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剛破曉，老人們依照慣例，伸展各自優美的腰身，舒緩地打著太極——推手打拳，弄槍舞劍。一群農民騎著自行車，頭頂之上，一輪紅日冉冉升起，農民們臉上帶著幾分憂鬱。進城之後，土路變成了河東東街，他們自行車後架兩邊的馱筐裏，裝滿了各式各樣的農產品，準備送到城裏去賣——一粒粒雞蛋用麥秸稈小心包裹著、一串串大蒜宛如姑娘們頭上梳的長辮子、還有一顆顆大白菜和一捆捆大蔥。街邊的小吃攤搭了起來，沿著人行道擺上配套的桌椅板凳。孩子們和青年男女剛一落座，豆漿就端到了他們麵前，他們一邊揉著惺忪的睡眼，一邊呼嚕呼嚕大聲地喝著豆漿。街上隨處可見有人在晨煉，緩步行走，以便驅走這大清早的寒氣。
當太陽升起後，家庭主婦挎著紅藍塑料筐，上街采購新鮮果蔬，以便提前準備當天的午飯。人們隔著街道大聲打著招呼，提高嗓門和商販們討價還價。農村來的姑娘們身穿舊棉襖，打量著服裝廠生產的顏色鮮豔的成衣，這些衣服對她們而言太貴了，她們買不起；而城裏的姑娘們，身穿鑲有花邊的衣服，顏色各異，有黃色、粉色或者綠色等不同幻彩熒光色，騎著上海出產的山地自行車飛馳而過。男人們坐在一旁，品頭論足比較著各自騎的摩托車，或者在一棵樹下圪蹴著下象棋。陽光變得暖和些了，老人們便從各自的院落房屋裏走出來，坐在路旁，拐棍放在一邊。裹著小腳的老太太步履蹣跚地走著，留有幾根白胡子的老頭子吧嗒吧嗒抽著旱煙——樣子活像正在曬太陽的蜥蜴，直到太陽落到河東東街的另一頭，映襯出市郵電大樓和新近落成的地委行署辦公大樓的輪廓，他們才又顫顫巍巍回到了各自的窩裏。
無論是有著神話般的奇峰秀嶺，山水風景甲天下的桂林，還是有著精妙絕倫的寺廟湖泊，暖風熏得遊人醉的杭州，都沒有比運城以及這截短短的河東東街，更能體現出什麽才是真正的“中國”了。
剛到運城的頭幾天裏，我騎著自行車進城，經過一個自行車修理鋪——鋪主是一位身材瘦小的男人，禿頂腦袋油光閃亮，猶如拋光的黃銅。他正蜷縮在茅草棚下，把自行車內胎沒入一盆髒水中，尋找著車胎上各個漏氣的地方——某種強烈的感覺一起朝我襲來。我已經跨越了整個世界，萬裏迢迢來到了中國，在運城落下腳跟，走進了這條街道，並進入了這些人的生活之中。
到運城的第一個下午，按照當地風俗習慣，我們被召集到教工食堂的一個包間裏，參加為我們安排的接風洗塵歡迎晚宴。學校所有的重要人物都親臨現場，有人匆匆把我們介紹給了到車站接我們的那幾位。他們是係主任吳小山——哈嘍——校長辦公室的曹先生、張先生、路先生——哈嘍！我們很快就意識到，校長辦公室是全校行政管理的核心要害部門。我們很難確切知道他們每天具體都在做什麽工作——他們總是聲稱非常忙，但是他們好像大部分時間要麽不在上班，要麽就在睡覺。盡管如此，當我們真地需要他們幫忙時，他們卻又很少令我們失望。
係主任吳小山是位的中年男子，五十五歲，右手手指被香煙熏得發黃，指間總是夾著一根香煙。文革之前，他曾在英國呆過兩年。文革爆發後，他被召回國。他仍然記得當年在謝菲爾德的房東太太家的住址。
“我的房東是威廉姆遜夫婦，”他告訴我們說。“他們在埃弗裏街113號有棟房子。房東太太對我很友好。他們有個小兒子，我們經常一塊玩耍。他教會我很多英語，真的！我在玩玩具時他會說，‘請問我可以玩嗎？’——‘請問我可以玩嗎？’——而在漢語裏我們會說‘把它給我。’他教給我所有的英國禮節，是位很好的老師。我說的都是真的！”
曹先生要比吳主任的年齡小很多，他倆看來不是一代人。吳主任負責我們在學校的教學事務，而曹先生則是我們的“外辦”，負責除了教學以外的所有其他事務。在中國工作和學習的每一個外國人都要歸“外辦”——“外事辦公室主任”——管理，而曹先生——我們的官方“管家”，卻連一個英語單詞都不會講。我們握手的時候他滿臉堆笑，而且他握著我的手不鬆開，以至於我倆的手像是鎖在一起，我隻好又是微笑、又是點頭，和他握了好半天的手。張先生個頭較高，看來受過良好的教育，儀表舉止無可挑剔。當他講一件傳聞軼事或是一段中國曆史時，大家都仔細聆聽，並保持安靜，直等到吳主任為我們翻譯完。
宴會上，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告訴我們，是什麽把運城造就成一個特殊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