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樹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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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續憶》
第十八章
回憶就我所知的
上海音像器材變遷曆史沿革
(1950-1980)
(下)
徐家禎
回憶上海音像器材演變之曆史沿革的第三條線索，就是電視機。前麵談 的收音機、電唱機和錄音機，都算“音響”;“電視”，則算“音像”了。
根據“百度百科”，世界第一台電視機麵世於 1924 年，由英國的電子工程 師約翰·貝爾德發明。到 1928 年，美國的 RCA 電視台率先播出第一套電視片 《Felix The Cat》，從此，電視機開始改變了人類的生活、信息傳播和思維方式。 但是，我想，電視真正進入普通百姓家，一定也要到三、四十年代吧。我問過 澳大利亞人，他們家裏什麽時候有電視機，大部分人都說 50 年代，可見，在澳 大利亞，電視的真正普及也要晚到 50 年代。
也是根據“百度百科”，中國第一台電視機，是 1958 年 3 月由天津研製成 功的，用的是蘇聯的元件和中國的電子管，但是很可能並沒有大量生產上市。 而中國的第一個電視台，卻是同年 5 月 1 日在北京試播成功的北京電視台。該 台正式開始播出節目，卻要晚到同年 9 月 2 日。當時，這個電視台就叫“北京電 視台”，後來改為中央電視台。
上海有電視台，隻比北京晚了幾星期，是 1958 年 10 月 1 日正式開播的。 同年 7 月 24 日，上海廣播器材廠研製成功中國第一代、上海第一台“上海”牌 101 型 17 英寸電子管黑白電視機。
我記得，上海電視台剛開始播放的時候，每天隻有晚上幾個小時的節目。 平時打開電視機，隻能收到供調試的圖案而已。當然，因為一開始電視機不對 外供應，所以一般家庭也並不擁有電視機。
我記得那時住在我隔壁的三叔祖徐禮耕先生家，比我們先有一台十七寸 的上海牌黑白電視機。為什麽呢?那就要談談當時中國一般的市場供應規律了。
因為物資貧乏，所以，僅有的一點物資，尤其是緊張物資，隻能用限製 供應數量和限製供應對象這兩個辦法來控製。限製供應數量，就是發票證，憑 票供應;限製供應對象，就是隻有某種人才能購買，大眾無權過問。比如電視 機，當時就是要某級幹部，或是高級知識份子、統戰對象之類的人士才能購買。 我三叔祖徐禮耕先生是資產階級頭麵人物，當過浙江省政協委員、“民建”(民主黨派之一)委員，本來是算在可以購買電視機的範圍之內的。但是，五七年 時，成了《解放日報》頭版批判過的大右派了，政協、“民建” 都把他開除出去， 所以，當時什麽頭銜都沒有了。那麽，為什麽他能購買呢?原來因為他的女婿 也是上海資產階級的頭麵人物，還算是全國“青年資本家”的代表，而且“反右” 時並沒有被套上“右派”帽子，所以可以有資格優先購買電視機。於是他就幫嶽 父、我的三叔祖買了一台。我記得我們去他家看過國慶十周年的遊行之類的節 目，所以，一定五九年就有那台電視機了。
我父親那時不但不是“頭麵人物”，而且已經成了“曆史反革命”，當然無 法買到新電視。幸虧，那時還有寄售商店，隻要有錢，還能買到二手的。說到 這裏，我就想就“寄售商店”這個話題囉嗦幾句。
上海的寄售商店，是我從記憶起就有的，即使“文革”時也還存在。現在 還有沒有，我就不得而知了。寄售商店做什麽用的呢?我想，主要有三個功用: 第一，急需用錢的人可以把自己暫時不用的東西賣出去變現錢;第二，需要買 較便宜的舊貨的、或者想買到市場上已經沒有新貨的器具的 (比如，英美製造 的電器)人，可以去寄售商店“淘”;第三，國家可以通過寄售商店這一渠道， 把一部分想放到市場上去的東西放出去，比如，把海關沒收的貨物拿到寄售商 店去出賣。
上海的寄售商店大大小小，可能有上百家吧。但是所謂“高級”的、“正規” 的，卻不多。大多在南京路和淮海路上，或者這兩條路附近。所謂“高級”的， 就是指賣的貨物不是一般的舊貨，而是質量好、難以尋覓到的物品，比如，成 色很新、質量很好的英美電器，包括:冰箱、電扇、照相機、手表、小型電影 攝影機、家用電影放映機、皮大衣，等等等等，應有盡有。常跑寄售商店“淘” 舊貨的，基本上就是青年和中年的所謂“老克拉”(上海話:海派的、崇洋的、 懂得享受的人。一般指男性者居多)。我父母對任何舊貨都沒有興趣，所以很 少去。但我二房的一位叔叔，就很喜歡逛寄售商店，也真買到過一些好貨。後 來，買不到的新貨，隻能在寄售商店買到，於是我也成了“淘”舊貨的“小克拉” (當時隻有 20 歲上下，當然不能稱“老”)的一員了。
記得那時最大的寄售商店，就是前文說過的淮海路重慶南路口那家“國營 上海舊貨商店”了。麵積有幾百平方公尺吧，連家具都賣。其次，就是陝西南路 淮海路口的“永豐”，前文已經說過數次。再有，就是南京東路近外灘那段路上， 有好幾家很大的，可惜店名忘記了。我記得，這幾家大的寄售商店所售商品， 好像有不成文的分工:比如，“永豐”，好像以售音像、音響器材為主;南京東路那幾家，以售照相器材和手表為主;還有以出售舊服裝為主的。但是，分工 並不嚴格，在賣很多照相機的店裏，可能會看到一些很好的進口手表。所以， “淘”舊貨就會越“淘”越有興味。這不但因為可以買到便宜貨或稀有貨，而且常 常還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就像很多人現在喜歡“淘”唱片、“淘”CD、“淘”舊書 一樣。
我在“永豐”買的雜牌電視機跟這架差不多
我家的第一台電視機，就是我從“永豐”“淘”來的。記得大概是五九年末 或者六 0 年初吧。那時，既然電視機不能進口，而國產的又剛剛生產出來，怎 麽可能在寄售商店看到有舊電視機出賣呢?所以，當我看到“永豐”店堂裏竟然 放著一台 19 寸舊電視機的時候，真的有點吃驚。價格已經忘記，肯定售價不菲， 500-800 元之間吧。“物以稀為貴”嘛!
這台電視機上有沒有牌子也已忘記，好像是有的。但是，成色不新，做 工也不精致。不過，當時市麵上沒有新的電視機公開出售，別的二手電視機也 沒有看見過，要買就隻此一架，最後還是買了回來。
記得那時我外婆又在上海探訪我們，於是也有機會看到這架電視機。我 外婆出生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從點油燈、坐轎子、用丫鬟的時代開始，一直 看到汽車、飛機、電視機、錄音機的電器時代，也算很有福氣了!
那台電視買來以後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看沈陽歌劇院演出的歌劇 《茶花女》，女高音歌唱家是張權。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實況轉播的歌劇。至 於出國前在上海唯一一次現場看過的歌劇，則還要晚幾年，大概是六四年吧。 那次是上海歌劇院演出的《蝴蝶夫人》，主角是林明珍，現在七十多歲，住在 澳大利亞。我還記得那次看《蝴蝶夫人》，見到當時的上海市長曹荻秋也去了， 前呼後擁被人陪同著走進劇場。過了一、二年，再見曹市長，他就已經成了“走 資派”，在台上公開被群眾批鬥了!真是“滄海桑田”，瞬息即變呀!
因為那時在上海，幾乎沒有什麽家庭有電視機，連單位也沒有，於是常 會有親友來看。記得播《茶花女》那次，我的老同學夏君就來了。他至今還記 得那次與我外婆一次看歌劇的事。
這台電視機看了不久，奇怪的情況發生了:電視開了一小時左右，熒光 屏上的圖像就開始縮小，漸漸縮到隻有二分之一大小。怎麽調也調不好。於是， 我們請專修無線電的一位師傅來看看。他用電表量來量去，最後說:這台電視 機不是原裝的，是用不同材料拚成的。變壓器功率太小，不匹配，用了一小時 就開始發熱，於是影響圖像的顯示了。原來如此!我們買的竟是別人自裝的或 者拚湊起來的電視機!
那麽，怎麽解決呢?又要靠我“文科愛因斯坦”來想辦法了!我想，既然 圖像縮小是因變壓器發熱造成的，那麽不讓它發熱，不就行了?於是，我搬來 一台本來家裏就有的舊 GE 電風扇，打開電視機後就不停地對著機身後麵的變 壓器扇。果然，圖像穩定了!
早期上海牌 17 寸黑白電視機
這台要用風扇服侍的電視機，我們大概用了一、兩年。六十年代初，“上 海牌”17 寸黑白電視機正式公開上市了，我們就買了一台新的。那台舊的，就送 人了。
那台新電視，我們一直用到抄家被“紅衛兵”抄走。雖然電視機也是可用 來“學習時事政治的”，但是，那時有電視機的家庭實在太少了，所以，電視機 不能跟收音機一樣，作為“學習政治”的工具來處理。我們即使敢於同“紅衛兵” 爭辯說要留下電視機“學習時事政治”，我相信，一定也沒有人會聽信我們的。
不過我倒真的記得這台電視機起過重大的“學習時事政治”作用。大概就 在六十年代初，中蘇關係十分緊張的時候，有一次，陳毅外長竟然開起電視記 者招待會來。這在中國曆史上，可能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我工作的學校要我們 大家設法收看。那時我們學校有沒有電視，我已經忘記了。反正全校隻有我家 有電視，這是全校皆知的。於是，我們教研組組長就來問我:我們組能不能去 我家看。我當然一口答應。於是當晚，我組十七、八位老師就全部到我家來看 這次轉播。這台電視機，平時就是放在二樓後間一間房間裏的。此屋平時沒有 人住。我外婆每來上海，就住這一間，所以我們習慣地叫它“外婆房間”。外婆 不來，就隻放我的唱片櫃和我父親的三、四隻大玻璃書櫥。那天，我們在房間 中間放了四、五排椅子，“外婆房間”儼然變成“家庭影院”了!
七十年代九寸黑白電視機
“文革”開始，本來有電視機的家庭，電視機幾乎全部被抄了。大約七十 年代初吧，上海電視機廠(?)生產出一種 9 寸的黑白電視機，售價不貴，大 約也要一百多元吧。我們那時已經變成“一窮二白”的“無產階級”了，當然是買 不起的，所以根本沒有過問過怎麽買的事。我知道上海有的人受衝擊程度沒有 我們那麽重，還有經濟能力可以買，就去買來了。因為有電視機的人家實在太 少，所以，往往哪家有一台 9 寸電視機，一到晚上，左鄰右舍、男女老少就都 去哪家看電視了。有時，電視節目精彩，大方的人家還會把電視搬到弄堂裏， 放在高凳上，夏天，全弄堂的人都出來邊乘涼邊看電視，像放露天小電影一樣。 不過，我想，站在後麵的人大概最多隻能聽到聲音而已。
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中美上海公約簽署之後不久，七三年，費城交響樂團 由奧曼迪指揮帶領訪問中國，在北京演出，最後一個交響樂曲好像是貝多芬的 第五交響樂。江青也作妖作怪、滿臉喜氣地出席了音樂會。這是 49 年後首次西 方樂隊訪問中國，而且還有中美關係改善的重大曆史意義。於是，在西方文化 被批得體無完膚、臭不可聞的“文革”中期，竟然會電視轉播整場音樂會。真是 全市轟動、全國轟動了!我不知道全國那天有多少人在看電視。我隻聽見，第 二天連裏弄裏不識字的老太太都在高談“貝多芬”!正是“滿村聽說蔡中郎”呀!
在我 80 年初離國以前，我還記得看過電視轉播的小澤征爾帶領波士頓交 響樂團的演出，安德魯·戴維斯帶領多倫多交響樂團的演出和斯特恩訪華演出的 莫紮特第三小提琴協奏曲。
大約在 79 年前後，與日本盒式錄音機出現在市場上賣的時候差不多吧， 日本電視機也開始在市場上出售了。最早出售的是 Hitachi 牌 24 寸彩色電視機。 這是我第一次看見的日本進口彩電。據夏君回憶，售價是 2900 元一台。他說， 這對他來說是一個“天文數字”，(他月薪的 50 多倍!)所以記住了。
但是，大概因為電視機進口數量不多吧;也可能電視機比錄音機更有實 用價值，所以買電視機的人總要比買錄音機的人多得多;或者那時正在“落實政 策”，口袋裏有大把現款的人多得很，總而言之，當時在市場上，日貨彩電是大 大供不應求的。要憑票供應，要開後門，要通宵排隊 ...... 成了上海灘上第一緊 張物品。
我就曾去淮海路常熟路附近、當時一家賣收音機的商店排過通宵。那是 因為前一天有朋友來通知說:“明天上午這家店有電視機要賣!”於是我與弟弟 兩人輪班從晚上六、七點一直排到早上八點商店開門。那晚跟我們一起排隊的大概總有五、六十人吧。最後商店開門了，說:“沒有貨!”於是白排了一晚的 隊!後來我們那架 Hitachi 彩電是一位親戚從單位分到了票不買，讓給我們的。
七十年代末 Hitachi24 寸彩色電視機
這台電視就是我在國內收看的最後一台電視，因為買來不到半年，我就 出國了。
我知道的上世紀中葉上海音響器材演變情況就是這些。希望我的這些破 碎回憶，能引起讀者的興趣，從而引出更多、更有意思的故事來! (注)
2012 年 3 月 20 日
於澳大利亞新紅葉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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