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冷暖，世態炎涼 （之三）

人情冷暖，世態炎涼

（之三）

 

徐家禎

 

(三)安珍幹娘

 

         到紐約大約一周左右吧，我忽然想到離開上海前八幹娘給我的安珍 幹娘的電話和地址，於是，一個晚上，在小舅家吃完晚飯，我就用他的電 話給安珍幹娘撥了一個電話。我做了自我介紹以後，安珍幹娘很高興地請 我有空去她家。安珍幹娘家住在 Brooklyn，小舅家住在 Queens。雖然有地 鐵可以到達，但我查了紐約地鐵地圖，發現要在中央地鐵站換一輛車，才 能到，很遠。這次，我決定不要麻煩小舅開車送我去了，因為我在紐約住 了一周，怎麽坐地鐵，基本上已經摸熟。

          反正我那時還沒有開始找洗碗工，學校也還沒有開學，我白天有大 把時間可以打發。於是找了一個不是周末的日子，吃了早午飯，就從我住 的 Elmhurst 出發，坐七號線到中央地鐵站。問了幾個人，才找到開往我要 去的 Brooklyn 的地鐵線。我從起點站，一直坐到終點站，足足坐了大約一 小時。坐到後來，車上隻有下車的乘客，沒有上車的乘客了。最後，我坐 的車廂裏除了我以外，隻有一位黑人男乘客。我開始有點擔心起來，因為 小舅警告過我:當心地鐵上黑人搶錢!幸好最後地鐵開到終點站，並沒有發生什麽意外事故。我按照安珍幹娘給我的地址，對著地圖找到了安珍幹 娘的家。

          安珍幹娘住在一棟紐約最普通的紅磚三層樓聯排房子裏。好像他們 一家占住了整棟房子，所以我想，他們一定不是租住在那裏的。我與安珍 幹娘雖然從未見過麵，但是好像一見如故，大家都已經很了解的樣子。

            安珍幹娘開了門，就把我領到二樓的會客室兼飯廳去坐。會客室裏 有一對小沙發，我們就坐在沙發上談話。安珍幹娘介紹我認識她的丈夫張 先生，我應該叫他姑父。張先生是位老華僑，廣東人，隻會說廣東話和英 語，不懂普通話，所以，我就無法與他交流。他就坐在飯桌旁的椅子上看 我和安珍幹娘交談。

          我們當然就從我與安珍幹娘的關係談起。原來我的高祖父茂順公與 安珍幹娘的曾祖父茂源公是親兄弟。他們倆一起從紹興到杭州來做絲綢生 意，於是發了家。後來，兩兄弟分了家，我曾祖父就成了工業資本家，安 珍幹娘他們一房就投資杭州的房地產和商店，成了商業資本家。論資排輩 起來，她與我父親是堂兄妹，長我一輩。雖然我門一房後來與他們一房來 往越來越少起來，但是直至“文革”之前，凡是有重大的婚喪喜事或者是祖 先的陰壽、忌日之類的紀念日，我們這個“大大家庭”的成員還是會聚在一 起的。比如，1938 年和 1939 年，我們一房剛遷居上海，就借哪一個會社， 聚過會，還留下兩張有幾十人的集體照。“文革”之中，我們家那兩張照片 被毀掉了，幸虧八幹娘神通廣大，不知道從哪個親眷那裏弄來一個副本，

          於是複製了幾份，分送給我們各房每房一套。這張照片上，我父母都隻有 二十多歲。安珍幹娘還沒有出國，也應該在照片裏麵。我似乎記得，出國 時，八幹娘讓我帶了一份副本，送給安珍幹娘，於是，那天，我們就從識 辨照片上的人物談起。大陸變色之後，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我們這個 “大大家庭”也有過幾次聚會。記得每逢我父親那房輪值(也就是我父親與 我三叔祖和二叔祖這三房，每年輪流一次，負責供奉我們三房共同祖先的 生忌紀念日。每逢紀念日一到，輪值的那房就要供祖、請客，招待親朋好 友)，我們就要忙亂好一陣子。那時我們家客廳很大，可以擺四個圓桌麵， 後間還可以放兩、三桌，所以往往每次要請幾十位親朋好友來參加。這樣 的輪值活動，大概到五七年三叔祖戴上“右派帽子”就停止了。一直到“文革” 結束，我父親才借為他祖父母和父母做陰壽的理由，借玉佛寺做了三天法 事，還請了幾十位親朋好友來參加。這可能是我們這個“大大家庭”的最後 一次聚會了。當然，四九年後的一切聚會，安珍幹娘已經去了美國，是不 會再參加的了。

          前朝後代的事情談得差不多了，安珍幹娘就開始問我們大陸人這三 十年來的生活。我隻能大致跟她說了一說。她拿出一盤炸好的蝦片來招待 我，還問我:“這個你們在上海大概沒有見過吧?”我聽了笑了出來，說: “這個上海也有，我們叫龍蝦片。”可見，那時中國大陸與海外有多隔膜。

          安珍幹娘告訴我，她有兩個孩子:大的是兒子，正在念西點軍校; 小的是女兒，現在正在念 NYU(紐約大學)，等一會就要回來了。正說著， 我表妹就回家了。安珍幹娘給我們相互介紹了一下。我表妹比我年輕好幾 歲，不會說普通話;會不會說廣東話，我也不清楚。我聽見她跟她父母說的是英語。那時，我英語口語很差，所以，無法直接跟她多談。否則，我 倒會趁機問問她在美國上大學的情況。

          還沒到晚飯時間，安珍幹娘就已經預先吩咐我留下吃晚飯。過了一 會，她就去廚房弄飯菜去了。吃完晚飯，天還很亮，但我想到來時地鐵上 的情景，覺得還是早點回家為妙，於是就告辭了。安珍幹娘問我有沒有零 錢，買地鐵票用。我說:“我有，我有。”但她還是從抽屜裏摸出一大把硬 幣來給我，還要我的表妹送我上地鐵。臨走，她還說:以後要是有事，可 以找她;有需要，住在她家也可以，他們有空房間。我聽了，真的感到親 情的溫暖，眼裏感到一陣熱氣，連忙回頭就與表妹走了。

          安珍幹娘住的地區看上去好像並不安全，因為我等地鐵的站台上有 一個賣報紙、雜誌、糖果、零食的小店，那時正要關門打烊。我隻見裏麵 出來一個白人男子，手裏拿了一根鐵棍子，先在小店前後左右兜了一圈， 然後上好店鋪四周的鐵門板，再用大鎖把門板鎖好，這才離開。我問我表 妹，那人在做什麽?她說:“防止有壞人躲在店後麵，等他走了去搶東 西。”

          地鐵很快就到了，終點站上車的人不多，我一路坐到中央地鐵站再 換七號線回家。在車上，我想，雖然安珍幹娘說，如有需要，我可以住到 她那裏去，但是小舅是我的擔保人，我不按他的安排，他一定會不高興。 再說，安珍幹娘住的地區我也實在不很喜歡，於是我還是繼續在我的地下 室住了一年之久。但是，安珍幹娘家，我倒後來的確住過一次。

          離開安珍家之後，我還是跟安珍幹娘有聯係。等我到夏威夷去念研 究院後，我還是跟安珍幹娘保持通信往來。八二年底，我拿到了澳大利亞 阿德萊德大學的工作 offer。離開美國前，我的同學兼學生 Jack 邀請我去 他弗羅裏達州的家過聖誕，然後計劃坐 Greyhound Bus 北上紐約，在紐約 住幾天。(注 3)那時，我小舅又一次跟我失去了聯係。(注 4)我到了紐約， 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他，但是花了一天功夫，還是一無所得。幸虧，那時我 已經事先告訴安珍幹娘我的計劃，她熱情地邀請我和 Jack 住她家，說可以 住樓下他兒子的房間。我答應了。這就是我與安珍幹娘的第二次見麵，也 是最後一次見麵。

          記得離開安珍幹娘家那天早上，我和 Jack 坐地鐵去 Manhattan。那 天地鐵很擠，我與 Jack 沒有找到一起的座位，我就在他對麵找了一個座位 坐下。車行不久，就上來一個衣衫襤褸而且看上去有點神經不正常的黑人 男子。他在車廂中一邊擠來擠去，一邊伸出一隻手向坐著的乘客討錢，另 一隻手則放在身後。我見別人都沒有給他錢，等他走到我身前時，我也就 沒給。等下車時，Jack 對我說:“我真為你擔心呢!”我問他為什麽，他說， 他看見那個黑人放在背後的手上拿著一把刀!可見，安珍幹娘的住處治安 真的很有問題。

          後來我到了澳洲，還跟安珍幹娘通過幾次信。她告訴我女兒大學畢 業，結婚了，還寄來結婚照片給我看。她也告訴我，他們的兒子畢業了， 派到東德的美軍基地去當軍官了。後來，安珍幹娘的信裏就告訴我姑父去 世的消息。以後，安珍幹娘的信就寫得越來越簡短，越來越潦草了。最後，我收到我表妹的一封英文長信，報告我安珍幹娘得癌症去世的噩耗。現在， 安珍幹娘離開我已經二、三十年了，但是她在我最需要親情和溫情的時候， 給我伸出了一隻溫暖的手，這是我永生不會忘記的。

          在紐約住了幾周，我就找到了洗碗工;學校也開學了。於是我就認 識了從世界各地去紐約的同學，尤其是跟我一樣從大陸去紐約的同學們， 於是我的孤獨感就漸漸減輕、減弱了。

          當然，我在紐約遇到的並非個個都是跟朱小姐、郭先生和安珍幹娘 那麽熱情肯幫助我的人。所以，俗話才會說“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呢!

            記得我到紐約不久，在我給上海父母的信中，我多次流露出在紐約 走投無路、前途茫茫的感覺。我的父母很焦急，就想方設法幫我找關係。 記得有一次，父親在信中告訴我與他以前一起考國民政府文官考試時認識 的一個朋友的聯係電話。我現在已經忘記他的姓名了。

          國民政府時期，要想擔任政府的職位，都必須通過各種不同考試。 比如，如果要想擔任文官職務，那麽，就要通過政府的文官考試。文官考 試又分普通和高級兩種。司法官、外交官、行政官的考試又各有不同，十 分複雜。我父親就是大學法科畢業以後，參加高等司法官考試，合格之後 才當上檢察官的。他的這位朋友好像考的是外交官考試，所以，他考試合 格以後就被外派到美國，當時，我父親在信中告訴我:那位朋友正在聯合 國裏任職。其實，那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進入聯合國，台灣已經退出聯合國。那位朋友可能是作為老的工作人員留任的吧，我不清楚。我拿到 那位朋友的電話號碼，當然很高興，想，至少也是多了一根“救命稻草”， 以後說不定有用。於是，揀了一個周末，我不上班的時間，用街上的公用 電話給父親的那位朋友家裏打了一個電話。撥通電話之後，我自我介紹了 一下，當然也介紹了我的父親是誰。他一聽就記得我父親。但是，他問了 我幾句我怎麽來紐約的，現在在紐約做什麽之類的問題之後，就沒有什麽 話可說了。他既沒有問我的住址和別的聯係方式，也沒有請我去他家裏進 一步談談的意思，於是我就隻好結束我們的對話，掛斷了電話。以後，當 然也不會再有任何來往。

          我父親的這位朋友當時在聯合國擔任什麽職務，他的家庭情況怎麽 樣，我都一無所知。所以，我不能無故責備他的冷淡、無情。誰知道他是 不是跟我小舅一樣，把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人都看作是“匪徒”，所以害怕搭 上哪怕一丁點的關係呢?但是不管怎樣，他與朱小姐、郭先生和安珍幹娘 態度上的冷熱和炎涼之別，還是一眼就能分辨出來的。 （未完待續）

 

注 3:可讀我的〈懷念老友方琳一家〉(之四):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5789/202601/6591.html

注 4:可讀我與先母合著的《山居雜憶》中〈我的弟弟宜官〉一章。(長江文藝出版社 或花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