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在其名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開頭處寫道：“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曆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馬克思這篇文章的主角路易·波拿巴，是拿破侖的侄子。他是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的總統，後來又通過政變，成為法蘭西第二帝國的皇帝，也即拿破侖三世。但是，這位皇帝的結局有點可悲可笑。在1870年的普法戰爭中，不懂軍事的他禦駕親征，並親自指揮作戰，結果屢戰屢敗，自己被敵軍活捉了去，為法蘭西第二帝國的滅亡敲響了喪鍾。在馬克思看來，路易·波拿巴雖然借用他伯父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像一個初學外語的人那樣“勉強模仿”著拿破侖，但他的所作所為隻是一幅“拿破侖的漫畫”。所以，拿破侖在曆史上演出的是正劇或悲劇，而路易·波拿巴上演的卻是喜劇、笑劇，甚至鬧劇。
十九世紀法國波拿巴皇朝的曆史，似乎正在當前中共紅朝重演。習近平剛上台時，很讓一些人激動過一陣。因為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老先生，據說是中共開明人士。在中共另一位開明人士胡耀邦下台時，習老先生是唯一一位拍案而起仗義執言的人。所以，不少人以為習近平幼承庭訓，子承父業，終將為中國開辟一個開明的時代。殊不知，習近平雖然是習仲勳的兒子，但他更是中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這個集體的兒子。“無產階級革命家”中有位叫陳雲的說過：“接班還是我們自己子弟可靠”。這個所謂“我們自己”，指的就是這個總共不過幾百個家族的集體。在這個集體中長大的兒女，以前統稱為“太子黨”，後來又叫“紅二代”。最近有位網絡神人，為他們發明了一個“趙家人”的稱謂，一時傳遍神州，膾炙人口。
但不管叫什麽，這個集體的兒女大多在1949年前後出生。這段時間裏，中共大局漸定，“紅二代”的父輩們開始享用自己的勝利成果。其中不少人，江山和美女，魚與熊掌盡收囊中。於是，“紅二代”們大批來到人間，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首批baby boom（嬰兒潮）。這批人雖然姓氏不同，或姓薄，或姓習，但有著共同的特點。他們生在父輩們的“新中國”，長於自己人的“紅旗下”，從小生活優渥。然而，他們又有著和優渥生活極不相符的知識貧困。他們既沒有曆代公子王孫必須經曆的四書五經的發蒙，又沒有西方上流社會放眼現代文明的條件。滿腦子被灌輸的不是階級鬥爭的刀光劍影，便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狂妄。剛成年，他們正趕上“文化革命”，滿腦子的階級鬥爭加上滿肚子的誌大才疏，使他們急於品嚐父輩們生殺予奪的權力滋味。於是，他們組建起最早的紅衛兵，身著將校呢軍服，手舞銅頭皮帶殺向社會。在1966年炎熱的8月，有多少人倒在了他們的愚蠢、無知和少年特有的殘忍之下？他們把整個北京城殺成人間地獄，殺成眾人眼裏的“紅色恐怖”，他們心中的“血色浪漫”，多少人妻離子散，多少人家破人亡？他們的所作所為，無情青史終將筆筆記錄在案。“文革”後，別的紅衛兵遭到大批清洗，他們作為紅衛兵的始作俑者，卻非但沒被清洗，反而在父輩的庇佑下，和他們一度被打倒的父母一起重返權力中心，身上沒有傷痕，心中沒有懺悔。“改革開放”後，他們更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一夜暴富，在陳雲“自己子弟接班”的囑托裏青雲直上。中共十八大後，中國紅衛兵的創建者們，終於全麵登上政治舞台。和當年法國波拿巴皇朝的曆史極其相似，一個中國共產黨的第二帝國，伴隨著一個“紅二代”的拿破侖三世，一齊粉墨登場。
於是，他們需要借用伯父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來上演自己的活劇。擺在他們麵前的，有兩位伯父可供選擇：一位是鄧小平，一位是毛澤東，他們選擇了大伯父毛澤東。這種選擇有兩個原因：第一，雖然他們今天的地位和榮華富貴是拜鄧小平所賜，但他們的精神家園，卻是在毛澤東的雨露陽光下發育長大的。原教旨的共產主義理想，是他們幼年的人生洗禮；“文革”初期“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壯懷激烈，是他們少年時代的精神初戀。他們內心深處最根深蒂固的精神支柱，都和毛澤東的名字緊緊相連。別的不論，光看語言風格，無論是薄熙來的“敢同惡魔爭高低”，還是習近平的“洗洗澡、治治病”，都和毛澤東的文風一脈相承。第二，他們繼承的政治遺產來自鄧小平時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尤其是鄧小平通過江澤民實現的那些“改革開放”，在中國造成了天怒人怨的腐敗和不公。“紅二代”們雖然才疏學淺，但自視甚高，曆來以天下為己任。玩著手裏的政治遺產，他們總要找個地方下手“革”點“命”，方顯出英雄本色。然而，對一個紅色傳人來說，有什麽比“革”黑色的“命”更順理成章，比“唱紅打黑”更令人神往呢？“文革”初期，他們打過“黑五類”，現在他們找到了“改革開放”時期的“黑五類”。這個新“黑五類”包括官場的腐敗、民間的自由，以及“改革開放”後出現的一切不符合他們“政治規矩”的事物。這次，他們要“革”改革開放的“命”，所以必須繞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直接乞靈於毛澤東。中國的拿破侖三世，和他的“紅二代”朋友們一樣，遏製不住“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衝動，決定拿起童年的玩具，披上毛澤東的外衣，像“文革”初期那樣殺向社會。
他殺向官場，殺得那裏人人自危，自殺率一度逼近“文革”時期。隻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殺出一個“紅二代”的貪官。他殺向東莞，殺得那裏人仰馬翻，花容失色，狼煙四起，一片蕭殺。隻是到目前為止，殺翻在地的都是貧民的女兒。他殺向文藝界，穿越時空，召開毛澤東式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影響所及，把北京城殺回到幾年前的重慶，把猴年春晚殺成薄熙來的“唱紅打黑”。他殺向黨內，提出要講“政治規矩”，不得“妄議中央”。不要說共產黨如今是執政黨，就是當年落草為寇，嘯聚山林時，至少表麵上講的也是“黨的政策”，“共產國際的決議”，不至於把個黑社會的“規矩”，成天掛在嘴邊。他殺向股市，沒殺成一萬點，惱羞成怒，調公安部進駐證券所，誰拋股票抓誰。用專政PK股票，警察應付熊市，經濟思想之不拘一格，前無古人，真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國內殺厭了，他殺向國際。越境抓人，法外刑訊，四麵出擊，到處“亮劍”。從北國到南疆，從東海到西沙，殺得自己不剩一個朋友，殺出一個反對自己的聯盟，把毛澤東周恩來苦心經營的中美關係，殺到尼克鬆訪華以來的最低點。運籌帷幄，折衝尊俎，或合縱連橫，或遠交近攻，沒聽說過一路送錢，送出個孤家寡人下場的。毛澤東周恩來地下有知，眼看這種“崽賣爺田不心疼”的行為，一定會指著陳雲的鼻子大罵：“誰說自己子弟接班可靠”？
國際上沒殺出成就，最近又殺回國內，提出媒體要絕對忠誠，一概“姓黨”。在共產黨眼裏，媒體叫“筆杆子”，軍隊是“槍杆子”。這“兩杆子”，如同李逵手裏的兩把板斧，是用來砍人的。在這個意義上，媒體“姓黨”本是祖傳秘訣，並無創意。但同樣的話，放在毛澤東嘴裏，這叫“不要書生辦報，要政治家辦報”。毛澤東的話，聽上去總還像領袖的語言。如今到了習近平嘴裏，變成了赤裸裸的“姓黨”，那麽直白、粗魯、市井，江湖氣息呼之欲出。所以，讀書多少，文化高低，自會流露在言談舉止中。不必如數家珍，專門告訴別人，自己看過幾本書。
毛澤東在中國搞社會主義，結果搞出來的是全世界最壞的社會主義。同樣共產黨執政，蘇聯東歐至少沒有“文化革命”。鄧小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結果搞出來的是全世界最壞的資本主義。同樣中國文化傳統，同樣初級發展階段，香港台灣至少沒有發展出官僚權貴加流氓地痞的資本主義。
習近平上台，本應痛定思痛，深刻反思毛澤東鄧小平的兩個“最壞”。如能把這個問題想透想清楚，興許能踏踏實實幹點事，點點滴滴謀進步，比做什麽“夢”都強。可惜，他偏偏宣布“前後三十年不可互相否定”，難道真的“沒有最壞，隻有更壞”，他要把兩個“最壞”合起來，創造出個“更壞”嗎？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革”毛澤東“前三十年”的“命”。他當時麵臨一個兩難困境：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習近平的“前後三十年不可互相否定”，其實質是要用毛澤東的“前三十年”，否定鄧小平的“後三十年”。這樣，他同樣陷入兩難困境：不反腐，等死；反腐，找死。目前看來，習近平對後半個困境，即“反腐，找死”，認識明顯不足。把件毛澤東的外衣，披著披著披成了自己的靈魂，正是這種“認識不足”的表現。毛澤東的“繼續革命”所以失敗，重要原因之一是得罪了中國官僚階層的大多數。但毛澤東在有生之年能堅持“繼續革命”，能成功地把中國搞成全世界最壞的社會主義，自有他的曆史條件。習近平若想再搞一次全世界最壞的社會主義，他有這種能力和曆史條件嗎？所以，在一定曆史條件下順勢而為，便是風雲際會。失敗了，也還算曆史的悲劇甚至正劇。反之，昧於大勢，一味蠻幹，那不叫意誌堅定，那是剛愎自用。披著伯父的外衣，畫虎不成反類犬，哪怕一年“請您檢閱”十次姓黨的媒體以及同樣姓黨的軍隊，演出的終究隻能是曆史的笑劇甚至鬧劇。
（陳翰聖，2016年3月19日）
（原載香港《動向》雜誌2016年36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