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自開打以來，已一年有餘。期間，談談打打，打打談談。談判的症結，是所謂 “結構性改變”，即美國不僅要中國多買美國商品，而且要中國在諸如國企補貼、知識產權、市場開放等“結構性”問題上作出改變。後來又有消息傳出，說談判中症結的症結，是“執行機製”問題，即“結構性改變”一旦達成協議，怎樣保證其有效執行？一旦違約，怎麽懲罰？條約還未達成，先談違約懲罰，可見信任度之低，也可見對“結構性改變”之難，雙方心知肚明。
中國人講起和西方打交道，總要回溯到1840年。這年，中國吃了大虧。因此，毛主席親筆起草，將這一年鐫刻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以誌毋忘國恥。至於沒有這年發生的事，我們會不會還活在愛新覺羅一姓之天下裏，以至毛主席都沒有做毛主席的機會，自然是不應該去想的事。1840年所以重要，是因為這年，中國和英國打了場中國稱為“鴉片戰爭”，而英國稱為“通商戰爭”的仗。結果，愛新覺羅家的大清皇朝完敗，迫於城下之盟，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既是城下之盟，自然是不平等條約，清政府簽得不情不願。但這不情不願，又不能一概而論。《南京條約》的內容，主要是賠錢、割地、五口通商、協定關稅、治外法權五條。按理說，這五條中，賠錢割地是真金白銀，治外法權是喪權辱國。但在愛新覺羅家看來，皇上富有四海，賠點錢，割掉個把連皇帝都不知道在什麽地方的香港，不算什麽大事。至於治外法權，那幾乎是占洋人的便宜。皇上管理臣民，本來是靠殺頭和打屁股。但洋人的頭不好殺，屁股也不能隨便打，是件讓皇上頭疼的事。現在好了，讓洋人的法院來管理洋人，皇上省不少心，符合“以夷製夷”的謀略，所以是件好事。《南京條約》真讓皇上鬧心的，是五口通商。這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成長起來的中國人而言，有點匪夷所思。五口通商，相當於辦經濟特區，是發橫財的天賜良機，怎麽可能鬧心？這種推己及人的想法，多少有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簽訂《南京條約》那年，坐在皇帝寶座上的是大清的道光皇帝。道光皇帝和他家列祖列宗，甚至和曆朝曆代的中國皇帝一樣，搞外交講究政治掛帥。道光家打天下時靠金戈鐵馬，治理天下靠三綱五常加打屁股。金戈鐵馬所向披靡處，便建起一座上麵是主子，下麵是奴才的金字塔。皇上登高一望，下麵跪著全是奴才，不禁豪情萬丈，製度自信幾乎爆棚。金戈鐵馬望塵莫及處，理論上便是“化外之地”，也即野蠻人住的地方。南方住的是“蠻”，北方是“狄”，東方是“夷”，西方是“戎”。再遠點，超出了皇上的地理知識，無以名之，一概統稱為“夷”。英國人是“英夷”，法國人是“法夷”。皇上有時也鬧不清楚，心想也許沒有這麽多國家，狡猾的“夷”們編出許多國名，為的是誑吃誑喝，想多討點賞賜。總之，在皇上心裏，中國是世界文明的核心，皇上是核心的頂峰。中國的皇上不僅是全中國的主子，也是全世界的主子。就像有段時間，毛主席是全世界的紅太陽一樣。現在，在這上下有序涇渭分明的世界裏，連屁股都不可以隨便打的洋人要來“五口通商”，這豈不是要搞“結構性改變”？
不要以為“結構性改變”一定是驚天動地的大事，或者是“海內外敵對勢力”精心策劃的密謀，不一定。更多時候，“結構性改變”更像是一場黑色幽默，它由一些小事機緣巧合地湊在一起，產生出意想不到的後果。譬如，屁股可不可以隨便打，便是此類小事之一。比起打屁股，下跪則更重要點。因為按照愛新覺羅家的觀點，人之所以有膝蓋，主要是用來下跪的。凡人類，見到皇上都應下跪。沒想到這樣天經地義的事，有時居然也行不通。那是英國人也即“英夷”的皇上喬治三世，派了位高級幹部到中國來商談貿易。那時，坐在金鑾殿裏的，是道光的爺爺乾隆皇帝。乾隆爺本來對貿易沒有什麽興趣，或者說腦子裏根本沒有“貿易”的概念。英夷運來貨物，那是“朝貢”；皇上回贈，便是“恩賞”。至於什麽國際貿易、比較利益、市場經濟等等，統統聞所未聞。但人家特使老遠跑來，中國既是禮儀之邦，萬方表率，自然不能拒人千裏之外。再說，接待一個英夷特使，能花幾兩銀子？ 於是，恩準覲見。但萬沒想到，被恩準覲見的英夷，非但沒有感恩戴德誠惶誠恐，反而提出覲見皇上時不能下跪。乾隆爺活到八十多歲，從來沒有聽到過這麽荒唐的話。心想見到皇上不下跪，簡直是無父無君，近乎禽獸。結果，中英雙方貿易沒談成，不歡而散。貿易不成，本倒也無所謂。因為在乾隆爺看來，“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唯一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何以區區一介英夷，咫尺天威下，竟敢不跪？於是，君臣間便流傳出一種猜測，以為英夷一定膝蓋有問題，僵硬麻木，根本不能下跪。這種猜測，傳到乾隆爺的孫子道光皇帝時，竟然演變成了一項軍事理論，以為英國人既然腿腳不方便，自然不能擒拿格鬥，一旦開戰，絕非清軍對手。一時間，大有“打，奉陪到底”的氣概。結果一打，打出了中英《南京條約》。
繼中英《南京條約》後，道光的兒子鹹豐皇帝，又和英法聯軍簽訂過《北京條約》。這次更慘，連首都北京都被打淪陷了。按理說，都讓別人打得找不到北了，要人家磕頭下跪的事，總該算了吧？這種常人的邏輯，用江澤民的話講“圖樣圖森破”（too young too simple太年輕太簡單）。鹹豐皇帝先自稱要禦駕親征英法聯軍，“以伸天討而張撻伐”，等到敵軍真來了，他卻帶著大小老婆，包括那位後來成為慈禧太後的葉赫那拉氏，逃到熱河“巡狩”去了。鹹豐所以要逃跑，多半倒不是怕死，而是怕洋人不給自己下跪。他不怕賠錢，凡能用銀子解決的都不是大事。他最怕的是洋人跑到北京這個“輦轂重地”來麵交國書，覺得那是洋人心懷叵測，狂悖之極。別人來交國書，又不是交戰書，怕什麽？怕別人不下跪。讓天下人下跪的規矩，本是愛新覺羅家靠金戈鐵馬打出來的，是硬道理。就像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江山，是靠“幾千萬人拋頭顱灑熱血”灑出來的一樣，道理硬得很。但問題是現在“硬道理”沒了，自己還被別人打得滿世界跑，卻還要別人下跪，是不是有點滑稽？一個自己捏造出來的政治規矩，“規”著“規”著，異化成天羅地網，把自己“規”進去動彈不得，自己把自己綁架了，是不是有點荒唐？世上的戰法本有兩種，一曰“棒殺”，一曰“捧殺”。“棒殺”簡單，如愛新覺羅家的金戈鐵馬，或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槍杆子裏麵出政權”之類便是。“捧殺”迂回，先把你抬高，然後威脅說：“不聽話把你摔下來”。鹹豐帝的窘境有點像“捧殺”。但是，是自己把自己“捧殺”，爬上神壇，居然沒法下來了，是不是有點黑色幽默？
大多寫中國近代史的曆史學家們，事後聰明，通常把前清君臣們這種不可理喻處，歸因於他們的昏庸，冥頑不靈和對外部世界的無知。說皇上“天縱英明”，自然是拍馬屁的話。但皇帝大多自幼接受最好的教育，名儒啟蒙，飽讀詩書。群臣們更在科舉道路上過關斬將，鳳毛麟角，能夠靠買官賣官做到軍委副主席的，可能沒有。說這麽一批人，都是酒囊飯袋，有點不近情理。那麽，究竟是什麽使他們顯得如此不可理喻？他們究竟有什麽難言之隱？這就牽涉到了“結構性改變”。“下跪”，對清政府而言不僅僅是禮儀，而是體統、象征，是一個神化的符號，是統治合法性的表現，是國家機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換句話說，它是一個“結構性”的存在。它的存在，不以個人意誌為轉移。大臣們不可以不下跪，皇上也不可以讓大臣們不下跪。對它的任何改變，都是“結構性改變”。它所引起的多米尼骨牌效應，可以癱瘓整個國家機器。就像一塊鋼化玻璃，碎一個角就會整塊玻璃分崩離析。舉個例子說，共產黨是不可以被批評的，但那不是因為它“偉大光榮正確”。不是因為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所以它才不可以被批評；而是因為它不可以被批評，所以它必須自稱“偉大光榮正確”。共產黨的不可以被批評，就像見到皇上不可以不下跪一樣。包括皇上在內的任何人，都不可以廢除下跪的規矩；包括共產黨在內的任何人，也都不可以開放對共產黨的批評。這不僅可以被邏輯證明，而且也已經被曆史證明。1957年從“整風”到“反右”的轉變，有人說是“陰謀”，有人說是“陽謀”。其實都不對，根本就是“無謀”，是始料未及，是不懂得共產黨不可以被批評的道理。
那美國的民主黨共和黨為什麽可以被批評？美國總統天天被媒體罵，為什麽照樣做總統？梁漱溟批評毛主席，問毛主席能不能有點“雅量”？毛主席說“這個雅量我沒有”。是不是美國總統比毛主席有“雅量”？不是。不是美國總統更有“雅量”，而是美國政治和中國政治間，存在“結構性”的不同。美國總統無權禁止別人罵他，但別人罵他，他照樣做總統。毛主席有權禁止別人罵他，但一旦別人可以罵他，他就做不成毛主席。這和“雅量”、人品、性格無關，隻和體製的“結構”有關。一種體製是平麵的、網狀的、多元的；另一種是垂直的、一元的、金字塔式的。平麵網狀的結構看起來無序、低效、混亂，但不會轟然倒塌，碎一個角，整塊玻璃還在。金字塔式的結構看起來高大、雄偉、整齊劃一、動不動“舉國體製”，但牽一發而動全身，隨便一件雞毛蒜皮的事，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對它產生不可承受之重。這種星火燎原的事，從前清的保路運動到蘇聯東歐的劇變，從阿拉伯的茉莉花革命到香港的“反送中”遊行，曾在且正在被曆史一再見證。上世紀八十年代，當整個中國沐浴在“思想解放”的春風裏時，有學者提出中國曆史上存在一種“超穩定的結構”。現在看來，這種“超穩定結構”，其實是一種超穩定的“不穩定”結構。這種穩定的“不穩定”，從秦始皇的鑄十二金人“收天下兵，聚之鹹陽”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全麵專政”，幾千年來始終無法突破貌似銅牆鐵壁，卻又“一碰就碎”的統治模式。
從這個角度看中美貿易戰，就可以知道所謂“結構性改變”有多麽困難。別的不說，就說網絡媒體，中國能全部開放嗎？如果穀歌、臉書和其它美國主流媒體，都可以像企業那樣在中國正常經營，那不就是毛主席可以被罵，共產黨可以被批評了？ 美國向中國媒體開放，中國也向美國媒體開放，看起來很對等，其實不對等。因為一個罵不倒，一個卻可以被罵倒。中共領導的報紙，現在就在美國公開發行著，但它能做到的，最多就是放在超市地攤上，任人免費撿取，就像一滴口水吐在大海裏，掀不起一點風浪。中宣部就是把整個紐約時代廣場包下來做廣告，除了暴露自己的無知和愚蠢外，還能起什麽作用？中國可以把天安門廣場讓別人包下來嗎？自家幾個學生占著喊幾句口號，就“國際大氣候國內小氣候”地呼天搶地，受不了了。所以，中美貿易戰既不是單純的平衡貿易赤字那麽簡單，也不像陰謀論所說的那麽複雜，是一方處心積慮地要整死另一方。更可能的是，雙方存在“結構性”的差別，而且一方的“結構”容易調整，另一方的“結構”很難調整。一調，就可能要命。中國外交部一再說，要考慮對方的“核心關切”，這是不是正是中方的“核心關切”？
亨廷頓講過“文明的衝突”，不那麽“政治正確”，常被人詬病為種族主義。但亨廷頓更敏銳的地方，是他講技術進步全球化等趨勢帶來的文明間的交往，不一定隻帶來同化、和諧、普世價值。相反，它也可以加劇文明的衝突。兩個不同的人，各居一方，老死不相往來，再不同，他們起不了衝突。時代進步地球變小，他們有了見麵的機會。但他們的見麵，帶來的未必是互相理解，也可以帶來互相誤會，互相猜忌，互相衝突。中美貿易戰，講到底就是這樣兩個人的見麵。或者說，是把兩個根本不同的東西，硬放到了一個體係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美打不了貿易戰。現在，雙方打得如火如荼，方興未艾。兩邊都在放狠話，一邊說要“脫鉤”，另一邊據說準備“吃草”。其實，都是講講而已。對中美雙方來說，都已為時太晚，回不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了。麵對中英“鴉片戰爭”後的國勢日衰，李鴻章曾感歎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今天的中美貿易戰，雖稱不上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但至少也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未有之大變局”。這個“局”將變向何方？看來和李鴻章時代一樣，向後變的可能性不大，總還是要向前變。
陳翰聖，2019年9月2日
我覺得，先也不要提民主了。先回到改革開放之初時，提出的“要建立製度”。在這裏習近平執政之初建立那麽多小組，其實就是帶頭破壞製度。應該先把習近平費了。重回建立製度，然後就是遵守法律，執行製度五十年，然後再搞民主。
否則天朝總歸就是一個不穩定的結構，曆史重複演繹，破壞性很大。
如果稍微深度聯想一下，國民有獨立而不完全受官府控製的經濟力量就跟國民擁有有效的個人抵抗官府暴力侵害的能力一樣，最終會危及朝廷輕鬆愉快“砍腦袋、打屁股”式“坐江山”的安全性。
“公有製”和“禁菜刀”一樣，是商鞅以來“弱民強國保朝廷”的根本統治術。統治者的“開放”隻想要西方的現代硬技術，而絕對恐懼和排斥包含並孕育這些技術的軟文明。其結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