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來信，囑讀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舊製度與大革命》，說是王岐山推薦的。二十多年前在上海吃新聞飯，有從胡耀邦、趙紫陽身邊傳出的消息，業內便稱作“海裏”（指中南海）來的消息。不料，二十多年後，朋友還有“海裏”的消息。不久，在網上看到當年的改革聞人中，也盛傳此說。一時間，如“托古改製經世致用”般地議論起來，於海外奇談中，“盡得京朝風氣”。
王岐山，無緣認識。隻是四年前他訪美，恰逢歐巴馬和希拉裏角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他的講話，好像不太得體。他說：“當前美國，是一個女人、一個黑人和一個老人在爭鬥”。這話，本是美國媒體的調侃。但出自一個到訪的外國領導人之口，卻極不恰當。好比去鄰居家做客，鄰居自不妨講幾句“蓬蓽生輝”之類的話。如果你信以為真，也跟著“蓬蓽生輝”起來，那就不倫不類，令人吃驚。在西方，這與社交禮儀有關。在東方，則更有一層深意，叫作“疏不間親”。更何況“黑人、女人、老人”之類的話，充滿美國最忌諱的種族、性別、年齡歧視。哪個美國政客，敢在公開場合捅這種馬蜂窩？講這番話前，王岐山說：“我這人離開講稿講話，容易犯錯”。果然，如他自謙，離開講稿，講出了“黑人、女人、老人”。其實，說是“犯錯”，嚴肅了點。準確地講，這種話不是“犯錯”，而是童言無忌。當然，四年前這段“童言”，希望隻是一時口無遮攔，並不反映新一代“知青”領導人的任何特質。
這次推薦的《舊製度與大革命》，書不錯。與毛主席當年推薦赫胥黎的《天演論》相比，更好，也更現實。英文版的《舊製度與大革命》，以前翻過。這次，常委履新，盛世危言，不妨再翻翻。與其說是讀托克維爾，不如說是湊熱鬧，順便猜猜新常委的心思。凡被毛澤東思想“武裝”過的頭腦，都知道一句話：“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壓迫越甚，反抗越烈”。托克維爾沒被毛澤東思想“武裝”過，所以他說：哪裏有壓迫，哪裏未必有反抗；壓迫越輕，反抗反倒越烈。法國大革命以推翻封建製度為宗旨，但爆發革命的法國，卻恰恰是當時歐洲封建壓迫最輕微的國家。被革命送上斷頭台的國王路易十六，是真誠的改革者。他傾聽民意，從善如流，在位期間經濟發展迅速，人民生活大為改善。但是，這一切都無法阻擋革命的來臨。因為，痛苦雖在減少，痛感卻在增加，枷鎖恰恰在最輕的地方，顯得最不能容忍。正是從這種觀點出發，托克維爾得出了一個著名的悖論：“壞政府最危險之時，正是它開始改良之刻”。
中國民間的“痛苦”是否在減少？不知道，也無法測量。但中國的“痛感”卻無疑在增加。這無需調查層出不窮的“群體事件”，也不用搞複雜的民意測驗，隻要乘次出租車，聽聽“出租車司機的政治”就足夠了。托克維爾的書，有時像在寫中國。例如，他說法國教會所以在大革命中首當其衝，因為它們扮演了舊製度中最醜惡的角色：控製思想，鉗製言論。然而，它們對自由幹涉的程度，隻足以令人厭惡，卻不足以讓人害怕。這，與今天中國的中宣部多麽相像？不幸，枷鎖在最輕的地方，再一次顯得最不能容忍。今天在中國，有人要“討伐中宣部”。姚文元領導下的中宣部，有人敢討伐嗎？所以，痛苦在減少，痛感在增加，這是新常委最擔憂的現象。馬克思曾說：讓資產階級在即將來臨的革命麵前發抖吧，剝奪者要被剝奪了！曆史轉了一圈，現在輪到“無產階級”的領導們發抖了。以“革”別人“命”為專業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生的紅二代們，可能要被“革命”了。
但是，也許新常委是杞人憂天。據托克維爾說，法國大革命的原因之一，是因為路易十六是真誠的改革者。他的改革動搖了舊製度的基礎，為革命鋪平了道路。幸好，中國沒有“真誠的改革者”。自上世紀改革以來，“真誠的改革者”在中國本就不多，多的是吃“改革”飯的。改革初戰告捷，也即“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後，連吃“改革”飯的也已所剩無幾。眼下，中國多的是行賄的大款和受賄的“裸官”，他們現實、精明、勢利，“殺頭生意敢做，虧本生意決不做”。在這樣的“精英”圈裏，到哪裏去找路易十六那樣為革命鋪平道路的天真的改革者？
法國革命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舊製度給人們留下了“哲學思考”的自由。托克維爾說，英國知識分子參與公共事務管理，德國知識分子躲進知識的象牙塔，而法國知識分子既不參與實際管理，也不躲進象牙塔。他們利用“哲學思考”的自由，侈談自然權利和社會契約，企圖用理性改造整個傳統世界，為革命創造出了一個激動人心的“理想”。幸好，中國沒有這樣的知識分子。中國最後一批這樣的知識分子，已隨“五四”運動一齊走進了曆史。中國現在盛行的，除“醫生收紅包，教授賣文憑”外，就剩下王立軍這樣的兼職學者，以及“小沈陽”那樣的社會名流，他們一般沒有空“哲學思考”。伏爾泰和盧梭可能錯了，但他們錯誤的前提，是他們自信自己在追求“真理”。今天中國知識界的優勢，恰恰在於根本不追求真理。“真理，賣多少錢一斤”？所以，中國知識分子不會犯伏爾泰和盧梭的錯誤，他們沒有興趣做社會良心或時代靈魂，他們本身就沒有理想，更遑論為革命創造理想。
世上凡真的革命，都離不開理想。無論在法蘭西革命、共產主義革命，還是伊斯蘭革命的背後，都閃耀著或塵世或宗教的理想的光環。隻有痛苦和不公，不一定產生革命。索馬裏就沒有革命，隻有海盜。有了理想，才有無私，才有反抗強權的動力。沒有理想的痛苦，產生的可能是極端的自私。他們不敢反抗比自己強大的，卻擅長欺負比自己弱小的。他們不搞革命，卻製造混亂、無序、以鄰為壑、力大為王，以及“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中國不一定會在天安門廣場再次爆發革命，但卻可能在每個村落、每個街角孕育出無數“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
(陳翰聖，2012年1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