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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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六十年的軌跡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我早早的起了床。吃完早飯，拖著兩個沉甸甸的箱子趕往機場。箱子裏裝著在北京所需的用品和少量書籍，大批資料和行李幾天前就已發往北京。飛機九點準時起飛。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完全沒有睡意。看著外麵的雲朵一塊塊從下方飛過，心裏不由得浮想聯翩。
人一輩子過得真快！你看，生下來懵懵懂懂地過了六、七年，小學和中學各六年，再搞兩年文化大革命，農村六年，工廠四年，前三十年就這麽過去了。然後大學四年，水生所十四年（包括在德國兩年多），深圳十二年。後三十年就又過去了。真的像做夢一樣，“彈指一揮間”呀。
細想起我這一輩子，感到還算是過得有價值，至少自己還算滿意。人一生過得是否有價值，我覺得不是看你得到了多少錢，而是看你對社會做了多少貢獻。我創造的價值，在搞科研方麵，在促進水產品出口方麵，無論是社會價值還是經濟價值，都還是有的。至少超過了國家給我的報酬，沒有白吃人民和國家的。可以說，我對得起人民，對得起國家。當然，人民也給了我足夠多的榮譽和尊重。我很慶幸遇到了好時代，沒有跑掉“為世界人民服務”，而是能讓我留在國內“為中國人民服務”。國家真的是在變，雖然還不是那麽放開，但比起文革前要好多了。這也許是唯一能說文化大革命是“壞事變好事”的地方吧？
有人說，這是我自己努力的結果。我並不這麽認為。必須承認，像我一樣努力，一樣有水平的人有很多，但並不是個個都能像我這樣幸運。我在這幾十年裏，遇到了不少對我很好的領導，也遇到了很多關心我的同事和朋友。我應當算是這代人中的幸運兒。
回想這一輩子，從小到大，我曾經有過各種各樣的“理想”。小時候喜歡畫畫，想當畫家。後來喜歡天文，常做夢到月亮上去。再後來喜歡寫詩和算術。初中開始是喜歡俄語，後來變成了喜歡化學，想當個化學家。高中時喜歡物理，特別是無線電。再後來，一直對自動控製有非常強烈的興趣……。但我的工作，卻跟我的愛好大相徑庭。第一份工作是下農村修補地球。然後是當工人，這還算是和我的興趣擦邊而過。然後學習的是病毒，研究的是水生動物。然後……，就是搞檢疫。
我有時問自己：什麽叫理想？理想就是愛好嗎？好像有時候是一樣的。我覺得理想就是做自己想做或者喜歡做的事情，但前提應當是有可能實現的。所以我小時候應當說沒有理想，隻有幻想或是空想。不過在有了工作以後，我對自己的工作也同樣感興趣。在工廠當工人和技術員時，我對技術革新感興趣。在水生所魚病室，我對魚類病毒病也有強烈的興趣。而在深圳的檢疫係統裏，我對進出口的水生動物檢疫同樣也感興趣。我把工作當作一種樂趣，甚至是一種享受，努力把它們做到最好。這，算是理想，還是叫隨遇而安？不過這種思維方式，或者說這種情緒，使得我這一生總是過得樂嗬嗬的。
飛機開始下降，鑽進了雲層。突然，我又想起了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裏的那段話：“保爾雙手捧著頭，沉浸在陰鬱的思索中。他的整個生涯，由孩提時代到最近幾天，像電影一樣在他麵前閃過。這二十四年的生活，究竟過得好呢，還是不好？他一年又一年地回想著，像一個鐵麵無私的法官，逐年加以審判。結果他自己非常滿意地承認，他的生活過得還不算怎麽壞。他犯過不少的錯誤，由於愚蠢，由於年輕，然而大半還是由於無知而犯的錯誤。最主要的是在鬥爭火熱的時期中，他並沒有睡覺，在爭奪政權的殘酷鬥爭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崗位，而且在那革命的紅旗上，也還有他的幾滴鮮血……。”
這種審視有點過於殘酷。我也回頭看了看。這六十年的軌跡彎彎曲曲，不過始終在前行，沒有停止，也沒有後退。和別人比，我比很多同齡人幸運，應當感到滿足。看看自己取得的成績，雖然有可能做得更好，但盡力了，好像沒有留下太多遺憾。這就足夠了！
一陣輕輕地震動，飛機平穩地降落到首都國際機場。我從沉思中醒過來。人不能一直在想象中過日子，該再一次清零了。前麵是一個新的戰場。我站起來，拎起手提電腦，朝艙門走去。
一個老人，蹣跚地在人生的路上前行，身後留下一條彎彎曲曲的人生軌跡。這裏有挫折，有失敗。這失敗有的是因為不可抗拒的外部環境，也有的是因為自己的無知和錯誤。但這軌跡始終在向前，向前。從來沒有停止，沒有後悔，更沒有後退。這，還不令人感到滿意嗎？於是，他對自己做了如下的評價：
“這個人，有許多缺點，也犯過一些錯誤，打過幾次敗仗，但從未當過逃兵！”
（第九部分完）
江先生的回憶錄展現了一個知識分子個體在中國的經曆，急了會罵“王八蛋”。感覺沒有從曆史、文化的高度去理解中國的細節，總是會與現實產生擰巴齟齬。江先生隻是堅守個人追求真理的自我信條。一定是行文有所保留，無意雞蛋碰石頭。象以上這句引而不發罷了。
感謝大家對我寫的回憶錄的關心，也感謝大家提出來那麽多的看法。給我一個思考和交流的機會。在這裏，我特別感謝網友不辭辛苦的把回憶錄一段一段的貼到網上，沒有他的辛勤勞動，這回憶錄也沒法跟大家見麵啊！
關於我在北京的經曆，原來在我的提綱中是有第十部分《第三次創業》，是講我從2008到2014年間在北京的經曆。但想了又想，覺得時間實在太近，就是這幾年前才發生的事情。應當不屬於“回憶錄”的範疇，而且自己的想法也不成熟。也許過幾年再寫又會是另外一個角度。於是把它給砍掉了。即便是第一到第九部分，也刪除了好幾萬字的內容。有些涉及到的人和事比較敏感，或者涉及到隱私，覺得寫進去不太合適。不僅僅是改個名字能解決的，所以也拿掉了。
在北京的那段時間，之所以叫做“第三次創業”。是因為在武漢，我建立了搞科研的魚病實驗室，在深圳，我建立了搞檢疫的魚病實驗室。在北京，我用了幾年時間，建立了第三個魚病實驗室，為全國的實驗室提供病毒，抗血清和其它各種參考物質的標準實驗室。每個實驗室都是從頭做起，從零做起。我的朋友都笑我是“南征北戰”。從武漢打到深圳，再從深圳打到北京。本來，檢科院的領導希望我能幹到75歲。我沒有同意。我還要留點時間給我自己，也還要留給我的夫人。我退休前倒是全世界走遍了，她可是哪裏也沒有去。所以從北京回來後，我們一起周遊了除南極洲外地各大洲，以及國內的山山水水。現在也沒有遺憾了。正如在德國搞國際合作時，W.Ahne教授對我說的：“First work, then enjoy life.” 這二者不可偏廢。
有位讀者提到文革中打砸搶的事情。我想他可能沒有經曆過文革，所以也不必過多責備。不過有個很簡單的道理：既然有打砸搶的人，就一定有被打砸搶的人。那些被打砸搶的人即便想參加打砸搶，也未必能如願以償。我在回憶錄的第二部分《文革中的二附中》裏就描寫過打砸搶。我們這些黑五類被紅五類帶領著去破四舊，還不能一聲不吭。口號是一定要喊的，幫忙搬搬東西也是一定要做的，否則我們這些狗崽子難免會挨拳頭。當我們筋疲力盡的回到家裏，父親正在給自己縫製《反動學術權威》的黑胸章，知道我跟著紅五類去破四舊了，苦笑一句：“也好，人家的孩子到我們家破四舊，我們家的孩子到別人家去破四舊……。”這話隻能在家裏說說，外人聽見了是要挨打的啊。我們班有三十七個人，能搞打砸搶的紅衛兵隻有七八個。不是每個人都能當紅衛兵的。當然，到1967年，是個人就可以當某個組織裏的紅衛兵了。但那時候，已經不是可以隨便衝到別人家裏去打砸搶的時代了。武鬥倒是在毛的鼓勵下時不時的會有。大家都在高喊“誓死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而相互殺得死去活來。到死都不知道是為了什麽。到1968年下半年，紅衛兵更是變成壞蛋的代名詞了，要趕下農村才能收拾。所以在文革中，紅衛兵是非常短命的組織，充其量是從1966年8月到1968年10月（或許也能算到年底吧，但十月後就開始下鄉了）。而紅衛兵的頭頭被關、被整、坐牢則是遠遠長於這個時間的。
不過，倒是引出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當年是誰動員，支持，慫恿十幾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去做破壞力如此之大的事情的？不是更值得深思嗎？
寫回憶錄時，我一直有點誠惶誠恐。因為我很難做到全麵準確地反映我所經曆的那個年代。所以我強調是“瞎子摸象”，不敢說我看到的就是大象的全局，但要保證那個局部是真實的。這也是我不得不刪除一些內容的原因之一。我寫的內容，凡是涉及到的數據，都是可以上法庭對質的。雖然這回憶錄在國內不能發表，但不能保證不被國內一些人看到，進而被上綱上線。我得學會保護自己。
回憶錄好像快登完了。我很遺憾沒有機會和讀者們直接交流。國內和國外的網絡之間有堵牆，很希望還能有機會和大家交流。我的QQ號是825860559，不知道國外能隨時通過QQ跟國內的人聯係嗎？
現在到處疫情嚴重。祝大家身體健康，天天開心！
江育林
2020年9月12日
跑到國外，一點不後悔；經常回囯，一點亦不失落。如果是現在，依然是一樣的決定。主要因為，自認為在祖國的土壤裏成活的可能性不大。我們許多同學，成功人士，忙著把下一代送出來或是全家移民。
華人潛意識裏任何不能折換成錢的東西都不是東西。
江先生這樣的人到國外一點也有成就。但是對於中國尤其寶貴。嚴謹的工作作風及隻認真理的品行是中國文化中極為欠缺的。他個人的成就折成錢也許不多，但是他影響到的人群會采用同樣的態度對待工作，間接的價值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