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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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水生室，我豁出去了！
自“三檢合一”後，原來的商檢、動植檢、衛檢三個單位合並成了一個，各地的檢驗檢疫局都自然地變得非常龐大且分散。至少，每個局原先都是分布在三處不同的地方吧。如果原先一個局就是分散在幾個地方的話，那現在就更加分散。因此各地的檢驗檢疫局紛紛開始新建大廈，以便把大家聚攏到一起。深圳局相對比較有錢，當然更不會例外。
二零零三年初，我們才從舊實驗室搬到新實驗室沒多久，就傳來深圳局要建一個新大樓的消息。據說有三十多層樓高，能把所有的部門都裝進去。二零零四年還公布了電腦的模擬效果圖。好宏偉的一座大樓啊！不過我們仔細看了看關於大樓結構的介紹，發現每層樓的房間都是環狀分布的，中間有個大天井。這種結構是典型的辦公樓格局，做實驗室並不是太合適。因為這樣的布局不好隔斷和封閉，也不好控製樣品從進到出的單向流動。實驗室的人不由得竊竊私語：怎麽設計成這個模樣呢？旁邊有人笑話我們：“人家肯定是把公務員擺在第一位，你們實驗室是事業單位，那隻能是放在其次考慮了。”
二零零五年底，大樓的框架基本完成。此時張局長已經退休，原來的胡副局長成了正局長。局領導們請深圳設計院的人來設計實驗室。當時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是實驗室應當做成小間的，這樣能避免交叉汙染。提這個建議的是搞動植物檢疫的人，包括水生室。而另一種意見是要把實驗室做成大開間，這樣很多同類儀器能放在一起，便於操作。提這樣建議的是食品、化礦等實驗室。本來這是各部門根據自己的特點提出的合理建議。但是作為領導當然喜歡後者，因為這樣好看。我們當然是反對了，並提出要參考香港食環署和漁護署的實驗室。於是領導安排了幾個實驗室的人陪同設計院的人一起去香港考察。
在去香港的途中，我問設計院的人：“這個大樓的房間是環狀分布的，好像不適合做實驗室啊？”那人悶悶不樂地說：“是啊，這種結構就是專門為坐辦公室的人設計的。我們也不清楚為什麽要用這種結構來安排實驗室。到時候很不好設計，我們也感到很棘手。”
我們先到香港食環署的實驗室一看，那裏都是明亮的大開間，一排排設備整整齊齊地擺在那裏。後勤的人拍著手笑著說：“看，局長說的對，這大開間多好！看得都很舒服。”但是到漁護署的實驗室一看，那裏的實驗室都像鴿子籠一般。每一間都非常小，裏麵還用無菌室分隔起來。進出都穿著無菌服，戴著口罩、帽子和手套。後勤的人呆呆地看了半天，終於明白了：“啊，看來不同專業的要求是不一樣的呀！”
但領導們並不這樣看。他們隻是簡單地采取“合並同類項”的方法調整。二零零六年夏，各實驗室開始自己設計實驗室的裝修和布局。到了年底，胡局長突然通知食檢實驗室和動植檢實驗室的人在一起商量，能否把幾個搞細菌檢測的實驗室合並在一起，集中放在一層樓：“既然都是在檢測細菌，做一樣的試驗，用一樣的試劑，為什麽不能放在一起？”大家都感到很無語。
動檢實驗室的人覺得無所謂：“隻要食檢實驗室同意合並就合並好了。不過先把話說清楚，我們搞的是病原菌，可能會碰到有人畜共患的細菌，如炭疽杆菌。你們要自己注意防護啊！”食檢實驗室的人嚇壞了，跑去找胡局長：“我們雖然也是搞細菌檢測的，但跟動植檢完全不一樣啊。他們是搞感染的，不需要定量，對人有威脅。我們搞的是汙染，需要定量檢測。二者雖然用的試劑一樣，但內容、方法和執行標準都不同，怎麽可以合並呢？”於是，這個主意就被迫放棄了。
從二零零七年起，隨後的事態發展就越來越奇葩。我們這個技術中心有動檢、植檢和水生三個實驗室，原先給了三層樓，後來不知道為什麽經過局黨委研究後減掉一層，隻分給我們兩層。拿到圖紙一看，大家都楞住了：每層樓粗看起來麵積很大。但走廊、電梯、樓梯、天井，開水房、廁所、機房等占用了很大地方，走廊也很寬。兩層樓的使用麵積加起來最多也就是二千平米。而現在我們在和平路的三個實驗室就用了四層樓。麵積也和這差不多，可能略小一點點。但由於結構合理，比這要好布局，利用率也高很多。更何況如果要求我們按照高標準建什麽“正壓”和“負壓”的實驗室，有效麵積會縮小一半，那最後實際的使用麵積會比現在要小很多。那我們為什麽要搬過來呢？
技術中心的領導幾次向局領導反映說，我們的地方太小，特別是這兩年又增加了不少新設備，如果這樣安排有些設備連放都沒地方放了。但局黨委一點也不鬆口。
無奈之下，中心隻好叫大家就這樣安排。不知道為什麽，我們各個實驗室設計的圖紙一次次地報上去，又一次次的被退回來，要求再次修改。理由是“局黨組通不過”。想問一下是什麽理由，則無人告知，靠的是自己去揣摩上級的意圖。
終於有一天，當我出差回來，劉葒告訴我，技術中心決定水生室和動檢實驗室全麵實現“資源共享”。我感到莫名其妙：“什麽叫資源共享？”她解釋到：就是說，水生室一間實驗室也沒有了，全部跟動檢實驗室共用。我當時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打電話把動檢的小秦叫過來，對照圖紙一個房間一個房間的核實，最後我又問了一句來確認：“那麽，水生室沒有一間自己獨立的實驗室了？” 小秦明確地告訴我：“是的”。我當時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就冷冷地說了一句：“你回去吧。”
那天吃中飯的時候，我站在食堂裏破口大罵“王八蛋！”。雖然我沒有指名道姓，但全食堂的人都知道我在罵什麽。沒有一個人敢應答一句。
第二天，技術中心的領導們重新開會進行調整，決定給水生室三間房：一間做病毒室，可能他們也知道把水生動物病毒和陸生動物病毒放在一起做試驗實在是太無知了！一間做準備間，就是殺魚用吧，大概是嫌我們殺魚太髒了。一間做組織病理。總共約一百八十平米。而且這三個房間是分散在三個不同的地方。這將來怎麽工作呢？
我跑到辦公室去問中心的姚主任：“總局現在正向農業部申請國家水生動物的微生物保存庫。但將來水生室連十幾平方的毒種庫都沒有了，和禽流感、口蹄疫的病毒材料放在一個房間裏。如果農業部來評審，如何能夠通得過？”她滿不在乎地回答：“將來水生室隻能是這個樣子。” 我又問“水生室現有的這些設備怎麽放得進這三間房子？”她很幹脆地說：“我們有大把的房子，水生室隻管用就是了。”我憤怒了：這個獸醫專業出身的人是真不懂科學還是在裝瘋賣傻？在設計“共用部分”的過程中，他們從來不征求水生室的意見，由動檢的幾個人自作自畫，改動後也從不給水生室看。我不由得想：“這是真正想共用嗎？”我又問：“能不能把給水生室的三間房子調到一起，便於工作？”回答則是：“基本方案已定，就不要再麻煩調整了。”後來，看到我還在為水生室的事情到處說，居然在背後告訴實驗室的其他人：“你們不要跟江老師那樣鬧，和動檢實驗室合在一起有什麽不好？”我向中心領導再三訴說，也向幾個副局長反映過這個事情的嚴重性。但得到的回複都是：“局黨委討論決定的事情，不能再改變了。”
我感到非常失望。但幾天後發生的事情更加激起我的憤怒。那段時間正是總局在評選國家重點實驗室的時期。總局科技處的人來深圳審查，水生室自然是要申報了。我在起草報告時，實事求是地寫上：“……4.2條：在未來的新大樓中水生室有獨立的三間房約一百八十平米，其餘的功能區和動檢實驗室共用。”並附上新大樓的圖紙。然而，當六月一日在局裏試講時，中心領導背著我強迫劉葒把幻燈片改為：“未來的水生室有上千平方米的麵積”，並把動檢實驗室的圖紙放上去。我當時幾乎要站起來點破這個胡說八道。我心想，如果中心領導認為合並是對的，為什麽不敢說真話？為什麽不敢把實際情況告訴別人？這說明中心領導心裏也清楚，把實際情況說出來會有負麵影響。那他們為什麽要這麽做？
那段時間，我想了很多。想到我從武漢來深圳之前，原水生所的所長，時任中科院副院長的陳老師從北京打長途電話來問我：在深圳有沒有你發展的條件？他花了半個多小時仔細詢問深圳局的情況，最後說：“我給你一年時間。如果你發現那裏條件不適合你，告訴我，我把你調回中科院”。當我到了深圳後，賀方軍局長問我要什麽條件。我告訴他： “唯一的條件就是要成立一個單獨的水生室。我不可能在動檢實驗室裏搞水生動物檢疫。”他又問：“你需要多大麵積？”我說：“不論大小，獨立就行。”於是他給了我四個房間。而就是這四間房，給當時的深圳動檢局撐了多少門麵！幾次禽流感風波，香港記者蜂擁而來采訪，都是在水生室接待他們。我們把水生室的牌子摘掉，局長和動檢處長們就在這裏接受采訪，回答記者們的問題，而不敢帶他們去動檢實驗室。因為實在是拿不出手。即便是今天，動檢實驗室除了有幾台幾百萬元的設備可以吹吹牛皮外，實在沒有什麽值得叫人眼睛一亮的東西。其實，一個實驗室跟人一樣，能打動人的是他的氣質和風格，而不是漂亮的儀器。農業部好幾個省級實驗室的設備都比水生室強，但在水生室麵前都不得不低頭。而現在，竟然有人想把水生室取消，跟動檢實驗室合並！能容忍嗎？
該怎麽辦？我仔細掂量了這整個過程。要保住水生室，第一就是要把姚主任趕出技術中心，至少要讓她在技術中心沒有發言權。第二要把事情捅出去，讓外麵都知道這件事。隻有這樣才有可能解決問題。當然，這要冒極大的風險。但我已經找不到其它更好的解決辦法了。局長會把我怎麽樣？開除？撤職？我想他不敢！最多就是給我穿小鞋而已。我已經快退休了，有什麽可怕的？最多不過在退休時給我降一級工資而已。
就這樣，為了水生室，我豁出去了！
六月的一天，水生室的同事們正在一起吃飯。我知道劉葒跟姚主任關係不錯。就對她說：“姚主任跑到中心來當主任不就是想混個副高職稱嗎？請你務必幫我轉告她：我是評委。有我在，她不可能評上副高。叫她趕快離開中心回去當她的公務員吧。”劉葒驚訝地看著我：“為什麽？”我憤怒地說：“不為什麽，就是希望她快點離開這裏。”
隨後幾天，姚主任不停地給我打電話。上班時我不接，下班後我告訴她：“下班不談公事。”然後掛掉。當麵來找我談她又不敢。幾天後她終於放棄了。她的活動能力很強，一個月左右她就調到動檢處去了。我掃掉了第一個障礙。
隨後，我凡是出差，不管到那個局，或者到了總局，我總是要找機會打開電腦，向大家顯示我們新實驗室的圖紙。告訴他們，深圳局是如何準備把水生室撤消掉的。我把圖紙如實地給大家看，想聽聽他們的看法：究竟是我錯了還是別人錯了？所有看過圖紙的人無不感到莫名其妙和不可理喻。都在問我：“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為什麽要這樣安排？”而問我最多的一個問題則是：“胡局長他知道嗎？”我隻好搖搖頭，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我多次口頭或書麵向上麵反映過這事，這些東西到哪裏去了？胡局長看到沒有？我不知道。直到某一天……
七月二十日，我出差到江蘇。江蘇局的同事們請我吃中飯。在飯桌上我們又談起水生室的新實驗室來。他們說：“你最好直接跟胡局長打個電話。不行嗎？”我搖搖頭說：“我不知道胡局長的手機號碼。”他們呆了幾秒鍾，“轟”地笑了起來。其中一個人忍住笑對我說：“我這裏有胡局長的電話。我發給你。”我拿著號碼看了半天，試著撥了過去。剛剛聽見一聲“喂”，我就問：“請問這是胡局長的電話嗎？我是江育林……”話沒說完，那邊就大叫起來，震得我的耳朵嗡嗡響：“江老師，你能不能不到外麵到處講新實驗室的事情？我現在已經是焦頭爛額了。每天都有人打電話來問我怎麽回事，我恨不得有幾張嘴來解釋。你能不能回來說？”聲音如此之大，周圍的人都能聽見。看來胡局長是真著急了。我從耳朵上拿下手機看了看，向他解釋：“我沒有講什麽啊，就是把黨委討論後定下來的圖紙給別人看，這個保密嗎？”“你有什麽意見可以回來反映啊，不要在外麵說，回來我們商量好嗎？”胡局長著急地說。我說：“我跟中心領導口頭和書麵都反映過幾次，跟幾個副局長也說過幾次。大家都說這是黨委討論過的事情，不能改變。”“誰說不能改？我說能改就能改。你什麽時候回來？我叫謝局長來跟你商量調整實驗室的事情，行不行？江老師，就算是我求你了，行嗎？”胡局長顯然是再也無法忍受。於是我說：“我後天回來。到時候來找你吧。”
在我通話期間，周圍鴉雀無聲。我一放下手機，周圍的人都笑了：“江老師，看來解決問題有希望了！不容易呀！”我頭上的汗都出來了。苦笑道：“誰知道呢？要到手才算數啊。咱們走著瞧吧。”
那天晚上我徹夜未眠。我想了很久，提筆給胡局長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在信中我詳細告訴他這段時間裏在新實驗室規劃中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然後我寫到：“……情況就是這樣。胡局長，我這個要求過分嗎？你所聽到的情況是這樣的嗎？？？……這些年來，每當你帶著上級領導和客人來參觀水生室，很自豪地介紹：這是我們的水生室，是全國，也是亞太地區的重點實驗室…時，我心裏也很高興，感到是為深圳局臉上爭光。如果按照這個樣子，當我們搬到新大樓以後，你怎麽帶客人到水生室來，又該怎麽來介紹呢？……一個科學家要能發揮作用，是需要環境的。正如有人戲說：憤怒可以出詩人，但憤怒不能出科學家！……看到我們經營了十多年，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在全國甚至亞太地區都有影響的這個平台兩年後即將被某些人淡化和弱化。胡局長，你能理解我此時的心情嗎？換了你，還能安安心心地工作嗎？”最後，我寫了這樣一段話：“胡局長，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我曾經對你的鄭重承諾：我不能保證對你講的每句話都是對的，但保證每句話都是真的。因為你在辛勤地為深圳局工作。作為下級的一員，有責任把真實的情況和真實的想法告訴你。盡管有時可能會使你感到暫時的不快。我想問你：水生室象這樣安排，搬過去後會比現在留在和平路要好嗎？那為什麽要搬過去？如果你辛苦經營十多年的地方被人搞得不像樣子，你還願意在深圳繼續工作嗎？這就是我現在的真實想法。”我看著這封信，反複看了幾遍才封上信封。
兩天後，當我回到深圳。謝副局長馬上來到我的辦公室。她很客氣地問我：“你有什麽要求？”我很坦率地告訴她：“實驗室是做事的地方，不是越大越好，合適就行。我隻希望能有個獨立的水生室，而不是像某些人試圖把水生室給吃掉。真要是那樣，損失最大的是局領導，而不是我手下的那些人。你們將會失去用以撐門麵的實驗室！”
一個月後的一天下午，新上任的陳代主任召集各實驗室的頭開會。他告訴大家：“局黨委開會研究後決定給我們技術中心增加一層樓。現在大家提提意見看該怎麽分配。”會議室裏一陣嗡嗡聲。陳主任看著我：“江老師，你們水生室要多大麵積？你們先說吧。”我點點頭說：“實驗室麵積合適最好，不是越大越好。我還是按照原先的想法，給七、八間房足夠了。也就是半層樓吧。”有人笑了起來：“江老師拚死拚活，費那麽大勁給我們搞來了一層樓，其實隻多要了幾間房子啊。好死動檢和植檢的那些人了。”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是啊，多了一層樓，麵積肯定足夠了。多好！於是大家決定：水生室半層，動檢實驗室一層，植檢實驗室一層半。大夥的那個高興勁就別提了。
就這樣，我們這個技術中心的新實驗室方案終於得到徹底解決，避免了後來可能出現的很多麻煩，讓大家能有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安定。而我，不管局長們對我是什麽看法，反正一年後就要退休了。管他呢？
悲哀！！
悲哀！！
幾個月前不是這樣子的。
敬佩江老師、憂傷我母國。
我搖搖頭說：“我不知道胡局長的手機號碼。”
這是溝通問題。江先生真是一點都不想搞人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