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三日，中國政府在北京舉辦一場聲勢浩大的閱兵，說是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中國軍隊承平已久，沒打過什麽仗。“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中國軍隊，“養”了不止千日，但從眼前倒推上去四十年，“用”好像隻用過兩次。一次是和鄰居越南，也即昔日的“同誌加兄弟”，打過一仗。這一仗，中國說是“教訓”越南，越南也說是教訓中國。所以，勝負難分。但不管怎樣，“同誌加兄弟”互毆過一次，是不爭的事實。另一次，沒有“同誌加兄弟”般殺得難分難解，但殺出了明確勝負。不足的是，那次戰場設在國內，就在九月三日閱兵的同一地點，況且敵人手裏既沒有槍，也沒有炮，所以中國軍隊長驅直入， 北定中原，在沒有任何懸念的情況下，取得了一邊倒的勝利。
王師北定中原後，打出了一個長期的和平年代。於是“珍愛和平，開創未來”，時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時而低調地“悶聲大發財”，不再打仗，變成世界上最熱愛和平的軍隊。軍隊的主要精力，從事三項和平工作：撈錢，唱歌，閱兵。其中第一項事業，經由習近平為首的黨中央公布後，人們終得略窺一斑。原來，中國軍隊的最高指揮官，都是撈錢能手。東窗事發後，涉案倒台的將軍人數，遠超過抗日中陣亡的將軍人數。可見，中國的將軍們多麽熱愛和平，多麽“錢”仆後繼，無所畏懼。當然，這些都是兩個月前的舊聞，不是此次閱兵主題。此次閱兵，主要是展現後麵兩項才能。而這後兩項，平時訓練有素，都是軍中強項。所以，這次雖然有將軍因“撈錢”鋃鐺入獄，畏罪自殺，但臨陣易帥，並不動搖軍心，“兵”照樣閱得驚天動地，“歌”依舊唱得人仰馬翻。
此次閱兵，說是紀念二戰及抗日。家有喜事，遠道前來共襄盛舉的，是俄羅斯的最高統帥普京。但普京的俄羅斯，並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當年參戰的，是被普京取代的前蘇聯。蘇聯解體，中國的最高統帥習近平主席深為惋惜，兔死狐悲，發出了“三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人是男兒”的感歎。但普京，不正是“更無一人是男兒”中的一員嗎？按照習主席的邏輯，普京非但不是“男兒”，而且“竊國者候”，是共產黨蘇聯的叛徒。由此及彼，想到習主席代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是抗日的參戰國。當年抗日的參戰國，是中華民國。這個“國”，早被習主席代表的政黨，“革”去了“命”，逃到台灣成了“蔣匪”。所以，這次肩並肩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煞有介事地“銘記曆史，緬懷先烈”的，是一對叛徒。一個背叛蘇聯，一個背叛民國；一個背叛共產黨，一個背叛國民黨。一對叛徒站在一起，慶祝被背叛者的勝利，不勝滑稽。
大概健在的當年參戰國，都不肯前來共襄盛舉，弄得主人頗無顏麵的緣故。所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自封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方主戰場”。“東方主戰場”聽上去雖然很有氣勢，但仔細想想，實在也不是什麽光榮的稱呼。國家變成“主戰場”，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就倒了八輩子的黴。國家養兵，本來守土有責。人民納稅供養正規軍，是要他們守護邊界，保衛家園。不是叫他們把強敵放進來，讓後院變成“主戰場”，在家裏實行“焦土抗戰”的。漢唐盛世時，知道“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就是要把“主戰場”推進到遠離中國邊界的地方去。前清季世，國運日衰，這才會發生日俄兩國交戰，“主戰場”卻放在中國的怪事。兩個不相幹的人打架，打著打著，打到我家裏來了，我要具備怎樣的好客精神，才會把這種“主戰場”視為一種榮耀？
等到抗日的“主戰場”放進中國時，蔣委員長、毛主席，以及張學良、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等各路英雄，都已紛紛崛起。他們各領一彪人馬，逐鹿中原，勾心鬥角。其中，蔣委員長勢力最大，所以坐上老大的交椅。老大心裏整天盤算，哪天能把小兄弟都給滅了，實現“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美夢。小兄弟心裏也在盤算，怎麽能把老大掀翻，自己取而代之。日本人打進來，說兄弟幾個打心底裏高興，那是瞎說。畢竟日本真把中國滅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蔣委員長就做不成蔣委員長，毛主席也就做不成毛主席。但真叫兄弟幾個去“抗戰”，他們也沒那麽傻。首先，他們心裏都明白，自己打不過日本。真和日本人拚命，把老底拚光了，將來拿什麽逐鹿中原？其次，兄弟幾個既讀過書，又混過江湖，“隔岸觀火，借刀殺人”之類的國粹，爛熟於胸。日本人來了，確實給中國製造了危機。但中文裏的“危機”，既是“危”，又是“機”。若能把危險推給別人，機遇留給自己，那就能在群雄紛爭中嶄露頭角，成為中國下一個“真命天子”。所以，蔣委員長要雜牌軍上前線當炮灰也好，毛主席對匹夫之勇的彭德懷搞“百團大戰”厲聲嗬斥也罷， 眼睛裏看到的，都是同一個目標；心中念念不忘的，都是同一種謀略。
但在這場謀略比賽中，蔣委員長有個致命弱點，那就是他是老大。房子塌了，高個頂著；家中有難，老大扛著，這多麽天經地義？所以，小兄弟幾位，不怕把“抗日”口號喊得震天響。反正自己不出錢不納糧，喊喊口號，弄不好能把別人逼去“抗日”，何樂不為？蔣委員長對這等小陰謀，自然洞若觀火。於是也把“抗日”口號喊得震天響，反正老子按兵不動，奈我其何？但口號喊久了，兵卻不動，總有點講不過去。蔣委員長是老大，個頭高，目標大。別人按兵不動不要緊，他按兵不動就成了眾矢之的，千夫所指。蔣委員長的老大地位，本來是憑實力搶來的，誰知“塞翁得馬，焉知非禍”，現在倒成了缺點。所以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蔣委員長真要下道抗日的命令，幾位小兄弟誰會開赴前線？他們隻會一擁而上，向徒有虛名的國民政府要錢、要槍、要子彈、要編製。真要開赴前線，半個都不會前來報到。蔣委員長要能令行禁止，還能被拜過把子的小兄弟張學良，在西安串通敵軍，把自己給抓了？
幸虧蔣委員長隻是中國的老大，在世界排名裏算不上什麽角色。所以，蔣委員長的策略就一個字：“拖”。拖到何年何月？拖到世界的老大對日本人動手的那一天。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裏，這叫“以夷製夷”。其實，在“拖”的問題上，蔣委員長和毛主席“英雄所見略同”。所不同的隻是，毛主席把這種戰術叫做“論持久戰”，蔣委員長把它稱為“用空間換時間”，說白了都一樣，就是“等”。等什麽呢？等日本那混小子，什麽時候一不小心，把珍珠港給炸了，那就是拖到了頭，等到了頭。至於在這之前，人民流離失所，國家炸成一片焦土，都在所不惜。“一將功成萬骨枯”，總要有人付出代價。人民付點代價不重要，重要的是養精蓄銳，發展壯大，以便戰後打出一個屬於自己的“新中國”。所以，抗日戰爭中，中國沒有什麽抗日英雄，更沒有什麽抗日領袖，有的隻是“抗”自己人的英雄，“抗”自己人的領袖。
九月三日那天，看著天安門城樓上“抗自己人的領袖”生出來的紅二代，檢閱著天安門城樓下由“抗自己人的英雄”發展出來的軍隊，扛著“抗日本人”的戰旗走來走去，和當年一樣，歌聲嘹亮，口號喊得震天響，不禁撫今追昔，對眼前這場演出，啼笑皆非，不勝感慨。
（陳翰聖，2015年9月6日）
（原載香港《動向》雜誌2015年36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