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一日，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獲獎原因呢，據說因為他是“魔幻現實主義”大師。一時輿論轟動，群情振奮。繼奧運、航母後，中國又一次實現零的突破，足以額手相慶，耀祖光宗。
但是，莫言並非第一個獲諾貝爾獎的中國人。隻是，以前多數華裔得主，都住在國外。前年，倒有個住在中國叫劉曉波的人，也中了諾獎。可惜的是，他是住在牢裏。所以，莫言的“零的突破”，是他住得不遠不近，不偏不倚，既在國內，又在牢外。能行走於這兩者之間，分寸拿捏恰到好處，又中得諾獎，不會點“魔幻現實主義”，可能不行。
我們這代人，以前聽說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從小“吃蜜糖”長大。後來撥亂反正，才知道我們是“喝狼奶”長大。這次莫言獲獎，又有新發現，原來我們是“吃煤塊”長大的1。諾貝爾獎怎樣評審，是學術機密，不可妄測。但若以小人之心加以揣度，倒也有這種可能：你說中國人吃“麥當勞”長大，洋人便覺無趣；你說中國人“喝狼奶”長大，最多也就算一種“正確的”政治態度，談不上美感；但若你說中國人“吃煤塊”長大，洋人就會激動起來，“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找到了文學的驚豔。
劉曉波隻是“政治正確”，莫言才是“文學驚豔”。逛動物園，遊客的心理，是決不怕野獸醜陋。相反，野獸越醜陋、越可怕，遊客反倒越高興，越好奇，越“驚豔”。當然，前提是野獸必須關在籠中。野獸若跑到籠外，與遊客零距離親密接觸起來，便沒了“驚豔”，隻有驚嚇了。文學很“魔幻”，可以放在籠中欣賞。所以不妨三教九流，每下愈況。政治太現實，猶如跑到籠外的野獸。所以政治不能和“遊客”長得太不像。政治必須有“正確的方向”，必須“保持一致”。當然，說是“長得像”，決不是叫你長得高大。就好比叫你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絕不是叫你自己變成“黨中央”；要你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決不是要你自己變成毛澤東。
劉曉波所以好，不僅因為他“保持一致”，更因為他甘當小學生，絕不功高震主。劉曉波對西方文明的詮釋，是一種膚淺的模仿和機械的死記硬背。西方文明不需要中國出傑佛遜，更不需要中國出尼采。莫言所以好，是因為他和西方文明太不同，太另類。如果西方文明是“白”，莫言能提供“黑”；如果西方文明是“美”，莫言就能提供“醜”。莫言對西方文明來說，是“無用之用”。否則，就是寫出部《紅樓夢》，未見得能獲諾貝爾獎。畢竟，到目前為止，西方文明尚不願意，甚至還沒有能力，去欣賞一朵和自己齊駕並驅的奇葩。所以，兩個諾獎，出自同一種偏見，那就是不能平等地看待中國人。我們把這種偏見之“獎”接過來，趨之若鶩，含之如飴，那就活該別人看不起。
如果我們也“魔幻”一把，讓劉曉波寫小說，莫言搞政治，結果會怎樣？劉曉波寫什麽呢？最多寫出部《河殤》，“啊，親愛的藍色文明”！可惜，太直白，沒有美感。況且，“藍色文明”有時就不和你“親愛”，奈何？莫言搞政治，到可以做做大學生村官。但可惜“村官”太渺小，太微觀，“藍色文明”看不見，又奈何？如果我們“現實”一點，張藝謀倒是個活證據。張某以莫言的《紅高粱》起家，動用影視製作的特殊手段，無限誇大“黃色文明”的“黑”與“醜”。從《紅高粱》到《大紅燈籠高高掛》，做得轟轟烈烈，生意興隆。“藍色文明”很高興，大獎滾滾而來。後來，不知何故，張某突然金盆洗手，改拍起《英雄》來了。從此，就算中宣部拿出整個國庫作後盾，張某也與“藍色文明”的大獎無緣了。“時不利兮騅不逝，張某張某奈若何”？
三十八年前，哈耶克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在諾貝爾獎的典禮上，哈耶克說：“如果征求我的意見，我認為應該取消諾貝爾經濟學獎”2。哈耶克敢說這種話，不僅是因為他的學術觀點使然，更因為他和諾貝爾獎委員會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對話。諾貝爾獎在自然科學以外，另設經濟學、文學、以及和平獎，本來就是一種不恰當的做法，是出自科學的自大。如今，在人文領域裏，如果帶著自覺或不自覺的優越感，給“黃色文明”頒發起獎狀來，那就在科學的自大外，又加上了文化的自大。
注釋
1. 見莫言代表作《蛙》。
2. Hayek, F. A. 1974. “Hayek’s Speech at Nobel Banquet”.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74/hayek-speech.html
（陳翰聖，2012年11月4日）
（原載香港《動向》雜誌2012年32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