還是鄰國之間的交往，仍是政治家、曆史學家和法學家們爭論不休的話題。最早在公元641年的中國唐朝帝國時期，皇室的文成公主在嫁給西藏部落首領鬆讚幹布時，據說約有1500餘名從事建築、紡織、造紙及繪畫方麵的技術工匠隨行進入西藏。17至19世紀的明，清帝國時期，雖有少量朝廷官員和軍隊進入西藏，但對西藏社會影響不大。而在上世紀初葉，這些人員已大部離去。除了少數他們留下的後代和數百長期在西藏經商的漢族商人和國民黨政府百餘名派駐人員外，幾乎沒有再留在西藏的漢族。而後者也在1949年中共取得中國政權前夕因西藏噶廈政府發動的“驅漢運動”而被迫離開西藏。緊接著有規模的漢族進入西藏的活動是在 1951年，約有幾萬中共軍隊及官員和技術人員進入西藏。但這次進入西藏的人員中絕大多數為軍人，由於受服役期和其任務性質所限，這部份人員主要是對政治統治提供武力支持，而極少參與當地的社會生活，對西藏的傳統社會生活影響極小。而在1959年達賴喇嘛出走印度之後進入西藏的漢人並不多，僅限於黨政人員和技術人員及一些工人。當時由於西藏落後的經濟狀況，過多的遷徙和駐紮人員將給中央政府造成極大的財政負擔。另外在中共統治下，全國範圍內的人口自由遷徙是被禁止的。因此直到1980年之前，能夠進入西藏工作的中國內地漢人（包括大量短期輪換的人員）隻有約20萬人次，而在那裏長期生活的，能稱之為移民的漢人則是非常少的。西藏的大部分仍然維持著一種傳統的生存狀態。
20世紀80年代初進入西藏的青年學生們與此前進入西藏的漢人不同。即使是與在他們之前十餘年或數年前進入西藏的那些內地學生相比也是不一樣的，因此他們被稱為“8年大學生”。這批青年並不像那些前輩們那樣是抱著解放西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新西藏的堅定信念踏上那片遙遠的深藏於喜馬拉雅眾山之中的神奇土地的。他們此行的目的更多地在於解放他們自己。在他們當中，大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那些在畢業分配時無法選擇自己理想的城市或地區就業或無法選擇自己理想職業的人們，他們想通過到西藏工作作為一種過渡，以期望在8年後回到自己理想中的城市。這些人大約占那時進藏學生的半數。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幾年後基本都實現了自己的目的。而不容置疑的是，盡管他們當時懷著利己的目的，但西藏幾年的生活確實改變了他們，在離去之後，他們仍在不同的地方注視和關愛著西藏。在西藏的歲月成為他們一生中最有價值因而揮之不去的記憶。另一類也約占進藏學生的半數，主要是那些對充斥社會的偽理想進行反叛和追求真正理想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人們，大學校園之外的中國內地社會無法接受和容納他們的精神追求，因此他們選擇了西藏。這是在中國變形的極權政治環境下一批具有浪漫主義和反叛精神的青年人的自我放逐。他們不願馴服地進入官僚或資本的機器，於是期望回歸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行萬裏路，破萬卷書的自由知識分子精神成長模式。西藏那種充滿形象思維和夢幻意識的文化深深地吸引並改變著他們。西藏之於他們，不是一種作為移民去謀求就業或發展的現實，而是一種精神與心靈的大拷問、大反省、大理解以至大醒悟的過程和境界，這會激發起他們的想象力並使他們獲得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當然，不管屬於那一類，他們來西藏的初衷如何，這裏對他們都是一種充滿詩意的曆程，隻不過要做出這樣的選擇，不論在當時或是現在，都需要有極大的勇氣。
我選擇西藏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我當時對於佛教有著濃厚的興趣。這種興趣並不出於虔誠的信仰，而是對其神秘的東方哲學體係中的智慧的向往和思維的啟迪。大約在大學三年級時，我主要的課外閱讀便集中於各種介紹佛教的書籍，因此體會到宗教對於普通人們的生存狀態起著一種科技及物質發展所無法替代的作用。
時至今日，當初那些和我一樣選擇了西藏的青年中的大部分人都已離去。有的到了國外，有的在中國內地，也有的已離開人世。甚至極少數在現在的中國已身居高位（如現中共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春華就是北京大學1983年畢業後進藏工作了多年）。曾經發生過的一切已成為曆史。而在這曆史產生的當時，卻並無太多的輝煌，甚至沒有發出太多的聲響。現代交通的便利使這些年青人無需再像古代的使臣或商旅那樣，或徒步，或騎馬跋山涉水地曆時數月，走過數千裏。他們也不會像30年前中共軍隊那樣紅旗獵獵，隊伍浩蕩地前往西藏（唯一的例外是兩個學生汪青春和李雅平分別騎自行車自北京和成都至拉薩，但他們的行動更多的是一種象征）。因此自然缺少了那種驚心動魄的悲壯和對過程的謳歌。
這些青年學生在西藏曆史上所起的前所未有的推動作用也許要在一個很長的時期之後才會顯現。這種作用在於一種新的思想，新的文化精神和人文關懷的啟蒙。在經過了長期的封閉，誤導和觀念的衝突和對立之後，這些年青人開始用一種具有新的時代感的、理性的觀察方法去審視經過千年發展的西藏文化及其生存狀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真正價值。在他們中，除了如田文，龔巧明等人的詩歌、散文和小說向全世界介紹了西藏及其文化真實的一麵，另外還有許多人用文字，用自己的言行傳播並影響著中國內地甚至世界各地人們對西藏的觀念與看法。這種良好的開始使得對於西藏的觀察和理解可以在一種人類共有的美好、善良的價值體係上逐漸形成。盡管中國政府和達賴喇嘛由於政治的原因不願正視或提及這一現象。但這些青年人在幾年中對西藏所帶來的影響，正在潛移默化中為人們所認識。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和藏學家 M · C ·戈德斯坦先生在1986—1988年到西 藏實地考察後，在其著作《龍與雪獅：20世紀的西藏問題》一文中也充分肯定了這些青年的影響和作用。
上個世紀80年代這一批被稱為“8年大學生”的漢人青年在西藏的短暫曆程已經成為在那個特定年代所產生的後來不可重複的曆史絕響。20多年過去，現在已無人知道他們，更無人想知道他們。這些學生進入西藏10多年之後，隨著西藏本地教育水平的提高，已不再需要從中國內地大量選派大學生進藏工作。至2001年的統計，西藏每年所需大學畢業生的 70%已經由西藏的4所大學（西藏大學，西藏民族學院，西藏農牧學院，西藏藏醫學院）自主培養，除了專科和本科生外，並且有了自己培養的碩士生。另外最主要的因素是整個中國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已經發展成了一個充斥著浮躁與焦慮的商業社會。急功近利的時尚使得中國的青年們陷入追求被縱容的虛幻名利漩渦之中，一切都變成了一個商業的或技術的問題，大多數人已經變成尼采所說的文化上的“有教養的市儈”。即使是2003年中共政府開始啟動的“西部大學生誌願者計劃”也因曆史背景的不同和權力的操縱而沒有了當年那種詩一般從容感人的色彩。喪失了真正的、難以化解的終極價值衝動的人們不會為了憤怒和夢想再去西藏。因此，這些“8年大學生”不僅後來無人仿效，且很快被遺忘就不是一種令人奇怪的事情了。
不過在當時，要去西藏生活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都是一個不可思議甚至是瘋狂的念頭。因為中國自古以來把罪犯流放到邊遠的地方的傳統意識還深留在人們的思想之中，再加上中共對“右派”的流放和大批青年學生被迫離開城市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還令人記憶猶新。所以當我向大家宣布我的決定後，有許多的親友和同學以不同的角度和方式開始對我進行輪番的勸說，這樣的遊說一直持續了好幾個月。
就在我開始厭煩並且有點抵擋不住這些遊說的時候，1984年4月，我終於接到了同意我前往西藏工作的通知。由於錯過了每年大學生畢業統一分配報到的時間，我無法與其它進藏的學生結伴同行，隻能孤身走過漫長的路途，去我即將開始新的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盡管如此，我的內心對未來仍充滿一種幻想和憧憬。在我準備新的旅途之前的那一段時間裏，我總是想象在麵對著湛藍的天空下高峙的雪山下麵，我會手持書本，坐在夕陽映照成金色的草地上，除了風，四周將靜寂無聲。所有從我出生至此並給予我精神上極大扭曲和專橫壓力的文化傳統將不複存在。我將在那自由的思維空間中重新獲取久已失去的激情和幻想。 基於這種想象，遠去西藏，不是為了謀生，不是為了獵奇，而是為了靈魂。
但實際上，當時要在中國完成這樣長達數千公裏的旅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在這遙遠的路途上交通極為不便。當時雖有4條公路通往拉薩（川（四川）藏公路、滇（雲南）藏公路、青（青海）藏公路 和新（新疆）藏公路），但常年較為順暢通行的隻有青藏公路，而這條路上還極少正常載客的班車。另外隻有從四川省會成都飛往拉薩的航班，當時的票價約為人民幣160多元（約20美元），而我畢業時的月薪僅為56元（約7美元）。中國近30年來一直禁止人口的自由遷徙，也不存在任何身份證或護照之類的個人身份證明文件。外出旅行需具備各種政府部門出具的證明文件，否則旅途中各種名目的檢查將無法應對，甚至連食宿都無法解決。而且即使你具備了所有的這些條件，在中國的一次長途旅行仍然可以讓你充分感受到龐大的社會主義官僚係統的漫不經心及無處不在的國家行業壟斷帶來的種種磨難和痛苦。
從地圖上來看，從我的家鄉雲南省會昆明經滇藏公路到拉薩約有2400公裏，是最近的一條路線。但實際情況是，這條公路的運行狀況極為糟糕，根本沒有運載旅客到拉薩的客車。何況我還必須前往成都，到西藏駐成都辦事處辦理進入西藏的通行證。於是，我便選定由成都經陝西省、甘肅省直至青海省會西寧，再由此沿青藏公路前往拉薩的路線。這條路線長達4400多公裏，但其中的大部份可以乘火車旅行，較為便利，費用也就低了許多。
路線確定之後，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以160元錢的價格出售了自己畫的4幅油畫作為路費，於5月初踏上前往西藏的旅途。在經曆了半個月的輾轉之後，我來到青海省會西寧。
西寧在曆史上與西藏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公元762年，吐蕃遊牧部落占領了這個當時由唐朝統治的地方。公元1015年吐蕃分裂為兩支，土蕃讚普後人角廝羅在此建立政權，這是藏人的第一個安多政權。但角廝羅及後人一直向當時的宋朝稱臣並接受封賞，至公元 1104年在宋朝軍隊的攻擊下，該政權解體，被迫撤出當時稱為青唐的西寧，投奔今寧夏一帶的西夏王國，西寧地區全部改為宋朝的郡縣。1387年中國明王朝時代開始將西寧建設為西北重鎮。由於西寧位於青藏高原柴達木盆地的東部邊緣，整個城市沿著湟水河流淌的峽穀而建，所以最先以軍事要塞和交通樞紐站而出現。自古以來，這裏便是中國內陸前往西藏的門戶之一。上個世紀50年代修建的青藏公路以此為起點，綿延近2000多公裏直抵拉薩。這裏的居民現在以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族為主。在我到達那裏的時候，這座城市仍保留著幾個世紀以來的古老風貌。
到西寧的第二天，當早晨溫暖的陽光將那些清真寺的琉璃瓦屋頂映照得金碧輝煌的時候，我已漫步於那古色古香的老城之中。老態龍鍾的街道兩邊剛發出鵝黃嫩芽的樹木把陰影投射到青石板鋪砌的路麵上，滿街的店鋪斜伸出售賣各種食品的、書寫著“清真”字樣的藍色布招子。偶爾有臉上蒙著黑色麵紗的穆斯林女郎婀娜地穿梭其下，使人感受著那種古老朦朧美麗中的風情萬千。順著節奏緩慢的小街走去，路邊幾位白須老人安詳靜坐，一邊品茶，一邊打量周圍飽經滄桑的一切。偶爾有路人上前，向我這個裝束奇怪（牛仔褲、T恤衫並身背旅行背包） 的外來客換取兌換券（當時外國人在中國用外國貨幣兌換的一種特殊代金券），這時總要費一番口舌，向對方說明我不是香港人或日本人，才能繼續趕路。
在西寧，我得知才修建好的青藏鐵路西寧至格爾木段剛好開始試通車，我隨即決定乘火車前往格爾木。西寧火車站看上去非常破舊。列車在夜裏發出，因此昏暗的候車大廳中有許多人擠坐在用木條釘成的簡陋的條椅上。一群候車的土族男女在大聲合唱著他們特有的民歌“花兒”，高吭悠揚的歌聲在高大的屋頂下遺留長久的餘音，黑暗中感到仿佛是來自天外的聲音。我坐在一邊的角落裏聽著這來自遙遠地方最純真自然的歌唱，懷裏緊抱著為旅途準備的幹糧。由於必須嚴格節省費用，我買了一個巨大的鍋魁（中國西部特有的用小麥麵粉烤製的餅），用做我到達格爾木之前30多個小時旅途中的食糧，而此時這個家夥正在我的懷裏安靜地散發著熱氣和香味。（待續）
你在美國也不少年了吧，希望有類似的政治評論，我感覺中美的政治製度在互相滲透，美國的政治控製越來越厲害。
而中國的領導人，最後做的事都是在黑自己。
我家一位親戚是1960年代中期支邊，到西藏一個縣當縣委書記；直到1980年代初期才調回內地。通過他，我們得知一些西藏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