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了篇文章，說及凱恩斯（Keynes）和鄧小平，言猶未盡。凱恩斯和鄧小平本來風馬牛不相及，所以相提並論，是因為凱恩斯在其代表作《通論》最後一章中，對英國貧富懸殊頗有微詞，警告資本主義“賭注”不能過高（注1）。凱恩斯的言論，好像字字句句針對鄧小平時代的中國，針砭時弊、臧否人物，入木三分。從而使人產生了凱恩斯和鄧小平的聯想。但是聯想畢竟隻是聯想，最多隻是興致所至的感慨，隨風飄逝的思緒。若真要在曆史的廣闊背景下、在二十世紀的風雲變幻中，認真尋找凱恩斯和鄧小平的聯係，那就必須在他們兩人旁各加一人：凱恩斯那邊加上哈耶克（Hayek），鄧小平那邊加入毛澤東。
大約在毛澤東發動“文革”，並將鄧小平作為第二號“走資派”趕下台以前三十多年，歐洲經濟學界曾有過一場雖沒有“億萬群眾”參加，但內容卻對曆史產生深刻影響的辯論。這場辯論的主角，便是凱恩斯和哈耶克。雖然歐洲知識分子“溫良恭儉讓”，中國紅衛兵“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兩者關心的卻是同一個主題：即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究竟何去何從，誰勝誰負？毛澤東曾懷疑，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大多數老戰友，可能將中國領向資本主義。哈耶克也曾擔心，包括凱恩斯在內的大多數知識分子，可能將歐洲推向社會主義。毛澤東的懷疑激起“天子之怒”，於是“文革”禍起蕭牆，“伏屍百萬，流血千裏”（注2）。哈耶克的擔心激起書生報國，從此一篇《通向奴役之路》，“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凱恩斯並非社會主義者。他的出身、教養、經曆和性情，也使他難以成為社會主義者。但是，置身兩次大戰間的歐洲，目睹成千上萬的失業人群，凱恩斯不得不重新審視以自己老師馬歇爾（Alfred Marshall）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凱恩斯當時的心情，大概類似多年後站在“文革”廢墟上的鄧小平。“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凱恩斯得出一個和鄧小平方向恰好相反，但邏輯完全一致的結論：改弦易轍，另辟蹊徑，此其時也。八十年代的鄧小平，要在中國經濟中引進“市場”。而三十年代的凱恩斯，要在西方經濟中加入“計劃”。凱恩斯和鄧小平都是“修正主義者”。不同的是，鄧小平要“修正”社會主義，凱恩斯要“修正”資本主義（注3）。
凱恩斯的“修正主義”，在經濟學的、純技術的層麵上，主要是針對“失業”問題。凱恩斯認為，資本主義很難象古典經濟學預期的那樣，自動達到“充分就業”條件下的均衡。為了達到“充分就業”，政府必須運用各種手段，包括財政和金融手段，對經濟進行幹預。既要幹預，自然就離不開人為的“設計”和“計劃”。這種設計、計劃和幹預，就是今天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人們習以為常的政府的“反周期”措施。對凱恩斯的“修正主義”，哈耶克十分警惕。但是，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集中反映了哈耶克反社會主義思想的《通向奴役之路》中，卻很難在經濟學的、純技術的層麵上看出對凱恩斯的批評。例如，哈耶克反對“計劃”和“政府幹預”。但是，他並不籠統地反對兩者。相反，他說經濟學家是最喜歡計劃的人。他讚成政府對社會總體框架進行計劃和設計。從而使個人在這個框架下，能自由地計劃自己的經濟活動。哈耶克反對的，是那種集中全社會的資源和經濟活動，以某種特定方式達到特定目的的極權主義式的計劃經濟（注4）。從字麵上看，哈耶克和凱恩斯十分相似。凱恩斯在《通論》和其它文章中，都一再強調自己對西方自由主義製度的熱愛，明確反對國家占有生產資料。他要的“計劃”，是國家通過稅收和利率政策影響消費和投資傾向，為個人“追逐金錢”的遊戲設立規則和界限。用他自己的話說，他並不要拋棄“曼徹斯特”製度本身，而是要為這個製度創造一個更合理的環境（亦即框架），從而使個人的自由經濟活動能發揮其全部潛力（注5）。如果一切到此為止，如果凱恩斯與哈耶克在精神實質上和在字麵上一樣接近，那麽曆史將不會記載凱恩斯、哈耶克辯論了。凱恩斯和哈耶克辯論的實質，不在個別的用字遣詞或具體的策略上。他們真正的分歧，存在於他們觀念的總體傾向上。他們之間，與其說是經濟學爭論，不如說是哲學傾向上的分歧，是對歐洲政治形勢判斷上的分歧。
哈耶克生於奧地利的維也納，是經濟學奧地利學派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曾赴英國倫敦經濟學院任教，因為納粹德國吞並奧地利，遂決定留在英國，成為英國公民。哈耶克一生對英國文化情有獨鍾，尤其對以大衛 • 休謨（David Hume）和亞當 • 斯密（Adam Smith）為代表的蘇格蘭道德哲學推崇備至，而後者無疑是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石。或許距離產生美感，或許人對不曾擁有過的格外珍惜。和同時代英國知識分子相比，哈耶克對英國傳統自由主義，顯然懷有更多的眷念和執著。在哈耶克看來，從十八世紀開始近兩百年的歐洲曆史，就是英國文化自西向東傳播的曆史，是英國自由主義在歐洲大陸“西學東漸”的記錄。這種“西學東漸”，自英國、經法國、最終到達德國，一路凱旋。一八七0年它抵達其東征的邊界，登上輝煌的頂峰。但自那以後，風向不幸逆轉。一場以德國為中心，以黑格爾、馬克思哲學為動力，以集體主義、國家主義為基調的逆向運動，開始由東向西傳播，鋒芒最終直逼英倫（注6）。
第一次大戰後，哈耶克目睹左派在俄國，右派在德國和意大利先後建立極權主義政權。同時，社會主義運動在整個歐洲風起雲湧，社會主義思潮如日中天。不僅在歐洲大陸，甚至在自由主義發源地的英國，社會主義都成了上流知識分子沙龍裏的時髦話題。以凱恩斯為例，他經常涉足兩個社交圈：布盧姆斯伯裏（Bloomsbury）文化圈和以韋布（Sidney Webb）、蕭伯納（G. Bernard Shaw）等人為主的費邊社（Fabian Society）。前者，在哈耶克看來，是社會主義者的搖籃。後者，眾所周知，是社會主義的公開陣地。以凱恩斯的社會地位和學術聲望，其社交圈竟“赤化”如此，社會主義在英國的影響可見一斑。因此，哈耶克有理由相信，曆史正在證實他的假設：一股來自東方的集體主義狂飆，正在席卷歐洲，侵襲英國。哈耶克真正擔心的，不是俄國、德國和意大利的極權主義。那是既成事實。哈耶克真正擔心的是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大國，是否會走上俄、德、意的老路？英國是哈耶克昔日的精神家園，今天的衣食父母、安身立命之地。於公於私、於情於理，哈耶克都應挺身而出，捍衛心目中的自由資本主義聖地。但是，問題的關鍵是：俄國、德國和意大利的經驗，究竟能否在歐洲作普遍的演繹推理？或者，換句話說，在布盧姆斯伯裏文化圈和布爾什維克革命黨之間，在凱恩斯、蕭伯納和斯大林、希特勒之間，究竟有沒有本質的區別，他們之間有沒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
如果有鴻溝，可能首先來自凱恩斯的環境。凱恩斯出生於英國劍橋大學，父親是該校高層管理人員。青少年時代，凱恩斯先就讀於著名的伊頓（Eton）公學，後進入劍橋大學King’s College，師從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一代宗師馬歇爾。大學時期，凱恩斯活躍於劍橋最貴族化的Apostle社團，與圈內許多朋友一樣，思想深受劍橋大學哲學教授摩爾（G. E. Moore）的倫理哲學影響。大學畢業後，凱恩斯和許多同輩Apostle成員一起，成了位於倫敦北區的布盧姆斯伯裏文化圈的座上客。不久，凱恩斯甚至搬遷到該區居住，終日徜徉於藝術殿堂之上，周遊於文化名流之間，“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說，凱恩斯是標準的劍橋子弟，自幼便在英國文化的精英圈內長大。對凱恩斯來說，英國傳統的自由主義文化，不是一種刻意的追求，苦苦的修煉。相反，它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教養，耳濡目染的習慣。它不需要“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而是“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但是，凱恩斯的時代，卻又決定了他無法停留在先天繼承的自由主義傳統裏。
二十世紀初期，在國際上，英國“日不落帝國”的地位岌岌可危。在國內，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傳統資本主義的日薄西山、人心喪失，正可以從社會主義的蓬勃發展中得到反證。一九二五年，凱恩斯在劍橋發表的題為“我是自由主義者嗎”的演講，反映了他對當時英國社會矛盾的深刻觀察。凱恩斯認為，英國政壇正被兩股勢力操縱：右派的保守黨和左派的工黨。凱恩斯蔑視右派的智商，但同樣討厭左派的氣味。在凱恩斯看來，保守黨內的右翼是墨守陳規的死硬派。他們分不清為資本主義治病和布爾什維克之間的差別。凱恩斯同情他們對傳統資本主義的熱愛，如果時光倒流一百年，他也會加入這一行列。可惜，這種感情，今天無助於資本主義在當代的生存。工黨內的左翼，是唯恐天下不亂的災難派。不管他們的名字叫“雅各賓”還是“布爾什維克”，都是一丘之貉。他們一味要求推翻現存秩序，結果隻會導致災難。如果他們的目標是“社會正義”，凱恩斯樂觀其成；但如果他們的目標是“階級鬥爭”，凱恩斯則不敢恭維。右派的右翼和左派的左翼，分別是各自黨內的積極分子，他們為黨創造力量和激情。這是凱恩斯最擔心的一群人。而右派的左翼和左派的右翼，則分別是各自黨內的知識分子，他們為黨提供道德和智慧。凱恩斯更喜歡處於保守黨和工黨之間的自由黨，但他似乎料到自由黨前程渺茫。因此，在沒有更好選擇的情況下，右派（保守黨）的左翼和左派（工黨）的右翼，或許是退而求其次的政治選擇（注7）。
與這種政治格局對應，凱恩斯在另一篇文章中寫道，知識界同樣局麵混亂，方向迷失。他們分不清作為“目的”（生活方式）的資本主義，和作為“手段”（效率）的資本主義。在凱恩斯看來，作為“手段”的資本主義，如果管理得當，是迄今為止最有效率的製度。但是，作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卻不盡如人意，遠非理想的生活方式。因為，資本主義畢竟是以個人發財致富為核心內容，以金錢利潤為基本動力的製度。這種製度首先滿足的是人的低級欲望，所以往往市儈庸俗，麵目可憎。但是，知識界往往混淆作為“手段”的資本主義和作為“目的”的資本主義。以至那些真正討厭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人，攻擊的卻是資本主義的“效率”；而資本主義的忠實信徒，又拒絕甚至對資本主義“手段”的任何修正。他們視任何“修正”為整個拋棄資本主義的第一步。而事實上，這種“修正”恰恰是挽救資本主義的唯一良方（注8）。
凱恩斯的上述言論，發表在馬克思寫作《資本論》之後，哈耶克出版《通向奴役之路》之前。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無疑充滿了道德的憤怒。但馬克思落筆之處，卻處處突顯冷靜的分析，攻擊的目標恰恰是資本主義的“效率”：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馬克思主義所以能在二十世紀風靡世界，掀起驚天巨浪，關鍵之一便是這種義憤和分析的結合。正如熊皮特所指出：如果馬克思主義僅僅隻會“布道”，那它效果有限；如果馬克思主義僅僅隻是“分析”，那它的聽眾不會超過幾百。但是，如果用分析的術語進行布道，用觸動時代脈搏的布道進行分析，那它產生的將是無敵不摧無功不克的力量（注9）。哈耶克為資本主義的辯護，無疑受到資本主義“效率”的影響。因為，在哈耶克看來，市場充滿無限的不確定因素，個人知識無限渺小和分散。因此，自由價格體係是配置資源最有效的“計劃者”。任何其它“計劃者”，不管他的名字叫凱恩斯還是斯大林，都注定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注10）。但是，哈耶克從資本主義“效率”出發所作的辯護，卻在無意中神聖化了整個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以至他將任何對市場經濟的背離，任何對資本主義“手段”的修正，都看作是“大逆不道”，看作是拋棄整個資本主義的第一步，是“通向奴役”的不歸之路。所以，一方麵，凱恩斯在批判傳統自由主義經濟學時，並沒有忘記在他左邊的馬克思。凱恩斯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從馬克思手中拯救自由經濟。但另一方麵，凱恩斯也同樣沒有忘記在他右邊的潛在對手。早在哈耶克出版《通向奴役之路》前，凱恩斯似乎已經預先準備了對該書的回答。凱恩斯和哈耶克的分歧，集中表現在他們對歐洲政治形勢和資本主義前途的判斷上：哈耶克認為，一旦脫離傳統資本主義軌道，就會踏入一條無法回頭的“滑坡”，一直滑向極權主義。凱恩斯拒絕“滑坡”理論，相信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當時歐洲資本主義的具體情況要求：隻有變革資本主義，才能保證資本主義不變。
凱恩斯和哈耶克的辯論，作為兩種思潮的衝突幾乎貫穿於整個二十世紀。當然，加入這一思想交鋒的遠不止他們兩人。直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前，社會主義思潮在這場衝突中始終占上風。在凱恩斯生活的年代，不僅馬克思主義在歐洲具有重大影響，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者更是活躍於歐洲各國。在德國，有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的“進化的社會主義”。在法國，有走議會道路的饒勒斯（Jean Jaures）的社會主義。在英國，更有文豪名流發起的費邊社會主義。後者，是英國工黨崛起的基礎。社會主義在知識分子中的巨大影響，還有兩個突出例子：一個是法國文豪羅曼 • 羅蘭（Romain Rolland）於一九三一年發表的《向過去告別》（注11），另一個是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一九四九年發表的《為什麽走社會主義道路》（注12）。他們兩位，一位是《約翰 • 克利斯朵夫》的作者、有世界影響的文學家，一位是現代物理學、相對論的奠基者。他們有如此不同的個人背景，卻不約而同地讚成社會主義。可見，社會主義在歐美作為一種思潮，決不是少數人的陰謀，更不是逼上梁山式的造反。同時，也可見，資本主義作為一種製度，一定存在著某種缺陷，某些問題。在這五光十色的思想交鋒中，凱恩斯的立場接近於他所謂的“左派的右翼”，或“右派的左翼”。而哈耶克及其所屬的奧地利學派，卻以其道德勇氣，始終堅持著少數派的立場。凱恩斯和哈耶克的辯論，之所以能被視作二十世紀這場思想交鋒的集中體現，是因為他們的辯論直接影響了後來西方各國的發展道路。在這個以西方文化和資本主義經濟製度占統治地位的世界上，誰影響了西方，誰也就影響了世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分歧，與凱恩斯和哈耶克的辯論有了關係。
如果說凱恩斯和哈耶克的辯論，影響了整個二十世紀的世界曆史。那麽，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分歧，則影響了迄今為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然而，在中國，無論是“文革”造反，還是“全民經商”；無論是“又紅又專”，還是“白貓黑貓”；無論政治口號怎樣翻手為雲，複手為雨，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曆程，畢竟沒有超越世界上“兩種思潮”衝突這條主線。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有句時髦口號叫“與世界接軌”。聽似開天辟地，氣吞山河。其實，自從“鴉片戰爭” 後，洋人不請自來。所謂“軌”，想“脫”也脫不了。鄧小平所謂“與世界接軌”，不過是在原來的“軌”上，調個方向，朝資本主義跑去。所以，不管是毛澤東的“世界革命中心”，還是鄧小平的“世界加工工場”，其實都在同一條“軌”上，隻是所處的方向位置不同。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恩恩怨怨、幾起幾落，說是“宮廷權術”也好，稱作“主義之爭”也罷，看似翻江倒海，上天入地，其實從來沒有超越過凱恩斯和哈耶克辯論的理論框架。
所以，要講清鄧小平和凱恩斯的關係，必須在他們旁加入毛澤東和哈耶克。這樣，他們的關係就可以用下列數軸（或稱作“軌”也無妨）表示：
上圖雖然清楚地表明了毛澤東、鄧小平、凱恩斯、哈耶克四人，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世紀大衝突中，各人所處的位置。但是，該圖有兩個缺點：第一，這是靜態分析。它雖指明了毛、鄧、凱、哈的靜態位置，卻沒有動態地闡明他們在這場衝突中的作用。從圖中看不出他們推動時代朝哪個方向發展，他們對曆史有什麽影響。第二，該圖隻有定量分析，沒有定性分析。從圖中隻能看出毛、鄧、凱、哈在兩種製度間的傾向，以及這種傾向的程度。但看不出是什麽決定了這種傾向，看不出他們間本質的差別。
為了修正上述缺點，為了探索毛澤東、鄧小平、凱恩斯和哈耶克間更深層的關係，可以將上麵的數軸修改為以下的平麵坐標：
上述坐標的左右兩邊是動態分析，表明毛、鄧、凱、哈各自要將社會推向哪個方向。例如，鄧小平處在圖的右邊，但不能因此就肯定鄧小平是資本主義者。鄧小平的位置，隻是表明他將社會主義的中國推向右轉，推向資本主義。同樣，凱恩斯的位置，更不能理解為他是社會主義者，而隻能表示他將傳統資本主義向左拉，向社會主義方向推動。毛澤東和哈耶克的位置，則表明他倆對現狀都不滿，不過不滿的原因正好相反。毛澤東嫌社會主義的中國還不夠社會主義，而哈耶克嫌資本主義的歐洲還不夠資本主義。因此，毛澤東要中國更社會主義，哈耶克則要歐洲更資本主義。
上圖的上下兩部分，是定性分析，說明毛、鄧、凱、哈各自行為的哲學基礎。為此，引進兩個概念：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作為兩種對立哲學範疇來概括理論分歧，最突出的例子是當代政治學的國際關係理論。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現實主義將現實的“實力”看作國家行為的基礎。而理想主義卻希望在這種“實力”以外，尋找更高的境界。例如，希望通過超國家的“聯合國”來製約國家行為等等。現實主義的基礎是人性之“惡”，認為現實社會不“完善”，且不可能被“完善”。現實主義一般紮根於過去的經驗。理想主義相信人性可以改變，認為社會應該“進步”，且能夠“進步”。理想主義一般著眼於未來的藍圖。當然，理想主義不是不諳世事。理想主義者不是純情少女，天真無邪，沉湎幻想。同樣，現實主義也不是沒有理想。現實主義者不是販夫走卒，蠅頭小利，鼠目寸光。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是兩種不同的思想方法，兩種不同的哲學傾向（注13）。
毛澤東是理想主義者嗎？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毛澤東在中國“走下神壇”，行情一路看跌，聲譽一貶再貶。時至今日，稱毛澤東為理想主義者，似乎有背時宜。但是，當年那位從湖南農村走出來的少年，“獨立寒秋，橘子洲頭”，究竟憑什麽，“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毛澤東是詩人，就算不是開國君主，單論詩詞，也足以在文學史上“雁過留聲”。國共內戰前夕，他那篇公認的代表作“沁園春 • 雪”，曾轟動陪都重慶。一時間，輿論嘩然，群情激動，從黨國遺老到文人騷客，似乎都讀懂了毛澤東的帝王之心。中國曆代君主，馬上取天下，下馬治天下，講究的都是文韜武略。然而，“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毛澤東曆數各代君王，為什麽偏偏隻談“文韜”，不提“武略”？在那硝煙四起，戰火紛飛的年代，毛澤東為什麽偏偏將一代天驕“彎弓射大雕”，輕輕擱置一邊，而將全部批評集中在“文采風騷”上？曆代毛詞注釋者，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建國後，高層時有竊竊私語：“隱身勉留千載笑，著書還待十年閑”（注14）。意謂毛澤東不懂經濟，最好退居二線，著書立說。然而，毛澤東一聲“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懂經濟的陳雲召之即來，揮之則去。不喊“萬歲”的彭大將軍，廬山上下道戰書。毛澤東“應戰”，講“個把鍾頭”。言及“始作俑者，絕子滅孫”，朝中重臣，封疆大吏，無不動容（注15）。“橫刀立馬”的英雄，廬山一別，銷聲匿跡。“文革”初起，毛澤東寫張大字報，連標點符號二百二十五字，“劉鄧”司令部，盤根節錯，一朝傾覆。可以說，毛澤東主政時，江山未必“多嬌”，卻是“如此”牢靠。不是理想主義，無事生非，翻天覆地發動“文革”幹什麽？真有城頭易幟、江山改姓的危險，真有倉皇辭廟、揮淚宮娥的一天，是張春橋能夠勤王，還是王洪文可以護駕？
毛澤東禦醫李誌綏，根據親耳所聞，披露“雙百方針”和“文革”一脈相承，貫穿著同一條理想主義的紅線（注16）。“雙百方針”，毛澤東希望自下而上“放”出一批左派理想主義者，和他一起繼續將社會向左推進。孰料事與願違，“放”出了一批右派理想主義者。待看清“事情正在起變化”、“黑雲壓城城欲摧”時，為時已晚。不得已自食其言，轉而反“右”。文理不通的所謂“陽謀”，其實根本子虛烏有，是杜撰的詭計。為了證明“洞察先機”，強辭奪理，口不擇言，恰恰暴露出始料未及的無奈、被動應戰的狼狽和文過飾非的尷尬。九年後，心有不甘的毛澤東發動“文革”。這次，他要直接在學生、工人、農民中尋找知音。可惜，這次情況更糟。不僅沒有“放”出左派理想主義，連右派理想主義也蹤影全無。“放”出的全是販夫走卒式的“現實主義”者。在廉價的“忠誠”和震耳的“萬歲”聲中，拉幫結派，占山為王。一部“文革”史，“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但在毛澤東，這卻是一部 “高山流水覓知音”的曆史。從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直至陳永貴、吳桂賢、張鐵生，可謂“每下愈況”。“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是毛澤東一生心結。不是理想主義，高坐雲端，何苦向茫茫人間“尋尋覓覓”？不是理想主義，九五之尊，何至晚年“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不是理想主義，更不會在權力之巔，落得眾叛親離。以至於病榻之中，向鄧小平承認“三分錯誤”，被告訴“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彌留之際，向葉劍英托孤，殊不料對方早已磨刀霍霍，暗埋殺機。對政治家而言，理想主義不一定是褒義詞。理想主義的政治家，既能建立前無古人的功勳，也能鑄下後無來者的大錯。政治家而理想主義，世上本來不多。政治家而理想主義而又大權獨攬，更是少而又少。如果真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算一條。蘇聯東歐同樣共產黨執政，但畢竟沒有發明“大煉鋼鐵”、“文化革命”。毛澤東不是理想主義，中國最多多生幾個“衙內”，早出幾個“官倒”。卻不至於“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太平盛世，竟能餓殍遍地，乾坤顛倒（注17）。
如果講毛澤東是理想主義者，有背時宜。那麽，稱哈耶克為理想主義者，則幾近冒天下之大不韙。哈耶克是公認的保守主義者。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後，他更被奉為當今西方新保守主義（或稱作新古典自由主義）的精神領袖。雖然哈耶克本人並不喜歡保守主義這個稱呼，他寧願稱自己為傳統意義上的“輝格黨”（Whig）人。但是，無論是保守主義還是“輝格黨”人，信奉的都是以尊重傳統、尊重過去為特點的哲學。這樣一種“向後看”的哲學，又怎麽能歸入一般情況下“向前看”的理想主義範疇呢？或許，和毛澤東一樣，哈耶克也是一個異數。毛澤東起於草莽，在亂世英雄中能夠坐上第一把交椅，自然精於權術，工於心計。但是，毛澤東的政治手段、宮廷權術，都沒有妨礙他將“同學少年、書生意氣”時形成的理想，堅持到生命最後一刻。依此類推，在哈耶克保守主義的外衣低下，在他開口“傳統”，閉口“習俗”的表象背後，或許也能深藏著同樣執拗的理想主義傾向。
至少在一個問題上，哈耶克和毛澤東十分相像。雖然哈耶克“向後看”，毛澤東“向前看”，兩人貌似南轅北轍。但是兩人“看”問題的時間跨度，卻同樣遙遠。毛澤東“向前看”，不看則已，一看便是一萬年。如果說少年時代的毛澤東，還隻是“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裏”。那後來便是“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反修要反一萬年”； “一萬年後，地球上還有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鬥爭”等等。哈耶克不遑多讓，更勝一籌。向後一看，不是一萬年，而是幾百萬年。他的經濟哲學，不講則已，一講就要追本溯源，從生物進化、盤古開天地開始。然而，看問題目光“遙遠”，不管是“向前”還是“向後”，恰恰是理想主義的基本要素和重要特征之一。
哈耶克經濟哲學的基礎，是他所謂“擴大的秩序”（extended order）。在哈耶克看來，人類社會通過風俗、習慣、道德、語言、貨幣、契約、法律等等所體現的社會秩序，是經過長期自發（spontaneous）進化的結果。它既不是人類理性的產物，也不是人類本能的產物，而是介於兩者之間的某種東西。某種意義上，社會秩序可以說是“人為”或“理性”的，因為它不存在於人類的生物本能中；但是，另一種意義上，秩序又可以說是“自然”或“本能”的，因為它是自發的“無意識”的進化結果。同時，社會秩序不完全是理性的，因為理性無法創造和操縱“自然選擇”；秩序也不完全是本能的，因為“本能”在進化過程中，必須反過來通過學習和模仿，最終服從於秩序。
在秩序或文明的起源問題上，哈耶克有別於霍布斯（Thomas Hobbes）。他不認為在原始的自然狀態中，存在“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相反，他認為“利他”和“合作”存在於人的本能中。但是，單憑“利他”和“合作”，隻能產生“微觀”秩序，而不能產生“擴大的秩序”，從而無法使人擺脫自然狀態。在社會秩序和本能衝突的問題上，哈耶克不同意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他不認為秩序壓抑本能是人類的不幸，相反，他認為本能對秩序的適應和服從，是人類文明最可貴的成果，同時也是人獲得自由最可靠的保證。在秩序和理性的關係上，哈耶克反對幾乎所有主流地位的理性主義者。他認為理性不能指導道德和秩序的形成。相反，理性本身是形成秩序的那個“進化”過程的產物。在“進化”的問題上，雖然達爾文（Charles Darwin）有幸成為獲得哈耶克青睞的為數有限的幾位學者之一，但哈耶克並不同意社會達爾文主義。哈耶克認為社會達爾文主義混淆了生物進化和文化進化的差別。生物進化通過遺傳實現，而文化進化卻通過模仿學習實現。理性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在兩個相反的極端上誤解了文化進化。理性主義以為文化進化是理性行為，是人類“有意識”的發明和設計；社會達爾文主義以為文化進化無異於生物進化，完全排除了人類的“有意識”行為。而兩者恰恰都忽視了，文化進化實際上應該介於理性和本能之間（注18）。
上述的理論辨駁，在哈耶克思想中真正占中心地位的，是理性和秩序的關係。在這個問題上，哈耶克再一次表現出和毛澤東一樣的“反潮流”精神。哈耶克所處的時代，令他目睹了“科學主義” 和“理性主義”在社會科學領域的崛起。以法國哲學家孔德（Auguste Comte）為先驅的、企圖在社會研究領域複製自然科學方法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潮流，在二十世紀逐漸登上了社會科學主流的寶座，引起了包括行為主義革命（Behaviorist Revolution）在內的一連串研究方法的革新，在社會研究的各個領域引起了廣泛反響。早在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和後實證主義（Post-Positivism）流行以前，約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哈耶克就從另一個角度與這股“科學”思潮進行了抗爭。他當時寫的一連串文章，後來都集中發表在他的《科學的反革命》一書中（注19）。
“科學主義”思潮更深遠的背景，可以上溯至法國啟蒙運動中以笛卡爾（Rene Descartes）等人為代表的“理性主義”。哈耶科深刻地看到，現代西方自由主義的來源，其實可以一分為二。其源頭之一，是以大衛 • 休謨、亞當 • 斯密和亞當 •弗格森（Adam Ferguson）等人為代表的英國十七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因此可以被稱為英國式的自由主義。英國式自由主義尊重傳統，相信人類文明和社會秩序是自發的自然的進化過程，而不是人類理性設計的產物。英國式自由主義來自實踐，雖然有一套“原則”，但沒有“完備”的係統。自由主義的另一支源頭，來自以笛卡爾、狄德羅、羅梭（J. J. Rousseau）和伏爾泰（Voltaire）等人為代表的法國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法國式自由主義與其說是一套“原則”，不如說是一種精神“態度”。它從一開始就以反對國王和教會為目標，以清除人間一切“非理性”的現象和傳統為己任，希望人從一切不合理的製度下獲得解放，鼓吹曆史上一切“信仰” 和“偏見”，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上，為自己的“合理性”作出辯解。用斯賓諾莎（B. de Spinoza）的話講，“人除了服從理性，便有絕對自由”（注20）。這種哈耶克稱為“構造主義理性”（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的法國式自由主義， 假設理性能夠理解一切社會現象，發現一切社會“規則”。從而，人類可以按照這種被發現的“規則”，重建一個嶄新的社會（注21）。哈耶克認為，無論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還是凱恩斯的“政府幹預”，都是建立在這同一個對理性和秩序關係的誤解之上。
在理性和秩序的關係問題上，哈耶克明確地意識到自己的少數派地位。遲至他於一九八八年出版的《致命的狂妄：社會主義的謬誤》一書中，他還公開承認和二十世紀知識界的主流格格不入。所以哈耶克反對的，決不隻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也不隻是凱恩斯的“政府幹預”。他的批判鋒芒，上下五千年，縱橫八萬裏；筆鋒所至，橫掃千軍，傲視百家。上及柏拉圖（Plato）、亞裏士多德（Aristotle），中經托馬斯 • 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下至笛卡爾、羅梭、伏爾泰、孔德、邊沁（Bentham）、約翰 • 穆勒（John Mill）、黑格爾、馬克思、羅素（Russell）、凱恩斯、福科（Foucault），旁及文學家威爾斯（Wells）、福斯特（Forster），乃至物理學家麥克斯 • 波爾（Max Born）、阿爾伯特 • 愛因斯坦（注22）。一部西方文明史，諸多名家，數代風流，幾乎一網打盡。這裏，哈耶克和毛澤東又一次十分相像。哈耶克說，越有知識的人，越容易成為“理性主義”者。因此，在知識的階梯上，越向上看，哈耶克的知音越少，同情社會主義的人越多（注23）。哈耶克的觀點，幾乎接近另一種意義上的“知識越多越反動”。與此相仿，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階梯上，越向上看，願意與他一起“繼續革命”的人越少，有資本主義傾向的人越多。毛澤東發動“文革”，不是心血來潮，而是毛澤東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所謂“黨內資產階級”，是正宗的毛澤東思想的精髓。這樣，處在一條直線兩端的哈耶克和毛澤東，通過“反潮流”的弧線走到了一起。
哈耶克的哲學，本來和理想主義爭鋒相對。因為，理想主義要按照特定的模式人為地改造社會，哈耶克卻相信“無意識”的自發進化，兩者涇渭分明，冰炭相異。但是，當哈耶克將“無意識”的進化，如此“有意識”地、係統地表達後，並如此真誠地、執拗地奉為唯一真理時，他便陷入了一個“兩律背反”的困境：一方麵，哈耶克堅持文明是“無意識”自發進化的結果；但另一方麵，作為文明結果之一的哈耶克理論，卻是“有意識”的理性產物。一方麵，為了證明進化的“無意識”，哈耶克必須貶低理性；但另一方麵，為了堅持自己理論的正確，哈耶克又必須條分縷析、褒揚理性。一方麵，哈耶克斥責眾多優秀“理性”為“致命的狂妄”；但另一方麵，他又在無意中製造著另一種新的、可能同樣“致命的狂妄”。一方麵，哈耶克認為，人類個體的“理性行為”的總和，組成了集體的“無意識”進化；但另一方麵，哈耶克理論正確的前提，卻必須是他本人的個體“理性”，能夠理解和把握整個人類的集體“無意識”。一方麵，如果我們相信哈耶克理論，我們就必須相信整個文明的“無意識”性；但另一方麵，如果我們相信文明的“無意識”性，我們就要懷疑哈耶克理論的精確性。以至如果我們徹底相信進化的“自發”性，我們就難免感到哈耶克理論在曆史上無足輕重；如果我們徹底服膺哈耶克理論，我們就不能排除包括凱恩斯在內的一切“狂妄”，其實都是人類“自發”進化的組成部分。
哈耶克的困境，就像一個在討論信仰時，宣稱自己什麽都不信的人麵臨的難題。一個人如果聲明自己有信仰，不管他的信仰如何低級庸俗，他的聲明本身沒有自相矛盾。但是，一個宣稱自己什麽都不信的人，卻會立刻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因為，什麽都不信本身就是一種信仰。哈耶克的困境，又有點像牧師麵臨的難題。牧師是神職人員，但牧師又是凡人。作為神職人員，牧師宣揚“神”；但作為凡人，牧師又怎麽保證，通過他的“宣揚”，“神”性還能保持純真？同樣道理，如果牧師不代表“神”，那他就有可能在信口開河、誤導蒼生；但是，如果牧師宣稱代表“神”，那他又立刻涉嫌褻瀆神聖、大逆不道。哈耶克大概沒有接觸過東方哲學和宗教。否則，他會從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或莊子的“得魚忘筌，得意忘言”，或佛教禪宗的“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中，得到認識論上“有限”和“無限”矛盾的啟示。
正是基於同樣原因，哈耶克也誤讀了他的辯論對手凱恩斯的名言：“從長遠看，我們都死（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這句話，是凱恩斯名言中最具歧義，也最招人非議的話。凱恩斯的原話，是針對馬歇爾“從長遠看市場終會達到均衡”的觀點。凱恩斯認為，長遠的觀點無法指導當務之急，“從長遠看，我們都死”。經濟學家如果隻懂“長遠觀點”，無異於在風暴來臨時宣布：“風暴過後，海洋終會平靜”一樣，既簡單，又無用。哈耶克抓住這句話，認為這是凱恩斯從根本上背叛自由經濟的明證。哈耶克責怪凱恩斯沒有“係統地”、“長遠地”考慮問題。隻注重短期政治效應，醉心於輿論、選票和公眾需求，不顧短期“權宜之計”可能造成的長期危害（注24）。當代經濟史學家中，即使是凱恩斯主義者，也隻是從道德立場出發，為凱恩斯辯護。他們認為，在經濟危機期間，政府有道德責任采取權宜之計，幹預經濟。政府不能眼看人民受罪，袖手旁觀，消極地等待“均衡”到來。畢竟當“風暴”來臨時，“救人”比經濟學原理更重要。但他們都沒有看到，恰恰是凱恩斯這句話，表明他真正懂得英國式自由主義和人類“自發”進化的真諦。因為，一個真正相信“自發”進化的人，就不需要“長遠地”考慮問題。“從長遠看，我們都死”的真實含義是：作為“有限”的個人，“長遠地”考慮“無限”的問題，根本不可能，也毫無意義。
當哈耶克在一九四四年發表《通向奴役之路》時，凱恩斯曾評論說：“這是一本偉大的著作。在道德和哲學的層麵上，我同意其中每一個觀點”。凱恩斯這段廣為流傳的話，曾被不同地解讀。哈耶克本人認為，這表明凱恩斯向他的觀點讓步。但也有人認為，這隻是凱恩斯出於禮貌的客套（注25）。其實，兩種解讀都不對。凱恩斯既不是客套，他是由衷地讚成哈耶克自由主義的原則。但是，凱恩斯也不是向哈耶克讓步，他明確向哈耶克表示，“政府幹預”未必是“通向奴役之路”。關鍵是由“誰”來幹預，是“幹預者”有無良知和道德。凱恩斯終其一生，從來沒有象哈耶克那樣，滔滔不絕地將自由主義的原則發揮得淋漓盡致，完美無缺。正像哈耶克所指責的，凱恩斯注重權宜之計。但是，凱恩斯的權宜之計，是不放棄原則的權宜之計，是真正參悟了“自發”進化道理的權宜之計，是保守主義者伯克（Edmund Burke）式的權宜之計。也正像哈耶克所指責的，凱恩斯沒有“係統地”思考問題。但是，凱恩斯的沒有“係統”，正是秉承了英國自由主義“非係統”的傳統。惟其沒有貌似完美的“係統”，所以才不會“封閉”。惟其不“封閉”，所以才能與時俱進。惟其與時俱進，所以才有人類的“自發”進化。自由主義對凱恩斯來說，是藏之於胸的原則，與生俱來的秉性，穩坐心頭的佛祖。正是有了這種內在的修養，凱恩斯才能“隨心所欲而不逾矩”。要真正說明哈耶克和凱恩斯的關係，還是要回到東方哲學。在中國哲學史上，郭象是《莊子》一書的權威注釋者。但是，當郭象將莊子的寓言和隱喻加以理性的發揮和闡述後，《莊子》一書卻未見得更加生色。因為，後者雖然更加明晰，卻限製了前者無限的想象。這就是中國哲學史上所謂：“曾見郭象注莊子，識者雲，卻是莊子注郭象”（注26）。
為什麽哈耶克是理想主義者？因為哈耶克將英國自由主義的無限想象，關進了銅牆鐵壁的理論框架之中；將來自實踐的、開放的自由原則，變成了思辨的、排他的模式，並將這種模式定格在曆史的某一點上。哈耶克反對黑格爾，但他與黑格爾一樣自相矛盾。黑格爾相信事物內在的辯證發展，但他的曆史辯證法卻終結於普魯士王國。哈耶克講究“自發”進化，但他的進化卻終結於十九世紀的歐洲。或者，更確切地講，終結於一八七0年普法戰爭前的歐洲。哈耶克反對馬克思，但他和馬克思一樣，偏愛達爾文的進化論。哈耶克和馬克思都相信人類曆史存在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的進化，都希望自己在社會科學領域扮演達爾文的角色。所不同的是，在馬克思看來，他生活於其中的十九世紀上半葉，充滿人間苦難和階級壓迫。所以，馬克思和毛澤東一樣，不滿現實而寄希望於未來。但是，在哈耶克眼中，已成曆史的十九世紀上半葉，卻處處洋溢著道德的和諧和幾近完美的秩序。所以，哈耶克同樣不滿現實，而對那頁剛翻過去的曆史無比眷戀。如果說馬克思和毛澤東是麵向未來的左派理想主義者，那麽，哈耶克就是當之無愧的麵向過去的右派理想主義者。
稱凱恩斯和鄧小平為現實主義者，似毋庸贅言。他們兩位都是在社會現實的壓力下，另辟蹊徑的探索者。現實主義的行為動機，明白無誤，一覽無餘。雖然他們繼承的遺產如此不同，雖然他們推動社會發展的方向恰好相反，但他們身上卻有許多有趣的共同點。例如，鄧小平“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但這“老鼠”，卻事過境遷，因時而異。它可以是“發展就是硬道理”，也可以是“穩定壓倒一切”；它可以是“一個中心”，也可以是“四項原則”；它可以是“天安門廣場”的坦克，也可以是“南巡”途中的春風。凱恩斯提倡“政府幹預”，所謂“凱恩斯革命”或“凱恩斯時代”，都幾乎和擴大政府幹預是同義詞。但是，凱恩斯並不迷信“政府幹預”。一九四六年，在和哈耶克的最後一次會見中，凱恩斯曾向哈耶克當麵保證，一旦事過境遷，他有能力扭轉乾坤，迅速改變 “公眾輿論”（注27）。不幸，幾個月後，凱恩斯便與世長辭。沒有人知道，如果凱恩斯活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他會主張什麽。凱恩斯和鄧小平一樣，都是就事論事，因地製宜、與勢推移。所以，毛澤東批評鄧小平“白貓黑貓，不做思想工作”，哈耶克批評凱恩斯沒有“長遠觀點”，兩者批評的都是同一種實用主義的作風。有趣的是，與這種作風相聯係，鄧小平和凱恩斯都同樣以“多變”著名。鄧小平的“多變”，有民謠為證：“鄧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凱恩斯的“多變”，則幾乎為學界所公認。據說，哈耶克之所以拒絕和凱恩斯當麵辯論，原因之一就是凱恩斯論點“多變”（注28）。
在行文講話的風格上，鄧小平和凱恩斯也頗多共同之處。鄧小平從來沒有像毛澤東那樣，“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講話行文，言簡意賅，樸實無華。一次，女兒毛毛問鄧小平：“兩萬五千裏長征，你做了些什麽”？鄧小平回答三個字：“跟著走”。毛澤東筆下的“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隻等閑。”萬千思緒、滿懷豪情，到鄧小平嘴中，隻有三個字。兩人風格之異，可見一斑。與此相同，凱恩斯也從來沒有象哈耶克那樣，從古到今、上天入地，將自由主義的原則滔滔不絕地訴諸筆端。凱恩斯的不善行文，還時常為人詬病。有趣的是，凱恩斯和哈耶克的書名，也體現出不同風格。凱恩斯的書名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哈耶克的卻是《通向奴役之路》、《致命的狂妄》、《科學的反革命》等等。這些書名，傳神地概括了這兩位二十世紀最偉大經濟學家間的差別。凱恩斯和鄧小平一樣：就事論事，質樸平實。哈耶克和毛澤東相近：海闊天空，無限遐想。
凱恩斯和鄧小平最有趣的共同點，是他們看問題的時間跨度。前麵提到，哈耶克和毛澤東都“目光遙遠”，看問題以萬年甚至百萬年計。凱恩斯和鄧小平與他們相反。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聲色俱厲。必要時腥風血雨、兵戎相見，甚至押上自己“一世英名”，在所不惜。但是，鄧小平反“自由化”的時間，最長卻不過“二十年”。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中央要員為反“自由化”各執一詞，互不相讓。鄧小平最後親自出馬，一錘定音：“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鄧小平此言一出，右派失望，左派高興。十多年後，鄧力群回首往事，稱那次會議是參加過的中央會議中，爭論最激烈的一次。鄧小平的話，記憶猶新（注29）。但是，左派和右派，記住的都是反“自由化”，忘記的都是“二十年”。沒有人問一下，為什麽反“自由化”這樣的原則問題，鄧小平隻講“十年二十年”？為什麽毛澤東“反修”要反一萬年，而鄧小平反“自由化”，最多隻反二十年？以至二十年後的今天，居然沒有人提醒中國政府，根據鄧小平理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今年應是最後一年（注30）。
凱恩斯和鄧小平一樣“目光短淺”。這點，哈耶克似早有“定論”。在凱恩斯的文章中，目光最遙遠的大概要算那篇《我們孫輩可能擁有的經濟前景》，談論的是一百年後的事。在寫於一九三0年的這篇文章中，凱恩斯設想一百年後，西方發達國家的物質文明將發展到這樣一種程度，屆時人們基本衣食無憂。從而，人類將在曆史上第一次可能擺脫“經濟”的困擾，追求更高尚更有趣的生活目標（注31）。這個有點像馬克思筆下共產主義的“凱恩斯遐想”，距今已不到四分之一個世紀。西方發達國家是否已接近這種狀態，見仁見智。但是，凱恩斯的描述，透露了一個現實主義者心中“理想”的光芒。凱恩斯的“理想”，無疑受到摩爾倫理哲學的深刻影響。因為，在摩爾看來，世界上存在一種因“自身價值”而值得存在的東西（注32）。在凱恩斯心中，以“金錢”為動力的資本主義，並不是那種具備“自身價值”的生活方式。所以，凱恩斯的經濟哲學，總是透出某種超越資本主義的情操。但是，鄧小平的“二十年”也好，凱恩斯的“一百年”也罷，與毛澤東或哈耶克的“無限遐想”相比，總歸相去甚遠，體現了兩種根本不同的哲學態度。
雖然凱恩斯和鄧小平都是現實主義者，哈耶克和毛澤東都是理想主義者，但這種哲學歸屬並不是決定“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唯一標準。畢竟，凱恩斯和哈耶克同屬西方知識精英，毛澤東和鄧小平終為中國革命領袖。“知識”和“革命”南轅北轍，知識往往被用來建設現存文明，革命顧名思義就要推翻現存文明，兩者不可同日而語。但是，為什麽凱恩斯和哈耶克神遊知識王國，毛澤東和鄧小平卻要拚殺於革命戰場呢？要明白這一點，就必須在上述的靜態、動態、定量和定性分析外，再加上曆史的分析。隻有曆史分析才能綜合其它所有的分析，才能賦予其他分析以現實意義。這樣，前麵提到的平麵坐標，就必須被下麵這個想象中的三維空間的政治光譜所取代。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當凱恩斯的劍橋學派和哈耶克所在的倫敦經濟學院展開那場著名辯論時，毛澤東和鄧小平在幹什麽呢？毛澤東那時大概剛離開湖南農村，身無分文，心憂天下。麵對故國山河、列強欺侮，毛澤東曾在北大圖書館裏尋找真理，到街頭民眾中呼號救國。但是，縱然一腔熱血、心比天高，一介布衣的毛澤東，當時最容易聽到的，畢竟是俄國“十月革命”的炮聲。遠在天邊的凱恩斯和哈耶克，對他來說，遙不可及。鄧小平與毛澤東不同，是中共黨內的法國留學生。但是，鄧小平的“留法”，究竟“學”的是什麽？據鄧小平女兒毛毛記述，一九二0年，年僅十六歲的鄧小平赴法“勤工儉學”。但在法國，鄧小平“勤工”則有，“儉學”則無。學了五個月法語後，便與學校不辭而別，加入了打“散工”的人潮。在施奈德鋼鐵聯合工廠，鄧小平一做就是四年艱苦的軋鋼工人。至今法國檔案館，還存有工號為0七三九六的鄧小平打工紀錄。回首往事，鄧小平曾歎息：做工所得，難以糊口（注33）。可以想象，鄧小平當時處境，與七十三年後在他“南巡”鼓動下，湧進深圳、上海、北京的無數“外來妹”、“打工仔”相差無幾。一九二0年的鄧小平，雖然身在歐洲，但他和凱恩斯、哈耶克間的距離，不會小於今天美國洛杉磯中餐館裏“打工仔”和同一城市裏蘭德公司間的距離。毛澤東和鄧小平都天資過人，以他們的才華，難以久居人下。這樣，對毛澤東和鄧小平來說，“革命”就成了非常自然的選擇。
革命成功，馬上取天下後，毛澤東勤於讀書。但是，毛澤東過於沉湎於《資治通鑒》、《二十四史》。西方學術思想，雖時有涉獵，可惜除馬克思主義文獻外，隻到達爾文、赫胥黎（Huxley）為止。鄧小平和毛澤東不同，沒有讀書的習慣。高官厚祿後，如果“留法”生涯在身上還痕跡可尋的話，那就是在北京“養蜂夾道”打橋牌、途經巴黎“戴高樂”機場，買法式麵包的嗜好。中國“改革開放”後，鄧小平開始一言九鼎。那時的他，如果能在橋牌之餘、金庸武俠小說之外，讀點正經書的話，則國家幸甚、人民幸甚。可惜鄧小平有心救國，無意修身，眼光始終沒有超越“在內地再造幾個香港”的格局。
今天，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社會主義”就意味著毛澤東時代的生活。殊不知世界上本來有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隻是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中最激進的一種。而早年的毛澤東、鄧小平們接受的馬克思主義，又是通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傳到中國的列寧、斯大林式的馬克思主義。本來，我們應該在各種思潮間劃出一條條界線，區分帶有社會正義的凱恩斯主義、溫和的社會主義、“費邊”式的社會主義、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斯大林式的馬克思主義間的種種不同，擇其善者而從之。當凱恩斯和哈耶克辯論的時候，正是社會主義思潮在全世界風起雲湧之際。但是，作為世界被壓迫民族一員的毛澤東和鄧小平，由本身的社會地位和民族背景所決定，在社會思潮的世紀大衝突中，與諸多溫和、漸進、改良的社會主義失之交臂，在劫難逃地選擇了列寧、斯大林式的馬克思主義。而後者，恰恰是所有社會主義中最壞的一種社會主義（注34）。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後，社會主義思潮開始式微。在中國，毛澤東威望一落千丈，鄧小平決定“經濟改革”。在西方，受經濟“滯脹”影響，“凱恩斯主義”的統治地位遭到挑戰；相反，備受冷落幾十年的哈耶克，伴隨著裏根和撒切爾夫人保守主義革命的旋風，聲譽鵲起。如今回首，不能不感歎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和哈耶克影響的上升在時間上的巧合。雖然不能說鄧小平的改革受哈耶克直接影響。但是，無可爭辯的是，鄧小平的改革確實和西方保守主義革命同步崛起。從而，以哈耶克經濟哲學為代表的西方保守思潮，在客觀上為鄧小平的改革，提供了一個思想上的國際大環境；為“市場萬能論”在中國的興起，創造了必要的理論氛圍；為中國人民的集體潛意識從“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過渡到“隻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準備了及時的精神指南；並最終為中國從最左的社會主義，一步滑到最右的資本主義，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上世紀九十年代後，彌漫於中國知識界的所謂“餡餅做大，人人有份”的說教，就是經過大眾媒體消化後的哈耶克思想的殘羹冷飯。而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領大家共同富裕”的口號，雖然後半句因象“共產主義”般虛無縹緲，為人遺忘。但全句內容卻驚人地與“世界接軌”，是羅納德 • 裏根trickle-down economics的中國式翻版（注35）。所不同的是，裏根總統權力有限，雖然對外作風強硬，對內卻動輒掣肘。鄧小平剛好相反，對外“韜光養晦”，對內雷厲風行，說到做到。“政策”所至，三軍“保駕護航”。“八九風波”中，解放軍更在北京街頭打出威風，戰績舉世公認。至此，“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改革，積蓄了足夠的“政策力度”，從此躍馬揚鞭，如入無人之境。
如果說毛澤東、鄧小平早年接受的馬克思主義，並非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那麽，鄧小平晚年改革所受到的哈耶克影響，也並非哈耶克本人的影響。毛澤東、鄧小平早年接受的馬克思主義，是通過“十月革命”的炮聲傳到中國的列寧式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改革所接觸到的哈耶克思想，是通過裏根、撒切爾革命的政治鼓噪，並經過大眾媒體的消化改造後，轉展傳播到中國的庸俗化的哈耶克思想。不僅如此，晚年位居要津的鄧小平，不可能親自接觸西方經濟理論。改革年代，當鄧小平需要馬克思主義時，胡喬木、鄧力群可供差遣。但當鄧小平需要西方經濟理論時，他的周圍卻是一片空白，他急需一批新的“洋務派”知識精英。但是，由於曆史條件的製約，鄧小平需要的“新”的知識精英，卻隻能在“老”的革命隊伍中產生。正像前清王朝第一批企業家，隻能來自於王公大臣一樣。八十年代中期，筆者在杭州參加一次中外經濟研討會。那時我們剛剛開始“與世界接軌”，按國際會議貫例，與會者人手一份學者簡曆。西方學者，教育欄下幾乎清一色的博士，經曆則都為名校教授。反觀中方，排在頭一位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教育欄下赫然寫著：小學畢業。經曆則為：在東北參加土地改革。時隔多年，往事如煙。但這兩份簡曆，卻記憶如昨，曆曆在目。鄧小平的改革、鄧小平的市場經濟，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開始艱難的起步。如果說青年時代的鄧小平，由於曆史條件的製約，與諸多溫和的、改良的社會主義失之交臂。那麽，晚年的鄧小平，同樣由於曆史條件的製約，又與諸多溫和的、折衷的資本主義失之交臂，越過種種可供選擇的中間階段，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一步跌進了哈耶克式的資本主義。當然，跌進的是被修改得麵目全非的哈耶克式的資本主義。
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發源於英國。但是，自從亞當 • 斯密《國富論》問世後，世界上大概發生過三次自由主義經濟學向英國的“返銷”。每次“返銷”的“出口”地點，依次向東推移。第一次是法國人發明了“自由放任”（Laissez-faire）這個代表市場經濟的專用名詞。第二次是以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哈耶克等人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鼓吹原教旨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第三次是今天正在我們眼皮底下上演的曆史。它超出了歐洲的範圍，是以受中國文明影響的東亞“四小龍”為開端，以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為高潮所代表的亞洲“經濟奇跡”。今天在中國，資本主義的自由讓歐美諸國瞠乎其後。除了中國，“自由”的“資本”到哪裏去找這樣一片淨土：那裏沒有工會、沒有勞資糾紛、沒有合法的罷工遊行、沒有非法的超時工作；那裏既沒有替工人講話的左派議員，也沒有鼓吹環境保護的知識分子；那裏“市場”發達到教育已經“產業化”，“價格”敏感到醫院拒絕救死扶傷；那裏“誰與投資者過不去，政府就與誰過不去”。因而，礦工的生命可以“買斷”，打工妹的青春允許“包養”。如此優良的投資環境，難怪國際資本趨之若鶩，海內外淘金者前仆後繼。難怪有人淘金之餘，曲筆邀寵。煞費苦心，炮製傳記文學。書名大言不慚，叫作《他改變了中國》（注36）。
“六四”前不久，在“他”改變中國之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與哈耶克有著如同恩格斯和馬克思關係的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訪問中國。當時，弗裏德曼對中國經濟頗多微詞，在與趙紫陽會見時，頻頻指責中國市場化步伐太慢。但到二00二年，在為舊作《資本主義和自由》寫再版序言時，弗裏德曼一改初衷，稱讚中國“正在向正確的方向前進”（注37）。而同一時期，弗裏德曼對英美兩國政府卻遠沒有這麽客氣。一九九四年，也就是在裏根、布什三屆政府統治白宮十二年、撒切爾夫人掌權唐寧街十一年、英美兩國經受了保守主義革命洗禮後，在為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初版五十周年所作的導言中，弗裏德曼對英美兩國經濟政策嚴辭斥責。他指責裏根隻是減緩而沒有改變擴大政府的進程，布什幾乎和搞“偉大社會”的約翰遜總統一樣糟糕。他對美英兩國政府痛心疾首，直斥他們“說的是資本主義，幹的是社會主義”（注38）。弗裏德曼這裏指責的，既不是美國的民主黨，也不是英國的工黨。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英兩國最右的共和黨和保守黨政府。將弗裏德曼對美英右派政府的指責和對中國“改革”的讚揚兩相對照，就能掂出弗裏德曼“讚揚”的份量。就能知道中國政府必須作出怎樣的努力，中國必須發生什麽樣的巨變，“資本”在中國享受到了何等的“自由”，才能博得弗裏德曼如此喝彩。
自哈耶克於一九九二年去世後，當今經濟學家中，弗裏德曼無疑是哈耶克思想最權威的代言人（注39）。有了弗裏德曼“禦筆欽賜”的讚揚，“金口玉言”的喝彩，可見所謂中國“一步跌進哈耶克式的資本主義”，並非空穴來風。有了弗裏德曼對英美的批評，可見所謂資本在中國的自由讓“歐美諸國瞠乎其後”，亦非海外奇談。然而，中國的資本主義，又是麵目全非的哈耶克式的資本主義。因為，哈耶克雖然喜歡沒有工會、沒有最低工資的純潔的市場經濟，但他不曾發明“拖欠工資”的經營策略、“打白條”之類的信用手段；哈耶克雖然熱愛“價格”支配下的自由社會，但他從未鼓吹行賄索賄、賣官鬻爵這樣的商業活動，沒有創造情人秘書、攻“官”小姐這類自由職業；哈耶克或許不反對周正毅發起的上海二十一世紀“圈地運動”，但他卻會懷疑將控告周正毅的律師送進監獄的司法公正；哈耶克或許不會為拋家傍路，餐風宿露的離鄉民工，發出蕭伯納“在路邊他有流浪罪，離開路邊他有闖入罪”這樣費邊社會主義的不平呐喊（注40），但他萬萬不會想到，世界上有雇用黑社會對付勞工，出動正規軍保護走私的自由經濟。所以，哈耶克不能對今天中國所有的經濟現象負責。因為，今天的中國，不僅是“一步跌進哈耶克式的資本主義”，而且“跌進”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哈耶克式的資本主義（注41）。
在哈耶克出版《通向奴役之路》的同一年，既非馬克思主義者，亦非凱恩斯主義者的經濟史學家卡爾 • 波拉尼（Karl Polanyi）出版了他的名著《大轉變》。在這本研究資本主義曆史的專著中，有一句驚世駭俗且又經常被某些人遺忘的名言：“自由放任是計劃的，計劃卻不是計劃的”（Laissez-faire was planned; planning was not）（注42）。波拉尼在書中以大量曆史事實說明，所謂“自由放任”的經濟製度本身，恰恰是政府幹預的結果。其中不僅有人為的計劃和設計，更充滿了政治的壓迫和暴力。波拉尼的論點，不僅曾被英國“羊吃人”的“圈地運動”所證實。而且，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又被上海周正毅式的 “房地產開發”所證實。所以，世界上本來不存在純粹的市場經濟，不存在脫離“計劃”的自由放任。“計劃”離不開人，“自由放任”同樣離不開人。凱恩斯在和哈耶克辯論時有一個重要論點：修正資本主義，引進“計劃”手段，不一定走向極權社會。關鍵是由誰來“修正”，由誰來“計劃”。凱恩斯的論點，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在中國改革的實踐中，可以被顛倒過來使用：修正社會主義，搞活市場經濟，不一定走向理想社會。關鍵是由誰來搞市場經濟，有誰來自由放任。正像計劃不一定是“奴役之路”，不一定通向地獄一樣，市場也不一定是自由之路，不一定通向天堂。
二十世紀上半葉，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在歐亞大陸不少國家中陸續登上曆史舞台。與此同時，凱恩斯主義也在西歐北美諸國，相繼登上資本主義的曆史舞台。今天，或許有人說，二十世紀兩股主要社會思潮的衝突，是馬克思的集體主義和哈耶克的自由主義間的鬥爭。其實，馬克思和哈耶克之間的思想衝突，充其量不過是發生在書齋裏學究間的衝突，是處在兩個極端的兩種思辨模式間形而上學的衝突。真正在曆史舞台上對峙的，不是馬克思和哈耶克，而是列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和凱恩斯的資本主義。真正每日每刻在人類靈魂和良知裏決定選票的，不是《資本論》和《通向奴役之路》，而是列寧、斯大林的“階級鬥爭”加“全麵專政”和凱恩斯主義影響下的福利國家加大眾民主。二十世紀末，隨著中國的改革和“蘇東”的崩潰，列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和凱恩斯的資本主義間的鬥爭基本劃上句號。列寧、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在地球上基本消失，而凱恩斯主義依然活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生活中。在凱恩斯主義實行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任何不懷偏見的人，都不會說歐美發達國家是極權主義社會。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曆史已經證明，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是危言聳聽的神話。
當然，弗裏德曼不會同意上述觀點。弗裏德曼至少在理論上前後一致。所以，“冷戰”結束，他不曾像“終結曆史”的福山（Fukuyama）那樣喜形於色。相反，他在九十年代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政策照“批”不誤。弗裏德曼曾經說過，香港是比美國更好的資本主義。近年來，如果中國不是共產黨執政，他也許會說中國是比美國更好的資本主義。但是，如果他真的這樣說，這正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中國正在接近哈耶克式的資本主義。馬克思曾經預言，社會主義會首先在歐洲工業發達國家實現。然而，首先實現社會主義的卻是經濟落後的俄國和中國。同樣，哈耶克式的純粹資本主義，今天也沒有在歐美發達國家實現。為此，弗裏德曼寄希望於香港，寄希望於中國，寄希望於鄧小平的“在內地再造幾個香港”。半個多世紀前，懷著“沒有人剝削人，沒有人壓迫人”的社會主義理想，毛澤東在中國領導了一場窮人反對富人的革命。結果，在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裏，馬克思主義的理想、“環球同熱”的和諧世界、“鶯歌燕舞”的良辰美景，一天都沒有實現。二十多年前，懷著“提高效率”，“發展就是硬道理”的堅強決心，鄧小平在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近十多年來，通過種種聽說過的和沒有聽說過的“製度創新”，中國的改革實際上變成了一場富人反對窮人的革命。結果，“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領大家共同富裕”的理想，日漸遙遠。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具有中國特色的哈耶克式的資本主義，不是“和諧社會”，更不是可持續的發展。二十世紀的中國，在列寧“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曾進行過一場馬克思理想主義的社會實驗。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不要僅僅因為對上世紀那場實驗的反思、失望和厭惡，就矯枉過正地掉進另一場相反的理想主義的社會實驗。而矯枉過正，不管是“窮人反對富人”，還是“富人反對窮人”，恰恰是世界上任何革命的通病。今天的中國，若要避免任何形式、任何借口的革命，就要避免這種“矯枉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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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凱恩斯的有關思想，最好地概括在下麵這段文字中。在我看來，這是凱恩斯經濟哲學思想的精髓。我上篇文章中所謂凱恩斯的“兩層意思”，主要也是據此而來。在此不避冗長，全文抄錄如下：
“For my own part, I believe that there is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justification for significant inequalities of incomes and wealth, but not for such large disparities as exist to-day. There are valuable human activities which require the motive of money-making and the environment of private wealth-ownership for their full fruition. Moreover, dangerous human proclivities can be canalized into comparatively harmless channels by the existence of opportunities for money-making and private wealth, which, if they cannot be satisfied in this way, may find their outlet in cruelty, the reckless pursuit of personal power and authority, and other forms of self-aggrandizement. It is better that a man should tyrannize over his bank balance than over his fellow-citizens; and whilst the former is sometimes denounced as being but a means to the latter, sometimes at least it is an alternative. But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the stimulation of these activities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se proclivities that the game should be played for such high stakes as at present. Much lower stakes will serve the purpose equally well, as soon as the players are accustomed to them. The task of transmuting human nature must not be confused with the task of managing it. Though in the ideal commonwealth men may have been taught or inspired or bred to take no interest in the stakes, it may still be wise and prudent statesmanship to allow the game to be played, subject to rules and limitations, so long as the average man, or even a significant section of the community, is in fact strongly addicted to the money-making passion”. (Keynes, John. M.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p. 374).
（2）見《戰國策 • 魏策》“唐雎不辱使命”：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嚐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嚐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裏”。
（3）據說，中國某著名學者對中國頻繁發生的“礦難”的回答是：“誰讓你們不幸生在中國”？ 如果凱恩斯和這位中國學者一樣，當年也對英國失業者說：“誰讓你們不幸生在英國”？那麽，整個二十世紀曆史可能要全部改寫，資本主義可能真的會被社會主義埋葬。而這位學者，極有可能需要換一副嘴臉，排在工人階級隊伍前列，振臂高呼“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凱恩斯出身英國上流社會，為什麽反而比中國黨員學者更有“平民情結”？可能，有人會說，這是真正“貴族”和暴發戶的區別。但是，更有可能，這是中國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建立的逆向淘汰機製所產生的必然結果。四九年以來，中國經曆了多少次公開的和隱秘的、多少次稱為“運動”的（如“反右”）和不稱為“運動”的（如“教育產業化”）運動。每次運動，都是一次劣勝優敗的逆向篩選。多少次運動，便是多少次“黃鍾毀棄，瓦釜雷鳴”。這種“逆向”機製所產生的人性扭曲和道德淪喪，後果難以估量。而那位著名學者，或許正是這種機製下“適者生存”的“精英”。近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造成的自然環境破壞，雖然怵目驚心，但畢竟有目共睹，能被明確記載。然而，幾十年來中國“逆向淘汰”機製造成的人文環境破壞、釋放的社會“精神汙染”，卻用何種儀器方能測量？莫非，冥冥中鬼使神差，那位著名學者脫口而出的無恥，競既是中國人文環境“汙染”的體現，又是其精確的測量、忠實的紀錄？
（4）Hayek, F. A. 1944.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40.
（5）Keynes, John. M.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pp. 378-379.
（6）Hayek, F. A. 1944.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25.
（7）Keynes, John M. 1963. “Am I a Liberal?” In Essays in Persuas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鄧小平在“改革”初期，大概麵臨過與凱恩斯同樣的困境：黨內外的左翼是墨守成規的死硬派，他們分不清為社會主義治病和推翻共產黨的區別。黨內外的右翼是唯恐天下不亂的災難派，不管他們的口號是“全盤西化”，還是“自由民主”，都是要一夜間徹底改變現成秩序。而一夜間改變秩序，不管是從“左”麵改變還是從“右”麵改變，都會導致革命。而革命，往往導致災難。
（8）Keynes, John M. 1963. “The End of Laissez-Faire”. In Essays in Persuas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凱恩斯有關“手段”和“目的”的區分，無疑受到摩爾倫理哲學的影響。凱恩斯那輩經濟學家，往往有很好的哲學修養。和實證主義流行後，隻會做統計模型的經濟學家不可同日而語。參見 Robert Skidelsky “Keynes and the Ethics of Capitalism”.
（9）Schumpeter, Joseph A.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p. 6.
（10）Parsons, Wayne. 2003. “Politics and Markets: Keynes and his Critic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羅曼 • 羅蘭， “向過去告別”。載羅大岡編《認識羅曼 • 羅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羅曼 • 羅蘭像歐洲許多自由知識分子一樣，心靈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強烈震撼。這位在這一時期撰寫了“超乎戰亂之上”和“精神獨立宣言”的作者，在“向過去告別”的結尾處這樣寫道：“我不是一位活動家，而是一位思想家，所以我認為自己的責任在於努力保持歐洲思想的純潔、明確、公正、自由，不從屬於任何黨派。一九一七年三月，列寧想讓我跟他一起回俄國，我據絕了”。然而，一九一九年羅曼 • 羅蘭的思想進一步轉變，他繼續寫道：“一方麵，我仍然希望以自由、明智、勇敢的個人主義為基礎，建立起一個沒有國界的國際主義思想堡壘。另一方麵，指南針指著北方，歐洲的先鋒和蘇聯的英雄革命者所奔向的目標是：重建人類社會和道德！”這些話，今天讀來恍如隔世。但是，這在當時的歐洲並不罕見。凱恩斯在一九二五年的“簡評俄國”一文中，就在道德層麵上持有類似觀點。隻是作為經濟學家，他始終懷疑蘇聯經濟製度的有效性。然而，不管怎樣，幸虧當年羅曼 • 羅蘭“覺醒”晚了。他要是真跟列寧去了俄國，下場大概就會像活到一九四九年以後的魯迅。四九年後，曾有人當著眾多知識分子的麵問毛澤東，如果魯迅活到今天會怎麽樣？毛澤東略加思索，平靜答道：“要麽在牢裏還要寫；要麽識大體，從此不講話。”毛澤東回答得如此坦誠，不像“陽謀”。毛澤東的回答，其實是一種警告。為什麽要“警告”？因為在這種場合，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種挑戰。麵對挑戰，毛澤東的反擊言簡意賅。為了保持帝皇的威嚴，康熙、乾隆大概都會如此作答。但是，如果羅曼 • 羅蘭不幸身臨其境，那麽，創作《約翰 • 克利斯朵夫》的偉大心靈，感到的就不僅是痛苦，而是窒息了。
（12）Einstein, Albert. 1949. “Why Socialism?” In Ideas and Opinions. New York: Wings Books. 愛因斯坦在文章中用過的“為使用生產，而非為利潤生產”(production for use, not production for profit)，遭到哈耶克的反複嘲笑。
（13）國際關係理論中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爭論的經典文章，可看E. H. Carr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出版的“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14）這兩句最初在李銳的文章中讀到，好像田家英對他說，中共高層流傳這兩句話。現在網上流傳，好像這兩句語出田家英。不詳，待考。
（15）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58-159頁，及第384頁。這是一本有關廬山會議第一手資料的書，彌足珍貴。
（16）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85-190頁，及第195頁。
（17）當然，毛澤東作為政治家，不可能沒有現實主義的一麵。兩者的關係，拙文“六四槍聲中的政治改革”曾有說及。
（18）Hayek, F. A. 1988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1-28.
（19）Hayek, F. A. 1979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Hayek, F. A. 1982 “Liberalism”. In 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and Henley. pp. 119-151.
（21）Ronald Hamowy. 1999. “F. A. Hayek, On the Occasion of the Centenary of His Birth”. In Cato Journal, Vol. 19, No. 2
（22）Hayek, F. A. 1988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48-65.
（23）Hayek, F. A. 1988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53.
（24）Parsons, Wayne. 2003. “Politics and Markets: Keynes and his Critic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及Hayek, F. A. 1988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57.
（25）Rothbard, Murray. 1992. “Keynes, the Man”. In “Dissent on Keynes: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Keynesian Economics. New York: Praeger. Pp 171-198.
（26）此語出自《大慧普覺禪師語錄》。轉引自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頁。
（27）Rothbard, Murray. 1992. “Keynes, the Man”. In “Dissent on Keynes: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Keynesian Economics. New York: Praeger. Pp 171-198.
（28）另一個笑話是：凡兩個經濟學家見麵，必有三種不同的觀點。其中，起碼有兩種觀點是凱恩斯的。見Robert Skidelsky “Keynes and the Ethics of Capitalism”.
（29）鄧力群，《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香港大風出版社，2006年版。第407-408頁。在那段著名的“反自由化”講話中，鄧小平還說：“自由化都是資產階級的，沒有無產階級的自由化”。筆者曆來認為，這是鄧小平的杜撰。上無馬克思主義傳承，下違人民群眾實踐。縱然將“自由、平等、民主、博愛”統統歸於資產階級，也不能證明無產階級沒有“自由化”。比如，隨地吐痰、亂穿馬路，這種西方少見、中國泛濫成災的自由，不是“無產階級自由化”嗎？既將“自由”階級化，且把“民主、博愛”分給資產階級，總該為無產階級留點什麽。二十年後，《鄧力群自述》在香港出版，終於進一步戳穿了鄧小平的杜撰，將“無產階級自由化”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今年中國政論界，其實有兩篇文章該寫。一篇叫《鄧小平教導我們：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到2006年為止》，另一篇題為《讀“鄧力群自述”有感：誰說無產階級沒有自由化？》
（30）說“反自由化到今年為止”，不能說牽強附會。在忠實傳達“領袖”意圖上，至少不比當年陳毅引用的毛主席語錄，“陳毅是位好同誌”差。後者，畢竟隻是毛澤東的私下談話。前者，卻是鄧小平在中央全會上的公開發言。
（31）Keynes, John M. 1963.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 In Essays in Persuas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32）Moore, G. E. 2004. Principia Ethica.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p.iv.
（33）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台北地球出版社，1993年版。第60-66頁。
（34）楊小凱提出區分壞的和好的資本主義。這是正確的。但是，他沒有區分壞的和好的民主，更沒有區分壞的和好的社會主義。就是在區分資本主義時，他也隻將南美式的資本主義歸入壞的資本主義。他沒有看到，“市場萬能論”也能導致壞的資本主義。
（35）所謂trickle-down economics，在美國幾乎和裏根經濟學或供應學派是同義語。指給富人減稅，最終窮人也會受益。此派的基礎，是那條據說誕生在一張餐巾紙上的拉弗曲線（Laffer Curve）。
（36）見庫恩著《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上海譯文出版社二00五年版。
（37）Friedman, Milton. 2002.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ix.
（38）Friedman, Milton. 1994. “Introduction to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In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xvi-xvii.
（39）本文寫作過程中，弗裏得曼於二00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去世。享年九十四歲。
（40）Shaw, George Bernard. 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 New York: Dolphin Books. P. 22.
（41）當然，中國還有諸多政府管製的經濟領域，同樣不符合哈耶克思想。但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42）Polanyi, Karl. 2001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p. 147.
(陳翰聖完稿於2006年12月15日)
原來您是導報的人，當年那可是有影響。
贗品，拷貝形式，但是沒有內在的精神。
曆史不是現行的勻速的發展，是跳躍的，間斷的和進一大退十小的躍進河滾回的周期組合。不同的眼光和時光尺度適合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民族和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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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最有意思的。
其實哈耶克也好，斯密也好，談經濟的時候，都是談有正常公民情操，公民意識的公民社會的經濟。這些人有基本的道德觀念和自由的宗教信仰，在此基礎上建立的經濟體，隻是為了生活更好而努力工作，創造財富。物質生活不具有終極的人生價值。
而不是那種把物質積累當成人生成功的標記，把對方當敵人（敵我矛盾），把物質積累當終極目標，當宗教的社會。
就像足球運動，其“表層的目的“是進球，但是”隱含的基礎“是，大家是在一起運動的，為了生活更美好，兩個隊是有共識的，不是敵我的。所以我們有時候看見德國隊看見對方球員受傷時，他們會把足球提出場外，以便給別人休息調整的機會。這時，那隱含的基礎就起作用了。
如果換成一些大媽在旁邊鼓噪，僅僅為了進球，各種無賴手段都可以使用。這樣足球失去了娛樂身心的目的了，人就變成沒有欣賞能力的踢球機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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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義，腐蝕了中國人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