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疸性肝炎
剛回生產隊裏幾天,我就開始感到自己出現異常:吃什麽都覺得是甜甜的,老是埋怨他們做的菜太甜。於衍正莫名其妙:“我炒菜從來沒有放糖啊?” 拉的大便也變成灰白色,那是因為膽汁都到血液裏去了。
四月十一日那天出早工,我在水田裏築田埂。隻覺得一陣惡心想吐,回家後再也堅持不住了。人一下子垮了下來,昏昏沉沉地在屋子裏躺了兩天。什麽東西也吃不下去,吃了馬上就要吐。大家看著我一點辦法也沒有,也不知道是什麽毛病。
四月十三日上午,天氣很好。張崇武叫我:“江育林,天晴了,出來曬曬太陽吧。” 我勉強爬起來,坐在外麵的凳子上喘氣。範鎮峰看著我,突然大叫:“哎呀,不好。你的皮膚好黃呀!” 大家都圍過來看。原來農村的屋子裏麵很黑,什麽也看不清楚。出來一到亮處,立刻就看出來了。我看看自己的手,比稻草還要黃。全身象塗了一層黃顏料,連眼白也是黃的。我馬上明白,這一定是得了黃疸性肝炎了。我勉強支撐起來,穿好衣服,打算到縣城醫院裏去看病。
我渾身無力,慢慢地在山路上走著。快到縣城時走不動了,一屁股坐在寶塔山上休息。看著寶塔山上一排排的墓碑,不由得沉思起來:“難道我這輩子隻能活到二十一歲?這輩子就這樣過去了嗎?” 我心裏充滿了生的渴望,但在現實麵前又是那樣的無奈。我不由得想起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那本小說裏的一段話:“保爾雙手捧著頭,沉浸在陰鬱的思索中。他的整個生涯,由孩提時代到最近幾天,像電影一樣在他麵前閃過。這二十四年的生活,究竟過得好呢,還是不好?他一年又一年地回想著,像一個鐵麵無私的法官,逐年加以審判。結果他自己非常滿意地承認,他的生活過得還不算怎麽壞。他犯過不少的錯誤,由於愚蠢,由於年輕,然而大半還是由於無知而犯的錯誤。最主要的是在鬥爭火熱的時期中,他並沒有睡覺,在爭奪政權的殘酷鬥爭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崗位,而且在那革命的紅旗上,也還有他的幾滴鮮血。” 我呢?雖然有人把我看作是“狗崽子”、“黑五類”,但我自己是問心無愧的。這些年的經曆讓我感到滿意。我知足了!
我慢慢地站起來,朝醫院走去。經過了生與死的思考後,讓命運來決定吧!
在門診部,我老老實實地排在隊伍的後麵。突然,一個醫生朝我招手,叫道:“那個全身發黃的小夥子,不要排隊了,先過來吧。” 我遲疑地站起來:我並不認識他呀,怎麽能不排隊呢?我猶豫地走到他的麵前:“我吐了幾天……,”沒有聽我的話,也沒有等我說完,醫生一麵開著住院通知單一麵說:“你是黃疸性肝炎,趕快住院,不要在這裏傳染別人!”
我拿著住院通知單走出門診部,猶豫了好久。我什麽也沒有拿,也沒有誰知道,能住院嗎?剛好江山大隊的知青路過這裏看到我了。我請他們去告訴我們隊裏的同學,趕快把我需要的東西送過來。然後才走到住院部那裏,辦理了住院手續。一躺上病床,我渾身都鬆懈了,迷迷糊糊地睡了過去。
天快黑的時候,吳恒樂、範鎮峰和張崇武才趕到醫院。他們把我推醒。我看到給我帶來的衣服、盆子和熱水瓶等,還帶來了一些雞蛋、點心和錢。我知道小組已經沒什麽錢了,但這裏天天吃飯要用錢哪,也隻好先拿著。我要他們把所有的餐具都消消毒,這個病可是經過食物傳染的。他們笑著說:“早就把鍋盤碗盞都用開水煮過了。其實沒有用,我們一起吃飯都吃了幾天了,要是傳染早就傳染上了。”我想也是,無可奈何朝他們笑了笑。
第二天,檢查結果出來了。正常人的黃疸指數小於5,GPT低於40。而我的黃疸指數45, GPT是518。其它指標也遠遠超過了正常值,這是典型的急性黃疸性肝炎發作期。於是治療開始了。
從四月十三號住院。到六月一日出院。我四十多天的住院生活極其規律:每天清晨起來打開水,衝雞蛋花,然後稍微活動一下。吃完早飯後躺在床上等醫生查房,然後睡到吃中午飯前起來。吃了就繼續睡午覺,到下午五點起床。活動一下就吃晚飯,飯後到外麵走走,回來就睡覺。那時候醫院裏主張我們要“絕對臥床休息”。所以特別是前二十天,我幾乎是從早到晚都在睡覺,也睡得著。也許,這是在病房裏數我恢複得最快的原因之一。能吃能睡嘛。
開始我們每天還在輸液,注射B12,吃點藥。隨著越來越多的工人從大慶來到這裏,病人也越來越多,藥品供應變得非常緊張。後來什麽藥都沒有了,每天就是吃幾片酵母片。好在農村裏雞蛋不愁,我自己再到外麵買蜂蜜回來吃。醫院沒有辦法,想到用中藥,給我們開了首烏片和桑椹子膏。就是從那時起,我的頭發變得烏黑發亮,並一直維持了好多年。
住院期間,很多同學都來看我,讓我開心。我把隊裏買的點心請他們吃,大家怕傳染肝炎都不太敢動。李植年鼓勵大家:“不要怕,要不我先吃。我吃最上麵的一個好不好?”大家都笑了起來。
一天,高二(2)班的張國華也來了。他是被關在二附中辦了好長時間“五不準”學習班才被放出來的,所以對工讀班搞運動的情況知道的很多。他告訴我關於李新新挨整的情況。李新新被作為重點批鬥對象,吃了很多苦頭。最後分配時陳宣美、韋琪等他們班的大多數都分到武漢汽車標準件廠,唯獨他和極少的兩、三個人被發配到外地。他被分到恩施地區建始縣的長梁水電站,離縣城很遠,離武漢就更遠了。想到他一個人孤零零地被“發配”到那麽遠的地方,我不由得非常擔心。真想跑過去看看他。但看看自己現在這個樣子,無可奈何地歎了口氣。
我住的那個病房裏有六張病床。除了我以外,兩個一胖一瘦的是從鐵二師下來支援石油會戰的四川兵,另外一個是荊門當地參軍回來的鐵道兵,還有一個湛江石油學院畢業分配來的大學生,再就是一個鄉裏的老頭。從剛進來的情況看,我可能算是比較嚴重的了。
頭幾天大家都在昏睡,也沒有什麽交流。慢慢熟悉了,有時候就躺在床上閑聊。當地參軍的那個兵是結了婚的,所以總不安心,隔三差五要偷偷溜回家過一、兩天再跑回來。所以後來查血時,他恢複得最慢。醫生非常生氣,警告了好幾次也沒有用。一天,他又偷偷溜回家了。醫生怒不可遏,剛好有個農村幹部黃疸複發病危,急需住院。醫生一氣之下就把那人安排在他的床上,把他暫時地“開除”了。
那個新來的病人的確非常危險。第二天黃疸指數就上升到二百以上,第三天就開始肝昏迷了。等偷跑回家的人返回醫院,看到自己床上躺了個垂死的人,心裏有些發慌。四川兵隻好讓他先和自己擠在一起再說。當天晚上,病人開始說胡話,醫生進進出出地進行搶救。屋裏氣氛變得非常緊張,誰也睡不著覺。到下半夜三點多,病人終於死了。當有人把屍體拖走時,我們感到十分恐怖。每個人都不由得想到了自己,原來黃疸性肝炎也會死人的!
第二天清早,大家要求醫院給房間消消毒。於是有人拿來了一些硫磺,開始熏蒸房間。我們一個個跑了出去。過了一會,才發現那個病老頭子還在病房裏沒有人管,又捏著鼻子進去,把老頭子拎了出來。好在還沒有把他給熏壞。
這時那個總是偷跑的大兵感到驚恐萬分,圍著醫生求情,要把他收回病房。醫生板著臉說:“你寫個檢討,要是寫得深刻才能回來,否則我們就不管了。” 結果還是那個大學生幫忙寫了一份檢討,才重新回到原先的床位。
縣醫院的醫生對病人態度都很好。不過當年醫院的管理卻非常馬虎而且混亂,經常出現各種各樣的意外。有天傍晚突然來了個病危的老頭需要馬上輸氧搶救。他躺在走廊裏,有人拖來了氧氣瓶,隻聽見混亂中“呯”的一聲,接著就是氣流向外噴射的尖叫。有人驚叫:“氧氣跑出來了!”走廊內外立刻一片騷亂。原來是慌亂中把氧氣瓶的螺絲扭的太鬆,被高壓的氧氣衝掉了。高壓氣流發瘋似的噴射出來,打在牆上。到處是一片灰塵,叫人睜不開眼,嗆得喘不過氣。我們趕快跑出大樓,躲在一邊。過了一會,氧氣大概跑光了。大家才陸續回來,那個老頭也死了,不知道是病死的還是嚇死的。牆上留下一個被氧氣流打出來的淺淺的洞。
剛住院不久,我給防疫站的軍代表寫了封信,說明我現在的處境,請求能從扣下的我父親工資中撥給我這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點錢,至少在出院時能交住院費。後來,吳恒樂告訴我,防疫站的軍代表收到信了。他們發了一個函給大隊,要求核實情況是否屬實。隊長劉永財感到好笑:“哪有沒事說自己住醫院的?這個心也操得太過了。”馬上回信告訴他們:這都是真的,這裏急需錢。他們得到回複後決定給我寄一百元。一直到出院前兩天,我才收到了這筆匯款。交了七十九元的住院費後,剩下的還抵不上小組給我買飯票的錢。
我恢複得很快。二十多天後,白天有時就睡不著了。為了打發時間,我把薑都在石油會戰時借給我的毛澤東文集拿來抄寫,這裏麵都是毛主席沒有公開發表的文章。慢慢地,我抄了一大本。醫生們看到我很愛學習,還教我給同病房的人打針。回生產隊後,我還給生產隊的好多人打過針哩。
四月底的一天晚上,醫院的大喇叭突然大叫起來。原來是我國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到處一片歡呼,大家都興奮不已。我們躺在床上七嘴八舌地討論起來。那個年紀大的四川兵說:“嘖嘖,要飛到天上去得飛多快呀!” 我突然想起中學物理中好像講過,飛離地球至少要多大速度才行。但實在是記不得了。於是,我拿起鋼筆就算了起來。我算了一會,對他們說:“大概要每秒飛七、八公裏才行吧。”屋子裏頓時安靜下來,每個人都狐疑地看著我:“你是搞火箭的?你怎麽知道這些?” 我感到有些好笑:“哪裏,中學課本裏都有的啊。”但沒有一個人相信我的話。我心裏不由得有些悲涼:這真的是中學課本裏的知識啊,怎麽就沒有人知道呢?
中醫說:“肝主目”,此話一點不假。得了肝炎後,眼睛明顯就差多了,看什麽都是模模糊糊的。開始我還認為自己是近視眼才這樣的。後來同病房當兵的也一個個叫苦,連牆上的東西都看不清楚了,大家才知道是肝不好的緣故。好在這不是永久性的,過幾年後就慢慢地恢複了。
在醫院裏,我度過了“五一”。那天,焦枝鐵路的襄樊到荊門段開始試運行。我感到很自豪,因為這裏有我的一份。這是我第一次以勞動者的姿態來慶祝勞動者的節日。不過,躺在病床上慶祝未免有些遺憾。有什麽辦法呢?隻有現在好好休息,將來才能好好工作。要有所不為才能有所作為呀!
六月一日,我終於出院了。頭天化驗的結果,所有的指標全部轉為正常。是那間病房裏最先出院的一個。之後的一年多的時間裏,我複查了十幾次,沒有一次反複,看來是徹底的好了。但這場大病給我的打擊是嚴重的。為了徹底恢複,我決定今年一年內不上工了,好好休息吧。
在後來近半年的時間裏,我除開回了一趟武漢外,基本上就在家裏養病。幫忙做做飯,做點小玩藝,或者做點醃菜等等。記得夏天我們收了好多辣椒,崇武建議醃起來,於是我就切了一整天的辣椒。結果到晚上手被辣得腫了起來,痛得整夜不能睡覺。最後實在沒有辦法,隻好放一臉盆水在床旁邊,把手浸泡在水裏,才勉強睡了一會。從此再不敢切辣椒。
生產隊的老鄉對我非常照顧。他們聽說黑魚煮花生米可以補肝,凡是有人捉到黑魚,都無一例外地送到我們知青這裏。我恢複得很好。十二月十七日,我坐順路的拖拉機到沙洋,找氮肥廠的同學們玩。貝恩渤、王孟穎等都被招工到那裏。玩了幾天,找不到回荊門的便車,二十一日步行九十裏回到生產隊。雖然感到有點累,但隨後再次查血,所有的指標都還是正常的。我放心了。可以說:我的肝炎已經徹底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