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葉
記錄人生
“挨打的虎”
可惜，父親頭上的天沒有晴朗多少日子。
1949年4月，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涇縣全縣解放。
1950年6月30日，政府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運動隨之在鳳村開展起來。雖然“敦福堂”的土地在1949年前就被賣的剩下不足百畝，但還是村裏的富戶,那個外姓管家戴上了“地主”成分的帽子，各房小家庭，有的不是被劃為“小土地出租”，就是“貧農”成分。我爺爺死的早，姑媽和父親又在外麵工作，祠堂裏的土地平分到父親這一房也就隻有一畝山地，留在老家的奶奶被劃為“貧農”。
接下來，城市裏也相繼開展了“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 等一係列政治運動。父親所在單位，也要求人人填寫在七歲以後所做過的一切。人們或互查，或背靠背揭發，積極參加運動，以求過關。本來就老實、膽小、懦弱的父親，不但向組織上如實交待了他七歲至十八歲從私塾到高中畢業的全部經曆，以及自己出身封建大家庭、在學校集體參加過國民黨的“三青團”，連一個本家叔叔買票，請他坐飛機去開封找工作的事情也沒有隱瞞。
天真的父親實指望交代這些事情後，就無事一身輕了。可正是因為出身封建大家庭，他被說成是故意隱瞞“地主”成分，正因為參加過“三青團”，又坐過飛機，他被誣陷為國民黨員。因此，父親成了“革命”的對象，運動中所謂的“大老虎”，被隔離審查。經過多次的嚴刑逼供，父親隻好承認了這兩項政治上的罪名。
後來，經過多次調查和核實，直到1958年年底，組織上實在查不出其它問題，父親才被“解放”，但仍然在他的檔案袋裏，裝上“懷疑有重大政治曆史問題”、“內部控製使用”的鑒定書，並把他的行政級別降到19級，工資70幾塊，下放到省建築公司，當了名技校的語文教師。
此後，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父親也就一次又一次成了“革命”的對象，一直都抬不起頭。
1960年下半年，糧食最困難的時候，有些地方還餓死了人。為了減輕城市負擔，政府號召各單位、各街道，把地、富、反、壞、右等“黑五類”分子遣送農村，因為，“我們（他們）也有一雙手，不（能）在城市吃閑飯”，讓這些人在農村勞動，自食其力。父親因為有“政治曆史問題”，也被上級排在下放人員名單中。性情剛烈的母親，得知消息後，連夜找到父親在市總工會工作時的老領導，據理力爭。終於，父親才沒有被下放農村，但又被調到總公司下屬的預製廠當了名統計員。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父親又被揪了出來。
每天早上上班之前，父親都要胳膊上戴著白袖章，脖子上掛著“國民黨殘渣餘孽，漏劃地主”的大木牌子，和其他“黑五類”同夥，站在單位大門口，唱著“我是牛、鬼、蛇、神”的黑歌，低頭請罪，然後，沒完沒了地掃大街、清廁所、寫檢查。至於站在高台上挨批鬥、掛牌子遊街，更是常事。
受盡了人間折磨、侮辱和痛苦，僥幸活下來的父親，能歌善舞、愛說愛笑的性格完全沒了。
父親平時在工作單位唯唯喏喏、膽小怕事，隻知道任勞任怨地工作。回到家，除了默默無語，就是吃飯、睡覺、喝點小酒，皺著眉頭、哀聲歎氣，捧著一張報紙翻來複去地看，也不跟我們小孩子說話，弟妹們的作業，也不輔導。從出生到父親去世，我從來沒聽見過父親唱歌，更不要說看到他跳舞了。隻記得有一年夏天，我躺在門前的涼床上，聽父親講過一次“聊齋”，興奮了好幾天。而父親那一手漂亮的“墨寶”，不要說教教我們小孩子，就是偶爾過年，在母親的催迫下，出現在家裏和幾家鄰居的大門上，也是稀罕。
1974年夏天，“被革命”了將近廿年的父親終於被“平反”了。
您好！那時候，在校讀書的學生大部都集體入“三青團",就像現在的青年人入共青團，入共產黨。
祝好！
大家感恩節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