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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砍人頭”更壞 ------ 評中國一種陰森的傳統政治文化

(2019-09-06 16:20:40) 下一個

胡平先生寫過篇文章,題目是“數人頭勝過砍人頭”。意思是民主選舉的政治,勝過“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政治。因為,“選舉”是數人頭,而“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是砍人頭。其實,世界上還有一種比“砍人頭”更壞的政治,那就是“借人頭”的政治。“砍人頭”雖然殘酷慘烈,但遠不及“借人頭”來得陰森可怖。

中國曆史上“借人頭”最早最著名的人物,大概要算那位“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曹操曹孟德先生。在舊戲文裏,曹先生一般不太有“正能量”,常以奸雄的麵目出現。但共產黨“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後,那位“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毛主席毛先生,對曹先生另眼相看。於是,便讓要燒自己作品的郭沫若先生做翻案文章,將曹先生由奸雄“翻”成了英雄。但不管是奸雄還是英雄,曹先生“借人頭”的事,在所謂正史上,如《三國誌》魏書武帝紀裏,並無記載。說曹先生“借人頭”,根據來自小說《三國演義》。

據《三國演義》第十七回,曹先生和袁術大軍酣戰多日,忽然糧草告急,入不敷出。曹先生便讓軍需官王垕用弄虛作假克扣斤兩的辦法維持局麵,王垕猶豫,怕動搖軍心。曹先生便鼓勵他解放思想,膽子不妨再大點。王垕信以為真,認真執行曹的指示,結果軍中怨聲四起。於是,曹先生密召王垕,說向他借樣東西,以穩軍心。王問何物?曹答“閣下項上人頭”。王大驚,說屬下無罪。曹淡然說:“知道你無罪,但非如此,不能挽回大局”。言畢,喝令左右,將王垕推出斬首。曹先生大概也知道,奪取政權,需要槍杆子和筆杆子,兩杆子缺一不可。於是吩咐文書昭告三軍,列數王垕種種劣跡,誓言這種腐敗分子,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三軍將士見曹先生大刀闊斧地反腐敗,自然群情振奮,士氣高漲,以一當十。果然,不日便將敵軍一鼓蕩平。殺一軍需官,不僅解決了糧食問題,而且換來了整場戰役的勝利,這要怎樣的韜略,才能創造出如此驚人的投入產出?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對一種稱為“婦人之仁”的人類情感,特別鄙視。婦人是否真的就“仁”?古有河東獅吼,今有如虎之媽,所以難下結論。但在中國傳統中,婦人參政機會不多。偶有幾次,也大多不成功。如最近那次,以“還看今朝”的夫人江青女士為主角,就很失敗,自己被打成了“反革命”。因為婦人參政機會少,“借人頭”之類的謀略不夠嫻熟,就給人一種印象,似乎“婦人”是因為其“仁”而不宜從政。這,可能是顛倒了因果關係。但不管怎樣,在中國,因此就有人以“婦人之仁”為教訓,刻意培養一種與之截然相反的政治文化。經過曆朝曆代積累發展,終於修煉出一套以“借人頭”、“殺人樹威”、“借刀殺人”等等為特征,統稱為“無毒不丈夫”的政治倫理道德。

司馬遷的《史記》,曆來被視作中國史學著作的經典,是所謂“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而《史記》中有關楚漢爭霸中劉邦、項羽兩個人物形象的塑造描寫,更被視作經典中的經典,名篇中的名篇,多少年來被一代代讀書人傳頌在口,爛熟於胸。劉邦是勝利者,但他同時是一個沒有人性的人。敵人要烹煮他父親,他說請分一杯羹給我喝;被敵人追殺時,他把親生骨肉從車上推下,以便自己逃命;被包圍時,他強迫婦女假扮士兵,去吸引敵人注意,為自己突圍當人肉誘餌。項羽是失敗者,但在他身上卻體現出尚未泯滅的人性。鴻門宴上,他對殺害昔日的戰友明天的敵人劉邦,於心不忍;烏江渡口,因無顏麵對江東父老,拒絕東歸;敵軍叢中,他悲憫胯下戰騎,想方設法放其一條生路;死到臨頭,更是牽腸掛肚兒女情長,發出了“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哀鳴。劉邦是“無毒不丈夫”的化身,而項羽是“婦人之仁”的典型。正是通過這兩個人物的塑造,司馬遷用他的春秋史筆一字褒貶為中國的傳統文化,留下了影響深遠的教訓:在“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征途上,在“成則為王敗則寇”的曆史環境中,什麽樣的人才能取得最終勝利。

中國曆史上,“砍人頭”的,往往隻有匹夫之勇。隻有“借人頭”的,才能“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最後君臨天下。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已退入曆史的濃蔭之中。“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如要評論誰對當代中國政治最具影響,那當然非鄧小平莫屬。但鄧小平就不僅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同時也是“借人頭”的專家級人物。八十年代初,麵對日益惡化的治安環境,他發動過一場“從重從快打擊刑事犯罪”的運動。這場運動“從重從快”到什麽程度呢?“從重從快”到誰對警察不恭,誰兩性關係稍有不慎,都可能招致殺身之禍的程度。這期間,究竟有多少人被冤殺,在中國自然和其它許多事情一樣,是“國家機密”。就是在西方,這事也乏人問津。因為,鄧小平殺的,畢竟不是親西方的“民主戰士”。八十年代初,中國正在提倡“法製社會”。鄧小平不會不知道,所謂“從重從快”,從語言風格到精神實質,都是對“法製”的粗暴踐踏。那鄧小平為什麽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呢?那是因為當時他另有一盤大棋要下,他絕不允許“治安”這個小局,幹擾他“改革開放”的大局。所以,“從重從快”,不僅是“砍人頭”,也是“借人頭”。

八十年代末,鄧小平殺到了“民主戰士”頭上。這次,終於殺出了世界級新聞,殺出個永載史冊的“六四”。但到目前為止,大多數對“六四”的評論,都還停留在“砍人頭”的層次上,很少有人深入到“借人頭”的層次。麵對天安門廣場幾千名絕食學生,手握全部國家機器的鄧小平,有無數種辦法可以對付他們。他手上有不止一千種辦法,可以以更低的烈度、更少的流血、更不令人側目的方式平息事態。但他為什麽偏偏要選擇最醜惡、最凶暴、最明火執仗、最令全世界反感的方式終結“六四”呢?他明明知道,他的做法會遭到全世界譴責,這對他有什麽好處?這個問題,如果光從“砍人頭”的角度,就無法講清。但如果換個角度,從“借人頭”的角度去看,就會豁然開朗。

“六四”時的天安門廣場,不是戰場,是舞台。鄧小平的敵人,不是坐在廣場裏的幾千名學生,他們不夠資格做鄧小平的敵人。鄧小平的敵人,是當時彌漫於全社會的一種不再敬畏權威的心理。鄧小平要通過天安門廣場這個舞台,傳達一個明確的訊息:中國存在著不可冒犯的權威。他要借廣場內外學生以及其他“賤民”的頭,消滅全國那種不敬權威的心理。因為,在他看來,這種心理在當時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障礙。鄧小平成功了。他成功的第一道喜訊,不是來自軍隊成功地收複了天安門廣場,而是來自那位中國第一持不同政見者,那位不久前自以為可以挑戰鄧小平的方勵之教授,因為“六四”槍聲,嚇得逃進了美國大使館。軍隊收複天安門,鄧小平未必高興,因為這本來不是什麽難事。方勵之逃進大使館,鄧小平高興得要喝茅台,因為這證明了“借人頭”的成功。如果鄧小平是“砍人頭”,方勵之確有安全之虞。但鄧小平是“借人頭”,方勵之其實安全得不能再安全。所以,方勵之一逃,鄧小平高興得不能再高興。事後,鄧小平曾說,有人建議衝進美國使館抓方勵之,被他製止。他說了一句話:“方勵之有那麽重要嗎”?這是作為勝利者的鄧小平,對方勵之公開表示的最大輕蔑。

“六四”的實質不是“砍人頭”,而是“借人頭”,也許可用這樣一組數據作為證明:即所有在“六四”中不幸被砍掉“人頭”的,全是無名小卒;而所有被列入政府“要犯”名單的,無論是學生領袖,還是知識精英,全部毫發無損。這是一組對比多麽強烈的統計數據?這裏麵包含著什麽樣的統計意義?用社會科學實證研究的方法說,這是異乎尋常的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戊戌政變”後,慈禧至少砍了譚嗣同的人頭。慈禧太後畢竟是女流,“借人頭”的把戲,不夠嫻熟。所以,殺人主要靠“砍人頭”。而譚嗣同,又是個不僅嘴上要“流血革命”,而且真準備為革命“流”自己“血”的主。維新失敗後,日本大使館曾主動請他去避難,被他斷然拒絕。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到了“六四”時,情況完全不同。敵我雙方,一方沒有人願意做譚嗣同,一方根本不想殺譚嗣同。兩者結合,才創造出了上麵這組幾近悖論的統計數據。

“砍人頭”和“借人頭”的最大區別之一在於:“砍人頭”的對象,是正麵的敵人。任何戰爭,任何暴力衝突,都免不了“砍人頭”。但“砍人頭”中的砍人者和被砍者,處於平等的地位,不是你死,便是我活。“借人頭”不同,“借人頭”的對象不是正麵的敵人,而是自己內部的成員,是內部處於弱勢地位的成員,例如部下或臣民。“借人頭”的把戲,在中國官場十分流行。拿“六四”來說,不僅鄧小平“借人頭”,鄧小平的徒子徒孫們,也“借人頭”。例如,“六四”後上海當局就把一個叫“毛估估”的低能兒,送上了“借人頭”的刑場。雖然鄧小平的“借人頭”,胸有全局,而上海當局的“借人頭”,隻是為向中央交差,雖然兩者目的不同,但它們體現的政治文化底蘊,卻完全一致。

“借人頭”的把戲,雖然為中國催生過許多叱吒風雲的人物,但如果換個視角,卻不難發現它的無比醜陋。九十年代中國曾發生過一件舉國震驚的刑案,案犯在某地綁架一富豪,企圖敲詐。不料九十年代的中國富豪,大多在黑白兩道上見過世麵,不信案犯真敢“撕票”,因此不肯輕易就範。為了震懾被綁架者,迫其就範,案犯決定殺個人給他看。於是上街騙個小販進屋,當著被綁架者的麵,將其殺害。案犯殺人無數,但破案後,所有新聞媒體,都集中報道了他殺害小販這件事,以示其喪心病狂,死有餘辜。但是,這種喪心病狂,說到底和政治家的“借人頭”,究竟有什麽兩樣?

外國是否也有“借人頭”,不甚清楚。但據霍布斯(Thomas Hobbes)先生的意見,人類經曆過最黑暗野蠻的時期,數史前的“自然狀態”。“自然狀態”盛行叢林法則,到處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但是,就是在“自然狀態”裏,在人和人就像狼和狼一樣的叢林中,有的最多也就是“砍人頭”,不會有“借人頭”。所以,“借人頭”這種成熟的政治謀略,超出了西方最著名政治哲學家的想象。如果一定要在西方曆史中尋找“借人頭”的痕跡,那麽最可能入選的應該是十五、六世紀佛羅倫薩(Florence)的哲學家兼政治家馬基雅弗利(Niccolo Machiavelli)。但馬基雅維利最多也就是勸說君主,在“被人敬畏”和“被人熱愛”兩者不可兼得的情況下,應該棄“熱愛”而保“敬畏”,他並沒有一套成熟的“借人頭”的謀略。所以,老奸巨猾如馬基雅維利,比起中國古法炮製的借人頭術來,也顯得無比稚嫩和陽光。

梁漱溟先生說,西方哲學強調遇事向前看,在外部世界中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中國哲學遇事向內看,在內部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因此,中國雖不能產生哥倫布這樣發現新大陸的開拓者,但卻善於隨遇而安,自我滿足。梁先生似乎沒想到,向內看的哲學,有時產生的未必總是自我滿足,它也能產生自我鬥爭,甚至自相殘殺。因為沒有外部發展空間,沒有向外開拓的習慣,一味向內求生存,“攘外必先安內”,結果隻“安內”,不“攘外”,遇到小事窩裏鬥,攤上大事,就難免要“借人頭”了。

世上事,很難“從一而終”。同樣的事,總可以向不同方向發展。例如,“砍人頭”的刑罰,可以力求減少刑犯痛苦,甚至廢除死刑。但也可以相反,可以發明千刀萬剮、淩遲處死、五馬分屍。又如,提倡競爭的市場經濟,可以用技術進步、開拓創新的辦法,力圖通過“竟優”,用優勢戰勝對手。但是,有種市場經濟,也可以用壓低工資、破壞環境、貪汙腐敗、行賄受賄的辦法,力圖通過“竟劣”,用“劣勢”戰勝對手。在“借人頭”的政治哲學和行賄受賄的市場經濟間,會不會有某種內在聯係?至少,按梁漱溟先生的分類,它們應該同屬“向內部尋找解決問題辦法”的那一類。或許,向這個方向尋去,我們竟能發現某些思路。

(陳翰聖,2014年7月4日)

(原載香港《動向》雜誌2014年3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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