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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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檢疫
檢疫實驗室的工作就是把送來的樣品按照要求進行檢測，然後根據結果出具檢測結果報告單。然而樣品的來源從管理角度看分為完全不同的兩大類：法定檢疫樣品和委托檢疫樣品。前者是由口岸送來的。檢疫費由口岸收取後上繳總局，而實驗室的日常費用由總局下撥。這叫做“收支兩條線”，即收入和支出是相互不受影響的。而後者則不同。如外地各口岸局因能力所限不能做而委托我們檢測的樣品、農業部委托我們做的監測樣品、有些單位要求我們幫忙檢測的樣品如海關樣品、公司預檢樣品等。這些樣品需要有委托單位出具書麵的委托書並蓋有公章，我們則按照收費標準進行收費。
這樣一說大家也許就明白了。不管什麽樣品在實驗室裏都是一樣的檢測，不同之處就是一個不收錢一個收錢而已。而這，正是很多人特別“關心”之處。
水生室剛成立時，委托任務並不多。然而幾年後，由於名聲在外，凡是別人做不了的檢測項目，幾乎都會想到要送往深圳。特別是從二零零二年起，韓國要求出口到他們那裏的鱸魚一律由深圳的水生室出具檢測報告。因此委托量激增，到後來甚至超過了法定檢疫的工作量。我們的工作壓力也變得越來越大。不過在某些人眼裏，則隻看到是水生室收入的錢越來越多了！
外地送來的樣品多是通過空運送來。每當來了一份樣品，我不得不自己先掏一百二十五元錢請送快遞的人幫忙從機場把貨取出並運到實驗室來。其中一百二十元是運費，五元是提貨的手續費。等貨主把檢疫費和運費寄來後，我才能把那一百二十五元還回自己口袋，把剩下的錢交中心的財務開發票，再將發票寄回去。由於出口商有公司，也有私人。因此有些單位在匯款時就給我電話：“發票我們要了沒用，不用寄了。”我也樂得省下幾塊錢的掛號郵寄費。沒有寄出的發票就夾在樣品記錄本裏，時間長了，本子裏就夾了厚厚的一遝發票。
這是一件非常令人煩惱的工作。我幾次打報告要求樣品室或辦公室能把委托檢疫收費和車費、郵費等支出的工作接下來，以便讓實驗室能全心全意地做實驗。但誰也不願意沾手這個事情，反而引起一些人的妒忌和猜疑。中心的領導看到經常有大把的錢在水生室進出，可能心裏發癢。楊主任幾次對我說：“江老師，你們那裏會不會有什麽問題啊，我們要來查賬。”我看著他：“你要查賬就來啊，最好你們把這個收錢的工作拿過去。我們可以省點心。”
沒有想到楊主任的話是當真的。在我出差在外的日子裏，技術中心真的派人來水生室查過兩次帳。當我回來聽說此時後，對查賬一事倒覺得沒有什麽，而對背著我查賬心裏有些不舒服。於是我跑到楊主任的辦公室裏當麵問他：“楊主任，聽說你們到水生室裏查過帳了，有什麽問題嗎？”楊主任沒有想到我會如此直率地跟他談這個問題，不由得支支吾吾地說：“這個……嗯……嗯”看到他那一付不置可否的樣子，我不由得笑起來：“莫名其妙！查賬的怕被查的，搞的什麽名堂？”
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四年間，深圳局出了個“凍肉事件”。 即有大批不合格凍肉非法走私入境。這裏既有一些不法分子違法亂紀趁機大撈一把，也有一些不負責任的人因失職而造成漏洞，還有一些人雖辛勤工作但因經驗不足而未能及時發現問題，而造成失誤。結果是大量問題凍肉從深圳進來，而不法分子撈到了大量金錢。事發後，據說由於走漏了風聲，有兩口子撈了幾千萬後逃往加拿大，也有幾個被逮捕法辦。剩下的涉案人員或被開除，或被降職，或被記過……。這就是當時轟動一時的“凍肉事件”。
二零零四年夏天，監察局派人來深圳局調查。他們來到技術中心查了幾天後，說要找人談話。人心惶惶。我聽了不由得好笑：“你們貪汙了嗎？沒有？那怕什麽？嘿嘿，隻有小偷才怕警察，沒偷東西怕什麽警察。”但有些人還是皺著眉頭對我說：“江老師，不是這樣的啊。”
終於開始找人談話了。沒想到第一個就通知我去麵談。我不禁感到有點詫異：在這個技術中心裏我既不是最大的官，也不是最小的官，怎麽就首先點到我了？不過也沒有什麽，去就去唄。
我推開門走進房間。裏麵有三個人，一個年紀大的，兩個年輕些的。我自己找了個凳子坐下來。他們在商量著什麽，過了好久，才開始問我：“你們委托檢疫收了多少錢？”我解釋說：“這是有規定的，收入的20%給幹活的實驗室，20%給技術中心。其餘的錢就上交。”那人繼續問：“那你們實驗室到底分到了多少錢呢？”我搖搖頭說：“這誰記得清。你們到財務室一查不就知道了嗎？”那人看了我一會，又問：“那你拿到錢後是怎麽分配的？”我笑笑：“財務室在四樓，實驗室在八樓。我們實驗室有六個人。我拿到錢後一邊走一邊除以六，走到八樓後就把錢分掉了。除不盡的數就留著，找個時間吃飯用掉。”那人連忙問：“你根據什麽這麽分？”我反問他：“那你說該怎樣分？有文件規定嗎？”他想了想，也搖搖頭說：“嗯，倒也是沒有什麽規定。”我說：“是啊，沒有規定。我是實驗室的頭，當然我說了算。我說怎麽分就怎麽分，沒有錯吧？”那人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又問：“你們分錢有記錄嗎？”我搖搖頭：“沒有記錄。”“為什麽不做記錄？”那人瞪著眼睛問我。我說：“為什麽要記錄？有規定分這錢一定要記錄嗎？”接著是一陣沉默。他們幾個人商量了一會，年紀大的那個開口了：“看來你們也沒有分很多錢，那就這樣吧。你先回去，有什麽問題再來找你。”
我立刻站起來告辭，走出房間。一到門外，發現有幾個同事正在門外偷聽。看到我出來，趕快閃到兩邊。我問他們：“怎麽啦？”他們驚訝地問：“他們問你什麽啦， 你怎麽敢那樣大聲地對他們講話？”我不由得嗬嗬地笑了起來：“他們是來找我調查的，所以應當對我客氣點。如果是來審問我，就要提供證據或文件。這可要分清楚啊，不要把自己當犯人看。”他們連連搖頭：“江老師，不是這樣啊。看到他們我心裏就發慌呀！”我理解他們的心情。是啊，在文革初期我遇到這種事情，不也是心裏怦怦跳嗎？現在我之所以不在乎，不過是經過十年文革“久經沙場”的老油條了而已。
自從“凍肉事件”之後，深圳局的大小領導們似乎都被嚇破了膽，紛紛采取寧可不搞工作也不出任何主意的做法。做不做事是次要的，能推卸責任的盡量推卸責任。慢慢的，深圳的業務量就變得越來越少。凍肉幾乎完全不從深圳進口了，而從廣州和上海進口的凍肉則開始增加。在深圳局，一旦出現問題，領導們要麽就等待上麵的指示，要麽就叫下麵出主意，他們點頭。但僅僅是口頭上的同意，而不留下任何痕跡。“動口不動手”成了領導們慣用的發號施令方式。然而，由於水生室是麵向全國的，所以在深圳局業務量大大下降的情況下，水生室還是保持有大量的委托檢測樣品。這不但使領導們高興不起來，反而覺得給他們帶來了麻煩。
由於監察部的人來技術中心調查時提出了委托收費的問題，這下把中心的領導們嚇的夠嗆。當我們問頭頭們該怎麽操作時，沒有一個人敢回答問題，居然反叫我們提建議，看該怎麽辦才好。看到這個情況，我感到非常憤怒：這些領導們，開著公家的車，吃著公家的糧，拿著公家的錢，不做本該他們去做的事情！於是，我於九月三日給技術中心的領導們寫了一份報告，闡明了我的觀點：“……水生室是事業單位，也是單純的技術部門，一切應按照上麵的要求執行。希望有關職能部門能切實負起責任，搞清楚應當怎麽辦，告訴我們，以便遵照執行。不要由我們提出意見，出問題後把責任推給我們。……在此，水生室明確表示，拒絕提任何建議，僅按照上級指示執行。出了問題水生室不承擔任何責任。特此聲明。……”
收到我的報告後，領導們完全無語。一直拖到二零零六年初，才起草了一個關於實驗室收費問題的征求意見稿，算是開始壯起膽子處理收費問題了。
各位讀者，大家好：
我是到深圳好幾年以後才知道製服是上班才穿的。從來也沒有誰跟我說過這個規定。不過，檢疫部門發的衣服實在太多了。不僅是四季的外衣外褲，連長短袖的襯衣、皮鞋、皮帶、毛衣、毛背心、領帶、大衣、風衣和羽絨服等都發，直到今天退休十二年了，還剩幾件襯衣和褲子，怎麽也穿不完，也很難分清楚上下班。其他同事好像也有下班穿著製服的，不過就我穿的時間最長吧。因為我來深圳後把原先的衣服都拿去扶貧了。也沒有不是製服的衣服穿了。所以後來我就學著別人，進餐館時把肩章取下來，免得說是吃霸王餐。平時把白大褂往身上一裹，也看不見。就這樣混了十幾年。
不過深圳當時可能是比較……。講個笑話。剛來那年，有個公司請我們吃飯，說過年了，每個人送個100元的購物卡，表示表示。想想一百元也沒有什麽，就沒在意。同桌子的領導拿著我的卡，開玩笑說：“你的卡是幾個八，好吉利啊！”我想也沒想就說：“那就換個卡吧，我不信這個。”領導連忙把自己的卡收到口袋裏，旁邊人踢了我一腳：“你怎麽可以跟領導換卡？你知道他的卡裏是多少錢嗎？”我這才如夢初醒。嗬嗬，碰見我們這樣的木瓜腦袋，好多事情是想不到的。
我在深圳發展比較快，得益於有前幾十年的積累。沒有我在工廠和水生所得的經驗和教訓。有些事情不可能應付得那樣得心應手。
至於問我在深圳還有沒有搞人體特異功能的事情。我基本上是不作聲了。能看到也不說了。剛來時有人告訴他們我會透視。結果我講課時，女孩子都躲在後麵聽，不敢坐到前麵。我聽說此事後哭笑不得，難道我看人就是剛好看到把衣服脫光？不可思議！所以後來誰叫我看都不幹了，看到什麽也不說了。不過隨著年齡增大，看起來越來越費勁，更多的是感覺，或者直覺了，但事實證明這些直覺都是對的。
好像回憶錄快發完了。我也鬆了一口氣。我寫回憶錄寫了六年，當然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了解中國這幾十年的真實情況。這本回憶錄在國內發表顯然是不可能的，根本不可能通過審查。所以隻可能在國外的網站上發表。能這樣讓大家看到，我已經很知足了。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希望將來還能繼續保持聯係！並祝大家在疫情期間身體健康！
江育林
2020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