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留有一份孩童時代珍貴的記憶，我的記憶就是同外婆一起生活的日子。
外婆出生於20世紀初，從小生活在東海之濱，生活優裕，讀過私塾，深受傳統中國文化影響，能流利的背誦《大學》、《中庸》、《詩經》、《論語》、《孟子》等有關篇章，未受過新文化運動啟蒙思潮的影響。外婆纏過足，＂三寸金蓮＂的枷鎖把她緊緊栓在家庭小天地裏，跟著整個家庭的＂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在時代的大潮中沉沉浮浮，沒有了自我。她一生從未為自己真正的活過，要麽被家庭親情所左右，要麽被社會的興衰交替所支配。那時的中國社會風雲際會，舊時代分崩離析並未帶來和平和安寧，外敵的入侵，破壞，殺戮更讓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每個人都被大時代的潮流裹挾著往前跑，像是滾滾洪流中的一粒碎石，身不由己四處漂泊，無處安生，直到這塊碎石擱淺於平坦的灘塗。外婆於1948年移居上海。
我出生的那年，外婆在上海已經生活了整整十年，在這段期間她經曆過多少人生變故，遇到過多少生離死別，我都是從與外婆朝夕相處中才逐漸的認識和了解。外公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政治係，國民黨高官，隨著蔣介石兵敗大陸，他也去了台灣，留下妻兒十餘人在上海。外婆沒走的原因有很多，形勢緊張，時間緊迫，家庭人口眾多，大舅舅病入膏肓等，這些看似都是原因，但又不全是，或許命該如此才是最好的解釋。大舅舅北京大學政治係畢業，參加過＂一二·九＂學生抗日救亡運動，後去日本留學，回國後，在抗日大後方工作，擔任國民黨陸軍炮兵學校政治教官，國防部史政局圖書館上校副館長，1948年底因肺結核晚期，辭去公職，在家養病。外婆並不忍心拋下病重的大舅舅和包括媽媽在內的5個正在求學的孩子遠走它鄉，命運之神就這樣把這麽大一家子人留在了大陸。1949年以後，家裏沒有了收入來源，外婆變賣家裏的貴重物品，出租多餘的房子以維持生計，甚至靠借貸勉強度日，直到孩子一個個外出求學，有了安定的工作，有了穩定的收入，外婆的生活境況才有了改觀。
我小的時候一直喜歡纏著外婆，喜歡聽她講故事，講過去我們家發生的事情，講我自己幼年的趣事。說到我的幼年，外婆總是含著微笑，低低的說：＂有一天，我去醫院托兒所接你，你靜靜的坐在小板凳上，一聲不吭，當你見到外婆來了，頓時哭著站立了起來，這時我才發現你的褲子都已經濕透了，臭哄哄的。那天正下著大雨，我趕緊抱著你，護著你坐上28路公交車，一路小心翼翼，怕你淋雨，怕你著涼。回到家裏，外婆渾身上下沒有一處是幹的，真成了一隻‘落湯雞’＂。說完後我們總是相視而笑，這是我小時候許多糗事的一樁，外婆經常把這事拿來數落我，她說的親切自然，我聽了有種甜絲絲的溫暖。外婆還講了許多童話故事給我聽，特別是《石門開》的童話連環小人書，外婆那帶著海門口音的：＂石門開，石門開，勤勞好漢要進來。＂的朗讀聲，聲聲入心，讓我永不忘懷。有時外婆會臉對著我，喃喃自語背些古詩＂關關睢鳩，在河之州。窈窕素女，君子好求。＂＂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我那時候年幼，根本不知道外婆在說些什麽，隻感覺外婆的聲音像是唱歌般的美妙動人。除了這些傳統的啓蒙教育之外，外婆還同我說了許多她家鄉的風情和趣事。當年她也是風風光光的出嫁，陪嫁有二千五百步田地（二百五十步為一畝），還有許許多多的陪嫁，吹吹打打，熱鬧非凡。後來大部分陪嫁都在抗日戰爭中丟個精光。說到日本鬼子，外婆顯得異常的義憤填膺。她說，日本人通常都占領大的鄉鎮，他們就往鄉下跑，有一天外婆聽到河麵上有機動船的馬達聲，便知道日本鬼子又來掃蕩了，便顧不得收拾細軟，帶著孩子馬上逃命。那次正逢端午節，日本鬼子把家裏的臘肉、雞、鴨、蛋等吃的東西都洗劫一空，留下了一個滿目瘡痍的記憶。但是細想一下，有什麽比保住命更重要呢？想到這些也就釋然了許多。
我在外婆的撫養和嗬護下漸漸地成長，但男孩子都有好動的天性，我好像有用不完的體力，孩子好動上海人稱之為＂老皮額＂，而＂皮＂的結果隻有二個，一個是被人欺負還有就是欺負弱者，被人欺負不僅自己受皮肉之苦，還會讓外婆平添一種傷痛，她希望心愛的外甥能平平安安，幸福快樂。欺負弱者也會讓她擔驚受怕，寢食不安。在我讀小學的時候，欺負同學的事情可謂是司空見慣，有一次，我看見女同學穿了一條嶄新的褲子，就故意使拌，把她摔了一大跤。同學的父母拿著破了洞的褲子找上門來，外婆忙著對人賠禮道歉，又允諾織補好以後完好奉還。處理完這事之後還不能告訴父母，怕我被母親責罰，一切都是由外婆默默的擺平。有些事可以瞞著父母，但有的事情是無論如何都瞞不下去的。有一回，我和弟弟想打乒乓球，就把家裏的吃飯桌和寫字台拚成一張球桌。家裏的飯桌緊靠著壁爐，要把飯桌搬開，先要把桌子抬高半尺，我和弟弟二人膽大力小，剛把飯桌抬了起來，台麵上的玻璃卻滑落在地板上，摔的粉碎，這一次母親可不會輕易饒過我們。母親下班回家先是責罵，罵完後自然進入下一道程序，就是動手責罰。這個時候，外婆攔在我們兄弟倆麵前，為我們求情。這次媽媽雖然手下留了情，但還是堅持處罰一下我們，恰好過幾天學校組織全校師生去西郊公園春遊，母親堅決不讓我們去。同學出遊的那一天，小夥伴們個個興高采烈，列隊從我家窗前浩浩蕩蕩地走過。我爬在窗台前，看著一個個熟悉的身影，暗暗的掉淚，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外婆看到我傷心難過的樣子走了過來，撫模著我的頭，輕聲地說道：＂外婆現在就帶你去外灘玩。＂外婆想補嚐一下我的缺憾，但她哪裏知道，我最喜歡的還是和小夥伴們在一起。
父母親工作非常的忙，家裏的日常生活都是由外婆照顧，早上買菜，安排我們兄弟倆的早餐、午餐，還要準備一家人的晚餐。從早忙到晚，我以為外婆有用不完的力氣，也沒有去幫她一下，說一些貼己關心的話，一切都覺得理所當然。外婆把家裏的生活安排的井然有序，外婆告訴我，她燒菜的手藝還是到了上海之後，才慢慢開始學的，她家原來的廚師長富師傅燒的一手的好菜，特別是他紅燒鯽魚，家裏的大人和孩子都喜愛吃。雖然外婆說她家的廚師好，但是我覺得外婆的燒菜的手藝是最好的。吃午飯的時候，她總是笑咪咪的看著我們先吃，我們吃了一大半她才開始動筷，她總是說，她小時候什麽山珍海味都吃過，還說了一長串的菜名，像這些菜名可以吃似的。她在最困難的時候總是想到生活中的快樂時光，這是她悟出的人生道理。
外婆一家到上海後從猶太人手中買下了我們住的房子，這棟樓房有三層，共有10多間房間。剛開始的時候，外婆把底層的若幹房間租給外公的學生，成了＂錢兆記運輸行＂寫字間。全家人都住在二樓和三樓。大舅舅過世後，舅媽帶著表姐去了香港。之後，二姨媽、三姨媽、小舅舅、媽媽都外出讀書和工作，家裏空置的房間有好幾間，外婆把房間有的租給別人，有的給鄉下來上海討生活的同鄉暫住，其實所謂的暫住就是變相的久住，久住變成了想要霸占外婆更多的房間，因為隨著政治高壓的來臨，外婆完全處於無產階級的對立的一麵，社會已經沒有是非之分，人性中的醜陋也開始粉墨登場，有些同鄉更是有恃無恐，外婆也隻能忍氣吞聲，媽媽見狀隻能搬回來與外婆同住。外婆是個家庭主婦，沒有生活收入，但姨媽都會定期寄些零用錢給外婆。每當外婆收到匯款後，我經常能見到這些人來我家向外婆借錢。他們平時總是趾高氣揚的，一副翻身作主的樣子。當要借錢的時候，則換上另外一副麵孔。進屋來先跟外婆聊聊天，套個近乎，說些外婆家過去的風光往事，誇獎一下外婆的子女如何有出息，如何的孝順，說到最後都是張口借錢，她們的聲音壓的底底的，眼神帶著求助的目光，借錢的數目往往都不大，五塊，十快的，因為再多外婆也沒有這個能力。當我懂事後我問外婆，這些人平時專門欺負人，你為什麽還要借錢給他們？外婆告訴我，如果不借給他們，情況可能會變得更加糟，至少他們現在會礙於麵子，不會有更進一步的冒犯舉動。外婆說，他們借錢還是會還的，掉一下頭寸沒有什麽大不了的事情。這個世界還是好人多，像我們家過去的傭人小翠，在上海落腳之後，專門在你媽媽放學回家的路上等她，把自己掙的10塊錢給你媽轉交給我，她也知道我們在上海的處境困難，也算是個知恩圖報的人。外婆總是這樣對待他人，把什麽事情都往好處想。
外婆為我們的日常生活費心費力，還要曆經無盡的痛苦和思念，在她身上肩負著不堪重負的擔子。除了思念音信不通的外公之外，舅舅的境遇也讓她茶飯不思，一切痛苦都源自於她最心愛的男人。1956年，小舅舅考入了北京大學中文係新聞專業，1957年與林昭一起被打成右派，受到留校察看處分。北大畢業後被分配去了寧夏教書，其實是變相的發配邊疆。20多年的邊塞生活，曆經九死一生。外婆心心念念都是舅舅的安危，與舅舅寫信成了她唯一的精神寄托。外婆眼睛不好，有青光眼，白內障。每當接到舅舅的來信，她都力求盡早回信。冬天的上海特別的陰冷。外婆穿著深色的中式棉襖和棉褲，戴著黑色的絨線帽，生著凍瘡的右手緊握著筆，伏在桌上很吃力地寫信。她寫信的時候，我就坐在桌旁看。外婆寫的信字跡工整，每寫一個字都很認真。寫完了信之後，她的雙眼都泛著淡淡的淚光，眼眶裏也布著紅紅的血絲。有一次看到外婆收到舅舅寄來一大包裹，裏麵有一大袋寧夏產的枸杞子和一封家信。外婆看完信後告訴我：這東西吃了可以治療眼病，你舅舅要我天天吃。以後，我看到外婆煮飯，會等米飯快要熟的時候，拿一個精致的小碗，放一小把紅紅的枸杞子在碗裏，然後把小碗放在米飯上悶上一會兒。吃的時候，外婆總是要在我嘴裏喂上幾顆，喃喃地：＂舅舅寄來的東西你也要吃，長大眼睛好好的，像你爸爸一樣做個出色的外科醫生。＂看著她慈目善眉的麵容，咀嚼甜絲絲的枸杞，我的心同外婆一樣很開心。寄信的時候，我陪著外婆去提藍橋的郵局，總是爭著要把信投入郵筒，好像在這封信裏有我的一份努力，有我的一份祝福。外婆書寫的信和舅舅來信的字跡都是整整齊齊，從不了草，他們把寫信當作是一件神聖的事情來完成，因為字裏行間都沁著他們母子的心血和淚水。我當時看不懂信的內容，隻知道一張信紙會引人傷心，讓人掉淚。
文革中外婆的處境越來越凶險，憂傷經常掛滿外婆的臉上，有時候，她也會流露出一些喜悅的心情。特別是我們家和小姨家聚在一起，二個女兒，還有我們下一代圍著她，那是她難得的暢開心扉，開心快樂的時光，有時外婆還爭著下廚給我們大家做她拿手的香酥鴨，這是她最喜歡做的菜肴。每年的逢年過節，居委會都要組織慰問軍人家屬，二姨媽是現役軍人，醫學專家。居委會敲鑼打鼓地上門，送上關懷，送上贈品，外婆看著一大群人總是埋滿了笑容，這是她最揚眉吐氣的時候，像是在向左右鄰居展示自己光風的一麵，也像是告訴居委會來的人，她並不是一個可以隨心拿捏的人物。因為她晚上還要去街道上舉辦的學習班，接受思想改造。白天是革命軍人家屬，晩上是反革命家屬，世界上沒有比這更荒唐的事情。
有一次，外婆晚上很晚才回家，家裏人都早已睡下了。外婆躺在我旁邊長呼短歎，嗚嗚的抽泣著，雖然她強忍著盡力控製住自己，但夜闌人靜的時候，我還是被驚醒了。我問外婆怎麽了，她一把抱住我，眼淚滾入了我的臉龐，我伸出小手去擦她的眼睛，可是外婆的淚水像掘了堤似的。外婆告訴我，她晩上回來的時候，頭昏腦脹，兩眼昏黑，一不留神，腳下給一塊鐵板拌了一下，重重的摔在地上，她在路邊坐了好久，才一步步艱難的走回了家。外婆說胸口很痛，我把手從她臉上移開，趕緊撫摸外婆胸口，盡力想辦法緩解她所遭受的痛苦，深更半夜的，我們祖孫倆揉了哭，哭了又揉，度過了一個漫漫長夜。從此以後，每天晚上都由我陪著外婆去學習班。當時海門街道辦事處位於臨潼路長陽路的拐角處，外婆在裏麵接受改造，我站在屋外等她。長陽路是一條連貫東西的大路，路的二邊人行道上種著間隔有致的行道樹。夜霧漸濃，長陽路上來往車輛也稀少，昏暗的路燈有氣無力般的照在馬路上，人行道緊靠馬路一側有一長串斑駁的樹影，另外半邊則在濃濃的樹蔭下顯得漆黑一片，難怪外婆回家會在這裏給拌倒。街道辦事處對麵正對著提籃橋監獄的大門，二名站崗的兵士一動不動的站立著，他們的存在讓我感到少許的安心，但又多了份異樣的恐懼。夜深人靜，外婆這才拖著沉重的身子走出門外，她的臉上掛滿了憂鬱。在路上，我的小手緊緊的拽著外婆，生怕她有什麽閃失。我們祖孫倆就這樣默默地回家，什麽話都沒說，外婆說的我根本不懂，我也不會像女孩那樣說些關心貼己的話，讓外婆寬寬心。外婆裹著小腳走的很慢，我能做她一根＂拐杖＂，心裏很是高興，因為我確信有我在外婆就不會再輕易摔倒。長時期的學習班並未讓外婆的境遇有所改善，居委會決定要把她遣送去陝西農村，一個體弱多病的老人去了大西北無疑是死路一條。媽媽急的沒辦法隻能打電報給二姨媽，二姨媽馬上從北京趕來上海，經過幾番交涉，總算有驚無險，平安過關。
七十年代，外婆的境遇有了很大的改善，舅舅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1976年又帶著舅媽回滬探親，外婆整整有二十個年頭沒有見到心愛的兒子。舅舅舅媽的假期雖然短暫，卻讓外婆如沐春風般的快樂，逢人就會絮絮叨叨的說個不停，她積鬱太久，或許說出來是最好的應對方式。沒過多久，二姨媽把外婆接到北京，住在釣魚台的部隊大院，門口有衛兵把守，大院裏的人見到她總客客氣氣，尊敬有加，那裏是另一番不同的天地。外婆回來後常對我這樣描述在北京的生活。八十年代，舅舅一家離開寧夏調回了南方報社工作，外婆也搬去同舅舅住在一起，不久我也出了國，我再也沒有能見到我最心愛的外婆。
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書中寫道：＂我，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龍應台把她自己定位在內戰撕殺，骨肉殘殺的競爭之中。但是千千萬萬像我外婆那代中國女性，她們不懂政治，她們痛恨戰爭，她們並沒有選擇的權利，隻是出於人的本能盡力去逃生，盡力地保護自己孩子，但是結局往往令人心碎，多多少少的不幸的人都被無情填埋在曆史的溝壑之中。外婆的一生不但要曆經男權社會帶來的壓迫，也要麵對社會動蕩所強加在頭上種種磨難，生逢亂世，曆經滄桑，劫後餘生這些詞語都不能完整表達外婆的人生磨難。伊壁鳩魯哲學認為，身體無痛苦和靈魂無紛擾乃是快樂的前提。但在戰亂頻生，社會失序的年代裏，有多少人能做到身心無痛苦，靈魂無紛擾呢？又有多少人有快樂的人生呢？
半個多世紀前，與外婆在一起的往事還曆曆在目，而我對外婆的無盡思念＂唯是春風秋月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