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戲說中國“計量政治學”

(2019-09-06 15:57:51) 下一個

“計量政治學”(polimetrics),一聽便知是從“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衍生而來。自“科學主義”在近代盛行以來,自然科學向物理學看齊,社會科學向自然科學看齊。社會科學中,因為經濟學是向自然科學學習的標兵,所以社會科學也要向經濟學看齊。就像“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那樣,政治便學經濟,“計量”起來。是為“計量政治學”。

例如,美國選總統,政治學家便要“計量”一番。通過隨機選樣、試卷問答、編碼量化、數據分析等程序,他們能準確預測誰成為當選總統。中國不選總統,計量政治學,自然沒有用武之地。但中國有另一類“計量政治學”,這類“計量政治學”與西方不同,是一片尚未開墾的處女地。迄今為止,因學界尚無係統研究,筆者不敢信口開河,妄作論斷。所以,在中國計量政治學前,按上“戲說”二字,是為“戲說中國計量政治學”。

毛主席時代,是“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時代。那時侯繼續革命,運動不斷。搞運動,總得有人幹革命,有人被革命。多少人可以“幹革命”,多少人不幸要被“革命”幹,這就成了一個無產階級的計量政治學問題。毛主席親自計算的結果,是每次運動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可以成為幹革命的好人。而剩下的百分之五,則是要被革命幹掉的壞人。這百分之五,通常稱為“一小撮”。但問題是,毛主席喜歡的“運動”太多。每次“運動”幹掉百分之五,累計起來數量驚人。所以,連毛主席親密戰友的兒子,中國最正宗的紅二代林立果都看出了問題,說:“一小撮加一小撮,最後成了一大片”。

其實,如果不用林立果的加法“計量”,改用除法“計量”,也有問題。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以毛主席最高指示“八億人口,不鬥行嗎”為準,便不幸分母過大,百分之五除下來就是四千萬人。毛主席再寬宏大量,“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從這四千萬人中再“救”出百分之九十九,剩下還有四十萬人。以毛主席的氣魄,殺四十萬人,本不算件太大的事。曆史上秦始皇“焚書坑儒”,毛主席很瞧不起,以為虛張聲勢,一共沒“坑”幾個。但毛主席的胸懷氣量,自我評價又在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之上。為此,殺人不宜過多。所以,從這四十萬中,曾否又“救”出幾位,未詳待考。

總之,毛主席代表大多數,大多數人是跟著毛主席幹革命的。那些被革命“幹掉”的,隻是“極少數極少數”敗類。至於“極少數極少數”竟有幾十萬之多,那不怨毛主席,要怪中國人口太多,“國情”不好。但毛主席的代表大多數,也有負麵影響。因為這一來,毛主席就不像他的吹捧者宣傳的那樣前無古人。古今中外,凡能爬上皇帝龍椅的,都聲稱代表全體子民。用外國話講,這叫“朕即國家” (L'État, c'est moi)。用中國話說,便是“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即便流年不利,要下“罪己詔”,說的還是“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字裏行間,那胸懷氣度,和毛主席差不多,代表著全體子民。毛主席因為中馬克思階級分析的毒,所以隻代表百分之九十五。雖然少代表五個百分點,但沒有什麽本質區別,畢竟明確無誤地代表著大多數。

如果毛主席是位異想天開的男人,那接下來的小平同誌就有點像是女人。鄧小平的特點是現實卻難免短視,對眼前的利益看得特別清楚。所以,鄧小平時代是一個急功近利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摸著石頭過河”,“摸”出來最重要的真理,便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句話,充滿鄧小平特色。它舉重若輕,通俗易懂,經濟實惠,高度概括出了鄧小平當政期間的時代精神。

但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中的“一部分”,究竟是多少人?這就成了繼毛主席的“百分之九十五”之後,又一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計量政治學問題。“一部分人”和“百分之九十五”不同,它的特點是不確定,可多可少,充滿彈性。你說它多,它可以很多;你說它少,它能少到隻剩一小撮寡頭。聽上去它不像多數,但又沒有證據肯定它是少數。總之,它留給人們的是一個懸念。

鄧小平為人沉默寡言,惜墨如金。用字遣詞當然綿裏藏針,工於心計,極其嚴謹,增一字則太多,減一字則太少。你看,他既不說“讓一大部分人先富起來”,因為這做不到;他也不說“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因為這不得人心。他講的恰恰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部分”聽上去雖不多,但也沒把話講絕。因此,它讓人心存僥幸,抱有幻想,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擠進“一部分”中去。所以,鄧小平的話就像一張彩票,雖然中獎機會不大,卻在人們心中引起陣陣躁動,激起一片波瀾。從那時起,中國人民不怕飛蛾撲火,不懼斧鉞之禍,“雖九死其猶未悔”,毅然決然地衝向“先富起來”的征途,寫下了中國近二十年來最為波瀾壯闊的曆史。

“一部分”究竟是多少人的謎底,終於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二00八年,由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於光遠先生揭開。於先生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與會者,又是鄧小平在會議閉幕式上講話發言稿的起草人。據於先生回憶,鄧小平曾交給他三張親筆書寫的發言提綱,共羅列八大問題。其中之一便有“讓一部分人先好起來”。鄧小平原話用的是“好”,不是“富”。經於先生等人加工,將“好”定義為“富”,自然進一步明確了鄧小平的思想。可見,在鄧小平當初腦海裏,“好”與“富”本無甚差別,“富”即是“好”,“好”便是“富”。粉碎“四人幫”後,上海為了搞臭王洪文,曾揭發他老婆崔根娣如何沒有文化,如何低級庸俗,以至講過“錢越多越好”這類小市民的話。沒想到愚夫愚婦的鼠目寸光,與“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設計,竟也相差無幾。看來,錢這東西,真的雅俗共賞。

不管是“富”還是“好”,“一部分”究竟是多少,在形成文字的鄧小平講話中都無跡可尋。但在修改講話稿的過程中,鄧小平曾與胡耀邦及於光遠多次談話。在談話中鄧小平曾透露所謂“一部分”,指的是人口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三十年後的今天,回頭檢驗鄧小平的目標是否達到,實在是糊塗賬一筆。因為,按鄧小平當年的“計量”,所謂“富”是指月收入達到人民幣一百元。如按這個標準,豈止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全國人民早就都“先富起來”了。但若按近水樓台先得月,躺著便能吃盡“改革紅利”的人群算,那從八十年代早期聽到“先富起來”便聞風而動的胡喬木公子胡世英算起,一直算到去年先是“唱紅打黑”後來自己也被打成“黑”的薄一波公子薄熙來為止,怎麽算,也算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五。所以,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衡量,認真計較起來,“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在設計上的誤差之大,實在驚人。但不管是百分之五還是百分之二十,都揭出了“一部分”是少數人的老底。鄧小平不願形成文字,關起門來在“老同誌”間講講的私房話,竟被於光遠閑著無聊,掉文袋給“掉”了出來。就憑這一點,於光遠足以被定為共產黨的叛徒,罪不可赦(1)。

如果說毛主席是男人,小平同誌像女人,那接下來的“江核心”江澤民就是小人。江澤民既無理想,也沒有學問,為人的基本原則是“有奶便是娘”。上台後,為了表示自己真是“第三代領導核心”,也想獨創一套“計量政治學”。於是,網羅幫閑,搜索枯腸,炮製出個“三個代表”理論。“三個代表”是個很滑稽的東西。從“計量政治學”角度看,如果“代表”作名詞用,那就是站在台上的隻有三位代表,如總書記、軍委主席、政府總理等三位。如果“代表”作動詞用,則是說台上的“代表”,隻代表台下三種人或三股勢力。不論哪種情況,“三個代表”都明確承認了自己屬於極少數,或隻代表極少數人的事實。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家避之唯恐不及的東西,沒想到江澤民竟一把搶過來貼在自己臉上。“三個代表”不知是哪位幫閑“幫”出來的餿主意,江澤民居然渾然不覺,還沾沾自喜,就像被人賣了,還在幫人數錢。所以,在這件事上,江澤民的行為,借用他怒罵香港記者的話講,是十足的“那亦腐”(naïve英語“天真”的意思),可笑的很。

“三個代表”的第一條,是代表先進的生產力。誰是先進的生產力?是清華、北大,還是中石油、中石化?那不那麽先進的、普通的、甚至落後的生產力誰代表?下崗工人、失地農民、成千上萬進城謀生充當“賤民”的打工妹打工弟們,都不擁有“先進生產力”,他們的發展方向或利益誰代表?無論從邏輯、語言、常識,還是統計學上講,在任何正態分布的人群中,“先進”永遠隻可能是極少數。一個執政黨憑什麽隻代表極少數?美國總統不可以因為“微軟”具有最先進的生產力,就說隻代表比爾·蓋茨的發展方向。相反,他總是講要代表大都數中等收入的或弱勢的人群。

“三個代表”的第二條,是代表“先進的文化”。這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什麽是“先進文化”?唐詩宋詞和搖滾樂,哪個先進?《紅樓夢》和肯塔基,莎士比亞和抽象繪畫,又是哪個先進?罵街,有人擅長“國罵”,有人喜歡洋涇浜的“那亦腐”,誰代表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代表“先進文化”比代表“先進生產力”更荒謬的地方在於:生產力至少可以有先進落後之分,而文化根本不能也不應該有先進落後之分。文化是各個民族在曆史長河中世代相傳積累起來的知識、信仰、風俗、習慣、行為規範的總和,它們各有特色,互不相同,根本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可以互比高低。中國有漢文化、藏文化;世界有希臘文化、印度文化、法蘭西文化,它們哪個更先進?不要說“代表”,就是光講“先進文化”,就帶有強烈的種族主義色彩。哪怕用十九世紀末的標準衡量,這種說法也不僅是“落後”的,而且是反動的。可見,所謂代表“先進文化”,其實代表的既不是“先進”,也不是“文化”,而是驚人的狂妄和同樣驚人的無知。如果沒有太強的表現欲,本來與其學洋涇浜的“那亦腐”,倒不如學學漢文化的啟蒙讀物,至少可以知道“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的道理。

大概代表“極少數”時間長了有點心虛,“三個代表”最後一條,終於想起要代表“廣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廣大人民”自然不錯,聽上去頗像人話。但唯一費解的是什麽叫“最根本的利益”?“利益”本來易懂,趙錢孫李去市場買菜,要價一元,還價八毛,爭取的是自己的利益。如果要價一元,還價一元二,那就不僅“那亦腐”,而且扭曲價格信號,擾亂供需曲線。至於“最根本的利益”,那就如同“終極真理”、“共產主義”等東西一樣,因為沒人見過,無從知道是方是圓。但可以肯定的是,“最根本的利益”一定和“利益”不同。否則,何必脫了褲子放屁,白白加上“最根本的”四字?那麽,什麽是“最根本的利益”呢?莫非是要價一元,還價一元二?要不,就是縱容子弟,操縱股市,倒賣土地,“悶聲發大財”?再不,“最根本的利益”對“廣大人民”來說就是:下崗雖不符合工人利益,但卻符合“最根本的利益”;強占耕地雖不符合農民利益,但卻符合“最根本的利益”;城管打人雖不符合小販利益,但卻符合“最根本的利益”;貪汙受賄、侵吞國庫雖不符合全體人民的利益,但還是符合“最根本的利益”。反正“鞋子穿在腳上,隻有自己知道是否合適”。可惜,腳不會說話, 非得偏勞習主席代言不可。

如果曆史到此為止,撇開製造“和諧社會”的胡主席和最近挺身而出當“腳”代表的習主席不論,光看毛主席、小平同誌、“江核心”三位代表的“中國計量政治學”,由此及彼,浮想聯翩,雖屬“戲說”,難免“滿紙荒唐,假語村言”,但慢慢梳理,細細品味,卻也能悟出一點道理。從百分之九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再到最後隻剩下“三個代表”,這種從狂熱夢幻中的多數,到冷酷現實中的少數的轉變,勾劃出的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半個多世紀以來曆史發展的一條主線。它體現的是紅色理想主義崩潰後,向叢林現實主義的迅速蛻變。它是一個雙向發展的合成,一種喜憂摻半的曆史跨越,是進步,也是倒退;是升華,也是墮落。它雖有時貌似滄海巨變,天上人間,但其核心價值,卻可能貫穿始終,一成不變。習主席最近號召大家“做夢”,但一碰到核心價值,便夢中驚心,睡意頓消,變得異常清醒,說道“改革開放”前後兩個階段,實乃一母所生,如兄若弟,斷不容隨意切割。可見,連習主席,也即當今聖上,都是“一成不變”論的粉絲,可喜可賀,亦可悲可歎!

注釋
(1)於光遠,《1978 我親曆的那次曆史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 – 185頁。


(陳翰聖,2013年5月2日)

(原載香港《動向》雜誌2013年334期)

[ 打印 ]
閱讀 ()評論 (0)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