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葉
記錄人生
（引言）：天花板是我早年的同學。小時候，因為他的個子特別高，男生們給他起綽號“天花板”。至今幾十年過去了，他的群昵稱還是“天花板”。同學們群上群下也還都這麽叫他，他答應的蹦吧幹脆，看來是很享受的樣子。別看天花板個子大，同學們和他在一起都得仰首望著他，可他非常親民，時不時群上群下的來段小故事，把同學們笑得媽呀媽呀的點讚、叫喚。那天，天花板給我發了一篇準備廢了的文章，內容一反常態的嚴肅。我讀完後，覺得不貼出來好可惜。經過他的同意，放在我的園子裏。以下是他的故事：
“自從拉響疫情警報後，每每看到媒體上驚心動魄的報道，老夫我天天生活在惶恐不安當中。好在上級的指示從精神到細則，通過央視和小區大門口層層疊疊的告示和前所未有的管控體現出來，使人有了一些安全感。
感覺不自在的是，突然之間，進進出出要受到紅袖章們的嚴格盤查。這些人昨天還在小區搞衛生、看車棚，今天搖身一變，或兢兢業業或威風凜凜，套著紅袖章在小區門口檢查各種版本的通行證，讓人不知不覺地想到五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初期，戴紅袖章有濃厚的血統色彩。風魔一時的以北京高幹子弟為核心的紅衛兵，用貴重的紫紅絲絨布做袖章，突出他們高貴的身份。全國其他地方的紅衛兵隻能用普通紅布，高級一點的用紅綢子做。雖然這些人互不隸屬，可階級立場和革命鬥誌一個比一個叫得響，不服氣的就來場“文攻武衛”，甚至鬥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但是，他們都有一條明確的底線，那就是：運動對象和“黑五類”子女一律不得加入他們的組織，也不準戴紅袖章，否則，會玷汙組織的清白，成為對方攻擊的把柄。
那時，父親被打成“叛徒、走資派、鎮壓學生運動的劊子手”，母親被打成“走資派、資本家的孝子賢孫”。倆人都是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的革命對象，雙雙被勒令戴上黑袖章。而當時的我，是個剛上中學才不到一年，從眾心理和歸屬感都很強的半大孩子。由於父母的緣故，不能像“紅五類”同學一樣戴上紅袖章鬧革命，心裏真有說不出的羨慕，但如果要提出加入他們的組織，從而戴上紅袖章，肯定會招來無盡的嘲弄和羞辱。
而我妹妹，那年隻有六歲，上小學一年級，也與紅袖章無緣！那時候，小學生一般不強調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就像小時候我們戴紅領巾一樣，按慣例，順理成章成為‘紅小兵’。可是，妹妹一天放學回來向母親哭訴：全班同學都戴上紅袖章當上了‘紅小兵’，就她一人不是。
我清楚地記得，性情溫和的母親頓時臉色發白，渾身顫抖，不管不顧地帶著妹妹到學校找她的班主任，就是想問個明白，哪怕聽到“上課不認真聽講，遲到早退”這樣的理由，也覺得寬慰。可是，班主任冷冰冰地撂下一句：‘我們這樣決定是有根據的。她的階級立場不穩，就不能參加紅小兵！’天哪，難道讓一個七、八歲的小孩不吃母親煮的飯，不喝母親燒的水，才算徹底劃清階級陣線，站穩階級立場？！
其實‘文革’前，父親是師範學校的校長，母親是壟坊路小學校長。妹妹就讀的是師範附小。壟坊路小學又和師範附小同屬一個輔導區，兩校之間交流非常密切，母親和他們都算是熟人。可為什麽他們要對妹妹這樣？也許我們家就我和妹妹倆孩子，日子還算過得去，至少一家人其樂融融？也許正因為大家知根知底，反而招致一些日子過得不太如意的人心理失衡，在你落難之時，毫不猶豫底落井下石？
幾個月前，被突如其來、暴風雨般的鬥爭完全拖垮了精神和肉體的父親，終於撒手人寰。正當一家人深陷在張皇失措和失去至親的悲痛中，師範學校的紅衛兵並沒有因為失去了最重要的批鬥對象而罷手，反而更加氣惱和瘋狂。他們揮舞著戴著紅袖章的胳膊，再一次衝到我家翻箱倒櫃。
最後，他們找到一套父親的舊中山裝，用竹竿和稻草紮了個草人，浩浩蕩蕩一路遊行到市中心。
會的。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